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牌手是最先在街上碰见他的那个人，虽然他是个木匠，但名字是按他死去的父亲的意愿给起的，名叫Koch，因为他死去的父亲曾经在当地一个大镇子上当过跑堂。他头戴一顶宽大的遮阳帽向前走，帽檐一圈歪歪扭扭地下垂着，看上去邋里邋遢的样子。所以，从局部看，整个帽子可以叫做宽边软呢帽。他看见别人时，便停住脚步，但又没有完全停下来，就问起他想问的事。当然，别人会三言两语打发开他。这个牌手匆忙间竟相信了别人的话，因为他走过去时并没有往这边看：要是他和颜悦色地去回答他的问题，好让这个牌手心里完全清楚，不早也不晚地赶到那儿和他们一起会面，那么，仿佛他就会失去什么似的。那人匆匆走了，背上的衬衣看上去并没有湿透。他踉踉跄跄地走去，两条腿不停地探来探去。行进中，他一个劲儿点着头，竖起耳朵，空闲的手臂在保护着他免得碰到墙上。一个瞎子玩起捉迷藏游戏，但不是原地打着转儿，而是径直走去，因为他猜到了所要寻找的对象藏匿的地方。他保持着一个人在黑暗中去摸开关的那种姿势，却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情，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情，一副统领盲人的威严。他紧闭眼皮，显得让人难以接近；由于烈日当空，阳光又把这种神情伪装得更为阴沉，让那些随后一起走近他的人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上前和他搭话。他老远就感觉到第一牌手和第三牌手，也就是先拍手的到来。最后，第三牌手终于迟疑地向第一牌手使使眼色，并悄悄地问道，他们会不会打扰了那个人走路的步伐。看样子，要是一切没有弄错的话，这个盲人看起来有什么心事，仿佛他今天不是会耽误看电影，就是会耽误看足球赛似的。然而，当他们从旁边走过时，都一声不吭。要说这第三牌手，虽然他本人是靠掩埋死人为生，可他的名字却叫Räuber，是随父亲取的名字，他父亲在战争时期被绞死在一棵白蜡树上。还有这第一牌手，虽然他自己是个盖房工匠，可也是按照他自然去世的父亲取的名字，叫Ausländer，因为他死去的父亲曾经有过离开这儿移居到外国（失败了）的打算。或者说，他们只说些简短客气的话向他表示问候，好让他觉得没有受到打扰，像现在一样，一直冒失地走下去，并且没有东西扶靠（因为他没有穿那件可以用手抓着衣边的外衣）。于是，他踉踉跄跄，与他人毫不相干地误入街道中间；或者是那些在他的方向上行驶的车辆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往哪儿走，最后竟然忘记了他正在走路。然而，这样走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凭着脚下的感觉，让石头或沙子领着他走去。哪怕他会走错了路：可那些长眼睛的司机会看见他，并且立即刹车。这是一点；第二点，他走在运动场旁边，那儿有够多的人会朝他喊，提醒他，可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他这是轻车熟路。路左右两边围着两排孩子，可他们在星期天不想给这个盲人制造一点麻烦，因为他们没有打算站成一溜儿堵在他前面，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他们的目光不会因为他离开足球比赛，别让他觉得他在他们心目中很重要。其实，虽然他是个骗子，人们私下也这样指责他，可要再说呢，那些骂他的声音毕竟还没有从其他声音里露出风头来，因为比赛继续进行着，比赛暂时拴住了人们的舌头，所以，如果他们现在才（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始久久期待的大声喊的话，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那人（那个不中用的人）已经走远了，来到那块地界牌前。在这里，他听到那个代言人说话了，也就是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屠夫的儿子，由同伴依其父而取的名，他第一个让那个站在近旁的人先说话，接着就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接生婆的儿子们，由同伴们依其母而取的名，他们眼睛离开那些精疲力竭的球员，一个接一个地传话，句句离不开一个修饰词，这个一说完，便继续传给另一个。这个盲人已经走过地界牌，此刻就再也听不见他们所有那些从鼓鼓的面颊里爆发出来的喊叫声。或者说，那些叫喊毕竟不是冲他而来的，或者很少与他有关。更确切地说，无论如何是冲着比赛场上气喘吁吁的球员，但是球员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喊叫声。过了地界牌后，盲人碰见了一群人。那是一群兴致勃勃地在外面散步的人；充足的睡眠使得他们显得神清气爽。走在前面的是那位老师悲伤的女儿们，依她们刚去世的父亲而被称之为Traurige Töchter des Lehrers，由一个中年男子陪伴着。他在这个地方的政府部门供职，事务不多，依其父母（他是在这个国家某地捡来的）而被称为弃儿；由第二个老师陪伴着，出于无法说清的原因，第二个老师被称为第三个老师；由女儿们的姨母陪伴着，那个老师，是学校的临时领导，被称为教育事业；由姨母的母亲陪伴着，按照思想观念，她被称为教会；由政府部门主管陪伴着，那个被选举出来的市民代表，被称为国家；此外，还有政府部门主管那些长大成人的儿子们陪伴，被称为同伴；此外，还有醉醺醺的医生陪伴，依其在心醉神迷中生产的儿子被称为Hausstock，意思是白痴；此外，还有第二个老师那些正在成长的儿子们陪伴，被称为A、B、C；此外，还有宠物医生那些正在成长的儿子们陪同，被称为真实和虚假；此外，还有政府秘书那个正在成长的儿子陪同，依其父的谈话被称为战争；最后，还有庄园雇工那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小儿子，依其父的谈话被称为和平。当老师那些悲伤的女儿们为了恢复精神，一边慢慢腾腾，一边喜笑颜开地走出这个地方时，所有这些人都寸步不离她们。这时，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都转向那个匆匆行走的盲人。盲人之所以这样，也难怪他，因为他无能为力啊（庄园雇工的儿子从后面插话说道）。其实眼睛瞎了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可无论这样或那样，听句善言恐怕还是必要的。可不管怎么说，尽管这些观望的人什么话都没有说，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人给他领路，但事情只能全怪他了；他这样急匆匆地向前走，未免太可笑了（别走了！快停下！姨母的母亲气愤地叫道）。就在这时，那辆车扬着灰尘，非常准时地开到了这个地方。那个警察，虽然他没有携带武器，可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站在窗下，眼看着贝纳迪克特的儿子正要径直穿过尘雾，拼命地朝着那辆停下来的车跑去。遇到紧急情况时，他好赖能够从这儿一览这个地方。尽管他有些疲惫不堪，显得很狼狈，这当然是因为他在烈日下跑了好长一段路，可话说回来，他这样急忙跑向汽车时，还是给人留下了一种诚实可信的印象。起先，这种过度匆忙引起了警察的怀疑，而现在，这种印象完全打消了警察的疑心。况且就他所知，还从来没有什么对这个人不利的事情传到他耳朵里。电影院门前有两个男子，被称为Toto和Lotto，拇指插在裤袋里。当他们其中一人还没有把身体转向开着门的汽车时，他们就看见盲人迈着脚步向前走去，显然想在开车之前赶上这趟车，于是他们停止了谈话，急切地注视着他的步子。当盲人穿过依然飞扬的尘土走上前去时，车上那位司机把装着车票的袋子吧嗒一声合上了，挂到腰间的皮带上；当盲人（他是上来呢，还是不上来）在后面拄着拐棍走到排气筒前时，司机就把门朝里闭上了；现在，司机（快点儿，怎么回事啊，别泄气，别站着不动，他不大愿意，直走到车门口来，你只要走到车门口就行了），他现在可是等够了，于是踩下离合器，挂上挡，同时松开手刹。他一边松手刹，一边用力踩油门，最后松开离合器，汽车随之开动了。结果呢，那两个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赢了；他们就是这样赌的，可是结果早就会预想到，也能预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