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我离开了我的国家，来到法国。我惊讶地发现，我成了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事实上，对法国人来说，我的国家属于欧洲东部。我急切地到处向人解释我们处境的真正令人愤慨之处：由于失去了民族主权，我们不光被划归给了另外一个国家，而且还被划归给了另外一个世界，东欧的世界。这一世界扎根于古老的拜占庭历史，具有它自己的历史问题，它自己的建筑风貌，它自己的宗教（东正教），它的字母表（西里尔字母，源于希腊文字），还有它自己的共产主义体制（没有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俄国人统治的中欧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如何，它跟我们经历过的共产主义不会是一样的）。

渐渐地，我发现，我来自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远方国度”。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政治非常重要，但地理概念都极差：他们只看到我们“共产主义化”了，而非被“划归”了。况且，捷克人一直以来难道不是跟俄罗斯人一样，都属于“斯拉夫世界”？我向他们解释，虽然存在着斯拉夫民族的语言统一性，但并不存在任何斯拉夫文化，任何斯拉夫世界：捷克人的历史，正如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或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一样（当然，也跟完全不是斯拉夫人的匈牙利人的历史一样），是纯西方的：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日耳曼世界的紧密接触；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跟遥远的俄罗斯根本没有关系，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只有波兰与俄罗斯直接相邻，但这种相邻更像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关于一个“斯拉夫世界”的想法依然是世界历史学中根深蒂固的俗套。我打开权威的七星书库版《世界历史》：在《斯拉夫世界》一章中，捷克伟大的神学家扬·胡斯被彻底跟英国人威克利夫分开（其实他是威克利夫的弟子），也被跟德国人路德分开（而路德视之为先驱和导师）。他在康斯坦茨被火刑处死之后，不得不跟伊凡大帝一起去享受一种可悲的不朽，其实他跟伊凡大帝是连一句话都不想说的。

个人经历最有发言权：七十年代末，我收到了一位著名斯拉夫专家为我的一部小说写的序言的手稿。序言中，他将我不断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宁、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以及俄国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比（当然，这种比较其实是在吹捧我，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有恶意）。我害怕了，阻止了序言的发表。并非我对这些伟大的俄国人有什么反感，相反，我敬仰他们，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后来一直都能想起这篇文字给我带来的奇异的焦虑感：被放置到一个并非属于我的环境中，我就感到像是被流放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