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去利戈夫村吧，”那个已为读者所熟悉的叶尔莫莱有一次对我说，“那边的鸭子可多了，够咱们打的。”

对于一个懂门道的猎人来说，虽然野鸭算不上是什么特别诱人的野味，可是眼下一时没有其他野味可打（这时候是九月初，山鹬尚未到来，在野外追猎山鹑我已厌烦了），所以我便听从我的搭档的建议，前往利戈夫村去了。

利戈夫村是个地处乡野的大村庄，村里有一座年头不少的石建的单圆顶教堂，还有两个磨坊建在那条沼泽似的罗索塔小河上。这条小河在离利戈夫村约五俄里外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宽阔的水塘，水塘的周围以及中央的一些地方长着密匝匝的芦苇，奥廖尔人称之为“芦苇荡”。就在这片水塘里，在那些水湾或芦苇之间的幽僻处，生息着无数的各类野鸭子，如绿头鸭、半绿头鸭、针尾鸭、小水鸭、潜鸭，等等。它们常常一小群一小群地在水面上飞来飞去，一听枪响，便腾空而起，像一片乌云，使猎人情不自禁地一手抓住帽子，拖长声地说：“哎——呀！”我和叶尔莫莱顺着塘边往前去，可是首先，这种野禽颇为小心谨慎，不待在塘边近处，其次，即便有掉队的、缺乏经验的小水鸭被我们击中而丧命，我们的狗也没法进到那密密麻麻的芦苇荡里去叼它回来。尽管这些狗崇高无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它们既不会游泳，也不能潜入水底，只能枉然地让那些锋利的芦苇叶子割伤自己的宝贝鼻子。

“不行呀，”叶尔莫莱终于喃喃地说，“这样可不成，得弄一只小船来……咱们回利戈夫村去吧。”

我们便往回走。还没有走上几步，就瞧见一只癞不叽叽的猎狗从茂密的爆竹柳后面蹿了出来，在它后面又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外衣、一件浅黄色坎肩，一条深灰色裤子，裤腿随随便便地掖在破旧的长筒靴里，脖子上缠着一条红围巾，肩上扛着一支单筒猎枪。我们的狗按习惯的，以狗类所特有的中国式礼节，同它们的新朋友互嗅几下，那个新朋友显然有些胆怯，夹着尾巴，竖起耳朵，直着腿，龇着牙，全身迅速地打着转。就在这时候那陌生人来到我们跟前，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鞠了个躬。看他模样约有二十五六岁；他那搽了大量格瓦斯的淡褐色长发一绺绺地竖在头上，一双褐色小眼睛和蔼地眨巴着，脸上扎着黑头巾，仿佛是由于牙疼，满脸泛出甜滋滋的微笑。

“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他以柔和的略具奉承的语调开始说，“我叫弗拉季米尔，是本地的猎人……听说您来了，并知道您来到我们的水塘边上，如果您不嫌弃，我定当为您效劳。”

这个叫弗拉季米尔的猎人说起话来，酷像扮演初恋情侣的地方青年演员。我同意了他的提议，还没有到达利戈夫村之前，就摸清了他的身世阅历。他是个已赎了身的家仆；少年时代学过音乐，后来当过侍仆，认得字；可以看得出，他读过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就像俄国的众多百姓一样，至今仍然身无分文，又无固定职业，几乎连吃饭也成问题。他的谈吐非常文雅，显然有些自我卖弄。他可能还是个极善于向女人献殷勤的汉子，在这方面他定会成功的，因为俄国的姑娘们很喜欢能说会道的男人。还有，从他话里我听出来，他时常上邻近地主家拜访，有时进城做客，玩普列费兰斯牌，同京城里的一些人也有交往。他对笑很拿手，能笑出千姿百态来；当他倾听别人谈话时，他嘴角露出的谦恭而含蓄的微笑，对于他则特别合适。他很留神倾听你的谈话，会完全赞同你的高见，可又不失自尊，似乎要让你明白，如有机会，他会向你表明自己的一家之见的。叶尔莫莱是个没多大教养的老粗，根本不懂什么“礼貌”，就随便对他称起“你”来了。不妨看一看，弗拉季米尔对他称“您”的时候，带的是什么样的嘲笑神情。

“您为什么包着一块头巾？”我问他，“是牙疼吗？”

“不是的，”他回答说，“这是因不慎而造成的不幸后果。我有一位朋友，是个好人，但对打猎一窍不通，这倒是常有的事。有一天他对我说：‘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猎吧，我挺想体会一下打猎的乐趣。’我当然不愿拒绝这位朋友。我给他搞来一支枪，就带他去了。我们打猎打了好一阵子以后，就想歇一会儿。我在树下坐下来；他没有坐下歇歇，就练习起操枪动作，并且把枪对着我瞄准。我请他停下来，可是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听我的。他一放枪，我的下巴颏和右手的食指就被报销了。”

我们来到了利戈夫村。弗拉季米尔和叶尔莫莱俩都认为，在这里没有只小船是打不了猎的。

“苏乔克有一只小平底船，”弗拉季米尔说，“可我不知道他把它藏到哪儿啦。得跑去找他。”

“去找谁？”我问。

“这儿有一个人，绰号叫苏乔克的。”

弗拉季米尔同叶尔莫莱一起前去找苏乔克。我对他们说，我在教堂附近等他们。我在墓地上参观一座座坟墓，偶然发现一个变黑了的四方形墓饰，其上刻有如下的文字，一面是法文：“Ci-gt Theophile Henri，vicomte de Blangy”；另一面是：“此墓石下安葬的是法国臣民勃朗奇子爵的遗体，生于一七三七年，死于一七九九年，享年六十二岁”；第三面是：“愿逝者安息”；后第四面题着的是：

一位法国侨民长眠于此；

他出身高贵，才华出众。

他痛悼妻室家小的惨死，

离开受强暴践踏的故土，

远来到俄罗斯这个国度，

晚年备受热情接待和庇护；

教育子女，侍奉父母……

苍天让他在此永享冥福。

叶尔莫莱、弗拉季米尔同那个有怪绰号“苏乔克”的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沉思。

苏乔克光着脚丫，衣衫褴褛，蓬头乱发，外表像个丢了饭碗的家仆，年纪六十左右。

“你有船吗？”我问。

“船倒有一只，”他用疲惫而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只是太破了。”

“怎么回事？”

“船缝脱胶了；木楔子也从窟窿眼里掉出来了。”

“有什么大不了！”叶尔莫莱接着说，“可以塞些麻屑嘛。”

“那当然可以。”苏乔克表示同意说。

“你是干什么的？”

“替老爷家打鱼的。”

“你这打鱼的怎么搞的，你的船怎么这样破呢？”

“这条河里没有鱼好打啦。”

“鱼不喜欢沼泽上的褐色水皮。”我的猎伴严肃地说。

“那好，”我对叶尔莫莱说，“你就去搞些麻屑来，把船缝塞一塞，快一点。”

叶尔莫莱去了。

“照这样，咱们可能会沉到水底去？”我对弗拉季米尔说。

“不会吧，”他回答说，“不管怎样，可以断定水塘不很深。”

“是呀，水塘不深，”苏乔克说，他说话有点怪，像没有睡醒似的，“塘底是水藻和草，整个水塘都长着草呢。不过，也有深坑。”

“可是，如果草长得太多的话。”弗拉季米尔说，“船也没法划动了。”

“这种平底船哪里是划的呢？要用篙子撑。我跟你们一块去吧，我那儿有篙子，不然用锹也行。”

“锹不好使，在有些地方可能还够不到底。”弗拉季米尔说。

“那倒真的，不大好使。”

我坐在一个墓石上等候叶尔莫莱。弗拉季米尔为了礼貌，向旁边走了几步，也坐下了。苏乔克仍然在原地站着，低着头，照老习惯把两手反剪在背后。

“请说说，”我开口说，“你在这儿当渔夫已很久了吗？”

“六年多了。”他身子颤了一下，回答说。

“早先你是干什么的呢？”

“早先当马车夫。”

“是谁没有让你继续当马车夫的？”

“新的女东家。”

“哪一个女东家？”

“就是买我们来的那一个。您不认得的，她叫阿列娜·季莫费夫娜，胖乎乎的……不很年轻了。”

“她为什么要让你去打鱼呢？”

“天知道她。她从自己的领地唐波夫来到我们这里，吩咐把所有的家仆都召集到一起，然后出来和我们见面。我们先是去吻她的手，她没什么表示，没有生气……后来就开始挨个地查问我们：干什么的，分担什么差使？轮到我了，她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马车夫。’‘马车夫？你算什么马车夫，瞧瞧你自己吧，你算什么马车夫呀？你不配当马车夫，给我去打鱼吧，把胡子剃了。我每次到这边来，你得给我供鱼吃，听见没有？……’——打那以后，我就算是渔夫了。她还说：‘要细心，要把我的鱼塘搞得好好的……’可是怎么把鱼塘搞得好好的呢？”

“你们以前是谁家的呢？”

“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家的。我们是被当作遗产由他接管过来的。不过他掌管我们的时间不很长，总共六年。我是在他手下当马车夫的……但不是在城里——在城里他另有马车夫，我是在乡下的。”

“你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当马车夫？”

“哪里是一直当马车夫呀！我是到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手下才当的马车夫，更早的时候是当厨子，但也不是在城里当厨子，是在乡下干的。”

“那你是在谁家当的厨子？”

“是在以前的东家阿法纳西·涅费德奇家，也就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家。利戈夫村就是阿法纳西·涅费德奇他买下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继承了这个田庄。”

“是从谁手里买下的？”

“从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手里。”

“哪一个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

“就是前年去世的那一个，在波尔霍夫附近……不对，是在卡拉切夫附近，她是个老处女……没有嫁过人。您不认识吧？我们是从她爹瓦西利·谢梅内奇手里转到她手下的。她掌管我们可久啦……有二十来年。”

“怎么，你在她家也是当厨子？”

“起先就是当厨子，后来又当咖啡工。”

“当什么？”

“当咖啡工。”

“这是哪门子差使呀？”

“我也不清楚，老爷。我在餐室里干活，管我叫安东，而不叫库兹马。这是女东家吩咐的。”

“你原来的名字叫库兹马吗？”

“叫库兹马。”

“那你一直只当咖啡工吗？”

“不是的，不是单干一样……也当戏子呢。”

“真的？”

“当然真的……我演过戏。我们女东家在家里办了个戏园子。”

“那你演过什么角色呢？”

“您指的什么呀？”

“你在戏台上干的什么呀？”

“您不知道吗？他们拉了我去，把我打扮一番；我被打扮好后就登台，或是站，或是坐，都得听安排。他们教我说啥，我就说啥。有一次我扮演个瞎子……他们在我两边眼皮下各搁一粒豌豆……可不是！”

“那你后来又干什么了呢？”

“后来我又去当厨子。”

“为什么把你降为厨子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跑了。”

“哦，那你在第一位女主人的父亲那里干什么呢？”

“各种各样差使都干过：开头当小厮，当马车夫，当花匠，后来又让我管猎狗。”

“管猎狗？……你骑着马管带猎狗？”

“是骑着马管带猎狗，曾经摔个半死：人仰马翻，马也受伤了。我们那老东家可严厉啦；下令揍了我一顿，就打发我到莫斯科一个鞋匠那里学手艺。”

“怎么还去学手艺？难道你管猎犬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论岁数嘛，当时我已经二十出头了。”

“怎么二十多了还去当学徒呢？”

“大概没什么吧，既然是东家吩咐，也就可以嘛。幸好，他很快就死了，他们又让我回乡下来。”

“那么你的煮饭烧菜手艺是什么时候学的呢？”

苏乔克稍稍抬起那又瘦又黄的脸，笑了笑。

“这还用得着学吗？……连老娘儿们都会煮饭烧菜嘛！”

“哦，”我说，“你这辈子，库兹马，见识真不少呀！既然你们这儿没什么鱼，那你现在当渔夫干些什么呢？”

“我嘛，老爷，没什么可怨的，让我当个渔夫，就得感谢上帝了。这里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叫安德烈·普佩里，女东家派他在造纸厂的汲水房干活。她说，白吃饭是罪过。……普佩里还指望她发慈悲呢：他有个堂侄在女东家的事务所里当办事员；那堂侄答应替他向女东家求个情。求啥情呀……我还亲眼看见普佩里向他堂侄下跪叩头呢。”

“你有家眷吗？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没有。已去世的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祝她进天堂！——是不许任何下人结婚的。说啥也不许！她常说：‘我不就是这样单身过的嘛，干吗要结婚呢？瞎胡闹！’”

“那你现在靠什么过日子呀？拿工钱吗？”

“啥工钱呀，老爷……有口饭吃，就谢天谢地了！我很知足。愿上帝保佑我们女东家长命百岁！”

叶尔莫莱回来了。

“船修好了，”他严肃地说，“拿篙子去吧——你！……”

苏乔克就跑去拿篙子了。在我跟这个可怜的老头交谈的时候，猎人弗拉季米尔不时地带着鄙夷的微笑瞧瞧他。

“这人是个傻瓜蛋，”当苏乔克走开之后，他说，“是一个没半点教养的人，一个泥腿子，如此而已。他连家仆也称不上……尽是瞎吹……他哪里当得了戏子，您想想看！您跟他聊天白劳神！”

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坐在苏乔克的平底船上了。（我们把狗留在一个小屋里交马车夫叶古季尔照看。）我们感到不大对劲，可我们这些猎人是不好挑剔的。苏乔克站在平头的船尾用篙子“撑”船；我和弗拉季米尔坐在船的横档上；叶尔莫莱坐在前边船头上。尽管船缝已用麻屑塞好，水依然很快在我们脚下渗上来了。还好，没有一丝风，水塘仿佛睡着一般。

我们的船走得相当之慢。老头费劲地从黏黏的水底烂泥里拔出长篙来，篙子上缠满了一条条绿色的水藻；睡莲的密丛丛的圆叶子也阻碍着我们船的前进。我们终于到了芦苇荡边，这一下可不得了。野鸭由于我们突然光临它们的领地而大为惊慌，叫着喊着地从水塘里腾空而起，枪声也追着它们砰砰地响起，瞧着这些短尾巴的飞禽在空中翻着筋斗，扑通扑通地重重掉到水里，那真教人开心。我们当然无法把射下的鸭子全都弄到手，因为伤轻的已钻到水里去了；有些已被打死的掉进密匝匝的芦苇荡里，即使叶尔莫莱那双山猫般的眼睛也找不到它们；虽然如此，快到中午时候我们的小船已经装满野鸭了。

让叶尔莫莱大为称心的是，弗拉季米尔的枪法极不高明，他每次射击落空之后，就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检查检查枪，吹一吹，表示枪不好使，最后向我们解释他之所以没射中的原因。叶尔莫莱像往常一样，身手不凡，弹无虚发；我嘛，枪法依旧没长进。苏乔克以从年轻时就侍候老爷的人的那种眼光瞧着我们，不时地喊道：“那边，那边还有一只鸭子！”他常常在背上搔痒痒——不是用手，而是靠晃动肩胛骨去搔。天气棒极了：我们的头上高高地、徐徐地移动着一团团白云，明晰地倒映在水中；周围响着芦苇的沙沙声；太阳照耀下的水塘处处像钢铁似的闪着亮。我们已准备返回村子，霎时间发生了一件大煞风景的事。

我们早就发现河水一直慢慢地渗进我们的船里。我们让弗拉季米尔负责用水瓢往外舀水，那水瓢还是我有先见之明的猎伴从一个在打瞌睡的村妇那里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当弗拉季米尔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时，情况还算不错。可是到了打猎快结束时，那些野鸭仿佛是向我们表示告别似的一群群地飞了起来，使我们几乎来不及上弹药。我们正在紧张地射击的时候，没有顾得小船渗水的情况——突然间，由于叶尔莫莱猛的一扑（他竭力想抓住一只被打死的鸭子，全身压向船的一侧），我们的这只破船便随之倾侧，灌进了很多的水，于是也堂而皇之地向塘底下沉，幸亏船不是处在深水的地方。我们惊喊了起来，可是为时已晚：我们已经处在齐脖子的水里了，满船的死鸭子漂浮在我们的周围。如今我一想起我的这几位猎伴当时吓得发白的脸色（当时我大概也不会是容光焕发的），不能不感到好笑；不过在那个时刻，说实话，我是想不到发笑的。我们每个人都把枪举在头上，苏乔克大概因模仿主人惯了，也把篙子高高举起。叶尔莫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呸，糟透了！”他往水里唾了一口，嘟哝着说，“真想不到有这样事！都是你的错，老鬼！”他朝苏乔克气愤愤地说，“你这只是什么船呀？”

“全怪我。”老头喃喃地说。

“你倒好，”我的猎伴掉过头向弗拉季米尔说，“你管什么来着？为什么不舀水？你，你，你……”

弗拉季米尔已顾不上回驳了：他冷得像树叶似的颤抖着，上下牙直磕碰着，毫无意义地微笑着，他的伶牙俐齿，他的文雅的礼貌和自尊感不知哪儿去了！

那该死的小船在我们脚下微微晃动着……在小船下沉的那一小会儿，我们感到河水异常之冷，但很快就习惯了。最初的恐惧过去之后，我环顾了一下，离我们十来步远的周围全是芦苇；远处，从芦苇上方，可看到塘岸。“坏啦！”我心想。

“咱们怎么办？”我问叶尔莫莱。

“看一看再说：总不能在这儿过夜吧。”他回答说。“喏，你把这只枪拿着。”他对弗拉季米尔说。

弗拉季米尔没有说三道四地服从了。

“我去探一探浅水的地方。”叶尔莫莱颇有信心地说，仿佛每个水塘里必有可以蹚水过去的浅处——他拿过苏乔克的篙子，小心地探着塘底，向岸边进发。

“你会游泳吗？”我问他。

“不，不会。”他的声音从芦苇的后边传来。

“哦，那会淹死的。”苏乔克淡然地说，他开先不是怕危险，而是怕我们怨怒，这会儿已全然定下心来了，只是有时大声喘气，似乎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改变自己的处境。

“定会白白地去送死。”弗拉季米尔抱怨似的说。

过去一个小时多了，叶尔莫莱还没有回来。这一个小时我们觉得长极了；开头我们跟他频频地相互呼应；后来他对我们的呼喊回应得渐渐少了，最后声息全无了。村子里响起晚祷的钟声。我们也不相互交谈，甚至尽量互不相视。野鸭在我们上空来回飞翔；有一些想停歇在我们的近处，可又猛地腾飞起来，叫叫嚷嚷地飞走了。我们的身体开始发僵了。苏乔克眨巴着眼睛，似乎想要睡觉。

叶尔莫莱终于回来了，我们高兴得无法形容。

“喂，怎么样呀？”

“我到了岸上了；路探到了……咱们动身吧。”

我们本想立即就动身，然而他却先从没在水中的口袋里掏出绳子，把一些死鸭子的腿一一系上，用牙齿咬住绳子的两端，然后才缓缓地向前走去；弗拉季米尔跟在他后面，我跟在弗拉季米尔后面，苏乔克走在最后面。离岸边约两百来步了，叶尔莫莱大胆地、不停地走着（他已摸熟了这条道），只是有时喊一声：“靠左边点，右边有坑！”或者喊：“靠右边点，靠左会掉下去的……”有时水深没脖，可怜的苏乔克比我们三人个矮，有两次呛了水，直吐水沫。叶尔莫莱朝他严厉地喊：“喏，喏，喏！”苏乔克竭力往上蹿，乱迈双脚，一蹦一跳地终于踩到较浅的地方，但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也不敢抓住我外衣的衣襟。我们终于爬上岸了，可是已筋疲力尽，一身污泥，里外湿透。

大约过了两小时，我们已尽可能把衣服晾干，并一起坐在一间宽敞的干草棚里，准备用晚餐。马车夫叶古季尔是一个动作特别慢而笨的人，是个既审慎而又迷糊的人，他站在大门边，诚心诚意地请苏乔克吸烟。（我发现俄国的马车夫能很快交成朋友。）苏乔克猛吸一阵，以至感到恶心：他又吐痰又咳嗽，看样子相当满足。弗拉季米尔显得懒洋洋的，歪着小脑袋，不大言语。叶尔莫莱擦着我们的枪。那些狗将尾巴摇得更快了，急等着麦粥喝；马在棚檐下又跺脚又嘶鸣……太阳就要下山了；它的余晖射向四处，形成一条条深红色的带子；金黄色的云彩越来越细地在天空上扩散开来，宛如梳洗过的羊毛……村子里响起了阵阵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