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

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是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识产权”——既不但对社会和时代作出应作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面知。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面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他业。好比在三映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

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连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聪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般“石头”。曹聪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

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

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

传统心理正在瓦解。

历史影响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人“养麦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后”的良好作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现代遗撼。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宇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面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

“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琳漓尽致。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吗？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吗？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吗？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急不可待地装扮成最“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企图，使我往往看在眼里厌恶在心。几乎一切知识分子一旦路身于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被彻底“腐蚀”掉了。这个阶层目前是一锅甜腻的粥。无论什么内容搅人此锅，都会变成粥的一种成分。都会使自己也甜腻起来。但粥仍只不过是粥。他们和她们有时也会装出感动于艺术的模样，但往往只感动于美化中产者阶层的艺术。而且，即使对这一种艺术的感动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装得越“真”显得越矫情。这个阶层对于世事也无感动之心。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汲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吗？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儿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惟恐自己不慎栽人“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接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粘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政权的腐败并非是从商业时代开始的。

“吏”们虽然生活在乎民阶层中，但在许多主要的特征方面，与平民们并不类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毕竟是官僚这株大树的小校小时。并且，内心里最不情愿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有朝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官，从此脱离平民阶层，乃是他们“永远的梦”。

“吏”是官的“实习生”。

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

官自“吏”出。所以，纠查“吏”风，其实也是整肃官纪。据我看来，中国之“吏”风，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平民阶层是中国当代的最基本公众。

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们的“上帝”一向只产生于他们本阶层。“官本位”的通病现象若体现于官僚阶层本身，我所待的批判态度往往相当激烈，嫉恶如仇。但若延益于平民人家，只要不过分，则我往往不忍指斥。

须知如今粗粮比细粮贵，平民吃不大起粗粮。

官员有责任不使平民沦为乞丐，这乃是官员对国家的最主要的责任之一种。

贫民多了，后果不言自明。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越是比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阔绰和奢侈。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者们也不例外。在经济落后和次发达国家，阔绰和奢侈也是廉价的。

资产者一旦成为资产者，就有经济实力超越于国家经济危机之外。这乃是全世界资产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国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才刚刚由温饱型转为消费型。与此相比，中国当代的城市贫民，仍是一些温饱型的人家而已。

贫民人数一旦形成了阶层化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堪忧的。贫民阶层化，便不可能像弃婴一样被扔掉。归根结底，还是将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

中国城市贫民和正在加速加数贫民化的一部分平民们的命运出路究竟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谁敢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声明，他已替他们指出了“方向”。

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顽固难医的头疼症。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主要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而是第一。

私有意识拒绝恐惧。最智慧的哲学都不能改变它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连上帝拿它也无可奈何。上帝为了抑制人类私有意识的膨胀而在《圣经》中作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其实并不曾真正地影响过人类。私有意识既不但强大于图腾崇拜意识，而且往往以其强大主宰着两性关系——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誓说“我爱你”这句话时，他的头脑中同时产生着一种明确的想法——那么你属于我。

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动人的一种意识。

农民对土地怀有的私有意识，兼有着图腾崇拜和性化了的意识成分。

将土地比作母亲的是诗人。

真的将土地看成母亲的却是农民。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亲，还是妻子、情人和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神圣事物。

“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

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的偷快。

“公社化”以后农民们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

而中国需要的是靠务农富起来的典型，靠务农富起来的样板。起码，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农村的实践进行无可辩驳的说明——靠务农也同样是能够富起来的。

任何一种伤害性的“政府行为”，哪怕由最低一级的政府部门不负责任地干了，其对农民们的心理伤害和情绪伤害，都必将超出那一行为本身，降低中国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

工业总产值将越来越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却将几乎永远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寻找不到使农业人口大批地“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将成为前提注定了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国家。

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

一些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

如果共产党内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化了，其实并不多么可怕。真的“资产阶级”化了，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因为是官员，便真的“资产阶级”化起来。不能不等于不想。想而企图实现，又畏于党纪国法，于是手段和方式，便转入暗中。既转入地下，便具有隐蔽性。隐蔽性蔓延，就结为权钱交易的种种关系网。

在中国，在当代，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面对一个“黑社会”气味几十足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第一极其有钱；第二与许多官员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提起官们的子女，惯称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们与当地司法官员情同手足，他们的私车甚至配有警牌警灯；第四他们有官方封赐的种种荣誉；第五他们甚至还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们夸夸其谈他们的“成功之路”时，稍有头脑的人必能听出种种可疑之点……

世界正在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文明的世界认为——社会应该越来越透明，社会应该尽量公开化。社会对任何人，任何阶层来说，都应该是“这一个”。而且应该是惟一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极不可以同时统治两种社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当别论)。“这一个”社会若是平面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体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立体中。社会可以多元化，可以复杂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里不一。因为生存在明处的，不可能对暗处的勾当和关系形态永远一无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对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会”的内容永远不闻不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像一节弹簧——一节被以不均匀的力拉松的弹簧。那不均匀的力，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有时是世界的大经济背景，有时是本国的政治风云，有时甚至纯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于是弧旋变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类社会这一漫长“旋梯”，处处呈现此种变形现象。于是迈进越艰。有时人只靠双腿不行了，还须伸出双手攀抓。

中国的“翅膀”虽然张开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腾空而起追风逐云。

它只不过刚刚冲飞到了比电视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这个高度只不过是鸟的高度，而不是飞机的起码高度。

达到这个高度它用了十余年。

它正扶摇着滑翔。它还难以昂起头来。

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是吃力的……

这便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的留影。

将这实际情形描绘得过于绚丽，夸耀得过于美好，是一种“功绩想象症”。不符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一再倡导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昧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

因为所谓“公平”二宇，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热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亥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她们为最多。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鸿图的时代。

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添补。无非好坏之分。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叽”——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叽”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彻……它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撤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于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三十多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两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昧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姻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的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她们的公主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实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

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顾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边，富有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的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在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她们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中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得。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惟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是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丑陋又可悲。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之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所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他们，目光一专注向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拥韧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人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阔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风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凤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全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褒续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知识追求的境界。

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刻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吗？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的原因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灿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水。

少年“戏”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恶少，其行程也不过就是纨终。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通过《浮生六记》，我们比较地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能够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

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茎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的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吗？

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越演越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大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是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末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页，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页，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

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它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

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猪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缔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地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助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昧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天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