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我试图厘清我们的这通电话，还有莉拉的啜泣带给我的影响，我觉得很难分析清楚。假如往深了想，她好像要对我表达一种有些矛盾的赞赏，好像她的哭泣，肯定了她对我的情感，还有对我的能力的信任，最后抹去了她对我的那两本书的负面评价。只有在过了几天之后，我才意识到，她的啜泣使她能在不明说的情况下摧毁我的作品，并躲过了我的怨恨。而且，她给我定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不要让她失望，让我没法尝试写其他东西。但我要重申一遍，无论我怎么反复琢磨我们的那次通话，我都没办法说，这通电话是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开始，也是我们之间友谊最密切的，或者说是最猥琐的交流。当然，莉拉的镜子效应得到了加强，她更彰显了我的无能。当然，这样一来，我感觉我更容易接受我的失败，就好像莉拉的观点，要比我婆婆的观点更权威，更充满感情，也更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过了几天之后，我给阿黛尔打了电话。我对她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开诚布公，我意识到你说得对，现在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有很多缺点，也许我需要反思，也许我在写作上没有天分，或者，我只是需要时间。”我婆婆马上就对我说了很多好话，她赞扬了我的自我批评的能力，她提醒我，我有自己的读者群，那些读者还在等着我。我嘟囔着说：“是的，当然了。”之后，我马上把剩下的一份手稿塞到抽屉里，把那些写满笔记的本子也放起来了，我投身于日常的琐事。第二本书让我白白浪费了精力，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烦恼，最后这种厌烦也延伸到了我的第一本书上，也许还包括文学创作本身。有时候，我脑子里掠过一个影像、一个迷人的句子，我就会觉得一阵痛苦，我会尽量转去思考其他事情。

我的精力都投向了家庭、两个女儿，还有彼得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克莱利亚回来，一次也没有，我也从没想过另找一个人帮我。我开始什么活儿都干，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感到麻木，我这么做并不是很吃力，也没有懊悔，就好像我忽然间发现了使用生命的正确方法。好像有另一个我，在对我耳语：不要胡思乱想了。我非常投入地做家务，照顾艾尔莎和黛黛，这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就好像除了肚子里的孩子，除了稿子的压力，我还摆脱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包袱，我自己也无法说清的一种东西。艾尔莎表现出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宝贝：她洗澡时间很长，也很愉快，她吃饭睡觉都很乖，在睡觉时也会笑。但我要非常小心黛黛，她非常恨这个小妹妹，她早上醒来时，总是一脸惶恐，说她梦见把妹妹从火中、从水里或者从饿狼的嘴里救下来。有时候，她会假装自己是个小婴儿，也想吃奶，并模仿婴儿的啼哭，实际上她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她已经差不多四岁了，语言能力很发达，已经可以生活自理了。我一直对她充满感情，表扬她的聪明，还有她的灵敏。我让她相信，我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她的帮助：买东西，做饭，还要留神小妹妹不要摔了。

同时，我非常担心自己又一次怀孕，我开始吃避孕药，我发胖了。我觉得自己浑身是肿的，但我还是不敢停药。那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再次怀孕。另外，我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觉得，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我不再年轻，而且要承担各种辛劳：给她们洗澡，穿衣服，脱衣服，推着小车出去，买东西，做饭，抱一个，拉一个，或者同时抱着两个，给其中一个擦鼻涕，给另一个擦嘴，承担每天的工作。我作为女人已经成熟，会像城区的那些母亲一样，并没什么好惋惜的。这没什么不好，我对自己说。

在抵抗了很长时间之后，彼得罗终于接受了避孕药，他很担忧地看着我。他说，你越来越圆了，你身上长的这些斑是怎么回事儿？他担心我和两个孩子或者他自己会生病，但他很痛恨医生。我尽量让他放心，那段时间他瘦了很多：他的眼圈越来越黑了，头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缕缕白头发。他一会儿说膝盖疼，一会儿说右腰或者肩膀疼，但他不愿意去看医生。我逼他去，我自己带着孩子陪他去，最后的结果是，除了需要服用一些镇静剂，他的身体很健康。这让他欣喜若狂了好一阵子，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但没过多久，尽管他在服用镇静剂，他又开始出状况了。有一次，黛黛不让他看电视新闻——那是在智利的军政府刚上台之后——他非常粗暴地打了孩子的屁股。我刚开始吃避孕药时，他比之前更加频繁地想做爱，但只是在早上或者下午，他说，晚上做爱的话，那会让他一点儿也不困，让他不得不学习大半个晚上，会让他积劳成疾。

这都是胡说，因为对他来说，晚上学习一直都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必须。但是，我还是说：“那我们就别晚上做了，怎么都行。”当然了，他有时候让我很抓狂，很难让他做一些对家里有用的事儿，比如说，让他有空儿的时候去买东西，吃完晚饭后洗碗。有一天晚上，我失去了耐心，我没跟他说什么难听话，我只是提高了嗓门。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只要叫喊一下，他的固执马上就会消失，他就会听我的。有时候，我对他很强硬，这也能让他那些臆想的疼痛消失，甚至让那种不断想要我的过剩欲望也会消失，但我不喜欢那么做。一旦那么做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受罪，我觉得，这会激起他一阵痛苦的痉挛。无论如何，效果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会让步，调整自己，很严肃地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但当他真的很疲惫时，他会忘记我们说好的事，只想着自己，又会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最后，我不管他了，我想逗他笑，吻他，让他洗几个盘子，而且他又洗得不干净，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只能看到他拉长的脸，还有嘟囔，他的意思是：我有工作要做，但我却在这里浪费时间。最好让他轻松一点，我很高兴能避免一种紧张的关系。

为了不让他焦虑，我学会了不跟他说我自己的事，他好像也不是很关注我的看法。假如我们交谈，比如说，关于政府对于石油危机采取的措施，假如他赞美意共靠近天主教民主党的做法，他只希望我默默听着，并对他表示赞同。有几次，我对他说的观点表示不赞同，他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要么用一种老师对学生说话的语气说：“你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你不知道民主、国家、法律还有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实现平衡的价值。”要么他就会说：“你喜欢世界末日。”我是他的妻子，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他期望在他谈论政治、他的研究，以及他正焚膏继晷、踌躇满怀写的新书时，我能仔细听他的话，但这种关注只是情感方面的，他不想听到我的看法，尤其是当我对他表示怀疑时。他对我说话，那就像他在大声思考，只是想让自己思路清晰。他母亲，还有他姐姐都是另一个类型的女人，很明显，他不希望我成为她们那样。在他比较脆弱的阶段，我从他的有些话中能听出来，他不仅仅不赞同我出版我的第一本书，那本书的成功也让他很不悦，至于我写的第二本书、我的稿子去了哪里，他从来都没有过问，也没有问我未来有什么打算。我再也没有提过写作的事儿，这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

彼得罗越来越表现出很糟糕的、出乎我预料的一面，但这并没有促使我去找别人。有时候我会遇到马里奥，就是那个工程师，但我很快发现，勾引别人和被别人勾引的欲望已经消失了，而且我觉得，曾经那个不安分的阶段，让我觉得自己很好笑，还好那个阶段过去了。那种想从家里出去，参加这个城市公众生活的渴望，也慢慢消退了。假如我决定参加一场辩论会，或者一次游行，我总是会带着两个孩子，我觉得很自豪，我的包里鼓鼓囊囊，塞着她们需要的东西。那些不赞同我这么做的人会说：“她们这么小，可能会很危险。”尽管如此，但我还是每天都出门去，无论天气怎么样，只是为了让两个女儿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出去的时候，我总是会带上一本书，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尽管想营造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的野心已经消失了，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读书。通常我会先走一走，找一个离家不远的长椅坐下来，翻阅一些复杂的评论，阅读报纸，有时候嘴里会喊：“黛黛，不要跑太远了，到妈妈这里来。”我就是这样，我要接受现实。无论莉拉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她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