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马上变得非常不安，我给我母亲打电话。尽管我们之间一直都充满矛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非常需要她。那是一个错误，她马上变得让人讨厌。她想马上出发，来我这里帮助我，引导我，她还想把我带回城区，让我生活在她家里，把我交到一个老接生婆，就是给她所有孩子接生的那个女人的手里。我很难听进去她的话，我跟她说，我婆婆有个朋友，是个妇科医生、大教授，他在给我做检查，我会在他的诊所里生孩子。她生气了，她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你更爱你婆婆，不喜欢我，那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几天之后，莉拉给我打了电话。我离开那不勒斯之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但通话时间都很短暂，我们不想花太多电话费。那次她很愉快，但我很冷淡，她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新婚生活怎么样，我很严肃地询问了她的健康状况。她发现有些东西不对劲儿。

“你生我的气啦？”她问我。

“没有，为什么我要生你的气？”

“你什么都没跟我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因为你母亲向所有人炫耀，说你怀孕了。”

“我也是才知道的。”

“我还以为你会吃药呢。”

我觉得很尴尬。

“后来我决定不吃。”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不等人。”

“你要写的书呢？”

“你会看到的。”

“记住你说的。”

“我会尽力的。”

“你应该尽全力。”

“我会尝试的。”

“我在吃药呢。”

“所以，你和恩佐还好？”

“相当好，但我再也不想怀孕了。”

她不说话了，我也什么都没说。当她再次开口时，她不但跟我讲了她第一次怀孕的感觉，也讲了第二次怀孕的感受，她说两次都非常糟糕的体验。她说：“第二次，我很确信那个孩子是尼诺的，尽管我很不舒服，但我心里很高兴，但无论你高不高兴，你看，你的身体在遭罪，在变形，太痛苦了。”从那刻之后，她的语气越来越阴沉了，那都是她曾经告诉过我的事情，但她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要把我拉入她的痛苦，要让我也感受到她的痛苦。就好像她要我做好准备，她对我，还有我的未来感到担心。她说，另一个人的生命，先是寄居在你肚子里，当他彻底出来时，就会囚禁你，会拴住你，你再也不属于自己。她把她怀孕的每个阶段和我的进行比较，还是像之前一样绘声绘色、入木三分。她感叹说，那就像你在给自己制造了麻烦。她觉得，我的感觉应该和她一样，她没法想到她是她，我是我。她也无法理解我的妊娠体验会和她完全不一样，对孩子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她想当然地认为，我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假如我在孕期感到快乐和幸福，她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我不想再和她说这些，我把听筒从耳边拿开了一点，她让我觉得害怕。我们毫无热情地说了再见。

“假如你需要我，”她说，“那你就打声招呼。”

“好。”

“你帮助过我，现在我想帮你。”

“好。”

和她通话对我一点儿帮助也没有，相反，她让我觉得更加不安。我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虽然在我丈夫的带领下，我已经熟悉它的角角落落，对于那不勒斯，我都不能说有那么了解。我很喜欢阿诺河，我经常在河岸上散步，但我不喜欢那些房子的颜色，那些房子会让我心情很坏。还有这个城市居民那种讨厌的语气，我住的那栋房子的门房、卖肉的、卖面包的，还有邮递员都让我觉得讨厌，我对这个城市无缘无故就产生了抵触。还有，我公公婆婆的那些朋友，他们在结婚那天显得那么热情，但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彼得罗也没有和他们再见面的意思。我感到又孤单又脆弱。我买了一些书，说的是如何成为完美的母亲，我像往常一样刻苦读了起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周一周过去，让我惊异的是，怀孕这件事情并不是一种负担，反倒让我很轻盈。那种恶心的感觉很轻微，我的身体没变得虚弱，我的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我还是像之前那样，想做什么做什么。在我怀孕三个月时，我的书获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奖项，这给我带来了更多声誉，还有一些钱。尽管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排斥那个奖项，但我还是去领奖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身体和精神上的实现，让我忘记了羞怯，我变得很开朗。在致谢的发言中，我讲得太多，我说我感觉很幸福，就像宇航员走在白色的月球上。几天之后，我感觉自己很强大，就给莉拉打了电话，跟她讲了那个奖项的事情。我想告诉她，事情并不像她预测的那样糟糕，我现在一切顺利，我很满意。我感觉自己那么得意，我想超越她带给我的不安。莉拉在《晨报》上看到了那则消息，还有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那不勒斯的报纸用几行文字谈到这了个奖。还没等我告诉她这个奖项的事，她就很辛辣地批评我了。她讽刺说，白色的月球上？有时候最好闭嘴，也不要说这些废话。然后她补充说，月亮是一块大石头，是几十亿石头中的一块，石头就是石头，你最好脚踏实地，面对地球上的这些麻烦。

我感觉胃里一阵绞痛。她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她不希望我幸福吗？或者她一直都没有好起来，是她的心脏病一直在增强她邪恶的一面？我想说一些难听话，但我没法说出口。而她就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经伤害到我了，就好像她觉得自己有权利伤害我。接着她用一种友好的语气，跟我讲她的事情，她已经和她哥哥、母亲甚至是父亲和好了。她和米凯莱·索拉拉因为鞋子的牌子，还有他应付给里诺的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她还和斯特凡诺进行交涉，希望从经济角度，他能做詹纳罗的父亲，而不只是给玛丽亚当父亲。无论是针对她哥哥里诺，还是针对索拉拉兄弟和斯特凡诺，她都说了一些非常恼怒的话，有时候很粗俗。最后她问我，就好像真的迫切需要我的看法：“我做得对吗？”我没回答她。我得了一个奖，她只记得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也许是为了刺激她，我问，她还有没有那种脑子连不上线的感觉。她说没有，她重复了好几次，说自己很好，只是有时候，我用眼睛余光看到，有人从家具里出来。她说这些话时，还带着一种自嘲的笑。后来她问我，怀孕怎么样了？很好，非常好，我说，我从来都没这么好过。

那几个月，我经常出行，我经常受到邀请，不仅仅是因为那本书，也因为我写的一些文章。为了写这些文章，有时候我不得不出去，近距离接触罢工的新形式，还有老板们的反应。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做这些事让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在桀骜不驯、充满力量地进行反抗，我柔顺的外表是一种乔装。实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混迹在工厂门口的人群里，我和男女工人，还有工会的人谈话，我在警察中间游走，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农业银行被炸时，我当时在米兰的出版社里，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没有不祥的预兆。我觉得，我是那种无法抵挡的力量中的一股，我感觉自己坚不可摧，没人能伤害到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是一体的，是一种持久的存在，我是抛头露面的，他（或者她——彼得罗希望那是一个男孩）到现在还看不到。剩下的就是一溜风、一阵阵声音和影像，无论是好是坏，都构成了我工作的材料，这些东西要么随风而逝，要么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通过神奇的语言，变成一个故事、一篇文章或者一段公众演讲，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我写的符不符合社会规范，或者说艾罗塔一家、出版社、尼诺喜不喜欢这些，尼诺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写的这些东西，帕斯卡莱、娜迪雅和莉拉也一定会看到，为什么不呢？他们一定会想着：看吧，我们曾经对莱农不公正，她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你看看她写得这些东西。

我怀孕的那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让我惊异的是，怀孕之后，我更渴望做爱了。是我在激发彼得罗的兴致，我拥抱他，吻他，尽管他对于接吻没什么兴趣，想马上进入主题，用他那种长时间的、疼痛的方式折磨我，然后他会起身，一直工作到很晚。我睡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醒来，我在床上找不见他，就会打开灯读书，一直到疲倦为止。这时候，我会去他的房间，让他来上床睡觉，他会听我的话，但一大早就会起来，就好像他很畏惧睡眠，而我却睡到中午。

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不安。那时候，我已经怀孕到了第七个月了，我的肚子很大、很沉重。我在新比隆的栅栏门那儿，当时发生了冲突，我赶紧逃走了。也许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不该做的动作，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右边的臀部一阵剧痛，一直延续到整条腿，就好像一根热的铁棍。我一瘸一拐回到家里，躺到了床上，慢慢等着剧痛过去了。但那种疼痛时不时会再出现，就是大腿和腹沟那里疼。我慢慢习惯了这种疼痛，尝试变换不同的姿势待着来缓解那种疼痛，但当我察觉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感到很害怕。我去了那个给我定期检查的大夫那里。他让我放心，他说一切都正常，我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重，这引起了我的坐骨神经痛。为什么您要那么担心呢？他很温和地问，您一直都是一个开朗的人。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担忧。我说谎了，实际上我心里很清楚，我很担心我母亲的脚步在我的身上得到印证，我会像她那样一瘸一拐的。

妇科医生对我说了一番安慰的话，我平静下来了，我的疼痛又持续了一阵子，最后消失了。彼得罗禁止我做其他疯狂的事情，他不让我跑来跑去的。我听他的，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我一直在家里看书，几乎什么都没写。

我们的女儿是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早上五点半出生的。我们叫她阿黛尔，尽管我婆婆一直在说：“可怜的孩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你们还是给她另取个名字吧，什么名字都比这个好。”在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之后，我生下了这个孩子，但疼痛时间不是很长。当孩子生出来之后，我看着她漆黑的头发，发紫的小身体在扭动着，哭得很有力气，我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感受过类似的愉悦。我们没给孩子举行洗礼，我母亲在电话里说了很多难听话，她发誓说，她不会来看这个孩子。我想，她会平静下来的，我忽然伤心起来了，假如她不来，那是她的损失。我一能起身就打电话给莉拉，我要尽快告诉她，我已经生产了，我不希望她生气。

“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我对她说。

“什么？”

“怀孕生子，阿黛尔很漂亮，而且很乖。”

她回答说：

“每个人想怎么描述自己的生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