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她需要一个男人。”

“长官，您说什么？”霍夫尔问。

二人俯在桌前，报告和海图横七竖八地摊开着。“这个格雷女士，”拉德尔解释说，“她得有一个帮手。”

“啊，我明白了，长官。”霍夫尔说，“肩膀要宽，干活要勤快，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吧？”

“不对。”拉德尔皱了皱眉，从桌上的盒子里取出一支俄国烟，“得有脑子才行——这很重要。”

霍夫尔替他点着了火：“那可难找了。”

“确实难找。现在第一科有谁负责英国方面·谁合适·要完全可靠的。”

“像这样的人大概有七八个。比方说‘白雪’吧，近两年来他一直在朴茨茅斯的海军部工作，定期发给我们北大西洋护航船只的重要情报。”

拉德尔不耐烦地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不能调动他。这么重要的工作绝对不能受到干扰。肯定还有其他人选吧？”

“本来至少有五十个，”霍夫尔耸耸肩，“可惜英国军情五处的反侦察部门这一年半以来效率太高了。”

拉德尔踱到窗前站住，焦躁地抖着腿。并不是愤怒，而是忧虑。乔安娜·格雷六十八岁了，她再有热忱也好，再可靠也罢，都得给她找个帮手。就像霍夫尔说的，一个干活勤快的人，缺少这么个人，整个计划都会毁于一旦。

他的左手又痛起来了，那只并不存在的手又痛了。很明显，这是压力太大的表现。头痛欲裂。“中校，记住，失败是懦弱的标志。”希姆莱如是说。暗色的眼睛是那么冰冷。拉德尔不禁打了个寒战。想起在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道的经历，恐惧就从内心深处猛地向外泛滥。

霍夫尔怯道：“不过，还有个爱尔兰科……”

“你说什么？”

“还有个爱尔兰科，负责跟爱尔兰共和军的联系。”

“毫无用处，”拉德尔说，“你记得吧，自从戈尔茨和其他特工遭遇惨败之后，所有跟爱尔兰共和军的联系就全终止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啊，整个计划全都被破坏了。”

“也不完全是，长官。”

霍夫尔打开了一个柜子，很快抽出了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子上。拉德尔眉头一皱，坐下翻开了这份文件。

“这样啊……他就在这儿·在大学里？”

“是的，有时需要的话，他还会做一点翻译工作。”

“现在他用的是哪个名字？”

“德弗林。利亚姆·德弗林。”

“把他带来！”

“现在吗，长官？”

“照我说的办。一小时内我要见到他。不管你是把柏林翻个底朝天也好，还是找盖世太保帮忙也好，都行。”

霍夫尔碰了一下脚跟，迅速走了出去。拉德尔用颤抖的手又点燃了一支烟，开始翻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