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水手和士兵经过这里，各种国籍的都有。他们两个两个地走着。在咖啡馆前，他们放慢步子，观看这个秀发披散、神情惊呆的女人。

你喝一杯咖啡，一杯好咖啡吧。 我说。

为什么喝咖啡？

一杯好咖啡，喝了有好处。

那侍者一直站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面向港口，却不停地瞟我们。我向他要了咖啡。

为什么？ 她又问。

侍者端来一杯咖啡。咖啡不太好，几乎不热。她尝了尝，哭丧着脸，用十分苦恼的口气说：

这家咖啡馆，什么都糟透了，冰淇淋一钱不值。

我拉着她的手，向她解释：

全城都是这样。只要一家咖啡馆里的冰淇淋不好吃，那么在全城所有的咖啡馆里，它们都不会好吃。所有咖啡馆都是从同一个冷饮制造商处进货。

那咖啡呢？

咖啡不一样。 我说， 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指定要一份现滤咖啡。

哦，不要。 她说。

她点一支香烟，但打火机打不着，她叫苦连天。我从她口中拿过烟，为她点着了火。往常，对这类不如意的事，她总是很有耐心，从不抱怨。她抽着烟，嘴唇由于恶心而皱紧了。

待在船上就好了， 她说，又找补一句， 下船后总是这样。

我感到我的脸由于一阵无法克制的笑而激动。她没有看见。

拥挤的大街在我们眼前流动。大客车、小汽车、卡车排着密集的长队，在恐怖的轰隆声中，沿着露天座前行。

我再也不下船了。 她说。

到了达荷美，去埃帕米农达斯的埃维人那里，总得下船吧。 我说。

她尽可能亲切地对我微微一笑。

我深信我们会成功的， 我说， 我们去猎羚羊，我们会玩得痛快。人们通常错就错在玩得不够尽兴。我们要化装。我将戴上有衬垫的头盔、墨镜，穿马裤，我给你一个小猎袋，万一我们顶不住的话，那会很有用的。

不。 她说。

晚上，在帐篷里，当狮子吼叫的时候，我会给你讲你要听的。我们带上埃帕米农达斯吗？

不。

我会给你讲你要听的。 我说。

不， 她说， 再也没有羚羊了。

世上多的是， 我说， 你一点都不了解。

我现在等的不再是他了。 她说。

人总是在等什么。 我说， 等得太久了，人就会改变，等别的来得快些的东西。羚羊就是为此准备的，立等可取。你应该能习惯的。

她不搭腔。这里说话很难，几乎必须喊叫。以红灯的亮起和熄灭为间隔，巨大的声浪有规律地扑向我们。屋宇为之震动，谈话被迫中断。

我很想离开这里， 我说， 但你还不能走动。你得喝一杯好咖啡。

不， 她说， 不要咖啡。

我又一次叫来侍者。我也向他解释她需要一杯好咖啡。我以一种默契的神态告诉他：

直布罗陀号上的女人就是她。

他似乎惊得愣住了。他一下子就相信了，一会儿都没怀疑。

好像这句话就是一个足以重视的解释，他对我说他这就去给她拿一杯现滤咖啡，要不了十来分钟。我回答说我们等着。她不同意，说道：

我想回船上去。

我装做没听见。在我们等咖啡的这十分钟里，她简直受不了广场上的噪声。

没必要等了， 她说， 我肯定这咖啡好不了。

她似乎但愿一切变糟，越来越糟。我以为她就要叫了，我拉住她的手，紧紧握着，以防她叫出来。侍者注意到她是多么烦躁。他又走向我们，我再次对他说咖啡要好，我指望他了。他对我说他亲自操作，水就要开了，他只能做这么多了。她总算对侍者微微笑了笑，但有点像是说发生的一切只是我的错而不是他的错，她想向他表明她很清楚他没有任何责任。

该做好了， 他说， 我给您拿来。

他走了，几乎是捧着过滤器跑回来的。于是必须等咖啡流下来。我在过滤器上拍着，想让咖啡滤得快些。

你要都糟蹋了。 她说。

我尝了尝咖啡，味道很好。她从我手中拿过去，一饮而尽。

咖啡很烫，她给烫了，又抱怨起来。

味道很好。 我说。

我不知道，我要走了。

我对她说，她该整理一下头发。她用披巾把头发扎了起来。

你想去哪里？

她直僵僵地站起来，眼泪汪汪的。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去看电影。

我挽住她的胳臂。她捡起帽子，我们走进一条面向海滩的大道，方向和港口相反。这是一个有多家银行的办公区，显而易见，这里没有电影院。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也不看。这条大道很安静，通向一个远远望得见的公园。它使人很想返回另一条大街上去。我们走了十分钟，我就折回去了。

你不知道你要什么。 她说。

我知道。一场电影。这是不时需要的。

要不是我刚刚开始爱上她，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是的，我可以相信这爱才刚刚开始。我使劲夹着她的胳臂，她微微撅起嘴，但有点像是她不得不接受我带给她的这份痛苦，就像接受卡车的噪声以及其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但愿还不认识她，我尽力想象她在我前面走着，有着这样一张脸和这双眼睛。我当然做不到。尽管如此，我觉得她更美了，她比我在芦苇丛后边发现她的那天更使我惊奇了。

为什么要看电影？ 她温柔地问。

为什么不看？

你知道我们去哪家电影院？

当然， 我说， 我知道。

她掉转头来看我，似乎怀疑我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说。

这和电影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呢？

我们终于面对那条从广场通往港口的大街。我们重新见到装着铁屑和煤的卡车的长队。我在一处人行横道前停下来。我们没有必要穿过去。我相信她看出来了，但她没提醒我注意。

我们要穿过去。 我说。

是的，我相信她明白了，因为在马路对面，显然没有一家电影院。而她差不多已不再醉了。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站在一种加高的白色安全岛上，以教皇的手势，指挥着那些装满铁屑的怪物。只需他戴着手套的手一个动作，它们便在刹车震耳欲聋的嘎吱声中停下了。

瞧那警察。 我说。

她看了看他，笑了。我等那警察发出的交通信号，等了一次，又等了一次。每次通过的时间，不管行人还是卡车，都持续三分钟。有很多人。

真长。 她说。

很长。

第二次行人准行信号停止了。轮到卡车通过。一辆装载货箱的卡车强有力地启动了。人行横道上已没有一人。警察原地向后转，像钉在十字架上似的伸出双臂。我搂住她的肩，带着她向前走。她看到了一切，走动的卡车，空无行人的过街横道。但她听我摆布。我第一回完全没有了硬拉她往前的感觉。我们向前冲去。卡车的挡泥板险些撞到我的腿。一个女人惊叫起来。在到达安全岛前一会儿，紧接着那女人的惊叫，在警察的大喊声中，我对她说我爱她。

她在安全岛边上愣住了。我使劲搂住她，免得她倒向不断驶来的卡车。我刚才对她说的话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我可以对她说的无数话中的一句。不过，我相信自从她失去直布罗陀水手以来，这是她第一回需要听一个人说这句话。她站在安全岛边上，一动不动，脸色有些苍白。

出示证件！ 警察叫道。

我一边用一只胳臂抱住她，一边掏出我的身份证，递给警察。他并没有太生气。看到她这样精疲力竭的模样，他以为她生恐我被轧着。她微笑着望他，就好像她一心想的是他。警察看出来了，也对她微笑。他把身份证还给我，向后转，拦住卡车，让我们通过。我们穿过了马路。

我不太想看电影。 她说。

她笑了。我也笑了。街道在我们周围像旋转木马似的转着。

对她说了那句话，我感到头晕目眩。我们掉转方向折回，重新穿过人行横道，这一次是在合适的信号下通过的。警察显得惊奇，但还是对她微笑。我们在和大街垂直相交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一家电影院。晚餐前一会儿，我们回到船上。又一次，洛朗在等我们出发。

航行持续了十天。

气氛平静而愉快。

我变成一个认真的人。这是从丹吉尔开始的，一直保持下去。她同样变得认真了，也是从丹吉尔开始的，一直保持下去。

我不想说，到达科托努的时候，我们各个方面都认真了，只是说比一开始认真多了。众所周知，变成认真的人是漫长而困难的，不是一天甚至十天就变得了的，只是开始在变。

因此航行的气氛是平静而喻快的。

一到卡萨布兰卡，我就买了三件衬衫，重新开始洗澡，变得干净起来。这当然也有点困难。不过到了大巴萨姆，我差不多重又变得干净利落了。睡眠占的时间略多了些。但不管怎样，我每夜或多或少都睡着了。慢慢地，我日渐占据这艘船上属于我的确切位置。而她日渐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占据它，她日渐明白这样做对她对我都要好得多。很快，这个位置对我就变得很珍贵。

习惯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远看似乎容易，但我相信很少有男人能像我这样养成习惯。为了好好寻找，就像对其他事一样，必须只做这个，不后悔放弃其他任何活动，从不怀疑寻找一个男人值得另一个男人为之奉献一生。换句话说，必须确信自己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对于我来说，情况正是这样。我没有更好的事可做。我的意思是，除了寻找他。尽管这是一项非常微妙而困难的活动，它会具有极其矛盾的表象，比如表面上完全无所事事，尽管我还远远不了解它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的困难，但我相信我可以不过于自我吹嘘地说，从这次航行起，我已经开始成为寻找直布罗陀水手的优秀人选。

我们在卡萨布兰卡、摩加多尔、达喀尔、弗里敦、伊代纳，最后在大巴萨姆都停靠了。她只在达喀尔和弗里敦下船两次，而这两次，我陪她一起下了船。但其他各处我也下船了，在卡萨布兰卡、摩加多尔、伊代纳和大巴萨姆，这几次下船是和埃帕米农达斯一起。像这样下船，陪她，甚至偕同埃帕米农达斯也一样，我很快开始喜欢某种地理，即人文地理。这样为寻找一个人而旅行，得到的乐趣和通常简单的旅行大不相同。我们当然不是旅游者，差得远了，我们不可能是旅游者。对于我们这些找人的人，中途停靠港全都一样，它们远不是自然景观，而只是人的某种藏匿处。也许他就像指针，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比其他任何联系都更强有力。我们当然要去科托努找他，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到科托努之前的每个中途港，我们都有可能找到他。在驶往科托努的途中，每当我们偶尔浏览那本塑料地图册时，我们似乎看到那上面全是他，只有他。而当我们走遍达喀尔的大街、弗里敦的小巷或大巴萨姆的码头时，我们不由自主在这些港口的每个白种男人身上寻找他。相形之下，大自然显得枯燥乏味。从这些中途港回来，我总是感到非常疲倦。为了恢复体力，我喝威士忌，越喝越多。还有她也一样，越喝越多。随着旅行向前推进，我们喝得一天比一天多。先是晚上喝，接着下午喝，最后早上也喝了。每天都提前一点。船上总有威士忌。她自不待言，从找他以来，早就喝了，但在这次旅行中，我觉得她比以前更乐于喝了。很快，我就喝得和她一样多，而且跟她在一起时，我已完全不再劝阻她别喝太多。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变得认真了。我们主要喝威士忌，也喝葡萄酒和开胃酒。不过，威士忌显然是我们最喜欢喝的。这种烈酒在成为美国酒之前，其实是海上漫长追寻的卓越产物。

我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过了丹吉尔，它始终在我们的视线以内。混乱的岩岸一直延伸到塞内加尔，从那里开始，它变得平坦而无生气，并且一直到底都是这样。在威士忌的作用下，有时我们觉得它还是有变化的。

甚至有一回，由于这海岸，我发现了自身处境可笑的一面。

望着它没结没完地这样展现，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可抗拒地同这艘船连在一起了，就像我此时的处境。我甚至对自己就这样让人带到非洲已不再感到吃惊，哪怕一有机会就被赶下船。她笑了，告诉我对许多人情况都是这样，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利用非洲海岸来让自己意识到这些，而且这种处境也不像我认为的那样特殊。

到科托努前三天，我们遭遇了一场相当强大的风暴。我们关闭舷窗和舱门，谁也无权去甲板上。埃帕米农达斯晕船了，他为自己 听任摆布 而感到遗憾。这场风暴持续了两天。船像一条抹香鲸似的升起，又随着惯性落入可怕的旋涡。每次我们都会寻思它能不能再升起。布律诺总在自问这个问题，埃帕米农达斯有时也在暗自嘀咕。对于我们来说，却不同。船徘徊不前，尽可能坚持，它那持续而徒劳的颠簸，使我们觉得在我们的努力和它的努力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第二天，像它和所有人一样，我们继续做着努力。而这一天，风暴仍然没有停息，不过太阳升起来了。透过酒吧的舷窗，我们观看阳光下波涛汹涌的怒海。景象美极了。螺旋桨经常在海水之外旋转，全船的人都吓得叫起来。然而，这一天，想到船可能在埃帕米农达斯的约会前沉没，我们反而觉得挺好笑。

第三天，天色明朗起来，离抵达的日期还有两天。从这时起，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我们朝直布罗陀水手加速航行。

登陆非洲总是突如其来，没有一座岛屿，没有长浪缓缓平息的海湾，没有在海面上起伏、通常预示着大陆的群岛。

那一天，天朗气清。成群的鼠海豚来同我们相会。它们跳跃着，在暖烘烘的海水里闪着银光，极尽诱惑，等着我们中的一个献身于它们旺盛的食欲。她给它们扔面包。一排不大的长浪把大西洋推到了后边，我们进入几内亚湾，在水深达五千米的海上，天际一览无遗，只是下午快要结束时，出现一个货船的烟囱，或再晚一些，出现几张几内亚棉业工人的黄色船帆，完美无缺的天际才受到了打搅。将近晚上六点，我们在波多诺伏下了船。

路易和埃帕米农达斯的感情抒发持续了很长时间。两年前他们结交，先是在马赛，然后在船上，他们非常要好。他们在酒吧里坐下，互相讲述分手以来各自的生活，半小时内完全把我们忘了。

我们一边审慎地等他们说完，一边喝着威士忌。路易从事过不少职业，现在全心全意用一艘旧独桅帆船在科托努和阿比让之间做香蕉贸易。船是向一家破产的公司买来的。他告诉埃帕米农达斯，他把所有的利润都用来修修补补这艘船，因而永远是一文不名。就这样，我们一开始就得知路易需要五万法郎给自己买一艘新的独桅帆船，因为眼下这艘不仅把他赚的钱全耗掉，而且他每次出海都有可能送命。也正是考虑到这个，他诚心诚意地想起了安娜。我随即料到两天后他肯定向她要这五万法郎买新船。

她当然毫不犹豫就给他，甚至还很乐意。路易让人给她送信息，不仅仅因为他认为找到了直布罗陀水手，也为了使她有可能给他家中提供这小小的帮助，这一事实丝毫没改变她乐于助人的心情。

路易瘦小，晒得黝黑，他的灵活和洒脱给人深刻印象。他也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感激，如同埃帕米农达斯，如同所有给她送信息并有点轻易地 认出 他的水手。在路易身上，大概由于他在非洲烈日下生活，这种感激有些过度。我相信，许多人会以为他疯了，这一点我自己第一天由于不习惯也差点这样认为。其实，他不疯。路易只同黑人来往。波多诺伏的白人都不愿听人谈起他。他使他们厌烦。白人们说他饶舌，不牢靠，办不成大事，坏了他们的名声。只有黑人喜欢路易。他的荒谬言行丝毫不使他们难堪。他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不稳定生活也不使他们担心。

对我们来说，这种不稳定性很快就显得难能可贵。而这种荒谬言行也没使安娜退缩。凭依多年的经验，她不仅知道最微小、最模糊的迹象，那些可能会使在这方面没有经验的新手见笑的迹象，有时会隐藏着真相的端倪，而且知道有时应该信任所有人，包括撒谎者、笨蛋甚至疯子。她说，谁都可能弄错。她相信路易，直到按照他的指示，来到中非偏僻的地区，来到韦莱的绿色热带草原上。

路易住在一所有两间屋子的平房里，房子朝向港口，相当破败。他是这片土著区唯一的白人。他同一个年轻的富拉尼族女人已生活了两年，那种不稳定的关系好像她也非常适应。我们刚到的当天晚上，路易就请安娜和埃帕米农达斯一起去用晚餐。我也凑了过去。也许埃帕米农达斯将我在船上的角色告诉了他，不过稍晚了一点，我到他家的时候，路易为把我忘了而表示歉意。他对我说，他很高兴我能光临。他十分友好而自然地把我当做她带去的又一个男人，一个可以让她更方便地等待直布罗陀水手，总之也能帮她去寻找的男人。况且，我对当晚给我们讲的故事高度重视的程度，完全证实了他对我在她身边的角色的看法。晚餐还有第四位宾客，是路易最好的朋友，科托努男生学校的一个黑人小学教师，路易把他介绍给我们，说他是整个达荷美最了解直布罗陀水手的人，还是一部长达六百页的法文著作的作者，这部著作由殖民部的宣传部门出版，讲述了贝汉津国王的祖母、达荷美王后多米西吉的生平事迹。席间，话题多围绕多米西吉。何况，像殖民部的所有公文拟稿员一样，我手头有过这部对殖民主义的好处具有如此说服力的著作——既然一个黑人子民用法文把它写出来了。路易长时间地对我们描述，他参加了这部书的起草和修改。他认为这是一部权威著作。我热烈祝贺作者写出这部书。我当然避免承认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读过。于是，对路易和他的朋友，我就成了唯一读过并欣赏《多米西吉》这部著作的白人，外加直布罗陀水手，他对我们这样说。他们的喜悦因而倍增。还是由于这种巧合，在他们眼里，我们的相逢和我们在达荷美逗留的理由就可以说更充分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路易的朋友给我们讲述他和直布罗陀水手的多次相遇，虽然他的叙述插入不少话暗示达荷美的过去，但这似乎一点儿也没妨碍安娜。至于我，可以说什么都在我的预料之中，这点事怎么会妨碍我呢？

晚餐很简单，但极好。路易的那个年轻的富拉尼族女人非常殷勤地在桌旁侍候我们。但她从不参加谈话。达荷美的往昔尽管如此辉煌，显然却引不起她的注意，至于直布罗陀水手的故事，她了解得大概已经够多，不需要从小学教师口中获悉什么了。晚餐结束时，她走到门廊上，唱起阿塔科拉大高原的吟诵式牧歌。

安娜让人带来足够的意大利葡萄酒，使聚会可以延迟到深夜，也使任何人不会对路易的朋友给我们讲述的事真的感到惊奇。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他讲时已将近凌晨两点，声音压得很低——到处都是警察，他对我们说——用史诗和神秘剧的语气，带着相当大的醉意，伴随着阿塔科拉吟诵式牧歌的抑郁而壮烈的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