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神不定是从七月开始的。雷薇卡太太是个忧悒的寡妇，住在一所非常宽敞的宅邸里，有两条走廊、九间卧室。七月的一天，她发现纱窗破了，像是从街上用石头砸破的。她先是发现卧室的纱窗破了。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阿赫妮达，丈夫去世以后，阿赫妮达成了她的用人和知己。后来，在倒腾杂七杂八的东西时（顺带说一句，很久以来，雷薇卡太太除了倒腾倒腾东西之外，也就无所事事了），又发现不单是那间卧室的纱窗破了，所有房间的纱窗上都有窟窿。雷薇卡太太对地方当局素来怀有一种正统的情感。这大约继承自她的曾祖父。她的曾祖父，一个克里奥尔人，在独立战争时期曾经和保皇派并肩作战；后来，又历尽千辛万苦到西班牙去了一趟，只为了拜谒卡洛斯三世在圣伊尔德丰索修建的宫殿。因此在发现所有的纱窗都被弄破以后，雷薇卡太太不再想和阿赫妮达谈了。她戴上饰有小巧玲珑的天鹅绒花的草帽，径直到镇长办公室去禀报这件事。到了那里，只见镇长正忙着修补办公室的纱窗。他没穿衬衫，光着毛茸茸的上身，在她看来结实得像头野兽。镇长办公室的纱窗和雷薇卡太太家的纱窗一样，也给弄破了。

雷薇卡太太闯进脏兮兮、乱糟糟的办公室，第一眼就瞥见写字台上的一堆死鸟。不过，一来天气热得她头昏脑涨，二来纱窗的事把她气糊涂了，所以她没工夫对写字台上堆放死鸟这种稀罕事感到震惊。看见镇长老爷居然屈尊爬上高梯，用一卷窗纱和螺丝刀修补纱窗，她也没有觉得不成体统。在这当口，她根本顾不上考虑旁人面子不面子的，一心想的就是纱窗被毁有损她的尊严。而且也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琢磨琢磨她家的窗子和镇长办公室的窗子有什么关联。雷薇卡太太走进办公室，带着谨慎的庄严站在离门两步远的地方，拄着阳伞的镶边长柄，说：

“我要提出控告。”

镇长站在梯子顶上扭过头来，热得满脸通红。雷薇卡太太如此不寻常地光临他的办公室，他倒没表示多么激动。他一边懒洋洋地拆卸被弄坏的窗纱，一边自高处问：

“出什么事啦？”

“街坊的孩子把我家的纱窗弄破了。”

镇长又看了看她。两眼仔细地打量，从她帽子上精致的天鹅绒花到那双古银色的鞋子，仿佛平生第一次见到她。他小心翼翼地从梯子上下来，两眼没离开过她。脚踩实地后，他一只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把螺丝刀撂在写字台上，然后说：

“不是孩子们弄的，太太。是小鸟。”

听了这话，雷薇卡太太才恍然大悟，原来写字台上的死鸟、登梯爬高的镇长以及她家卧室的破纱窗还有这么一层关系。一想到她家各间卧室里到处都是死鸟，雷薇卡太太不禁打了个冷战。

“小鸟。”她大声喊道。

“是小鸟。”镇长肯定道，“这三天，小鸟撞破了各家的窗户，跌死在屋里，我们都忙着处理这个问题，您居然会不晓得。真奇怪啊。”

离开镇长办公室的时候，雷薇卡太太觉得挺不好意思。她有点儿生阿赫妮达的气。不管镇上有什么风言风语，阿赫妮达总是回家来告诉她，唯独没讲过小鸟的事。眼看要到八月了，骄阳照得雷薇卡太太头晕目眩，她连忙撑起阳伞，走在暑气蒸人的空旷大街上，直觉得每家的卧室里都飘散出一股死鸟的恶臭。

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底，小镇上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可是，小鸟大批死亡的事太让人震惊，人们根本没留意到炎热的天气。虽说这个怪现象对镇上的活动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但到了八月初，大部分居民还在为这件事悬着心。这大部分人不包括主持卡斯塔涅达–蒙特罗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他老人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是一位和善的堂区神父。九十四岁那年，他很肯定地说他曾经三次亲眼看见了魔鬼。然而，他只见过两只死鸟，压根儿没把它们当回事。第一只死鸟是礼拜二做完弥撒后在圣器室里看到的。他想一准是邻居家的猫叼来的。另外一只是礼拜三在他住处的走廊上看见的。神父用鞋尖把死鸟踢到大街上，心想：“这些猫啊！当初就不该造它们。”

礼拜五，神父来到火车站，选定一条长椅，正要坐下来，突然在椅子上又看到了第三只死鸟。他心中一闪念，顺手抓住小鸟细嫩的爪子，举到眼前翻过来掉过去地审视了一番。然后颇为惊奇地想：“哎呀！这是我这一个礼拜里碰到的第三只死鸟。”从那时起，他才开始觉察到镇上出事了。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还是稀里糊涂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年事已高，另一方面，他曾很肯定地说自己看见过三次魔鬼（镇上的人觉得这事违拗常情），因此教民们虽然认为他是个好人，性格温和，乐于助人，但也觉得他老是迷迷瞪瞪的。不管怎么说吧，神父总算觉察到小鸟出事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犯不上为此专门布一次道。另外，他还是第一个闻到死鸟臭味的人。那是在礼拜五夜间，他本来睡得就不踏实，突然被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熏醒了。是噩梦，还是魔鬼撒旦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手法在打搅他的清梦？一时间他也说不清楚。神父朝四下里嗅了嗅，在床上翻了个身，心想：围绕着这番经历倒可以编一篇布道辞。这篇布道辞应该充满戏剧性，讲一讲撒旦如何狡狯地通过五官钻进人的心灵。

第二天做弥撒前，神父在门廊里踱来踱去。这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人们谈论死鸟的事。他正在琢磨着布道辞、撒旦和人的嗅觉可能犯下的罪孽时，又听见人们说夜间的臭气就是这个礼拜收集到一块儿的死鸟散发出来的。在神父的脑海里，顿时闪现出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想法，什么福音书的预言啦，恶臭啦，死鸟啦。看起来，礼拜天无论如何也得凑上一段关于怜惜众生的布道辞，但是究竟讲些什么，连神父自己也不甚了了。至于魔鬼和人的五官的关系，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在他心灵深处，这些经历并未消失，而是潜藏蛰伏着。这种事时有发生，七十多年前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碰到过，九十岁以后，更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在他生命中出现。在神学院的时候，一天下午，天气十分晴朗，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没有闪电。当时，他正在阅读一段索福克勒斯的著作原文。雨过天晴，他朝窗外疲惫的田野眺望了一下，清新的下午好像用水洗过似的。这时，他把希腊戏剧和那些古典作家（他分不清谁是谁，笼统地把他们称为“老前辈”）全都丢到脑后去了。约莫过了三四十年，在一个没有雨的下午，他到一座小镇去拜访一个人。当他穿过石块墁地的广场时，无意中随口念出了在神学院读过的那段索福克勒斯的诗句。那个礼拜，他和代理主教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主题就是“老前辈”。代理主教是个饶舌的老头，很易激动，专好复杂的谜语。据他说，这些谜语是他专门为文人学士编制的，多年后，它们以“纵横字谜”的名字广受大众欢迎。

那次会见一下子唤醒了神父早年间对希腊古典作家的由衷喜爱。那年圣诞节，他收到一封信。可惜，那时候他的名声不佳，人们都说他在解经时常爱想入非非、信口开河，在布道辞里惯讲些毫无分寸的话。否则，当时他肯定会晋升为主教。

但早在“八五”战争以前好多年，神父就把自己葬送在这个镇子里了。到了小鸟跌死在居民卧室的时候，镇上的人已经多年一再要求派个年轻的神父来顶替他的职位，特别是在他声称自己看见魔鬼以后。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他当回事了。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戴眼镜依然能够辨认出经书上的蝇头小字。

神父一直生活得很有规律。他个头不高，在人们的眼里无足轻重，他的骨骼突出而且结实，举止迟缓，说话声音很平和，可一上讲坛就显得过于平和。午饭前，他只穿着一条哔叽长裤，裤脚扎在脚腕子上，随随便便地躺在卧室的帆布椅上沉思默想。

神父除了每天做做弥撒，没有其他事可干。每个礼拜他都要在告解室里坐上两次，不过这些年谁也不来向他忏悔了。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教民们沾染了现代习惯，逐渐丧失信仰了。因此，他觉得三次看到魔鬼还是满及时的。他心里明白，人们不大相信他的话，就连他自己谈论这些经历时，也觉得的确不怎么令人信服。近五年来，神父假如发觉自己不过是一具死尸，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直到他看见头两只死鸟的奇怪时刻，也还是如此。然而，碰见第三只死鸟之后，他开始慢慢地苏醒过来。这几天，他时常想着那只死在车站长椅上的小鸟。

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住在离教堂十步远的一幢小房子里，有一条通向大街的走廊，两个房间——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屋子里没安纱窗。大约是在犯糊涂的时候吧，他认为只有天气不太热了，人们才能过上人间幸福生活。一想到这里，他总有点儿忐忑不安。他很喜欢沉浸在这一类复杂深奥的事里。每天上午，他把大门打开一半，坐在走廊上，合上眼，全身肌肉放松，冥想起来。然而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思绪变得非常细微，至少在近三年里，在所谓沉思的时候，他其实啥也没想。

每天十二点整，有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个四屉饭盒穿过走廊。饭盒里的饭食天天是老一套：骨头汤外加一块木薯、白米饭、炖肉不带洋葱、炸香蕉或是玉米小蛋糕，还有一点小扁豆——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从来不吃一口扁豆。

小伙子把饭盒放在神父躺着的椅子旁边。神父闭着眼睛，待走廊上的脚步声消失以后，才睁开。因此，镇上的居民以为神父是在午饭前睡午觉（这又是一桩违拗常情的事）。其实呢，就是夜间他也睡不踏实。

那一阵子，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生活习惯变得非常简单，几乎要茹毛饮血。他吃午饭时也不离开帆布椅。而且从来不把食物从饭盒里拿出来，既不用盘子也不用刀叉，只用一把汤匙喝汤。饭后，他站起身，用一点水冲冲头，穿上缀满大块方形补丁的白法袍，准时在镇上人躺下睡午觉的时候，独自一人到车站去。几个月来，他沿着这条路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咕哝着最后一次看见魔鬼时冒出的祷词。

礼拜六，从天上开始掉死鸟起九天之后，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又到车站去。正好路过雷薇卡太太家门口的时候，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脚边。神父霍然清醒了一下。他发觉这只小鸟不同于其他小鸟，还能救活。他双手捧起它，连忙去拍打雷薇卡太太家的大门。这当儿，雷薇卡太太正在宽衣，准备睡午觉。

雷薇卡太太在卧室里听到有人叫门，本能地瞥了一眼纱窗。这两天倒是没有小鸟闯进来了。不过，纱窗还是大窟窿小眼睛的。她寻思着，眼下令人担惊受怕的鸟类大举入侵还没有停止，找人修补纱窗无非是白花钱。在电风扇的嗡嗡声中，她听见了叩门声，想到阿赫妮达此刻正在走廊尽头的卧室里睡午觉，她感到很不耐烦。谁会在这个时候打扰她呢？她想也没想，就系好衣服，打开纱门，一肚子不高兴地径直穿过走廊以及堆满家具和各种摆设的客厅。开门之前，她隔着纱门一看，只见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小鸟，戚容满面，两眼黯然失神。他说：“只要给它点儿水喝，找个瓢把它扣起来，我相信它准能缓过来。”雷薇卡太太打开大门，吓得差点儿晕过去。

神父在雷薇卡太太家里总共停留了不到五分钟。雷薇卡太太以为是她把神父挤对走的，其实是神父自己不愿意多待。那会儿，只要雷薇卡太太认真回忆一下，就会发现神父在镇上住了三十年，每逢到她家，从来没有逗留超过五分钟。虽然大家公认这位寡妇是主教的远亲，可是，在神父看来，客厅里的豪华摆设分明表现出女主人的贪婪。更何况，关于雷薇卡太太家还有一段传闻（也许是段真事），神父认为肯定还没有传到主教的耳朵里去，尽管有一次，雷薇卡太太的表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雷薇卡太太认为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曾说：“新世纪开始以来，主教压根儿没到镇上来过，原因就是不想见到他这位远亲。”传闻也罢，真事也罢，总而言之，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到她家总是觉得不舒服。这个家中的唯一住户雷薇卡太太从来都缺乏虔诚，一年只做一次忏悔。神父一要她具体谈谈她丈夫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她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问题。眼下神父来到她家，等着她拿碗水来饮一饮奄奄待毙的小鸟，完全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寡妇转身进去了。神父坐在一把华丽的雕花木摇椅上，老是闻着屋里有一股奇怪的潮味。四十多年前有一天，屋里一声枪响，上校的弟弟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应声仆倒在地，身子压在自己刚刚脱下、还热烘烘的马靴上，皮带搭扣碰在马刺上发出咣当一声。打那以后，屋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潮味。

雷薇卡太太再次回到客厅，看见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坐在摇椅上，周身有一种阴沉的气息，这气息令她害怕。

“对主来说，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同样值得爱惜。”神父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倒是没想到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寡妇也没往那上面想。自从神父在讲坛上说他看见三次魔鬼以后，雷薇卡太太已经习惯不相信他的话了。她根本不理睬他，两手抓起小鸟，往碗里一浸，拿出来抖了两抖。雷薇卡太太没有一点儿恻隐之心，愣手愣脚地毫不怜惜小鸟的生命，这一切神父都看在眼里。

“您不喜欢小鸟。”神父细声细气地说，口气却十分肯定。

寡妇把眼皮往上一抬，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敌对的神情。

“即使我喜欢过小鸟，”她说，“如今我也讨厌了。平白无故地净撞死在人家家里。”

“已经死了好多只鸟儿了。”神父冷冷地说。可以想见，声音虽然始终如一，却不难听出话里带着不少刺。

“死绝了才好呢。”寡妇说。她厌恶地掐住小鸟，往瓢底下一扔，接着说：“要不是撞坏我的纱窗，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神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硬心肠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把小鸟拿起来，看了看，才知道孱弱的小动物的心跳完全停了。一时间，周围的一切东西——屋里的潮味啊，贪婪啊，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尸体上刺鼻的火药味啊——他都忘得一干二净。倒是对一周来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的奇异真相有所觉察。雷薇卡太太瞧着神父手捧死鸟，神色冷峻地离开她家。大批死鸟像骤雨一样跌落在镇上，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启示；但《启示录》上是怎么说的，他这个被选中的上帝的使者（他曾在天气凉爽的时候享受过幸福生活）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那天，神父和往常一样信步朝车站走去。他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人世间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觉得脑袋发木，懵懵懂懂的，又说不清出了什么事。他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尽力回忆《启示录》里讲没讲过鸟类大批死亡的事，可什么也想不起来。猛然间，他想到在雷薇卡太太家里耽搁了这么久，恐怕火车早已开过去了。他连忙把脑袋伸向蒙着一层灰尘的破玻璃窗，看了看车站上的钟：差十二分一点。神父回到椅子上，感到憋得慌。这时，他想起今天是礼拜六。他摇着棕榈叶扇，迷失在内心阴郁的迷雾中。法袍上的扣子、靴子上的扣子和紧身哔叽长裤上的扣子勒得他实在恼火。他这才惊奇地发现这一辈子还没有碰上过这么热的天呢。

神父坐在椅子上，解开法袍的领扣，从袖管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通红的脸庞。他一时间忧心忡忡地想：莫不是正在酝酿着一场地震吧。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情况。然而，仰望碧空，万里无云。在蓝莹莹的透明天空中，鸟类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的蔚蓝和澄澈被神父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一时又把死鸟的事忘了个精光。他又想，八成要来一场暴风雨吧。可是，天空是那样明净、岑寂，仿佛是覆盖在另外一个遥远小镇上的苍穹，那里的气候一年到头都凉爽宜人；他甚至觉得仰望天空的不是他自己的眼睛，而是别人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用棕榈叶和锈迹斑斑的锌板苫盖的屋顶朝北方眺望，只见一群兀鹫静悄悄地、徐缓地、稳稳当当地栖息在垃圾堆上。

不知怎的，眼前的情景使他回忆起神学院的一段往事。那件事发生在他受领低级圣职前不久的一个礼拜天。当时，神学院院长授权神父可以随便使用他的私人图书馆。每天，特别是礼拜天，神父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图书馆，聚精会神地阅读散发着朽木气味的泛黄书籍。书上有院长用潦草的拉丁文小字写的注释。一个礼拜天，他看了整整一天的书。这时候，院长走进图书馆，匆匆忙忙、惊惶不安地从地上捡起一张卡片，很明显是从神父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掉出来的。他假装没理会院长那惶遽的样子，其实纸条上的字他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只有一句话，是用紫墨水写的，字迹清晰平直：伊芙特夫人夜间过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眼瞅着几只兀鹫盘旋在衰败的小镇上空，他又想起了神学院院长那副沉默的样子。当时，院长坐在他的对面，看上去就像霜打的荞麦，呼吸也乱了节奏，不过并不易察觉。

这样一联想，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不但不觉得热了，反而感到一股冷冰冰的凉气从大腿根儿一直蹿到脚底板。他很害怕，又说不上究竟为什么。脑海里立时翻腾起一团乱糟糟的想法，忽而觉得恶心，忽而看到撒旦的一只爪子陷入泥淖，忽而又看到死鸟纷纷跌落人间。而他，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竟然对死鸟这样一桩大事置若罔闻！蓦地，他站起身，扬起一只胳膊仿佛要和谁打招呼，可是手停在空中。只听他惊呼一声：“流浪的犹太人。”

这工夫，火车的汽笛响了。多年来，神父第一次没有听见汽笛声。他眼瞅着火车在浓烟滚滚中开进车站，听到炭块落在生锈的锌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是，这一切仿佛是遥远、缥缈的梦境。直到下午四点来钟，神父才从梦境中全然清醒过来。他连忙对准备在礼拜天发表的精彩布道辞进行最后的加工润色。又过了八小时，有人找他，请他为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

因此，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并不知道那天下午乘火车到镇上来的人是谁。很久以来，那四节油漆剥落、破旧不堪的车厢在小镇上开过来开过去，然而神父从不记得有人在这里下车，留在镇上，起码近几年里没有过。真是今不如昔啊！想当年，他整下午整下午地凝视一列满载香蕉的火车奔驰而过。那是一百四十节满载水果的车皮，在他眼前过啊过的，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似的。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站着个人，手里举着盏绿灯。车开过后，夜幕就降临了。镇上，万家灯火。神父站在铁路旁，凝望着小镇。他觉得仅仅是看着火车经过，就等于被带到别的镇子上去了。也许因为这个，他养成了每天到车站来的习惯。后来，发生了用机关枪扫射工人、毁坏香蕉园、捣毁那一百四十节车皮的事件。然而，他依然天天到车站来。如今，只剩下那列尘封灰盖、暗黄色的火车，既没有人乘车来，也没有人乘车走。

但是，那个礼拜六，的确来了一个人。当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离开车站时，一个文静的年轻人正从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子里注视着他。小伙子除了饥肠辘辘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看到神父，他突然想起打昨天起他还一直没吃东西。“有神父的地方一定有旅店。”他一边想一边从车上下来，穿过八月的烈日烤炙下的大街，走到车站对面一幢房子的阴凉处。屋里，留声机正在播放一张用旧的唱片。一连饿了两天，小伙子嗅觉分外灵敏，一下子就闻出了这是一家旅店。他连忙进去，连招牌都没顾得上看一看。那上面写着“马孔多旅店”，但他从来不必看招牌。

老板娘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面色焦黄，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就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要了一份午餐，说：“越快越好。”老板娘不慌不忙地端上来一碗骨头汤和一盘青香蕉丁。这当儿，火车拉响了汽笛。有营养的热汤冒着热气，小伙子透过雾气估摸了一下从旅店到车站的距离，顿时吓了一跳，坏了，要误车了。

他撒腿就跑，心急如焚地跑到门口。还没等迈出门槛，就知道赶不上这班车了。他回到桌旁，把饿劲儿全忘光了。只见留声机旁坐着一位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神色挺吓人，好像一只摇尾巴的狗。小伙子在这一天里第一次摘下了两个月前妈妈送给他的帽子，把它夹在两腿间，吃完了剩下的饭。他从桌旁站起来，似乎对误车，对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搞清的小镇上度过周末并不感到焦急。他坐在厅堂的一个角落里，靠在硬邦邦的椅子直背上，在那儿坐了好久，根本没有心思听唱片。最后，选唱片的姑娘开口说话了：

“走廊上比这儿凉快。”

小伙子有点儿忸怩不安。和生人打交道，他总是害臊，不敢正眼看人。有时候不得不说几句话，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也是两码事。“好吧。”他回答说，觉得脊背上一阵发凉。他打算摇晃几下，没摇动，忘了自己坐的不是摇椅。

“到这儿来的人都爱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那儿比较凉快。”姑娘说。听那话音，好像姑娘要跟他攀谈攀谈。小伙子又是一阵着急。姑娘给留声机上弦时，他偷偷地睃了她一眼。看上去，她仿佛已经在那儿坐了好几个月，兴许有几年，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给留声机上好了弦，但她好像一辈子都要守着这件差事。她冲小伙子笑了笑。

“谢谢。”小伙子说着话打算站起来，行动尽量显得轻松自然些。姑娘还是盯住他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把帽子挂在衣钩上。”

小伙子的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姑娘用这种办法提醒他，弄得他挺紧张，像是被人逼到墙角。误车的恐惧感再一次掠过他的心头。这时候，老板娘进来了。

“您干什么哪？”她问。

“他要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谁来都会这样做。”姑娘说。

小伙子听出来了，她的话里带着戏弄人的口吻。

“您别担心。”老板娘说，“我给您端个方凳来。”

姑娘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小伙子心慌意乱的。天气燥热，他一个劲儿地冒汗。老板娘把一个皮面的木头凳子搬到走廊上。小伙子正要跟过去，姑娘又开口了。

“弄不好，小鸟会吓你一跳。”她说。

老板娘扭过头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目光凌厉。

“你最好闭上嘴。”老板娘说。说罢，又笑容可掬地看着那个小伙子。他已经不觉得那么孤独了，也想搭讪几句。

“您说什么呢？”他问。

“我说每天一到这个钟点，走廊上就掉死鸟。”姑娘说。

“别听她瞎说。”老板娘说。她弯下腰去，整理中间桌子上的一束纸花，手指头神经质地索索发抖。

“我瞎说，”姑娘说，“前天你自己还扫走两只鸟呢。”

老板娘气冲冲地又瞪了她一眼，随即带着满脸歉意，想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解释一下，打消客人的一切疑虑。

“先生，是这么回事：前天有几个小孩把两只死鸟丢在走廊上，打算吓唬吓唬她。后来，又告诉她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她呢，就相信这些鬼话了。”

小伙子笑了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儿滑稽。他搓了搓手，又扭过脸去看那个姑娘。她正在焦灼地望着他。留声机已经不响了。老板娘走进隔壁房间。小伙子朝走廊走去，这时候姑娘压低声音坚持道：

“我亲眼看见从天上掉小鸟的，相信我。这里人人都见过。”

小伙子相信自己弄明白了为什么姑娘恋着留声机不肯走开，以及刚才老板娘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

“是啊。”他同情地说。说完，朝走廊走去，又说：“我也看见过。”

外面，巴旦杏树荫下稍微凉爽一些。小伙子把方凳靠在门框上，头往后一仰，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坐在摇椅上的母亲精神不振，正用长把扫帚撵鸡。想到这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

上个礼拜，他也许还觉得自己的生活像是一根直溜溜的光滑的绳子。一头是最后一次内战中的一个下着雨的清晨，他出生在一所农村学校的茅屋里，四面都是泥墙；另一头是他满二十二周岁的六月的上午。那一天，妈妈走到吊床跟前，送给他一顶帽子，上面附有一张纸条：“送给我亲爱的孩子的生日礼物。”有时候，他闲得发慌，就爱回想那座学校、黑板和那张沾满苍蝇屎的国别地图以及挂在墙上的一长排罐子，罐子上方有每个孩子的名字。那里气候凉爽，是一个宁静的、绿茵茵的小镇。有几只腿又长又灰的母鸡时常穿过课堂，躲到水缸边去下蛋。那时，他母亲是个忧郁、沉默的女人。每天傍晚，她迎着从咖啡种植园吹来的微风，坐下来纳凉，说：“马瑙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然后扭过脸来，看着在吊床上不声不响逐渐长大的孩子。“等你长大，就懂了。”可是，他啥也不懂。长到十五岁了，还是啥也不懂。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平日生活闲散，长得很结实，只是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二十岁上，他的生活还不外乎是躺在吊床上翻几个身。这时候，妈妈患了风湿病，不得不离开执教十八年的学校。母子俩搬到一幢房子里住，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还养了几只灰腿儿母鸡，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几只一样。

养鸡是他第一次接触现实生活。直到今年七月，他就干过这么一样活计。七月里，妈妈打算退休。她想，办理退休的事孩子足以胜任了。小伙子麻利地准备好了文件，甚至还说服了堂区神父把妈妈的洗礼日改早了六年，因为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礼拜四，妈妈凭多年任教的经验，仔仔细细、不厌其详地叮嘱了他一番，他这才动身进城。随身带了十二个比索、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包文件。至于什么叫“退休”，他的理解可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照他想，无非就是政府应该付给他一笔钱，好用来养猪。

天气闷热，小伙子晕头涨脑地坐在旅店的走廊上打瞌睡。他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有何不妙。他盘算着，明天火车一返回，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一心想着礼拜天继续上路，而且再也不会光顾这个苦热难挨的小镇了。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不舒服的、黏黏糊糊的梦，边睡边想：真遗憾，没把吊床带来。猛然间，他想起衣服包和退休文件全部落在火车上了，这才倏地惊醒过来，想到妈妈，又是一阵惊悸。

小伙子往屋里搬凳子时，镇上的灯全亮了。他没见过电灯。看到旅店里寒酸、腌臜的小灯泡，觉得十分新奇。再一想，妈妈跟自己讲过这个玩意儿。他把小凳一直搬到饭厅里，竭力躲开那些像子弹一样撞击在镜子上的大麻蝇。自己面临的这显而易见的处境令他头脑发昏，天气又这么热，再加上他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举目无亲的孤苦，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九点钟过后，他被带到旅店深处的一间糊着报纸和杂志内页的木板房。半夜里，他做了个噩梦，像得了热病似的。同一时刻，在离开旅店五个街区的地方，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仰面躺在帆布床上，心想：有了今天晚上的经历，可以充实一下那篇明早七点要用的布道辞了。先前，在一片蚊蚋的嗡嗡声中，神父穿着紧身哔叽长裤正在歇憩。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穿过小镇，给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回来时，他有些激动，神经有些紧张，因此把圣器放在床边，躺下来温习布道辞。神父面朝屋顶，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听到远处一只石鸻鸟的报时声。神父打算起床，他费力地爬起来，一脚踩着了铃铛，砰的一声仆倒在屋里坚硬粗糙的石头地上。

肋间一阵剧痛，疼得他几乎不省人事。这时，他觉得身体的重量、罪孽的包袱、年龄的负担一股脑儿全压了过来。他感到脸颊碰在硬邦邦的石头地上。往常，在准备布道辞的时候，他脚踩着这块石头地，就能准确地设想出通往地狱的道路该是什么样子。神父十分惊恐，喃喃地说：“主啊。”随后，他想：“我再也起不来了。”

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啥也没想，甚至没想为自己祈求一个善终。一刹那间，他像真的死去了一般。可是，醒转过来时，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和恐惧了。看见门下面透进一线灰蒙蒙的光亮，听见远处传来凄凉的鸡叫，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清楚地记得布道辞里的每一句话。

他抽下门闩，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他不仅不觉得疼，反而觉得这一跤把他摔年轻了。他深深地吸了第一口清新的空气——充满鸡叫声的潮湿的蓝色空气。全镇的善善恶恶、人间苦难仿佛都被他吸进心田。他朝四下里扫视了一眼，仿佛要习惯一下周围凄清孤寂的气氛。在静悄悄的、朦胧的曙光中，他看到走廊上躺着一只、两只、三只死鸟。

神父两眼盯着三只死鸟，一连看了九分钟。在准备好的布道辞中，他提出要为小鸟成批死亡赎一次罪。他慢慢地踱到走廊的另一端，捡起三只死鸟，又回到水缸边，打开缸盖，下意识地把死鸟一只一只地扔进碧绿的静水之中。“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就碰到半打。”他想，心中突然一亮，意识到一生中伟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七点钟，天已经热起来了。旅店里，那位唯一的顾客正等着吃早餐。管留声机的姑娘还没起床。老板娘走过来，好像在她那鼓鼓囊囊的肚皮里也有时钟敲了七下。

“唉。真倒霉，误了车了。”她用同情的口吻说，只是这份同情来得晚了一些。随后，她端来一份早餐：牛奶咖啡、煎鸡蛋和几片青香蕉。

小伙子想吃几口，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饿。恐怕天气会越来越热，他可真有些发怵。身上热汗淋淋，憋得喘不过气来。夜间，他没脱衣服，睡得很不安稳。现在头有点儿发烫。老板娘过来收拾盘子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妈妈，又是一阵发悸。老板娘身穿一件大绿花的新衣服，容光焕发。看见她的新衣服，小伙子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

“有弥撒吗？”他问。

“有啊。”老板娘说，“不过，跟没有也差不多，几乎没人去。上面一直不肯另派一位神父来。”

“现在这位怎么啦？”

“大概有一百岁了吧。是个半疯儿。”老板娘说。她一只手托着盘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副忧虑的样子。

随后，又接着说：

“有一回，他在讲坛上赌咒发誓地说他看见了魔鬼。打那以后，几乎谁也不再去望弥撒了。”

小伙子一来心境不佳，二来受好奇心驱使想见识见识这位百岁老人，便朝教堂走去。他注意到小镇上死气沉沉，没有尽头的大街上尘土飞扬，锌板屋顶的木头房子阴森森的，似乎无人居住。小镇的礼拜天原来是这个样子：街上看不见如茵的绿草，房子纱窗紧闭，暑气蒸人，天空显得深邃、神奇。他想：这个小镇的礼拜天和平常日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在阒寂无人的街上走着，记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他步入一个石块墁地的小广场，那里有一座带尖塔的石灰建筑物，尖顶上立着一只木鸡，塔上的时钟指针停在四点十分上。

他从容不迫地穿过广场，登上教堂门口的三级台阶，登时嗅到一股陈年的汗臭，夹杂着焚香的气味。他跨步走进幽暗的、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

这当儿，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刚刚登上讲坛，正要开始布道，看见走进一个年轻人，头上戴着帽子。只见他用一双明澈、镇定的大眼睛端详着空荡荡的教堂。随后，又见他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歪着脑袋，两手搁在膝盖上。神父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外乡人。在镇上住了二十多年，只要是镇上的居民，单凭身上的气味，神父也能说出他是谁。因此，他断定刚刚进来的小伙子是个外乡人。他朝小伙子迅速地瞥了一眼，看得出他不爱说话，有点儿忧愁，衣衫龌龊，皱皱巴巴的。神父心里想：“他大概穿着这身衣服睡了好多天了。”一股又讨厌又怜悯的感情掠过他的心头。可是，后来看到他在长椅上坐下来，一股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他要为小伙子做一次最美好的祈祷。“主啊。让他别忘了摘掉帽子，我不想把他撵出教堂去。”他一边想着，一边开始布道。

一开始，神父说了什么自己也不清楚。连他本人都没有听。他几乎听不见那从开天辟地就沉睡在他心灵深处的泉水发出的时断时续的说不清的旋律。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讲得清楚明白、准确无误、切合时宜，顺序和时机一如预期。他觉得腹内一阵阵发热。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灵魂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虚荣心。麻痹他感觉的这种愉悦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叛逆或虚荣心，而是对主纯真的爱戴。

雷薇卡太太在卧室里感到一阵阵发昏。她知道再过一会儿，天气又要热得人没法活下去。可是，她不想离开这里，因为一切新鲜事物都会引起她莫名的恐惧。否则，她早就把杂七杂八的东西装进放樟脑球的大箱子里，动身到世界各处游逛去了。听人说，她的曾祖父就是这样。然而，她心里明白自己注定要在这个小镇上了此一生，早晚会死在这几条无尽头的走廊和九间卧室之间。她想，天气一凉快下来，立刻就把卧室的窗纱换成毛玻璃。于是，她下决心永远留在这里（每收拾一次柜子里的衣服，就下一次决心）。她还决定给“我最最尊敬的表兄”写一封信，请他委派一位年轻的神父来。这样，她又可以戴上那顶饰有小巧玲珑的天鹅绒花的帽子到教堂去，参加秩序井然的弥撒，听一听条理分明、富有教益的布道辞。她想，明天是礼拜一，现在她要琢磨一下给主教的信怎样开头（布恩迪亚上校说过，她的信开头总是写得不够庄重，缺乏敬意）。这时候，阿赫妮达风风火火地拉开纱门，大声喊道：

“太太，听说神父在讲坛上发疯了。”

寡妇哭丧着脸，把头扭向门口，露出一副特有的苦相。

“他起码疯了五年了。”她说，一边继续收拾衣服，“大概又看见魔鬼了吧。”

“这回不是魔鬼。”阿赫妮达说。

“那是谁呀？”雷薇卡太太漫不经心地随口问道。

“这回说是看见了流浪的犹太人。”

雷薇卡太太一听，立即觉得很不舒服，一阵纷乱的思绪掠过她的脑海，什么破纱窗啊，热天气啊，死鸟啊，瘟疫啊，不一而足。“流浪的犹太人”，她还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的下午听人讲过这个。她面如死灰，浑身冰凉，一步步朝阿赫妮达走过去，阿赫妮达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对啊，”她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说，“这下子，我可明白为什么小鸟会遭这么大的劫了。”

她感到一阵恐惧，当即蒙上一块绣花的黑头巾，飞快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和堆满摆设的客厅，直奔临街的大门，走过两个街区，来到教堂。在教堂里，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变颜变色地说：“……我发誓我看见了他。我向你们发誓：今天清晨，我给木匠霍纳斯的女人行完临终涂油礼后往回走时，在路上碰见了他。我向你们发誓：由于主的诅咒，他面色乌黑，每走一步都留下一撮热灰。”

布道到此戛然中断，余音在空中回荡。神父觉得他控制不住两手的颤抖，全身不住战栗，一道冰冷的汗水顺着脊梁骨慢慢地流下来。他觉得很不舒服，浑身打战，口干舌燥，肚肠剧烈地绞痛，腹内响起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好像风琴的低音。这时，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他看见教堂里的人群。愁眉苦脸的雷薇卡太太正装模作样地从中间的通道走过来。她张开两臂，阴冷忧愁的面孔仰向高空。神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清醒地知道，要是他自以为在创造奇迹，那不过是虚荣心在作怪。他用哆哆嗦嗦的手谦卑地扶定木台的边沿，又继续讲下去：

“他朝我走过来。”这一次，他听到了自己充满说服力的、热情激荡的声音，“他朝我走过来，绿宝石般的眼睛，一身粗毛，散发着一股公羊的气味。我举起手来，以主的名义指斥他说：‘站住，礼拜天从来不是用羊羔做牺牲的好日子。’”

布完道，天气越发热了。在那个难忘的八月，天气炽热，盛暑逼人。然而，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一点儿也不觉得热。他知道镇上的居民震慑于他的布道辞，又都匍匐在他身后了。不过，这并不能使他感到高兴。他马上就要走下讲坛，喝上两口葡萄酒，润润嗓子，但这也不能使他感到惬意。他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得劲儿，心烦意乱，在献身的终极时刻，都不能集中精神。诚然，这种精神状态由来已久，只是现在又有所不同，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扰得他心神不安。神父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傲慢。正如他在布道辞中想象和定义的那样，他觉得傲慢就像口渴，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最后，他用力关上了圣体柜，说：

“毕达哥拉斯。”

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侍童是个脑袋剃得锃亮的小孩。他是神父的教子，连名字都是神父起的。孩子朝圣坛走过来。

“快去敛布施吧。”神父说。

孩子眨巴眨巴眼睛，转了个圈，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不知道盘子撂在哪儿了。”

可不是，已经几个月没有敛布施了。

“你去圣器室找一个大布包来，尽量多敛点儿。”神父说。

“我怎么说呢？”孩子问。

神父两眼盯住他的助手那光秃秃、棱角分明的青头皮，沉吟片刻。现在倒是他在眨巴眼睛了。

“你就说为了驱逐流浪的犹太人。”他说，觉得心里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时间，在寂静无声的教堂里，他只能听见大蜡烛的淌蜡声和自己激动、艰难的呼吸声。之后，他把手放在侍童的肩上。孩子用吃惊的圆眼睛望着他。神父说：

“敛完钱，把钱交给那个最早到这儿来的小伙子。就说神父叫他去买一顶新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