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夫在他对《包法利夫人》的批评中这样写道：“我对他的书的指责就是，过于缺乏善。”他诘问，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能够通过一个善良的场景来抚慰读者，让读者感到轻松？”接下来，他向年轻的作家指出了应当走的道路：“我在法国中部一个外省的僻壤之地，遇上过一个还相当年轻的女人。她智力超群，心中充满激情，又感到无聊：已婚，却尚未成母亲，无小孩需要抚养，需要她的爱，那么她是如何来安排精神与灵魂的过剩的呢？（……）她开始成为一个积极行善之人（……）。她教人识字，教村民的孩子们道德文化，而且这些村民往往相互间住得非常远。（……）在外省与乡村中有着如此的灵魂存在：为什么不也去表现他们呢？那样就能振奋人，抚慰人，而我们对人类的看法只会因之变得更为全面。”（是我强调了这些关键词。）

我很想对这番不禁让我想起以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教的道德教育进行讥讽。但是，假如撇开回忆不谈，说到底，当时法国最有威望的批评家要求一位年轻的作家通过一个“善良的场景”，去“振奋”和“抚慰”读者，就那么不妥吗？那些读者跟我们大家一样，不也需要一些同情和鼓励？况且，乔治·桑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在一封信中，也向福楼拜说了大致同样的话：为什么他要隐藏起对自己人物的“感情”？为什么他不在小说中表达“个人见解”？为什么他要带给读者“悲哀”，而她，乔治·桑，则更喜欢“抚慰”他们？她很友好地告诫福楼拜：“艺术并非仅仅是批评和嘲笑。”

福楼拜在回信中说，他从未想过要批评或嘲笑。他写小说不是为了将他的评判告知读者。他所注重的，完全是别的事情：“我总是努力进入事物的灵魂……”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这种分歧的真正原由，并非福楼拜的性格（他是善的还是恶的，冷酷的还是同情人的？）,而是小说是什么的问题。

在好几个世纪里，绘画与音乐都是为教会服务的，这并未使它们失去它们的美。但是，要让小说为一种权威服务，不管它多么的高贵，对一位真正的小说家来说，却是不可能的。想要通过一部小说去歌颂一个国家，甚至一支军队，会是多么无意义的事！相反，弗拉迪米尔·霍兰受到那些一九四五年解放了他祖国的士兵感人事迹的感染，写下了《红军战士》，这是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诗篇。我也可以想象一幅弗兰斯·哈尔斯的美妙画作，表现一个在乡村“积极行善”的妇女，身旁围着一群小孩，她教他们“道德文化”。但只有一个非常可笑的小说家才会以这样一位善良的妇女作为主人公，通过她的例子，来“振奋”读者的精神。因为永远不能忘记一点：各类艺术并非相同；每一类艺术都通过不同的门径通向世界。在这些门径当中，有一扇门是专门留给小说的。

我说，是专门留给小说的，因为小说对我来说并非一种“文学体裁”，一棵大树上众多枝丫中的一枝。如果不承认小说有着它自己的缪斯，如果不把它视为一种独特的艺术，一种独立的艺术，那就会对小说一无所知。小说有着它自己的起源（处于一个只属于它的时刻），有着它自己的历史，期间节律性地出现一些只有它才拥有的时期（在戏剧文学演变中如此重要的从诗句向散文的过渡在小说的演变中无任何类似的现象；这两种艺术的历史是不同步的）；它有着自己的道德（赫尔曼·布洛赫说过：小说惟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不去发现一点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说是不道德的；所以，“进入事物的灵魂”跟展示一个好的榜样是两种完全不同、不可协调的意向）；它与作者的“自我”有着特殊的关系（为了能够听到隐秘的、几乎听不到的“事物的灵魂”的声音，小说家跟诗人与音乐家不同，必须知道如何让自己灵魂的呼声保持缄默）；它还有着它特有的创作时段（在一位小说家的生活中，创作一部小说占据了整整一段时期，小说家在完成工作后，跟小说创作之前已非同一个人）；它能超越它的民族语言向世界开放（自从欧洲诗歌在节奏之外又加上押韵之后，就无法再将一种语言中的诗歌之美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相反，对一部以散文撰写的作品进行忠实的翻译固然是困难的，却是可能的；在小说的世界，并没有国家的界限；以拉伯雷为师的伟大小说家几乎都是通过他作品的译本而读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