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一批杰出的法国知识分子使得“存在主义”一词大行其道。这个词被用来命名一种新的趋向，不仅是哲学的趋向，而且也是戏剧与小说的趋向。作为他本人创作的戏剧的理论家，萨特以他一贯的善于用词的本领，针对“性格戏剧”，提出一种“处境戏剧”。他在一九四六年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探索对人类经验来说最具共性的所有处境”，也就是能照明人类境遇的主要方面的处境。

有谁没有在某一天问过自己：假如我出生在别处，出生在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代，那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包含着最普遍的人类幻觉之一，这一幻觉使我们把自己生活的处境视为仅仅是一个背景，是一个偶然的、可以替换的环境，而我们独立而恒久的“自我”可以穿越其间。啊，能想象过着别的生活，过着十多种不同的生活，是多么美妙啊！可别再做梦了！我们所有人都被绝望地钉在了我们出生的日期与地点上。在我们生活的具体而惟一的处境之外，是无法想象我们的自我的。我们的自我只有在这一处境中，通过这一处境，才能被理解：假如没有两个陌生人在某天早晨来找他，告诉他，他被指控了，约瑟夫·K就会是与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人完全不同的人。

萨特的人格光芒，以及他作为哲学家和作家的双重地位，也使得一种想法变得理直气壮，认为在二十世纪戏剧与小说中出现的对存在进行关注的倾向是来自哲学的影响。这又是一个无法根除的错误，是错误中的错误，认为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单向的，认为那些“叙述专家”，一旦必须有些想法，就只能向那些“思想专家”借取。然而，小说艺术悄悄地从它对心理的着迷（对性格的审视）转向对存在的分析（对照明人类境遇主要方面的处境的分析）这一现象出现于存在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之前二十或三十年；而且，它并非从哲学家那里获得了灵感，而是由于小说艺术本身的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