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从贺拉斯的教导，且将本故事“从半中间讲起”。现在，美丽的高龙芭与上校父女都已入睡，我趁此空档，将读者所不应不知的某些情况作个交代。如果看官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真实的故事，那是非得知悉这些脉络不可的。看官已经知道，奥索的父亲，德拉·雷比亚上校，是被人暗杀的。不过在科西嘉，不像在法国那样，凶手往往是一个越狱的苦役犯，他要偷你的银器，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就把你杀掉了，在这里，暗杀则往往出自仇家之手。至于血仇是怎么结下来的，却往往难以说清楚。许多家族都有世仇，而世仇的缘起却早已尘封泯灭。

德拉·雷比亚上校的家族，同好几个家族都有仇，尤其与巴里契尼家族结仇最深。据说，远在十六世纪，德拉·雷比亚家的一个青年勾引了巴里契尼家的一个少女，后来被女子的亲人刺死了，另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是被勾引的女子是德拉·雷比亚家族的，而被刺死的是巴里契尼家的男子。不管真相如何，两个家族之间有血债，皆为世人所确认。不过，与通常习惯不同，这桩血案并未立即引发出其他的仇杀，这是因为，雷比亚家族与巴里契尼家族，同样都被热那亚政府所迫害，年轻的男子都流亡在外，两个家族有好几代都没有强势的代表人物。到了上个世纪末年，有一个在那不勒斯军队里当差的德拉·雷比亚家族男子，在赌场里与几个军人吵了起来，对方朝他破口大骂，骂他是科西嘉的贱羊倌，他拔出剑来，但一对三，寡不敌众，幸亏当场另有一个赌客大喊了一声“我也是科西嘉人”并拔刀相助。此人乃巴里契尼家族成员，但并不认得自己这位同乡。待互报姓氏后，双方以礼相待，甚为热诚，并发誓结为金兰。可见，如果是在大陆上，科西嘉人很容易友好结交，这和在他们本乡本土的岛上大不相同。只要是在意大利，这位德拉·雷比亚与那位巴里契尼，一直亲如知己，但一回到科西嘉，两人就很少见面了，虽然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当他们去世时，据说已经有五六年互不说话了。他们的后人，按岛上人的说法，也“老死互不往来”。其中一方的后人，即奥索的父亲吉尔福契奥当了军官，另一方的后人吉乌狄契·巴里契尼则成了律师，两人都当上了各自家族的族长，由于职业不同，隔行如隔山，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碰碰面，哪怕是听到旁人谈到对方。

但是有一天，那是1809年的时候，吉乌狄契在巴斯蒂亚城一家报纸上，看到吉尔福契奥被授予勋章的消息，便当着众人的面说，他对此毫不感到意外，因为此人的后台是某某将军。这话传到了身在维也纳的吉尔福契奥的耳里，他便对一个同乡反讽说，等他回到科西嘉之日，吉乌狄契一定暴富了，因为他从败诉的官司里赚得的钱，比从胜诉的官司里所赚得的钱更多。他讽刺话的真意何所指，谁也猜不透，究竟是指这位律师出卖了自己的委托人呢，还是只不过道出了职业行当中最普通不过的真相，那就是输一场官司比赢一场官司，可以给律师带来更为丰厚的收入。不管怎样，巴里契尼耳闻了这番讽刺话，并一直怀恨在心。到了1812年，他谋求出任村长一职，正当他即将达成目的时，某某将军致函省长大人，推荐吉尔福契奥妻子的一个亲戚来担任。省长立即迎合了将军的授意。对此，巴里契尼毫不怀疑是吉尔福契奥捣的鬼。1814年，拿破仑皇帝倒台，将军推荐的那个村长被指控为拿破仑分子遭到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巴里契尼。到了拿破仑的百日政变时期，又轮到巴里契尼被撤职。最后，拿破仑彻底失败，一场政治风暴终于过去，巴里契尼又风风光光地举行盛典，将村长的印章与户籍簿册重新接收了回去。

从此，他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而德拉·雷比亚上校却被迫退伍，回到故里彼埃特拉纳拉村，还不得不去应付巴里契尼阴损的刁难和排挤。有时，说他的马窜进了村长家的园子而传讯他，要他赔偿损失；有时，村长又借口修补教堂前的路面，故意将德拉·雷比亚家族一成员坟墓上一块刻有族徽标志的石板扔掉了。如果有羊群啃了上校家的青苗嫩叶，羊主人一定会得到村长的袒护。接着，有两个一直深受德拉·雷比亚家族保护的人，一个是在本村邮政局兼职的那个杂货店老板，一个是负责看守园林的那个残废老兵，都相继丢了差事，而被巴里契尼家族的人所取代。

上校的太太去世，临终希望把她葬在她生前经常散步的一片小树林里，村长闻讯立即宣布她必须葬于本村的公共墓地，理由是他未得到上级授权允许村民另外单建墓地。对此，上校勃然大怒，宣称在等待上级授权批下来之前，他的太太必须葬在她本人生前指定的地点，还派人挖了墓穴。村长则针锋相对，也叫人在本村的公墓里挖了一个，而且还派来了警察，说是为了显示法律的权威。出殡的那天，两派人众悉数到场，摆开阵势，颇有为争夺德拉·雷比亚太太的遗体而不惜大打出手之势。死者的亲属招来四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农民，强迫本堂神父走出教堂，取道朝小树林进发，另一派人，由村长亲率两个儿子，加上一群党羽与警察，则挺身阻挡。当他出现在阵前并喝令送葬行列后退时，对方发出了一阵嘘声与恐吓声，且人多势众，意志坚决，有些枪支还上了膛准备开火，据说，有个牧羊人就瞄准了村长，但上校将那支枪往上一抬，说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村长此人颇像巴汝奇那样，“天生怕挨打”，见此阵势，不敢应战，便领着党羽退走了。于是，送葬行列开始上路进发，还故意绕最远的道而行，非得从村公所面前经过不可。在行进中，有一个冒失鬼加入了行列，竟斗胆高喊了一声：“皇帝万岁！”跟着喊的还有两三个人。这时，又碰巧有一头村长家的牛挡住了去路，这一帮人越来越得意放肆，竟想把这头牛宰掉，幸亏有上校出来阻止，才没有发生一个血腥事件。

不难想象，这场纠纷当即已被记录在案，村长用妙笔生花的文笔给省长打了一份报告，说天国的神规与人间的法律是如何被践踏，他村长的尊严还有神父的威信是如何受到藐视与侮辱，德拉·雷比亚上校是如何带头闹事，纠集拿破仑余党妄图颠覆正统王朝，挑起岛上民众的武装械斗，这一连串罪状实触犯了刑法第八十六条与第九十一条，当严惩不贷。

这份添油加醋、夸大其词的告状反而没有达到其目的，对手上校也没有闲着，他也致函省长与皇家检察官。他太太还有一个亲戚与皇家法院的一位表亲沾亲带故，此位表亲正好是本岛的议员，全靠这些关系维护打点，阴谋造反的罪名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德拉·雷比亚夫人得以安息在她的小树林里。只有那个喊口号的冒失鬼被判在监狱里关了半个月。

巴里契尼律师对此大逆不道案件竟被如此从轻发落深为不满，便再接再厉换了一个方向继续进攻。他不知从何处弄出一张陈年旧契，据此否认上校对一条设置了一座磨坊的水流拥有主权。官司打了很久。快到一年时，法院行将判决，从所有的迹象看来，上校将要胜诉。此时，巴里契尼先生突然交给皇家检察官一封信，此信的签名者是一个名声响亮的强盗，名叫阿戈斯契尼，他信中威胁村长，如果不撤诉停止官司，便要以血光之灾相加。众所周知，在科西嘉，强盗为了报答朋友，往往插手一些私人纠纷，拔刀相助，能得到强盗的庇护，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事情。村长正要利用此信大做文章，不料又意外发生一事，使得事情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真相难辨，那就是大盗阿戈斯契尼致函皇家检察官，声言有人假冒他的笔迹，写了威胁村长的信件，使世人怀疑他的人格，以为他是一个以自己的威名做交易的小人，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这样说：“如果我查出了那个伪造信件者，必将严加惩处，以儆效尤。”

很明显，那封给村长的恐吓信并非出自强盗阿戈斯契尼之手。于是，德拉·雷比亚一方就控告村长巴里契尼一方假造了威胁信，而后者则反唇相讥。双方互相指责，法院一时无法弄清究竟是哪一方在作假。

就在此关键时刻，吉尔福契奥上校被人暗杀了。据法院档案记载，经过情形如下：一八XX年八月二日，傍晚时分，一个名叫玛德莱娜·彼埃特里的妇女带着粮食去彼埃特拉纳拉村，猛听见两声连续的枪响，好像是从通往村子的一条低洼路上发出来的，距离她约有一百五十步远。几乎与此同时，她看见有个男子俯身沿着葡萄园里的小路往村里跑去。这人边跑边稍停一下，回头望望，可惜距离太远，她看不清他的面貌，何况，他嘴上还叼着一大片葡萄叶，几乎把整个脸都遮住了。那人向藏在一旁没有显形的同伙做了一个手势，便钻进葡萄园不见了。

妇人撂下粮食，奔向出事的那条小路，在那里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倒在血泊里，身上中了两枪，但尚未断气。他的身边撂着他上了镗的枪，看样子，他正要举枪迎敌，朝对面的来袭者开火，却被另一个敌人从背后击中。他大声喘气，垂死挣扎，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据后来医生解释说，这是子弹打穿了肺部所致。鲜血使得他窒息，血流得很慢，像红色的泡沫。妇人想把他扶起来，问了他好几句话，都白费力气，毫无结果。她看出来他很想说出点什么，但已经说不清楚了。她又发现他试图把手伸进口袋，便赶紧帮他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活页夹，把它打开递给他，受伤者取出夹里的铅笔，想要写点什么。目击证人见他费了好大的劲写了几个字母，但她不识字，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上校写得筋疲力尽，把活页夹交到彼埃特里妇女手里，使劲握着她的手，神情古怪地看着她，似乎想要告诉她，用女证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事关重大，这是杀我凶手的名字！”

彼埃特里妇女向村里跑去时，迎头碰见巴里契尼村长与他的儿子文桑德罗。那时，几乎已经完全天黑了。她把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给他们讲了一遍。村长拿过活页夹，跑回村公所去系上执行公务时必须佩戴的肩带，又叫来文书与警察。他们走后，玛德莱娜·彼埃特里单独与文桑德罗留下时，她求年轻人去救助上校，说不定他还有一口气。但文桑德罗回答说，上校是他家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他走近去，别人一定会说是被他杀死的。待了一小会儿，村长回来了，发现上校已经气绝，便叫人把尸体抬走，并作了笔录。

巴里契尼村长忙乱得不知所措，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很自然，尽管如此，他还是赶紧把死者的文件夹封存起来，并在他的职权范围里，尽量作了一番检查探究，但始终没有任何重大的发现。

预审法官到场后，打开那个活页夹，只见一张血迹斑斑的纸上，有几个字母，写字的手已经软弱无力，但笔迹尚清楚可见，纸上写着：阿戈斯契尼……法官毫不怀疑上校是想指控阿戈斯契尼就是杀他的凶手。可是，上校的女儿高龙芭·德拉·雷比亚应法官的传讯到场后，要求仔细地察看察看那个活页夹。她翻阅了好久好久，猛然一伸手指着村长，大声喊道：“他就是凶手！”虽然悲痛欲绝，但她仍然令人惊讶地以准确而清晰的言词陈述出她的理由，她说，其父不久前接到了儿子奥索一封信，看后便把信烧掉，但在烧掉之前，用铅笔在活页夹里抄下儿子的地址，因为奥索刚刚换了驻地，可如今活页夹里抄下了地址的那一页没有了，这说明是村长把它撕掉了，而正好这一页上她父亲写明了凶手的名字。按高龙芭的推断，村长在另一页上补写下阿戈斯契尼的名字用来混淆视听。法官的确也发现写有名字的那个小纸本上缺了一页，但他马上又发现那纸本上还有其他一些缺页。有证人说，上校有撕活页夹里的纸来点雪茄的习惯，因此极有可能不留神把抄有地址的纸页撕下来烧掉了。此外，有人认为，村长从彼埃特里女人手里接过活页夹后，由于已经天黑，根本没有可能去翻看，还有人证实，村长在走进村公所之前，一刻也没有停，警察队长一直陪着他，眼见他点起了灯，把纸夹装进一个信封里，当着队长的面把它封存好。

警察队长陈述完毕，高龙芭悲愤欲绝，扑倒在他脚下，以世上最圣洁的名义恳求他说说当时是否离开过村长，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警察队长犹疑片刻，显然是被这姑娘呼天抢地的激昂所感动，便承认自己确曾到隔壁房间取过一大张纸，但离开不足一分钟，当他摸黑在抽屉里找纸时，村长还在不停地跟他说着话。而且，他证实，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染着血迹的活页夹仍放在原来那张桌子上，村长起初进屋时，就是把活页夹放在那里的。

轮到巴里契尼村长陈述时，他神情自若，从容镇定。他说，他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偏激言行，并愿意放下尊严来证实自己清白。他有证据表明自己整个傍晚都在村子里，血案发生时，他儿子文桑德罗和他正站在村公所前面，他还说，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兰杜契奥那天正发烧卧病在床。他还出示了自己家里所有的枪支，没有一杆是最近使用过的。至于那个活页夹，他补充说，他当时就深知其重要性，所以立即就把它封存起来，交给了他的助理，因为他已经预料到，由于他与上校不和，他很可能受到怀疑。最后，他还提醒大家，大盗阿戈斯契尼曾经发出恐吓说，要杀死假冒他的名字伪造了那封信的人，暗示这个土匪很可能是怀疑上了上校，因此制造出这桩凶杀案。众所周知，根据强盗行事的惯例，出于类似的原因而进行了同样报复的，并非没有先例。

德拉·雷比亚上校遇害五天后，阿戈斯契尼遭到一支巡逻队的袭击，他负隅顽抗，被当场打死。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高龙芭写给他的，信上说，人人都认定他是杀害上校的凶手，请他站出来宣告一下究竟是或不是。对此，这个强盗未予理睬，于是，人们一般都认定他是没有勇气向一位姑娘承认自己杀了她的父亲。但是，那些自认为很了解阿戈斯契尼性格的人，私下都认为如果真是他枪杀了上校，他定会自我吹嘘一番，另有一个名叫布朗多拉契奥的强盗，则交给高龙芭一份声明，说他以名誉担保他的老伙伴绝未干下这桩血案，但他只有唯一一条证据，那便是，阿戈斯契尼从未跟自己说起过他怀疑上校曾假冒了他的名义写威胁信。

结果是，巴里契尼一家脱尽干系，平安无事，预审法官将村长大大称颂了一番；而村长则进一步锦上添花，宣称撤回他跟上校关于那条水流的诉讼，以便彰显其高风亮节。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高龙芭当着众多亲友的面，在父亲的遗体前，即兴创作了一首哭悼歌，公开谴责巴里契尼父子是杀人凶手，尽情发泄了对凶手的仇恨，威胁说她的兄长必将为父报仇。这首哭悼歌流传甚广，莉狄娅小姐听那个水手唱的就是此歌。奥索当时正在法国北部，得知父亲的死讯后，便请假回家，但未获批准。起初，他接读妹妹的来信，以为巴里契尼父子就是凶手，但不久后，他又收到审讯过程中所有文件的副本以及法官本人的一封私人信，他就几乎完全确信强盗阿戈斯契尼才是不贰的凶手了。高龙芭每三个月要写一封信给他，把她认定为证据的那些怀疑向他唠叨一遍。读了妹妹来信的指控，他身上科西嘉人的热血不禁沸腾而起，有的时候，几乎认同了妹妹的偏激之见。但每次给妹妹回信，他都一再指出她的猜测并无确凿的证据，因而令人难以置信，他甚至不许她再提这件事，但始终无效。这样又过去了两年，奥索奉命退伍。返乡之念，自然而生，其目的倒不是要去把无辜者当作罪人去加以报复，而是为了要去给妹妹找个婆家，把她嫁掉，同时也想把他那点小产业变卖掉，如果卖得出好价钱，那他就到大陆去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