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一年以前我曾同张小波讨论过什么是“我们的文学”的问题，当时他提出，将我们的作品称之为“描写本质的文学”比较贴切。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在反复接触这个问题当中，我越来越觉得应该将我们这种特殊的文学称之为“新实验”。做实验的特征的确贯穿在我和我的文学同人的作品当中，但我们的实验同西方新小说那种以文本为主的语言实验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在自身的内部从事一种暧昧的交媾活动，而外在的形式上，反而保留了对经典文学语言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我们的颠覆更为致命，因为这种文学是直接从人性最深处通过力的螺旋形的爆发而生长起来的，她的合理性不言自明，她的生命力不可估量。

大约15——20年前，我们这几个散居在各地的人不约而同地孤军奋战，开始了这样一种向内挖掘的、暗无天日的写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只有这样写是最过瘾的，最高级的，最痛快的。实际上，我们不知不觉地在进行最初的对自身的剖析。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人来说，所有的“外界”都是他自身的镜象，只不过他自己在早期并不清楚这一点（许多伟大作家一辈子也不知道，这并不妨碍他或她搞创作）。那么，为什么会进行这样一种实验？为什么又会不约而同呢？我想，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从未产生过自我意识、也永远产生不出来的文化遗产的继承者，这大概是一种总的愤怒爆发的前兆吧。我们自身的精神被压抑得太久了，本能的报复冲动使我们得以进入一个民族巨大的潜意识宝藏，并使这个宝藏第一次属于了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早期这种下意识的特殊写作并不是得自某种神灵的启示，也不是炼金术。我们的写作是有师承的——这是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结出的奇异果实，甚至是中国新文学的一次突围，一次对西方的成功超越（西方的圣经的某些部分，但丁、卡夫卡等等是我们的榜样）。从事这种写作的人都是极为特殊的个体，是如同张小波在《法院》这部小说中所说的那种在二十米开外便能看出人身上的隐疾的人。曾经一度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造就了我们这样的具有特异功能的个体，而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大碰撞中，我们潜在的特异功能被一种完全异质的思维方式所激发出来了。一旦找到先进的工具，由于我们已有的不同于西方人的特殊底蕴，我们几千年的那种积累便成为了我们的优势，于是我们那有些神秘的、说不清的创造就变得如此的得心应手。我们的创造活动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活动。这是因为传统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当你屈服于她，依惰性遵循她的逻辑之时，她就将你压得死死的，像吸血鬼一样吸掉你的所有创造力；而当你抛弃她，以西方文化为营养之时，新的传统便在你内部诞生。这个杂交的婴儿是如此的生气勃勃，所向披靡。

一反以往中国主流文学在人性的浅表层游荡的惯例，“新实验”文学所切入的，是核心，是本质。“新实验”文学，也是关于自我的文学。即拿自己做实验，看看生命力还能否爆发，看看僵硬的肉体在爆发中还有多大的能动性，是不是冲得破陈腐常规的桎梏。这样的文学具有无限宽广的前景，她摒弃了传统文学的狭隘性和幼稚性，直接就将提升人性，拯救自身当作最高的目标，其所达到的普遍意义确实是空前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首先就要自觉地运用蛮力进入自己那分裂的灵魂，自相矛盾，以恶抗恶，在灵界展开痛苦血腥的厮杀，由这酷烈的厮杀升华出终极的美来。在创作的自觉性的支配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杰作中做到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说，这就是艺术家将自我放上祭坛向全人类展示的壮举吧。我们为此而自豪。

我们的高难度的创作的具体方法与众不同，它更依仗于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禀赋，操作起来有点类似巫术似的“自动书写”。但这不是巫术，反而是与强大的理性合谋的、潜意识深处发动的起义。一个从事“新实验”的写作者，他必须具有极其复杂敏锐的感觉，和某种天生的、铁一般的逻辑能力。这两个从事写作的基本条件又必须同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内省的操练相结合。我们对灵魂的叩问并不是浅表层次的“自我检讨”之类，而是在冥想中进入黑暗通道，到达内心的地狱，在那种“异地”拼全力去进行人性的表演，将人自身的种种可能性加以实现。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战胜旧我，诞生新我的实验。之所以说这种创作是高难度的，是因为你必须脑海空空，无依无傍；你必须于空无所有当中爆发，产生出拯救你自身的光。这种听起来神秘的方式却又是最自然最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写作者在创造之前已进行了长年累月的自觉操练，操练使得他具有了一种深层的隐秘生活——同人的日常生活平行的生活。当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写作者便在创造的瞬间从世俗中强行挣脱出来，进入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领域。只有在这类瞬间，他才成为艺术的人。然而创造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创造者被悬置，在看不到背景，也没有导演的情形下进行自力更生似的表演，他唯一的参照是那黑暗的深渊里发出的微弱的回响，唯一的依仗是体内已经被发动起来的蛮力。每一次向极限的突破都是一次“绝处逢生”的“新实验”。如果你的艺术生命不完结，你就只能不断地“绝处逢生”。所以“新实验”文学是一种没有退路的文学。她也绝对不能“回归”——因为无处可归。她属于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属于那些能自觉地否定自己，改造自己，并决心要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的人。

作为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工作者，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也不信奉某种学说，但我们每一个人在创作的瞬间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艺术至上的倾向，其对艺术的虔诚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这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艺术本身是惟一的救赎之道，我们的人格，就体现在作品的艺术格调之中。这是一种无比宽广，能够普及众生的精神追求，所以我们的作品能够向每一个人敞开。每个人，只要你对自己的世俗生活不满，只要你向往另外一种理想生活，就具有同这种文学结缘的可能性。我们的作品并不像某些惰性十足的批评者评论的那么不可读，只要你具备一定的现代艺术常识，并愿意向西方文学学习，在阅读中总会有所收获。当然阅读这种文学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一个充满了困惑、枯燥，甚至痛苦的过程，这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缺乏自省的因子，不能进入人性所致。然而阅读者只要坚持下去，其收获一定远远大于那种浅层次文学的阅读。你将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一种新型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开始你自己的也许曾经有过，也许从未有过的“新实验”的历程。

“新实验”文学所具有的向内的特征，使其区分于别的文学种类，她只关心人的心灵。可她并不像某些权威概括的那样，是一种狭隘的，关注“小世界”的文学。到底谁更宽广？到底谁的世界更大？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当我们接触这类问题时，必须破除传统的或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才有可能从文学本身来作出判断。向内的文学实际上比大部分表面层次的向外的文学要宽广，宏大得多，因为我们各自开掘的黑暗地下通道所通往的，是无边无际的人类精神的共同居所。我们的精神历程所具有的普遍性可以与天空和大地相比，这种追求超越阶级、国界、人种等等的限制，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得到共鸣，而我们的民族性也使得这种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具独特魅力。所以我们坚信：在文学上，深与广是成正比的；你切入了本质，你就获得了最大的普遍性。也许暂时，这种文学没有特别大的社会效应，大众也不会都来关心她，但她吸引读者的潜力是无限的。因为这是精神第一次独立地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站立起来，也是人作为大写的“人”第一次尝试发声——在沉默了几千年之后。

向内的“新实验”切入自我这个可以无限深入的矛盾体，挑动起对立面的战争来演出自我认识的好戏。同几千年的文化将人性看作平面的，善恶对立的东西这种观念相反，我们的艺术自我是一种既由尖锐的、永不妥协的矛盾构成，又能包容一切，具备了无限止的张力的存在。艺术工作者只要还在创作，他的灵魂就得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安宁，他的安宁是走钢丝的过程中达成的平衡，他的救赎是时刻面对死神，同死神争抢时间的救赎。他只能身处这种酷烈的精神生活中来诞生美。如但丁“神曲”中的描述一样，我们的作品力求达到的，就是这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情怀。而在我们汉语文学中，这种东西却是最最缺乏的，长期被漠视的。传统的审美提倡的是化解内心矛盾，用虚无来替代矛盾的模式，在这种表面淡泊，实则不无伪善，退缩，遁世甚至厌世的模式中，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和谐。因为人非草木，人具有精神，而一个具有精神的人只能是一个处在矛盾中的人。一个人，如果他要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取，是面对自身的矛盾去拼搏，否则你就只能退化为草木，满足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新实验”文学为读者作出榜样，将解剖自我，认识自我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积极向上的生命哲学为底蕰，将纯艺术、纯文学的体验推向极致。

“新实验”文学充满了对生命的推崇，其最高宗旨便是爱的实现。凡是虚无、颓废、厌世之类的生活态度皆与这种文学无缘。从事这种文学的写作者都具有某种“分身法”，他们既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之间分身，也在作品里头分身。当写作者从人的根源处看待世事，达到了那种彻底的体认，同时又决不姑息之时，他就会在作品中将世俗中所具有的一切都“拿来”，使之变成构建理想大厦的材料。这种转换所产生的作品既高高在上，又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气息，平民气息，因为它表达的是每个人类中的一员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理想追求。人在作品中忏悔，对自身的俗气展开斗争，展开围剿，都是因为渴望天堂之光的照耀。当人进行复仇表演，并通过这表演推进认识之际，其潜在的驱动力正是处在黑暗中的爱欲。如果不是无条件地执著于宝贵的生命，如果不具有崇高的理念，这种写作是坚持不下去的。因为无时无处不在的、吞噬你的虚无感将会击溃求生的意志，使你退化，使你麻木。在我们文坛，这种麻木与退化居然长久以来都被誉为“高尚”。我们却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不停地批判自身，否定自身的人，他的生命之树才会长青。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现世享乐主义占上风的文化大环境，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实验就得不但与自己的俗气对抗，也与外部的压力对抗。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不可能消除自身的俗气，但我们可以在作品中忏悔，可以将自己设为对立面来加以批判，通过创作，我们能够认识。

“新实验”文学的写作者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故乡，他只有精神的故乡，艺术的故乡。这个故乡是他创造活动的源头，也是惟一的他所日日向往的，正在不断向其回归的理想。也许有人说这种理想像虚无，但她绝对不是虚无。她是我们用热血，用生命的喷发力所构造的天堂。那个地方是如此超脱和澄明，摆脱了一切世俗的阴影，只有白色的乌鸦在空中自由飞翔。然而这种地方却不是世外桃源，恰好相反，她时刻处在最为致命的矛盾的张力之中：她的超脱澄明来自于供给她营养的沉沦与黑暗。她是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奇迹。如果写作者不敢下地狱，不敢面对酷刑，这个天堂就根本不存在。所以说“新实验”文学的写作者又是一些入世的行动者，他们批判了一切，摧毁了一切，又用冥想丰富了自己故乡的风景。这种在摧毁当中不知不觉的建设，是故乡那种处在紧张得要爆炸的张力中，呈现出平和与永恒的风景产生的根源。就为了这种瞬间的体验，我们日复一日地操练自己的肉体，使其配得上那种伟大的风景。对于我们的故乡来说，“民族”、“国家”这一类的观念都太狭隘，太搭不上界了，我们的心目中的伟大汉语文学，就是，也只能是在这种高度上的追求。为了那些奇迹般的瞬间，我们自觉地压榨自己的生命，拼全力将自身的肉体转化为近似于“无”的事物，以获得轻灵飞翔的动力。如果一位读者，他要到我们的作品中来寻找世俗的刺激，那是注定要碰壁的；而假如他要寻找眼前的功利性的东西，那也是注定要一无所获的。只有当一位读者，他要叩问灵魂，要向心的深渊探索，要发展出自己的自由意志时，他才成为我们的读者，我们将同他一道进入人类精神的共同居所——是故乡，也是天堂的地方。

当今的世界充满了物欲，也充满了虚无和颓废，我们的古老文化已无法阻止道德的沦丧，西方国家也面临和我们同样的问题。文学当然救不了国也救不了民族，但至少，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向世人昭示了一条灵魂救赎之道。我们用我们的微薄的力量做这件事，并决心做下去了。“新实验”文学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之外的隐秘处所实践着这种生活，我们在救自己的同时也希望感染和影响别人，让更多的人来实践这种生活。我们这种执著于生命和艺术的文学能够存活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在心的黑暗王国里还有不少同我们一样在寻找、摸索的同类，他们决不安于生活在对于自我的陈腐不堪的解释之中，他们对于生命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向我们靠拢。在创作的早期，我们抱着这样的信念——即使只有几个读者，也要坚持下去。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读者远不止几个，而是几万个，甚至更多，并且有日益增长的趋势。这种信息，是我们探索途中的最好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