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下起雨来了。有取暖炉的别墅已经生上了火，没有取暖炉的别墅里的居住者只好裹起双颊，并最终渐渐地离去了。

奥勃洛莫夫没有在城里露面。一天早晨，他看见有人搬着伊林斯基家的家具从他的窗户旁边经过。尽管他现在已不再把搬家、顺路随便找个地方吃饭、整天不睡觉等看作是一种舍身忘己的英雄行为，但也还是有一种无处安身之感。

公园和树林里已空无一人，奥丽加房子里的百叶窗也关上了，这时让他一个人待在别墅里，那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的。

他在几个空房间里转了转，在公园里走了一圈，从坡上下来，心里一片惆怅。

他吩咐扎哈尔和阿尼西娅到维堡区去，决定在未找到新房子之前先住在那里。他自己则进城去，在一家小饭馆里随便吃顿饭，晚上就一直待在奥丽加家里。

城里的秋夜可不像在公园里和树林里那样有漫长的白昼和黄昏。在这里他不能一天三次同奥丽加见面，她的女仆卡嘉也不会跑来找他，他也不能派扎哈尔走五俄里去送一张便条。所以夏天的这种鲜花盛开的爱情诗篇似乎中止了，接下去的日子好像是由于内容贫乏而变得迟缓拖沓了。

他们有时坐上半个小时不说话，奥丽加专心于她的手工，只顾数十字花纹的针数，他则胡思乱想，沉溺于离现实很远的未来。

只不过他有时仔细地打量她时，会激动地哆嗦一下，或者是她顺便看他一眼，从他眼睛里捕捉到一线温柔顺从和无言幸福的光芒后，莞尔一笑。

一连三天他都进城去看奥丽加并在她家吃饭，借口是他家的住所尚未安排好，这个星期才能完全搬过去，所以还不能把新居当成家。

但是到了第四天他觉得不好再到她家去了。他在伊林斯基家附近徘徊了一会儿，叹口气便回家去了。

第五天他们没有在家吃饭。

第六天奥丽加约他到某某商店去，她在那里等他，然后要他步行送她回家，马车则在后面跟着。

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别扭。他们有时碰到他的或者她的熟人，不免要点头脱帽，有时候还得停下来寒暄两句。

“唉，我的天哪！真受不了！”他说，“由于惊吓和尴尬而浑身冒汗。”

婶婶也用一双难堪的眼睛看着他并若有所思地嗅着酒精，好像她的头疼是由于他引起的。况且是多远的路程啊！从维堡区坐车来，晚上再回去，得花三个小时！

“我们就跟婶婶说了吧，”他坚持地说，“这样我就可以从早到晚待在你们家里，谁也不会说什么……”

“你去过法院了吗？”奥丽加问道。

奥勃洛莫夫恨不得说“去过了，一切都办妥了”。可是他知道，奥丽加一定会死死盯着他，并立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在撒谎，所以他只好叹口气说：

“唉，你不知道，这事有多难啊！”

“跟房东太太的哥哥谈过没有？找到房子了吗？”她接着问道，连眼睛也没有抬。

“他上午老不在家，而晚上我却待在这里。”奥勃洛莫夫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托词而高兴地说。

现在却是奥丽加叹了口气，但她什么也没说。

“明天一定去同房东太太的哥哥谈谈，”奥勃洛莫夫安慰她说，“明天是礼拜天，他不用上班。”

“在一切事情没有办妥之前，”奥丽加若有所思地说，“不能对婶婶去说，而且我们也要少见面……”

“对，对……说得对！”奥勃洛莫夫胆怯地说。

“你礼拜天来我家吃饭，那是我们招待客人的日子，然后你礼拜三再来，一个人来。”她决定了说，“然后我们可以在剧院里见面，你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剧院，你也去。”

“是，就这样。”他说，很高兴她能主动安排会面的事。

“要是碰到好天气，”她最后说，“我就到夏园散步去，你也可以到那里去。我们会想起那个公园……那公园啊！”她深有感触地重复了一句。

他默默地吻了她的手，同她道别，到礼拜天再见。她用忧郁的目光同他告别，然后坐在钢琴跟前，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在哭，琴声也在哭。她想唱，可是唱不出来。

第二天奥勃洛莫夫起床后，穿起了那件在别墅里穿过的古怪的常礼服。他早已告别了长袍，已吩咐把它藏到衣柜里了。扎哈尔像平时一样，摇摇晃晃地端着托盘，笨手笨脚地把咖啡和面包圈端到桌子跟前；在他后面，阿尼西娅也照常地从门后探出半个身子，看扎哈尔能否把杯子送到桌上，若扎哈尔能顺利地把托盘端到桌子上不出差错，她就不声不响地躲开，若看见托盘上的东西要掉时，她就立即冲过去，接住其他的东西。这时扎哈尔就要破口大骂，先是骂那些掉落的东西，然后骂老婆，并挥起胳膊肘朝她胸脯捣去。

“多么香的咖啡！是谁煮的？”奥勃洛莫夫问道。

“是房东太太本人煮的，”扎哈尔说，“这六天全是她煮的。她说：‘你们把菊苣粉放得太多，煮的时间也不够。让我来吧！’”

“很香，”奥勃洛莫夫又说一遍，又倒了一杯，“你去好好谢谢她。”

“就是她，”扎哈尔指着旁边房间那扇半开着的门说，“那是他们的小餐室吧，她就在那里干活，还有他们的茶、糖、咖啡、餐具都搁在那里。”

奥勃洛莫夫只看见房东太太的背脊、后脑勺、白白的脖子的一部分和裸露的胳膊肘。

“她干吗在那里如此迅速地转动胳膊肘呢？”奥勃洛莫夫问道。

“谁知道呢！也许是在熨花边吧。”

奥勃洛莫夫注视着她如何转动胳膊肘，如何弯下腰，然后又直起来。

她弯下去的时候，露出了干净的裙子、干净的袜子和圆圆胖胖的小腿。

“一个小官吏的老婆，可她的胳膊肘长得并不比一位伯爵夫人差，还有一个小窝儿呢！”奥勃洛莫夫想道。

中午扎哈尔来问他是否要尝尝她们的馅饼，说是房东太太建议的。

“今天是礼拜天，他们烤馅饼。”

“那当然，我想，馅饼是很好吃的！”奥勃洛莫夫随口说，“是葱头和胡萝卜馅的吧……”

“他们的馅饼可不比我们奥勃洛莫夫田庄的差，”扎哈尔说，“是笋鸡肉和鲜蘑菇馅的。”

“咳，那一定很好吃，来一点吧！是谁烤的？是那个很脏的老婆子吗？”

“她哪儿行呢！”扎哈尔带着轻蔑的口气说，“只能是房东太太，那老婆子连发面也不会，全由房东太太掌勺。馅饼是房东太太和阿尼西娅烤的。”

过了五分钟，从隔壁房间向奥勃洛莫夫伸过来一只裸露的手，上面随便搭着他见过的那条围巾，手里端着盘子，盘子里是一大块冒着热气的馅饼。

“太谢谢啦！”奥勃洛莫夫接过馅饼，亲切地说，他朝门里望了望，目光停留在她那高耸的胸脯和裸露的肩膀上。

门连忙关上了。

“要点伏特加酒吗？”一个声音问道。

“我不喝酒，多谢了，”奥勃洛莫夫更加亲切地说，“你们家有什么样的伏特加酒呢？”

“自己家酿的，我们拿醋栗叶泡的。”那个声音说。

“我从来没有喝过醋栗叶泡的伏特加酒，请让我尝尝好吗？”

裸露的手又端着放着一杯酒的盘子伸过来。奥勃洛莫夫喝了酒，非常喜欢。

“非常感谢！”他说，竭力往门里看，但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您怎么不露面呢？好让我给您道早安。”奥勃洛莫夫责备地说。

房东太太在门后面笑了笑。

“我还穿着家里的便服，一直在厨房里忙着，我现在去换衣服。家兄去做礼拜，快要回来了。”她回答说。

“提到令兄，”奥勃洛莫夫说，“我想跟他谈一谈，请您叫他到我这儿来。”

“好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你们家里谁在咳嗽？”奥勃洛莫夫又问。

“是奶奶。她已经咳了七八年了。”

门又关上了。

“她多么……单纯啊！”奥勃洛莫夫在想，“她身上有那么一种……她的身子保持得多么洁净啊！”

他至今还没来得及跟房东太太的哥哥相识，只是偶尔在早晨从床上看见一个人在围栅前一闪而过，腋下夹着一个大纸袋，然后消失在胡同里，下午五点钟他仍旧夹着那个纸袋子在窗户旁边经过，消失在门廊后面。家里都听不见他的声音。

那里显然住着一些人，特别是早晨更能感觉出来。厨房里听得见有切菜的刀声，窗外有个女人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洗东西，看院子的人在劈柴或推着双轮车运水，隔壁还有孩子在哭闹和一位老太太不停地干咳。

奥勃洛莫夫占有这里的全部四间正房，房东太太家人住两间非正面的房间，她哥哥住楼上。

奥勃洛莫夫的书房和卧室的窗户都朝前院，起居室朝着小花园，客厅面向种有白菜和土豆的菜园子。起居室的窗户挂着褪了色的印花布窗帘，挨墙放着几把普通的胡桃木椅子，镜子下面有一张牌桌，窗台上摆满了天竺葵和万寿菊的盆花，上面吊着四只养有黄雀和金丝雀的鸟笼。

房东太太的哥哥踮起脚尖走了进来。他在答谢奥勃洛莫夫的问候时，连鞠了三个躬。他身穿文官制服，扣上了全部扣子，以至看不见他是否穿了衬衣；领带打的是普通结，领带的两端藏在制服下面。

他大约四十岁，额头上有一绺直直地蓬起的头发，鬓角上也有两绺同样的头发，不过梳得很随便，随风飘拂着，像两只中等大小的狗耳朵；一双灰色的眼睛，不是立即直击目标，而是先偷偷打量一阵，然后才定睛看。

他好像羞于露出自己的两只手，说话时，不是把双手藏在背后，就是一只手揣在怀里，一只手搁在背后。他在给上司递交文件和说明情况时，也是一只手搁在背后，用另一只手的中指，指甲向下，仔细地指着某一行或某一字，完了又把手藏在身后。也许是因为他的手指又粗又红，而且有点哆嗦，他不无道理地觉得老露出来显得不大体面。

“是您叫我来吧？”他用自己的两步观察法，看了看奥勃洛莫夫后，开口说。

“是的，想跟您谈谈房子的事。请坐！”奥勃洛莫夫彬彬有礼地答道。

伊万·马特维奇听到两次“请坐”之后，整个身子往前一倾，决定坐下来，两手插进袖筒里。

“由于情况的变化，我得去找另外一套房子，”奥勃洛莫夫说，“因此我想把这套房子转让出去。”

“现在很难转让，”伊万·马特维奇用手捂着嘴咳嗽了一声，又很快地把手藏在袖筒里，然后说，“如果您夏末来就好了，当时有很多人来看房子。”

“我来过，可是您不在。”奥勃洛莫夫打断他的话说。

“舍妹说过。”这位官员补充了一句，“您不必担心这房子，您在这里住会很方便的。也许家禽吵着您了吧？”

“什么家禽？”

“那几只母鸡，先生。”

奥勃洛莫夫虽然一早起来就听见窗户下面那些抱卵母鸡沉厚的咕哒声和小鸡的叽叽声，可是他哪里顾得上这些呢？他眼前只有奥丽加的形象，对周围的事他几乎毫无觉察。

“没有，没关系，”奥勃洛莫夫说，“我还以为您是说那些金丝雀呢！它们打一清早就在喳喳叫了。”

“我们把它们拿开。”伊万·马特维奇说。

“这也没关系。”奥勃洛莫夫说，“不过情况变了，我们不能留下来。”

“随您便，先生，”伊万·马特维奇回答说，“要是您没找到房客，租约怎么办……您会做出补偿吗……那样您就要吃亏了。”

“该付多少呢？”奥勃洛莫夫问道。

“我这就去拿账目来。”

他拿来了租约和算盘。

“您瞧，房租是八百纸卢布，已收一百卢布的定金，还欠七百卢布。”他说。

“我在您这里住了不到两星期，难道您要我付整年的租金吗？”奥勃洛莫夫打断他的话说。

“那怎么办呢？”伊万·马特维奇温和而又不好意思地说，“让家妹受损失是不公平的，她是一个穷寡妇，就靠房产收入过日子，此外是卖点小鸡和鸡蛋，给孩子们添补点衣服。”

“别那么说，我可不能付，”奥勃洛莫夫说，“您想一想，我住了没两个星期，这叫什么？为什么要付？”

“瞧，租约上写着，”伊万·马特维奇用中指指着文件上的两行字，然后把手藏在袖筒里，“请您念念‘如果我，奥勃洛莫夫要提前搬走，必须按同样条件转让给他人或给普舍尼琴夫人以补偿，付足全年租金至来年的六月一日。”’奥勃洛莫夫念完后说：“怎么是这样呢？这不公平。”

“这是合法的，先生。”伊万·马特维奇说，“这是您自己签的字，瞧这签字。”

他的手指又出现在签字下面，接着又藏起来。

“到底要付多少？”奥勃洛莫夫问。

“七百卢布。”伊万·马特维奇又用那只手指拨动算盘，每拨一次都把手指弯回去变成拳头，“还有马厩和草棚的钱一百五十卢布。”

他的手指又拨动了一下算盘。

“饶了我吧，我没有马，不养马，我要马厩和草棚干什么？”奥勃洛莫夫连忙反问道。

“租约上写着，”伊万·马特维奇用手指指着那一行字说，“米哈依·安德烈依奇说过，您养马。”

“米哈依·安德烈依奇胡说，”奥勃洛莫夫沮丧地说，“您把租约给我！”

“这副本您拿着吧，正本得归舍妹。”伊万·马特维奇把正本拿在手里温和地说，“除此之外，还有菜园及其产品，即圆白菜、萝卜及其他蔬菜——按人头计算，”伊万·马特维奇念道，“大约二百五十卢布……”

接着他又想拨动算盘珠子。

“什么菜园？什么圆白菜？我根本就不知道，您怎么能这么干呢？”奥勃洛莫夫几乎严厉地说。

“您瞧，租约里有，先生。米哈依·安德烈依奇说，这些您也要……”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没有问问我，就安排了我的膳食？我既不需要圆白菜，也不需要萝卜。”奥勃洛莫夫站起来说。

伊万·马特维奇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别这么说，怎么能不问您呢，您瞧，有您的签字……”伊万·马特维奇反驳说。

粗大的手指又在签字上抖动，整个文件也在他的手里抖起来。

“您算算总共是多少钱？”奥勃洛莫夫不耐烦地问道。

“还有油漆天花板和门、改换厨房窗户、装门上的挂锁环的钱，一百五十四卢布二十八戈比纸币。”

“怎么，这也算在我账上？”奥勃洛莫夫惊讶地问道，“这些钱总是由房东付的，谁会搬进没有修好的房里去住呢？”

“您瞧，先生，租约里写着是由您付的，”伊万·马特维奇远远地用手指指着文件的一个地方，上面写道：“总计一千三百五十四卢布二十八戈比纸币。”他温和地说完后，又把拿着租约的两只手藏在背后。

“我到哪儿找那么多钱去呢？我没有钱！”奥勃洛莫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我会要你们的萝卜和圆白菜？”

“您请便，先生！”伊万·马特维奇小声地说，“其实，您不用担心，在这里您会很方便的，”他又说了一句，“钱嘛……舍妹可以等一等。”

“不行，我的情况变了，您听见吗？”

“是，先生，随您的便！”伊万·马特维奇顺从地说，后退了一步。

“好吧，我想一想，尽力把房子转租出去！”奥勃洛莫夫说，向这位官员点了点头。

“很难，不过您看着办吧！”伊万·马特维奇最后说，鞠了三个躬，走出去了。

奥勃洛莫夫掏出钱夹子，数了数钱，总共只有三百卢布。他愣住了。

“我把钱用到哪儿去了呢？”他惊讶地、几乎恐慌地问自己，“夏初从村里送来一千二百卢布，现在就剩三百卢布了！”

他开始计算和回忆所有的开支，却只能记得二百五十卢布的账。

“这钱都哪儿去了呢？”他说。

“扎哈尔，扎哈尔！”

“您要什么？”

“我的钱都哪儿去了呢？我们没有钱了！”他说。

扎哈尔开始翻自己的衣兜，掏出了一个半卢布银币和一个十戈比的银币，放在桌上。

“这是搬家时剩的，我忘了交给您。”他说。

“你把这点零钱给我有啥用？你说，八百卢布都哪儿去了？”

“我怎么知道？我哪里知道您把钱花到哪儿去了呢？您给马车夫多少钱？”

“是的，车费开支不少，”奥勃洛莫夫望着扎哈尔，回想起来说，“你记不记得在别墅时我给马车夫多少钱？”

“哪能记得呢？”扎哈尔说，“有一次您吩咐我给了三十卢布，这我还记得。”

“你要能用笔记下来就好了！”奥勃洛莫夫责怪地说，“人不识字，真是糟糕！”

“感谢上帝，我活了一辈子，不识字，可也不比人差！”扎哈尔眼睛看着旁边，顶了一句。

“施托尔茨说得对，需要在农村兴办学校！”奥勃洛莫夫说。

“听人说，伊林斯基家有个当差的，识字，”扎哈尔继续说，“可是把橱柜里的银器偷走了。”

“真的吗？”奥勃洛莫夫胆怯地想，“是啊，这些识点字的人都是些没有道德的人，上饭馆，玩手风琴，喝茶……不，办学还早了点……”

“还有什么地方花了钱呢？”他问。

“我怎么知道？在别墅的时候，您不是给了米哈依·安德烈依奇……”

“是啊，”奥勃洛莫夫想起了这笔钱，高兴起来，“我给了马车夫三十卢布，好像又给了塔兰季耶夫二十卢布……还有呢？”

他若有所思地询问似的看着扎哈尔，扎哈尔也忧郁地看着他。

“阿尼西娅是否记得呢？”奥勃洛莫夫问道。

“她哪儿会记得，一个傻娘儿们知道什么？”扎哈尔轻蔑地说。

“想不起来了！”奥勃洛莫夫最后忧郁地说，“莫非有小偷？”

“要是有小偷，还不把咱们的东西全偷光了！”扎哈尔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奥勃洛莫夫坐在圈椅里沉思起来，“我到哪里找钱去呢？”他想着，出了一身冷汗，“村里什么时候才能送钱来，又能送多少呢？”

他看了看钟，已到两点，该到奥丽加那里去了。今天是她们家规定的请客的日子。他稍稍有点快活起来，便吩咐叫了马车，动身到海员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