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这个城市的名字已成为向希特勒投降的标志。但我们应当更具体一点：一九三八年秋，在慕尼黑，四个大国，德、意、法、英，共同协商了一个小国的命运，它们甚至否定了这个小国的发言权。在旁边一个小房间里，两名捷克外交官等了整整一个晚上，到早晨，才有人将他们带过长长的过道，引至一个大厅。在那里，疲倦而不耐烦的张伯伦和达拉第打着哈欠，向他们宣告了死亡判决书。

“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远方国度（a far away country of which we know little）。”这一著名用语是张伯伦用来为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它是准确的。在欧洲，一边是大国，一边是小国；一边是坐在协商大厅内的民族，一边是整夜在候见厅中等待的民族。

区分小民族与大民族的，并非它们居民人口在数量上的多寡，而是更为深刻的东西：小民族的存在，对于它们自己来说，并非一件顺理成章、确定的事情，而总是一个问题，一种赌博，一种风险；面对大写的历史，它们总是处于自我防卫的姿态，因为这一历史力量超越着它们，根本不把它们放在眼里，甚至都看不见它们。（贡布罗维奇写过，“只有直面大写的历史，我们才可以直面当今的历史。”）

波兰人口跟西班牙人口一样多。但是，西班牙是一个传统的强大民族，在它的存在过程中，从未受到威胁，而大写的历史却教会了波兰人什么叫做不存在。他们没了国家，一个多世纪都在死亡的过道中生活。“波兰尚未死亡”是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充满了悲怆。大约五十年前，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在致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封信中，写下了任何一个西班牙人连想都不会想到的一句话：“假如，一百年后，我们的语言还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冰岛的萨迦是用英语撰写的。它们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今天将会跟特里斯丹和堂吉诃德一样家喻户晓；它们独有的、介于编年史与虚构故事之间的美学特色，将会惹出成堆的理论；人们会为了是否可以将它们视为最早的欧洲小说而打起架来。我并不是说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些冰岛萨迦，在受到几个世纪的漠视之后，它们还在全世界的大学里被人研究；但它们已经属于“文学考古学”，不再对活生生的文学产生影响。

由于法国人不习惯区分民族与国家，我经常听到人们将卡夫卡说成是捷克作家（他从一九一八年起确实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显然，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意义。难道还需要提醒吗，卡夫卡只用德语写作，而且毫不含糊地将自己视为德语作家。然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他是用捷克语写作，今天，有谁还会知道他的那些书？马克斯·布洛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在那些最伟大的德语作家的帮助下，才使得卡夫卡为世人接受！即使一个布拉格的出版商成功出版了一位假想的捷克语卡夫卡的作品，也没有一位他的同胞（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捷克人）会具备足够的权威，将他那些用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遥远国家的语言撰写的美妙文字晓示全世界。没有人，请相信我，假如卡夫卡是捷克人，今天没有人会知道卡夫卡是谁，没有人。

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尔克》一书是一九三八年以波兰语出版的。直到十五年之后才有一个法国出版商读了它并拒绝出版。又到许多年之后，法国人才可以在他们的书店中看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