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娅似乎很是迷人。她身材优雅、眼睛漂亮，鼻子肉嘟嘟的，乌黑的秀发充满光泽。她活力四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十分好听。托尔斯泰长期写日记，他在其中不仅仅记载了自己的希望与想法、祈祷与自责，还有自己犯下的过错，既有性爱上的，亦有其他方面的。为了不向未来的妻子隐瞒一切事情，他刚一订婚就把日记交给她阅读。她深感震惊，在一个以泪洗面的不眠夜之后，她把日记交还给他并表示原谅。原谅是原谅了，可她没有淡忘。他俩都是情绪激动的人，有很多所谓的个性。这通常指的是这类人的有些性格很让人不快。伯爵夫人要求苛刻、占有欲强、嫉妒心重；托尔斯泰则无情专断、气量狭窄。他坚持要她给孩子喂奶，她也非常乐意；但其中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乳房疼得厉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奶妈，于是他就无理地冲她发火。两人时不时地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总的来说，多年的婚姻也还算幸福。托尔斯泰工作起来很努力，笔耕不辍。他的字体常常很难阅读，不过每写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为其誊写，因此能轻松辨别其字迹，甚至连他草草写下的话和不完整的句子也能猜出意思。据说她誊写《战争与和平》达七次之多。

撰写此文的时候，我主要引用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使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的优势便是他本人认识托尔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记叙也有很强的可读性。遗憾的是，他也不管读者需不需要，便大谈特谈自己以及自己的看法，居然还认为理应如此。我深为感激E·J·西蒙斯教授所写的那部完整详尽、令人信服的传记。他提供了许多艾尔默·莫德忽略的素材，后者可能也是有自身的考虑吧。这部书必将长期作为英语传记的楷模。

西蒙斯教授这样描述托尔斯泰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讲的妙语趣话让整个交谈十分地轻松愉快。最后，他会站起身来说，‘现在该工作了’，随后躲进自己的书房里，往往手里还拿着一杯浓茶。谁也不敢打扰他。等他在午后露面，就是准备活动活动了，通常就是散散步、骑骑马。五点钟，他赶回来吃晚饭，一通狼吞虎咽，填饱了肚子就给所有在场者栩栩如生地讲述刚才散步时的见闻。饭后，他又躲回书房看书，八点钟来到客厅同家人和任何来客一起喝茶，常常还伴着音乐、朗诵或是孩子们的游戏。”

这种生活繁忙而有益，倒也让人知足，如此开开心心地一年又一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索尼娅生孩子、照顾孩子和房子、协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则骑马打猎、看管地产、撰写作品。他快要五十岁了，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青春已逝，蓦然回首，他们往往追问自己的生命价值何在；举首前瞻，又往往感觉前途黯淡。还有一种恐惧，一生都在困扰着托尔斯泰，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皆有一死，除了危难或重病之际（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大多数的死亡尚算合情合理。在《忏悔录》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五年前，在我身上开始出现非常奇怪的事情。起先，我体验到生命的困惑与凝滞，就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存活或者该做什么一样；于是我倍感失落和沮丧。然而这种感觉过去了，我又像往常一样生活。而后，这种困惑时刻再度袭来，愈加频繁，而且总是同一形态。这种时刻伴以如下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又将去向何方？我感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立足点已经土崩瓦解，脚下什么也没有了。我所依靠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我的生命停滞不动了。我尚能呼吸、进食、饮水、睡眠，我不得不做此类事情，但它们远非生活，因为其中没有我认为可以合理实现的愿望。”

“所有这一切降临的时候，也正是我所有的一切被人视为无比幸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有个爱我也让我很爱的好妻子、听话的孩子们，还有一处很大的地产，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增值变大……我受人赞誉，而且不用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名气很大……我拥有强健的大脑与身体，这些情况在我这类人中很少看得到：体力上，我能赶得上收割庄稼的农民；脑力上，我能一口气工作六到八个小时，而且不会因为如此努力落下什么恶果。”

“我的精神状态在自己看来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就是不知谁跟我开的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

青年时代的饮酒无度给他造成严重的宿醉。他小时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但信仰的缺失令他痛苦不满，因为他没有了可以解决生命之谜的理论依据。他曾自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样活？”他遍寻不到答案。如今他再次开始信仰上帝，然而对于一个感情如此丰富的人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他的信仰来自推理。“假如我存在，”他写道，“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有一段时间，托尔斯泰坚信东正教，但让他感到厌恶的是，该教博学之士们的生活与其教义并不相符，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些人要他相信的一切事情。他打算只相信那些简单直观的东西。他开始接近穷人、普通人、文盲当中的信众。对这些人的观察越是深入，他就越发坚信：虽然他们的迷信思想十分蒙昧，但他们拥有必不可缺的真正信仰，只有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这份信仰才能让他们生活下去。

过了数年之后，他才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年都是充满了苦痛、冥想和探究。短短几句话很难把这些观点总结清楚，我也是犹豫再三才试图这么做的。

他逐渐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基督的话语中。他否认那些阐发基督教信条的教义，认为这都是明显的谬论，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否认基督神性、圣女生子、耶稣复活。他否认基督圣礼，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基于基督教义，仅仅是为了遮掩真相。他曾一度不信死后还有来生，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相信自我乃是上苍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觉得自我随躯体死亡而终止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在临终前不久，他宣布自己不相信所谓创世的上帝，但相信存在于人们良知里的上帝。人们不免觉得，如此一位神灵简直就跟半人马或是独角兽一样，纯属想象世界中的虚构之物。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教义的核心就在于“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条戒律；他断定“什么誓都不可起”这条圣训不光适用于赌咒之语，而是适用于一切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话和起誓军人的话；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则不许人们与本国的敌人作战或是在遭受攻击时进行自卫。然而在托尔斯泰看来，接受观点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断定，基督教的实质就是博爱谦让、克己忘我、以德报怨的话，就会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摒弃生活中的享乐，应当谦恭卑下、受苦受难、慈悲为怀。

索尼娅·托尔斯泰作为东正教的虔诚信徒，坚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并且每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守职责。她可不是一个很注重神性的女人；的确，考虑到有这么多孩子，要自己照看他们、确保他们受到良好教育、操持好一大堆家务，她也实在没多少时间去思考什么神性。对于丈夫变化后的人生观，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但还是足够容忍地接受了。然而当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导致行为上的转变时，她开始生气了，并毫不犹豫地形之于色。因为他认定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少消耗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开始自己生炉子、打水、打点衣物。由于想要自食其力，他请来一个鞋匠教他怎么做鞋子。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他跟农民们一起干活儿，耕田地、运干草、砍木头；伯爵夫人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在她看来，他从早到晚干的都是没什么用处的活儿，即使在农民当中，也只有年纪轻的人才干这些活儿。

“你当然会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样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快活。这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那你快活去吧！可我依然为此烦恼：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费到劈木头、烧茶炊、做靴子上——这些事情作为休息或调剂还不错，可不能拿着当专职啊。”她说得不无道理。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高尚，这实在是愚蠢之至。而且体力劳动也不见得更加辛苦。每个作家都清楚，写上几个钟头，身体就会疲劳不堪。工作自身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人们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休闲，只有蠢人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候不知该做什么而去工作。然而即使托尔斯泰觉得写小说给闲人阅读不对，我们也认为他应当去找点比做鞋更有才智的活儿去干，他鞋做得很差，送别人的鞋人家都不肯穿。他穿衣服像个农民，变得又肮脏又邋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在装卸肥料之后去赴宴，他的身上臭气熏天，必须把窗户都敞开才行。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十分痴迷的打猎，而且为了不让动物被捕杀食用，他成了素食者。许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可如今完全戒了酒，最后在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还把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正在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而且因为最大的女儿塔尼娅即将初入社交界，伯爵夫人坚持要求全家在冬天搬到莫斯科去。托尔斯泰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面对妻子的坚决，他还是让步了。在莫斯科，他对自己见到的贫富差距感到无比震惊。“我感到很可怕，而且不停地感觉到，”他写道，“只要我饭菜吃不了，而有些人却没饭吃，我有两件外套，而有些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们一直在劝他：世间从来就有贫富差距，而且未来也永远都会有，可都无济于事，他觉得这实在不公；在探访了一家贫民的夜间宿舍、亲眼见到其惨状以后，他感觉回家坐享五道菜肴的大餐，由两名白领结白手套的男佣侍候左右，这实在是可耻至极。对于那些危难中求助于他的落魄之人，他试图解囊相助，但是他逐渐发现：他们从自己那儿卷走的钱，往往作孽大过造福。“金钱是魔鬼，”他说道。“因此与人钱财的人亦是魔鬼。”由此他很快便认定，财产是邪恶的，拥有它是一种罪孽。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显而易见的：他决心抛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妻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她可不愿意身无分文地过日子，也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说要告上法庭，到时让托尔斯泰声明自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经过天晓得有多久的剧烈争吵之后，他提出把财产转交给她，而她予以拒绝，最后他把财产划分给了她和孩子们。在这一年里，这种争吵不止一次地导致他离家出走，要跟农民们住到一块儿，可是没有走很远，就被自己给妻子带来的痛苦给拽了回去。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对身旁的奢侈生活（只是适度的奢侈而已）感到羞耻，但依然从中受益。两人之间的摩擦继续。他不同意伯爵夫人让孩子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于她不让自己随意支配财产也无法原谅。

在对托尔斯泰生平的简述中，我被迫略去了很多有趣的内容，而在处理他皈依以后的三十年生活时，我会更加地简明扼要。他成了一名公众人物，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小说家、教师、道德家，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那些想要根据他的思想来生活的人，建立起一片片领地。当他们试图把他的道德准则付诸实施的时候，屡遭困境，而他们的不幸遭遇也成了既有教育意义又让人捧腹的故事。由于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喜好争辩、不容异己，再加上他深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必定怀有卑劣动机，所以他没几个朋友；但是由于他声名日隆，大批的学生和朝拜者来参观俄国的圣土，记者、观光客、崇拜者和信徒，富户和穷人，贵族和平民，纷纷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前面我已说过，索尼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强的女人；她总是想要独占自己的丈夫，厌恶外人进入自己的家门。她的忍耐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一面向人们描述自己所有的细腻情感，一面照老样子生活，喜好甜食、自行车、骑马、色欲。”还有一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抱怨，因为他为了别人开心而做的这些事情把生活搞得很乱，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他对爱与善的宣扬导致了对自己家庭的忽视，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闯入了我们的天地。”

在最早的那些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当中，有个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此人资财丰厚，曾是一名近卫军上尉，然而当他开始信奉不抵抗原则时，便辞去职务。他是个诚实的人，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狂热者，但却盛气凌人，具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非凡能力；艾尔默·莫德称，凡是跟此人打交道的人，要么变成了他的工具，要么与之争吵，要么不得不避而远之。他跟托尔斯泰之间萌发友情，这份情意一直持续到后者去世，他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影响力，令伯爵夫人愤恨不已。

尽管对于托尔斯泰为数不多的其他朋友来说，他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可契尔特科夫依然怂恿他步子再大一点，更加严格地将其付诸实施。托尔斯泰专注于他的精神发展，以致忽略了自己的财产，结果，尽管他的总资产大约值六万英镑，每年却只带来区区五百镑的进项。这点钱显然不够维持全家开支和一大帮孩子的教育。索尼娅说服丈夫把1881年之前所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交给自己，然后凭着借来的钱，她开始搞起了自己的出版经营。一切运作得非常成功，她把相应的款项都给还上了。可是保留其文学作品的版权，这种做法明显有悖于托尔斯泰的信念，即财产是邪恶的，于是，在契尔特科夫掌握了对他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以后，他便唆使其宣布，自1881年之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为公众所有，谁想出版就出版。这一举动足以触怒伯爵夫人，然而托尔斯泰仍不罢休：他要她交出早期那些书的版权，自然也包括那几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对此她坚决予以回绝。她的生计，以及她家里的生计，全都依赖于此。于是便是尖酸刻薄、无休无止的争吵。索尼娅和契尔特科夫让他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