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既是一种精神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

盛唐诗人多的是冲口而出的天才，多的是真力弥满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写诗看重一挥而就的天才，激赏“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的逸才，崇尚“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豪迈。就像为人的潇洒豁达一样，他们的诗歌创作过程也伴随着畅快和愉悦。当然，这并不是说盛唐人写诗都是率尔成章、全不着力，相反倒经常是“意匠惨淡经营中”，但他们是刻苦而非痛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刻苦中包含着说不尽的兴奋与自负。

孟郊对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心境也有深切的体认，“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送别崔寅亮下第》），盛唐诗人大概是那种“高歌”的“达士”，而他自己无疑属于“苦吟” 的忧人，还是先听他的自述吧：

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

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

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

——《夜感自遣》

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

日愁疑在日，岁箭迸如仇。

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

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游。

——《冬日》

这是一种受罪遭难式的创作，精神既刻苦更痛苦。“心与身为仇”几乎是一种自我折磨，最后甚至因过分着力而折腾得了无兴味。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孟郊写诗的精神状态：“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他的“钩章棘句”是这样艰苦，简直像是要把心肝胃肾都掏出来似的。

他之所以要呕出心来玩命似的写诗，是因为他要获得“诗成鬼神愁”的惊人效果，只有苦吟才能“入深得奇趣”（《石淙十首》之七），“铿奇”（《奉同朝贤送新罗使》）、“新奇”（《送淡公十二首》之八）、“奇险”是他苦吟的目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元白与韩孟，生当盛唐诗的高峰之后，为了不让李杜等人的光芒所掩，他们积极地为诗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元白朝平易通俗这个方向发展，韩孟往奇险这一方向探求。其实，韩孟等人既是在为诗寻找出路，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前程寻找出路呢？白居易、元稹都是少年得志，元稹十五岁明经及第，二十七岁举制科，对策第一，白居易也是二十多岁进士及第。他们那些婉转动人的诗篇早已流传人口，一个是风流的元才子，一个为才高的白学士，因而他们用不着再炫博逞才地以奇惊人，作诗大可以坦然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了。盛唐文人仕进之路多门，许多人根本不进举场受罪，通过漫游和隐逸这些“终南捷径”，让当权者来征辟所谓“在野遗贤”，可到了中唐“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矣”，大家都不得不挤在科举这道窄门内，通过考试来冲破云雾见青天。当时从民间到朝廷都尚怪，韩愈在《谁氏子》中说“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吏部由于“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为了迎合世俗及考官的味口，韩愈有意在诗文中“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之于耳也”。写诗的深处存在着一种非诗的动机，孟郊对此从来就不遮遮掩掩：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叹命》

他的诗歌结体古奥，打破诗句的常格和开拓诗的新境，在结构和遣词上别出心裁，有个人审美趣味的原因，也有世俗的功利目的，况且审美趣味的形成也与时尚有关。由此可知，他诗思的痛苦是与入仕不得的痛苦连在一起的。

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世俗的荣华富贵，他的一生没有尝到“文字利”（见前），反而因此“文字穷”，难怪他要大发牢骚了：“恶诗皆得官，好诗抱空山。抱山冷兢兢，终日悲颜颜。”（《懊恼》）由于诗歌没有使他达到现实的目的，他就把怨气发泄在诗歌创作上：“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相悲与相笑，累累其奈何”（《哭刘言史》），“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愤激之余他还发誓洗手不再写诗了：“终当罢文字，别著逍遥篇。”（《偷诗》）

不过，他不可能不写诗。他对诗歌发牢骚泄怨气，可他的这些牢骚和怨气仍然要用诗来发泄，离开了诗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元稹的高官，没有白居易和韩愈的显位，没有高车大马，老来丧尽子息，甚至没有一点天伦之乐；他饱尝了人间的饥寒，受够了权贵的白眼。年过花甲的孟郊痛心地认识到：

至亲唯有诗，抱心死有归。

——《吊卢殷十首》之三

于是，他将全部身心都用在写诗上，“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自惜》）。越到老来诗越是成了他精神的唯一寄托，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不幸都通过诗倾吐出来。“倚诗为活计”（见前），苦吟成了他存在的方式，儿子死了后诗成了他最亲的伴侣：

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

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

斗蚁甚微细，病闻亦清冷。

小大不自识，自然天性灵。

——《老恨》

上面我们指出过孟郊精神生活的这一矛盾：希望得到上层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可又对这一社会极度厌恶。他写诗的动机也存在着相应的矛盾倾向：既想用诗来干世，同时又以诗来避世。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说他“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由于专心于苦吟诗篇，不屑于世俗名利的追逐，当别人在蝇营狗苟的时候，他却在诗国中流连忘返、从容自得，让世俗的名利都给别人拿去吧，我有诗就足够了。老来看清了诗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后，他多少有点自负地说：

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

——《出东门》

在痛苦而又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诗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伴侣，是他生命唯一的温暖和力量，尽管他有时对诗大发牢骚，但最终还是通过诗而肯定自己，也是通过诗而实现自身的。苦吟对他虽是一种精神的磨难，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安慰；他没能用诗获得世俗的利禄，却在诗国里享有千古令名；他没能在政坛上呼朋结党，却在诗坛上开宗立派。这是幸呢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