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

——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夏志清先生是中国文学研究界最重量级的学者之一。一九六一年,夏先生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英语世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下先河。一九六八年,夏先生再接再厉,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又带动古典文学界小说文本研究的风潮。以后多年夏先生著述不辍,其中精华在二〇〇四年汇编为《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欧美汉学界里,涉猎之广博,影响之深远,而又在批评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谓是第一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初版迄今已逾五十年。半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因为夏先生和其他前辈的开拓之功,已经成为显学。不仅学者、学生对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项课题趋之若鹜,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尽管论者对夏先生的专书根据不同理论、政治,甚至性别、区域立场,时有辩诘的声音。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另外一部小说史出现相与抗衡,则是不争之实。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典范意义不仅在于夏先生开风气之先,凭个人对欧美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信念,论断现代中国小说的流变和意义,也在于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他所坚持的比较文学眼光,还有他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为后之来者预留太多对话空间。今天不论我们重估鲁迅、沈从文,讨论张爱玲、钱锺书,或谈中国作家文人的文学政治症候群、“感时忧国”情结,都必须从夏先生的观点出发。有些话题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让我们想象如果有先生出手,将会做出何等示范。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希望在夏先生专著的基础下,呈现新世纪里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动向。这本论文集分为两辑。第一辑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书的时代氛围、研究方法和历史意义做出回顾,并且旁及夏先生的兄长夏济安教授对现代文学批评的贡献。夏氏昆仲不只学问杰出,他们的独特立场和风骨也一样值得敬重。济安先生英年早逝,是学界的重大损失。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第二辑则呈现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在海内外的最新成绩。从鲁迅到张爱玲,从沈从文到钱锺书,几乎所有夏先生当年曾论及的大家都包括在内,而且呈现出不同的批评看法。夏先生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内探讨的作家,如萧红、白薇、端木蕻良等,或未曾触及的流派,如鸳鸯蝴蝶派小说,也都有了专章讨论。此外,夏先生也曾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开风气之先,影响所及,我们今天论现代文学的起源,皆不能不提“五四”之前二十年的风云变幻。夏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关怀其来有自,本辑内也收入两篇论文,专论白先勇、朱天文等的成就。由是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夏先生心目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传统”更加完备。

各篇论文的撰写者有夏先生的门生友人、再传或私淑弟子,也有济安先生的学生和故旧,还有与夏先生时相往来的各地杰出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半数以上的学者都毕业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经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先生的学术发扬光大的重镇。各篇论文的作者也许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观点,但他们所念兹在兹的是文学的“史”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所显现的人文精神脉络,仍与先生一脉相承。

目前西方学院里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仍然充斥伪科学化的话语;种种“后学”“批判”的声音无非与西学主流唱和——尽管中国正在或已经崛起。而安享资本主义学院终身俸的学者们不时游走世界,指点海内外的方向,尤其令人嘿然以对。对此夏先生是过来人。他曾经在五十年前应用过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批评话语,也曾经厕身六七十年代文学和政治。不同的是,他对文学作为自己治学的本业,从来怀抱虔敬之心。比起迫不及待地谈“越界”跨行、谈“干预”现实的同行,夏先生有所不为的立场反而历久弥新。不少他的批评者自命走在时代前端,对他的研究或政治理念呶呶不休,但又有多少真能像他那样择善固执,发出“真的恶声”?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的完成有赖所有论文撰写者的热烈支持,他们是我最要感谢的对象。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不辞烦劳担任联络,并费心为夏先生编纂中英文书目,特别值得喝彩。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授权他和夏先生的访谈记录,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张恩华教授在编辑过程中参与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夏志清先生好谐谑、好朋友、好美食、好老电影,处处与人为善,常怀赤子之心,提携后辈尤其不遗余力。与先生相近者则知道他对学问的专注认真近乎严厉,对人情世故的看法洞若观火。他的生活其实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波折,但他对生命的热切信念未尝稍息。夏师母王洞女士襄助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甘苦备尝,堪称是“夏志清的世界”中的灵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