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罗的通话，尤其是和我婆婆的通话，让我长期以来积聚的一种情感得到了释放。到那时候为止，我一直在抑制着自己，但现在这种情感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这和我的身份的变化有关。艾罗塔一家人，尤其是圭多，也可能是阿黛尔自己，很有可能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姑娘，但我和他们期望的儿媳妇相去甚远。同样的，极有可能我的出身、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还有我做事时的笨手笨脚，对于他们的承受力是一个挑战。更进一步的大胆设想就是，我的书的出版，也是一个紧急计划，可以让我在他们的世界里变得体面。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是，他们接受了我，在他们的认可下，我要和彼得罗结婚，我正要进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我可以不用害怕，大胆向前走，或者如果我遇到危险的话，我可以在城堡里躲藏。我迫切需要适应我的新身份，尤其是我应该有这种身份意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的小女孩了，我现在储备了大量的火柴，因此我忽然明白，我可以为莉拉做很多事情，比我之前想到的还多。

有了这样的意识，我就让她把搜集的、针对索卡沃的文件都给我，她很被动地把它们交给了我，没问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看得很投入，她用多么准确而犀利的语言来讲述那些可怕的事情。在她对工厂的描述中，包含着那么多让人无法忍受的体会。我把那几页纸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忽然间，几乎在没有事先做决定的情况下，我在电话目录上找到了索卡沃的电话号码，直接打给了他。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音，用带着适度高傲的语气说：“喂，我是埃莱娜·格雷科，让布鲁诺接电话。”他对我很热情：“接到你的电话，简直太高兴了！”而我的态度冷冰冰的。他说：“你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埃莱娜，我在《罗马报》上看到了你的一张照片，很棒！我们一起在伊斯基亚岛度过的时光真美好。”我回答说，我也很高兴打电话给他，伊斯基亚已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无论好坏，我们所有人都变了。比如说，关于他，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我希望那些传言不是真的。他马上就明白我要说什么，就说了很多莉拉的坏话，说她忘恩负义，还有给他惹的麻烦。我改变了语气，我说，我更相信莉拉说的，而不是他的话。我说：“你拿起笔和纸，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好了吗？你要把该给她的钱，每一分都给她，你准备好钱，然后打电话给我，我过来拿。我不希望你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

我在他反驳之前挂上了电话，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情感，我很干脆，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简洁的话，先是很客气，后来很冷淡。我希望彼得罗的感觉是对的：我现在的语气越来越像阿黛尔了，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我在模仿她为人处世的方法。我决定搞清楚，我能不能按照我说的那样，继续下一步。在给布鲁诺打电话威胁他时，我并没有很激动，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在琪塔拉沙滩上试图亲吻我的乏味男生，但我给《团结报》的编辑打电话时，却非常紧张。电话接通时，我希望那边的人听不到我母亲用方言对着埃莉莎叫喊的声音。我对接线员说，我是埃莱娜·格雷科。我还没有对她说我找谁，那女人就大声问：“是女作家埃莱娜·格雷科？”她读过我的书，热情地恭维了我。我对她表示感谢，我感到很愉快，也很强大。我跟她说，我想写一篇文章，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我对她说了阿黛尔给我推荐的那个编辑的名字。那个接线员又恭维了我，用工作的正式语气对我说：您等一下。过了一分钟，一个沙哑的男声，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搞文学的人愿意为这些工人计件、轮班还有加班浪费自己的笔墨？这些事儿都很乏味，尤其是成功的女作家，都尽量离这些事儿远远的。”

“是什么领域的？”他问我，“建筑、港口还是矿井？”

“是一家香肠厂，”我小声说，“规模不大。”

那个男人依然在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这很好，你不用解释了。这份报纸曾经用了大半页版面，大张旗鼓地赞美了您，埃莱娜·格雷科女士，假如您决定写关于香肠的事儿，那我们这些可怜的编辑还能说，我们不感兴趣？三十行够了吗？太少了吗？那我们就增多一点，六十行吧。您写完了，我们怎么操作？是您亲自送过来，还是向我口述？”

我马上就动笔写那篇文章了，我要把莉拉写的那几页缩减成六十行的文章，出于对她的爱，我想写得好一些。但是，我没有任何写报道的经验，除了我在十五岁时，曾经尝试过给尼诺主编的报纸写一篇关于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但结果很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那件事情的记忆让事情变得很复杂，或者是那个编辑的讽刺语气还在我耳边回响，尤其是在电话的最后，他让我向我婆婆问好。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那篇文章，改了又改，非常认真。但当我写完时，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我没有把文章送到报社去，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我想，这是一件需要一起决定的事，我明天再去交稿吧。

第二天，我去找莉拉，我觉得她的状态特别差。她嘟囔着说，我不在的时候，有些东西趁机冒了出来，折磨着她和詹纳罗。她发现我很忧虑，就做出一副开玩笑的样子，说那些都是骗人的话，她只是希望我和她多待一会儿。我们谈了很多，我让她平静下来，但我没让她看那篇文章。让我下不了决心的是，假如《团结报》没有采纳我的稿件，那我就不得不告诉莉拉：编辑认为那篇文章写得不好，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晚上，阿黛尔的电话给我了很大的勇气，我变得乐观起来了，促使我做了决定。她已经和她丈夫，还有马丽娅罗莎谈了这件事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动员了所有关系：医学界的大腕、熟悉工会的社会党教授，还有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人士，她说那人有点蠢，但是个好人，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专家。结果在第二天，她为我约了那不勒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不用付任何钱，而且，检查员会很快去索卡沃的工厂检查。为了要回莉拉的钱，我可以去找马丽娅罗莎的那个律师朋友，就是彼得罗跟我提到过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党律师，他在尼古拉爱茉莉广场上有一间事务所，她已经问好了。

“你高兴吗？”

“很高兴。”

“你把文章写好了吗？”

“写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写。”

“实际上，我已经写好了，明天我就把它送到《团结报》去。”

“很好。我差点儿就低估你了。”

“差点儿？”

“的确是低估了。你和我儿子——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