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今典,诗力文心 “漂泊中展开人生,越境中发现认同”

——黄英哲《漂泊与越境》

二十世纪东亚纷扰动荡,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错综复杂。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台湾经过半个世纪日本殖民统治,重回中国怀抱。但台湾的收复只是世纪中期另一波东亚政治史的序曲。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撤守台湾必须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理解。从东西冷战到包括美军驻日,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这个时代里的中国人——以及华人——如何找寻定位,因此成为艰难的挑战。所谓定位,不仅限于国籍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归属,也包括社会关系的重整,文化脉络的清理,以及自我主体的安顿。更重要的,因为时代动乱,许多人投入流亡、漂泊和跨境的境况,做出种种无奈或随机选择。这些选择不再能以简单政治论述归纳,而必须由识者以丰富的史料、有情的眼光做出细腻描述。

《漂泊与越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者黄英哲教授是旅日多年的知名学者,目前任教爱知大学。黄教授专治中日文学交流史,对战后台湾地区的文化转型尤其有精深研究。专书《“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堪称台湾史的第一本有关战后文化重建的专著。黄教授根据大量一手资料,探讨战后初期台湾行政部门对教育制度、国语政策、文化传播的种种措施,并思考因此产生的社会反应及政治后果。战后台湾夹处在殖民现代性、民族主义以及本土情怀之间,确是探讨后殖民现象的重要教材。

《“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从制度史面观察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化转型,《漂泊与越境》则更进一步,叩问置身其间的个人何去何从。当此之际,曾经奔赴祖国大陆的台湾子弟有了不如归去的感叹;三十年代的左翼同路者竟辗转来到这里;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岛上经历一场或去或留的斗争;有待遣返的日本人卑屈地为战后中日关系装点门面。这些文化人的经历有的惊心动魄,有的不堪闻问。他们以各种文本——自传或日记,小说、戏剧或杂志——留下珍贵记录。一个甲子之后读来,在在要让读者感叹世事多艰,个人生命的流离颠簸,纸上文章哪里可以道尽?

《漂泊与越境》共分为四辑,《故乡与他乡》《文本越境·意义再制》《国家重建与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场的后殖民状况》,以个案方式描述这段时期文化人的历程。《故乡与他乡》介绍深受“五四”洗礼的张深切的启蒙、革命历险,以及战后回归台湾地区,重起炉灶的过程。与张相对的则是较不知名的杨基振。杨在日本接受教育,之后赴伪满洲国工作,战后曾滞留华北,最后返台。正因为杨不属于文化圈,他在东北、华北所见所闻才更为弥足珍贵。张、杨身份每每成为焦点。然而峰回路转,张深切后成为台湾战后话剧电影业的先驱,杨基振更与理想共相始终!这样的转折,应是黄教授着墨致敬的所在。

《文本越境·意义再制》是本书最耐人寻味的部分。黄教授以鲁迅名篇《藤野先生》与陶晶孙的日文创作《淡水河心中》两个文本,讨论语言翻译、文本流通与意义生产过程的纠结。终战初期,待遣返日侨发行杂志《新声》,选刊《藤野先生》,重新打造日中关系。唯此作以摘录形式发表,文本的删节编辑意外引发如何诠释鲁迅——以及如何诠释鲁迅透射出的中日历史经验——的路线之争。《淡水河心中》则是由彼时任职台大医学院的陶晶孙根据一桩殉情案写成。陶在日本成长接受教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是“左联”成员,战后来台,未几重返日本。《淡水河心中》所取材的殉情新闻在五十年代初轰动一时,陶的改写有意无意间引发官民、族群、性别、语言、媒体重重权力关系运作。战后台湾地区社会文化的复杂度亦由此可见一斑。

《国家重建与文化葛藤》的焦点是“五四”文化人许寿裳。许为鲁迅挚友,战后应陈仪之邀来台参与文化重建,主持台湾“编译馆”。许的任务为“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事实却远较此复杂。许早年留日,深谙日本近代学术成绩,因此在台湾“编译馆”任内留用日籍学者,延续了日本殖民时期台湾研究传统。除此,许呼应鲁迅精神,将战后重建工程导向中国国民性改造,因此与当局意识形态产生嫌隙。许寿裳在一九四八年因他杀而客死异乡,他在台湾的工作也功亏一篑;他所示范的兼容并蓄的精神,求诸今日,反而不可复得。

本文最后一辑《不在场的后殖民状况》分析施叔青写于香港回归前的“香港三部曲”。与前三辑相比,本辑在历史时间与文本选择上可能稍显突兀。黄教授的用意应是借此喻彼,以香港故事以及作者游离历史、文本内外的立场,对照台湾的历史经验。香港的故事完而不了,是否正投射台湾的故事也是仍待继续?千丝万缕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凡此都需要论者以更包容的态度,更细腻的批判方法来面对。

《漂泊与越境》投射的空间格局极为繁复。帝国与殖民地,祖国与家乡,世界冷战布局与东亚地区嬗变此起彼落。穿梭各地的文化人面临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也必须不断改造身份、文化与政治认同的关系。黄教授无意迎合时髦的后殖民、再殖民理论,也不汲汲于转型正义口号。他理解离散与漂泊所带来的创伤,但更认为这一课题不必局限在控诉或撇清的无尽循环里。在检视历史的同时,他思考“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意义,从而理解越是乱世,越有思辨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从文化脉络中理解并反省自己——与他者——的执着与盲点。用黄教授的话来说,大变动“同时也是文化重组与再生产的时代,从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混杂性,乃至翻译著作的多版本”都带来新难题,也带来新的契机。张深切、杨基振、许寿裳、陶晶孙,无不皆然。

黄教授全书以陈蕙贞的例子作为开场,因此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陈蕙贞祖父因参与“西来庵事件”而死,父母辈却与日本有不解之缘。陈本人生于日本。陈父是“左倾”民族主义者,热爱中国,战时却避居日本,后返台,历经“二二八”事件终于率全家回到大陆。辗转日本与中国,一九四六年陈蕙贞出版《漂浪的小羊》,年方十四。这是吴浊流《亚细亚孤儿》外,现代台湾文学另一重要源头。陈家几乎经历所有现代中国的激情与灾难。陈蕙贞多年厕身中国广播业,晚年却在日本成就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任何一种自命清洁的国族主义论述都容不下陈蕙贞这样的遭遇。但也唯其如此,陈更体现同代人不凡的向往和挫伤,以及台湾现代经验重层的、移动的复杂性。黄教授以陈的例子作为《漂泊与越境》论述的起点,无非说明面对历史我们所必须持有的悲悯态度,并以此作为思辨何为正义的开端。

当代台湾又面临新的一轮历史挑战,在各种纠结中,《漂泊与越境》这样著作的出版可谓此其时也。黄教授的研究提醒我们不同立场的局限性,并且暗示如果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化人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犹能形成各种跨越畛域的可能性,当代知识界就更没有作茧自缚的必要。我认同黄教授的观点,谨志数语,聊表个人对他多年治学的敬意。

二〇〇〇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接到日本爱知大学黄英哲教授的访学申请。此前我与黄教授并不相识,但有感背景相同以及他问学的热诚,因此欢迎他的来访。

黄教授次年来到纽约,正好撞上“九一一”事件,其他遭遇又接踵而来。那些日子的甘苦,黄教授恐怕始料未及。但也因此我们成为好友,加上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的廖炳惠教授,那真是难忘的纽约一年。

黄教授旅居日本多年,处理漂泊与跨境这样的题目,想来不乏感同身受之叹。他笔下人物的哀乐歌哭也触动了我们,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生命的不得已与韧性。黄教授的领域横跨中日,他治学有日本式的细腻认真,又不乏个人风采,而他处理的时代如此错综复杂,尤其见证他个人历史关怀的深刻与周延。我们期望看到他更多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