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说假话：在这六个月里，现实不断地引我上钩，有时竟使我如此迷恋，忘记了我的死刑判决，或者不如说，我不愿去想它，甚至还找点事情来做。顺便说说我当时的情况。约莫八个月前，我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我停止了我的一切交往，谢绝了我过去的所有同学。因为我一向是个相当忧郁的人，所以同学们也很快把我忘了。当然，即使没有这个情况，他们也会忘记我的。我在家里，也就是“在我家庭里”的环境，也是孤独的。大约五个月前，我就把自己永远反锁在屋里，使自己跟家里的其他房间完全隔绝。家里人对我总是百依百顺，除了在规定的时间进来打扫房间和给我送饭以外，谁也不敢进我的房间。我有时候也让母亲到我的房间里来，我让她干什么，她总是战战兢兢地唯命是从，甚至都不敢当着我的面哭哭啼啼。她常常为了我揍弟弟妹妹，不许他们吵闹，不许他们打扰我，因为我常常埋怨他们又喊又叫，问题恰恰是想必他们现在还很爱我！“我的至交科利亚”（我管他叫至交），我想，我把他也折磨得够呛。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本来就很自然，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互相折磨。但是我发现，他似乎向自己发过誓，要原谅病人，所以常常默默地忍受我动辄发怒的坏脾气。自然，这使我的气更加不打一处来。但是，看得出来，他想仿效公爵“基督徒逆来顺受”的精神，这就使人觉得有点可笑了。他是一位年轻而又热情的少年，当然爱模仿一切，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有许多事情他也该自己动动脑子了。我非常爱他。我也折磨过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替别人跑腿的苏里科夫。我常常援引别人的例子对他说，他之所以穷，是因为他自己没出息，他听了我的话后终于害怕了，从此不再来找我。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凡事逆来顺受（注意：听说，逆来顺受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问题应当问问公爵，因为这话是他说的）。但是三月里我上楼去，想看看他所说的他们怎么“冻死了”孩子的时候，无意中嘲笑了他的孩子的尸体，因为我又对苏里科夫说，这都怪他“自己没出息”，这个窝窝囊囊的人听到这话后，嘴唇倏地哆嗦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向我指着门，低声地，差点像耳语似的对我说道：“您走吧！”我走了出去，心里感到很开心，甚至当他撵我出去的时候，我心里也很开心；但是后来，每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话在很长时间内都对我产生一种压抑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既看不起他，又可怜他，其实我根本无意可怜像他这样的人！甚至在受到这般侮辱的时候（我觉得我确实侮辱了他，虽然是无意的），甚至在这样的时候，这个人都不会发怒！当时，他的嘴唇开始发抖，但完全不是因为愤怒：我敢起誓，他抓住我的胳膊，毫无恼怒之意地说了那句一以当十的话“您走吧”。他说这话时充满了自尊，甚至与他这人很不相称（因此，说实话，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但是丝毫无动怒之意。也许他只是突然蔑视我罢了。从那时起，我有两三次在楼梯上遇到他，他突然在我面前脱帽致敬，而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停下来，而是神情尴尬地匆匆跑了过去。如果他真的蔑视我，那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蔑视我：他是“逆来顺受地”对我“不屑一顾”。也许，他之所以对我脱帽，无非出于害怕，因为他经常欠我母亲的钱，而且债台高筑，无法自拔，而我是这个债主的儿子。这看法可能性最大。我本来想跟他把事情挑明，而且很有把握，再过十分钟，他一定会向我赔罪，请求我原谅，但是我想了想，对他还是不理睬为好。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在苏里科夫“冻死”孩子前后，在三月中旬，我的病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好多了，而且这情况持续了两周左右。我开始出去走走，多半在暮色四合的薄暮时分。我很喜欢三月的黄昏，这时天气变冷，华灯初上，煤气灯亮了。我有时候走得很远。有一回，在六铺街，在黑暗中有一位貌似“贵族”的人匆匆走过，走到我前面，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兜里揣着个纸包，纸包里好像包着什么东西，他穿一件又短又寒酸的破大衣，——就当时的季节看，未免单薄了些。当他走到我前面十来步远的街灯近旁时，我看到，从他衣兜里掉下来一样东西。我急忙上前捡了起来，——捡得正是时候，因为就在这时候有位穿俄式男长衫的人一个箭步窜了过来，但是他看见东西已经在我手里，无意争执，只匆匆瞟了一眼我的两只手，就打一旁溜走了。这东西是只羊皮的、老式的、里面塞满了东西的大皮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乍一看就猜到，不管里面是什么东西，但决不会是钱。那个丢失东西的人行色匆匆，在我前面已有四五十步远，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转眼之间就不见了。我跑前几步，张开嘴喊他，但是除了“喂”以外，我不知道喊他什么，因此他也没有回过头来。他突然向左一拐，走进一座公寓的大门。当我跑进大门时，门洞里黑乎乎的，门里面已经什么人也没有了。这公寓很大，是那些赚黑心钱的人修建的，分成一套套小住房的庞然大物。这类房子中的有些公寓，有时候多达上百套房间。我穿过大门后，仿佛看到，在右边，在这个大院的后边角落里，有个人在走动，虽然院子里很黑，我只勉强辨认出有个人影。我跑到那个角落后，才看到这里是个入口，里面有楼梯，这楼梯很窄，肮脏极了，而且黑黢黢的，没有点灯，但是听得出来，有个人还在高处跑着，正拾级而上，我急忙走上楼梯，满心指望，当什么地方给他开门时，能够追上他。结果果真这样。每段楼梯都短极了，但是楼梯的数目却没完没了，因此我跑得气喘吁吁。五楼上有人打开门，又顺手关上了，当时我与五楼还隔着三段楼梯，但是我猜到是五楼。等我跑到上面，等我在楼梯的平台上喘了喘气，等我东张西望地寻找门铃，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终于有个女人给我开了门，她那时正在一个不点大的小厨房里生茶炉。她默默地听完我的问题后，当然，什么也没听明白，就默默地给我打开了另一个房间的门，这也是个小房间，矮得可怕，里面的家具粗鄙而简陋，里面放着一张又宽又大的大床，床前挂着布幔，床上躺着捷连季奇（那女人这样叫他），看上去，他好像喝醉了酒。桌上有一只夜间照明用的铁制烛台，上面点着一根蜡头，即将燃尽，桌上还有一只几乎喝空了的酒瓶。捷连季奇躺着向我嘟囔了一句什么话，向另一边的一扇门摆了摆手，而那女人已经走了，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去推开那扇房门。我这么做了，又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房间比刚才那间还窄，还挤，我甚至不知道在哪儿转身。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却好像占去了很大一片地方。其他家具就只有三把普普通通的椅子，上面堆着各种破烂衣服，再就是一张破旧的漆布长沙发，沙发前放着一张最最普通的厨房里用的木头桌子，因此在桌子和床之间挤得差点走不过去。这儿的桌上也跟那边一样，放着一只夜间照明用的铁制烛台，上面点着蜡烛，床上则有一个不点大的小孩在啼哭，从哭声听得出来，这孩子大概还没满月，也许总共才三星期。一个病恹恹的、脸色苍白的女人，在给他“换尿布”，也就是给他换襁褓。这女人似乎很年轻，但是衣履不整，穿着十分随便，可能是产后刚下床。但是那孩子不停地啼哭，哭叫着，等候着干瘪的乳房。沙发上还睡着另一个孩子，一个似乎用燕尾服盖在身上的三岁女孩。桌旁站着一位身穿十分破烂的上衣的先生（他已经脱下大衣，大衣扔在床上），他正在把一个蓝纸包打开，里面包着约莫两俄磅白面包和两根小香肠。此外，桌上还放着一把茶壶和乱扔着几块黑面包。床下露出一只没有关好的皮箱和两个包着什么破烂的包袱。

一句话，到处乱七八糟。乍一看，我就觉得，他们俩（先生和太太）都是规矩人，但是穷愁潦倒，已经落魄到了破碗破摔的地步，乱就让它乱去吧，谁也不想去收拾。屋里的那股乱劲有增无已，而且越来越乱，他们却痛苦地感到乐在其中，似乎存心想在这股乱劲中寻找一种既痛苦又快乐的报复之感。

我进去时，这位先生也刚刚在我之前走进房间，一面把食品打开，一面急促地、热烈地跟妻子说着什么。妻子虽然还没换好尿布，但已经开始嘤嘤啜泣。他带回来的消息，想必跟往常一样糟透了。这位先生看上去有二十八岁上下，脸又黑又瘦，两边长着黑黑的络腮胡子，可是下颏却刮得精光发亮。我觉得这人的相貌相当正派，甚至给人一种愉快感。他满脸忧愁，目光忧郁，但是又隐隐露出一种病态的骄傲，极易受到刺激的骄傲。我进去后，发生了一场奇怪的争吵。

有些人在自己又恼火又委屈的心情中常常会找到一种极度的快感，特别是他们的这种心情发展到（这种心情总是发展得很快）登峰造极的时候。在这一刹那，他们似乎觉得受人欺侮比不受人欺侮甚至更愉快些。这些动辄生气的人，到后来总是追悔莫及，十分痛苦，不用说，假如他们很聪明，能够想到他们发火未免过了头，已经十倍于常态的话。这位先生惊讶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的妻子则惊恐地看着我，仿佛有人会到他们家来，是一件天大的怪事似的。但是，他突然近乎狂怒地向我猛扑过来，我还没来得及嘟囔上两句话，他就认为，特别是他看到我衣冠端正，就认为他受到了极大侮辱，因为我竟敢无礼地闯进他的住所，看到他自己都引以为耻的穷愁潦倒的环境。当然，他仕途失意，潦倒半生，能有机会随便找到个人发泄一下心头的怒气，还是觉得很高兴的。开头那一忽儿，我还以为他冲过来要打架，他脸色苍白，好像女人闹歇斯底里似的，把他妻子都吓坏了。

“您怎么敢随便进来？滚！”他叫道，气得浑身发抖，差点说不出话来。但是他忽然看到我手里拿着他的皮夹。

“好像是您丢的。”我尽可能平静而又干巴巴地说道。（话又说回来，本来就应该这样嘛。）

他十分害怕地站在我面前，一时似乎摸不着头脑，接着很快摸了摸自己的衣兜，吓得张大了嘴，伸手捶了下自己的脑门。

“上帝！您在哪儿捡到的？怎么捡到的？”

我三言两语地向他说明了情况，尽可能说得平淡些，我怎么从地上拾起皮夹，怎么跑去追他，喊他，一直到最后，根据推测，几乎是歪打正着地跟在他后面跑上楼梯。

“噢上帝！”他转身向妻子叫道，“我们的全部证件，我最后几件医疗器械都在里面，一切都在里面……噢先生，您可知道，您对我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啊！不然的话，我就完了！”

就在这时候，我抓住了门把手，想不告而别，但是我自己却气喘吁吁，心头的激动突然变成了剧烈的咳呛，咳得我前仰后合，差点没趴下。我看见这位先生东奔西跑，想给我找一把空椅子，最后他终于抓起一把椅子上的破烂，扔到地上，急忙给我端了过来，并小心翼翼地扶我坐下，但是我仍旧咳嗽不止，咳了约莫三分钟。当我清醒过来时，他已经坐在我身旁的另一把椅子上（可能，也是把椅子上的破烂先扔到地上），在注意地打量我。

“您，好像……有病吧？”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大夫开始给病人看病时通常用的那种口气，“我本人……是医生（他没有说‘大夫’），”他说完这话，不知道为什么伸出手来向我指了指房间，仿佛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提出抗议似的，“我看，您……”

“我有痨病。”我尽可能简短地说，说罢便站起身来。

他立刻跳起来。

“也许，您夸大了，而且……服药以后……”

他说着说着就说糊涂了，好像还没有清醒过来似的，他的左手仍旧抓着那只皮夹。

“噢，您甭担心，”我抓住门把手，又打断了他的话，“上星期博大夫（我又拉扯上了博大夫）给我看过病，——我的事已成定局。对不起……”

我又想去开门，又想离开这位尴尬的、对我满怀感激之情，但又被羞愧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大夫，但是该死的咳嗽偏偏又在这时候抓住我不放。这时，我那位大夫坚持要我再坐下来休息会儿，他转身向妻子示意，于是这位太太便在原地对我说了几句表示感谢和欢迎的话。她说话时显得很尴尬，甚至她那蜡黄的、干瘦的面颊上都堆上了两朵红晕。我留了下来，但是每秒钟都显露出一种唯恐使他们感到拘束的神情（本来就应该这样）。我那位大夫对自己刚才的冒失举动感到追悔莫及，我看出了这点。

“如果我……”他开口道，说话时断时续，从这句跳到那句，“我对您感激不尽，心中实在有愧……我……您看见了……”他又指了指屋子，“我目前的处境……”

“噢，”我说，“不用看，事情明摆着，您想必丢了工作，到这儿来申诉，想另外找个差事，是吗？”

“您怎么，……怎么，知道的？”他诧异地问。

“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不由得嘲讽地回答道，“许多人满怀希望地从外省到这里来，到处奔走，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突然嘴唇哆嗦着热烈地说起话来，他开始诉说，开始申述，说实在的，我都听入了迷。我在他们家差不多坐了一个小时。他向我讲了自己的身世，话又说回来，这身世也十分平常。他是外省的一名医生，在官府供职，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男女私情，竟把他的妻子也卷了进去。他出言不逊，发了通脾气，结果是省里的长官变了脸，偏袒他的仇人。有些人便对他暗中使坏，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他丢掉了差事，不得已用最后一点钱来到彼得堡，向上级申诉。在彼得堡，明摆着，他的申诉很久无人受理，后来受理了，又被驳回，后来又答应再研究研究，后来又被严词驳回，后来又让他写个条陈，后来又拒绝他的条陈，让他另递禀帖，——总之，他已经奔走了四个多月，把一切都吃光了：妻子的最后几件破衣服也拿去抵押了，偏偏在这时候又生了个孩子，而且，而且……“今天又对我递的禀帖下了最后驳复，而我几乎没有了面包，没有了一切，妻子又生了。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别转了头。他妻子则在角落里嘤嘤啜泣，孩子又开始啼哭。我掏出笔记本，记下了有关情况。我写完后站起身来，这时，他站在我面前，以一种又害怕又好奇的神情看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嗯，还有其余的一切：何处供职，贵省省长的大名，以及年月日等。我有位同学，还是中学里的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有个叔叔，叫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四等文官，现在任总办……”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我那位医生差点浑身发抖地叫道，“但是，您知道，几乎一切都取决于他呀！”

的确，在我那位医生的身世和结局中，我无意中帮了他一个大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圆满解决，简直就跟小说里一样，好像上天故意这么安排好了似的。我对这两位可怜的人说，请他们务必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因为我本人也是个穷学生（我故意夸大了自己的低下身份，其实我已经中学毕业，不是学生了），至于我姓甚名谁，他们也不必知道，但是我将即刻前往瓦西利岛去找我的那位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确有把握，他的叔叔是四等文官，鳏居，没有孩子，非常宠爱自己的侄儿，而且溺爱他，把他看作自己族中最后一根苗裔，“也许，我的这位同学能够为你们，也为我做点什么，当然，必须通过他的叔叔……”

“只要能让我向这位大人当面申诉一下就行！只要我承蒙错爱，有幸向他口头解释一番就行！”他叫道，像打摆子似的浑身发抖，两眼闪着泪花。他就是这么说的：承蒙错爱。我再一次重申，事情很可能告吹，这样，一切就都成了废话，说到这里，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明天上午我不来找他们，那就是说事情完蛋了，请他们不必等我。他们连连鞠躬，把我送了出去，他们高兴得差点发狂。我永远忘不了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雇了辆马车，即刻上瓦西利岛去。

我在念中学的几年里，一直跟这位巴赫穆托夫不和。在我们学校里，他一直被认为是贵族，起码我是这么称呼他的：衣冠楚楚，坐自己的马车来上学，但是毫无自吹自擂之意，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同学，天性豪爽，永远乐呵呵的，有时说话甚至还很俏皮，虽然此人的智力十分平庸，尽管他在班上永远名列前茅，而我无论干什么都没有得过第一。除了我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他。在这几年里，他曾经几次想接近我，但是我每次都板着脸，怒气冲冲地对他扭头不顾。现在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见到他了，他在上大学。当我八点多钟到他府上登门求见时（规矩很大，须由下人先行通报），他出来见了我，先是十分诧异，甚至没有一点欢迎的样子，但立刻快活起来，看着我，忽然哈哈大笑。

“您怎么会想到光临寒舍来找我的，捷连季耶夫？”他叫道，他那神情一向既亲切而又随随便便，虽然有时候显得有点放肆，但决无侮辱他人之意，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一神态，也为这种神态而非常恨他。“不过，这是怎么回事，”他惊恐地叫道，“您竟病成了这副模样！”

咳嗽又开始折磨我，我跌坐在椅子上，差点喘不过气来。

“不用担心，我有痨病，”我说，“我找您有一事相求。”

他诧异地坐了下来，于是我便把那位大夫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说明道，因为他本人对他叔叔有非同寻常的影响，也许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一定，一定照办，而且明天就去找我叔叔。我甚至感到很高兴，您把这事又讲得如此生动……话又说回来，捷连季耶夫，您怎么会想到来找我的呢？”

“因为这事与令叔有很大关系，再说咱们俩，巴赫穆托夫，一向是仇敌，而您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因此我想，您决不会不给您的仇敌一点面子的。”我讽刺地加了一句。

“就像拿破仑向英国乞和一样！”他叫道，哈哈大笑起来，“照办，一定照办！可以的话，马上去都行！”他看见我板着脸，神情严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急忙加了一句。

果然，这件事出乎意料地办得十分顺利，圆满得不能再圆满了。过了一个半月，我们这位医生在另一省又得到了一份工作，拿到了差旅费，甚至还拿到了津贴。我疑心，动不动就去找他们的巴赫穆托夫（因为这事，当时我故意不上他们家去，有时大夫跑来看我，我对他也几乎很冷淡），——正如我所疑心的，巴赫穆托夫竟说动了大夫，使大夫接受了他的借款。在这六星期中，我跟巴赫穆托夫见过两次面，后来给大夫送行的时候，我们又第三次相遇，巴赫穆托夫在自己的公馆里为大夫践行，举办了香槟酒会，大夫的妻子也出席了酒会，但是她没有待多久，就急忙回去看孩子了。这事发生在五月初，黄昏时天色十分明媚，一轮巨大的落日渐渐沉进海湾。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走上尼古拉桥，两人都略有醉意。巴赫穆托夫说他很高兴，这事竟这么圆满地解决了，他对我表示感谢，说他做了这件好事后，现在心里很痛快，他还一再说，这事的全部功劳都应当归我，如今有许多人好为人师地大肆宣传，个别的行善，做好事，毫无意义，——这话是没有根据的。我也非常想说说我的意见。

“谁否定个别的‘施舍’，”我开口道，“谁就是否定人的天性，蔑视人的个人尊严。但是，组织‘社会救济’和维护个人自由的问题，乃是两个性质不同，但是并不互相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是永存的，因为这是个人的一种需要，这是一个个人对另一个个人施加直接影响的迫切需要。莫斯科过去住着一位老人，一位老‘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从他的姓看像是个日耳曼人。他整个一生都奔走于监狱和罪犯们之间，每一批解送到西伯利亚去的罪犯，都预先知道会有一位‘老将军’到麻雀山来看他们。他做事非常严肃和虔诚。他到来之后，就逐一巡视站在他周围的一排排流放犯，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询问他们需要什么，他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人说教，管他们大家叫‘亲爱的’。他送给大家钱，送来各种必需品——包脚布、裹腿、麻布，有时候还拿来一些劝人行善的书，将这些书分发给每个识字的人，深信他们会在路上读这些书，由识字的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他很少问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除非犯人自动讲出来，他才听。所有的犯人在他眼里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他跟他们说话就跟同亲兄弟说话一样，但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开始把他看作自己的父亲了。如果他看到某个抱着孩子的女犯人，就会走过去，抚摩孩子，弹弹手指头，逗孩子笑。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英名不胫而走，全俄国、全西伯利亚人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犯人都知道他。有一个曾经在西伯利亚待过的人告诉我，他亲眼看到有些罪大恶极的犯人，至今还念念不忘将军，其实，将军去看他们，至多也只会发给每人二十戈比。诚然，他们怀念他时也并不热诚，或者也不十分严肃。这些‘不幸的人’中有一个人，杀害过十二条人命，残害过六名小孩，仅仅因为一时兴起（据说，这样的人是常有的），忽然有一天，也许是长达二十年岁月中的头一次，忽然无缘无故地叹了口气，说道：‘不知道那位老将军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活着？’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发出一声冷笑，——也不过如此而已。可是，您又从何得知，这位他二十年都没有忘记的‘老将军’在他心里永远投下了一颗怎样的种子呢？巴赫穆托夫，您又从何得知，一个个人之接近另一个个人，在被接近的这个人的命运中将会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要知道，这是整个生命之树以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无从知晓的多得不可胜数的分杈。最优秀的象棋选手，他们中脑子最灵的人，也不过能预先看出几步棋。有人写到一位法国选手能预先看出十步棋，就认为这简直是奇迹。这里究竟有多少步棋，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未知数呢？您投下您的一颗种子，投下您的一份‘施舍’，以及您不论用什么形式做的一件好事，也就是向别人献出了您身上的一部分，并把他人身上的一部分化为己有。你们彼此互相接近了，再稍加注意，您就会得到报酬，非但增加了知识，而且还会有些完全出乎意外的发现。您最后一定会把您所从事的事业看作一门学问，它一定会使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还会使您的整个生活得到充实。从另一方面说，您的全部思想，您投下的所有种子，也许您自己都忘了，却会生根发芽和成长壮大。而从您手里得到这颗种子的人，又会转送给别人。您怎么知道，您在解决人类的未来命运中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假如您有知识，而且又毕生从事这项工作的话，最后一定会使您臻于至善，您就可能投下一颗巨大的种子，使您的丰硕的思想遗产传诸后人，流芳百世，那么……”如此等等，我当时说了许多。

“说这话的时候不妨想想，您已风雨飘摇，不久于人世了！”巴赫穆托夫似乎在热烈地谴责什么人似的叫道。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一座桥上，凭栏眺望涅瓦河。

“您知道我产生了一个什么念头？”我伏在桥栏上，探身向前，问道。

“难道想跳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叫起来。也许，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

“不，我目前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我现在只能再活两三个月，也许四个月了，但是，比如说吧，总共只剩下两个月了，可是我却非常想做一件好事，可是这事要求做很多工作，需要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这位大夫的事情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只能放弃干这事，另外再去找一件小一些的、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不能自已，非常想做好事的话）。您得承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非常替我担心，他把我一直送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地一次也没来安慰我，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烈地跟我握了手，并请求我允许他常常来看我。我回答说，如果他来看我，是想“安慰”我（因为即使他保持沉默，还是想给我以安慰，我向他说明了这点），那么他的每次来访，无非让我更多地想到我已死期不远。他耸耸肩膀，但是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分手时相当客气，这甚至是我开头没有料到的。

但是，在这天晚上和这天夜里，却投下了我“最后的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我的这一新想法，贪婪地分析这一想法的所有细微曲折之处和它的所有表现形式（我整夜没睡），我想得越深，领会得也就越深刻，因此也就更加害怕。可怕的恐惧终于向我袭来，而且这种恐惧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有时候，当我想到我的这种经常不断的恐惧时，又蓦地被一种新的恐怖弄得不寒而栗：我根据这种恐惧可以得出结论，我的这一“最后信念”在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它一定会得到解决。但是真要解决它，我又缺少决心。又过了三星期，一切都完了，决心也下定了，但是下定这一决心是因为出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在我的这个《说明》里，我标明了所有这些数字和日期。其实标也罢，不标也罢，我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许，仅仅在此时此刻）我希望那些将要评论我的所作所为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我的“最后信念”是从怎样的一连串逻辑结论中得出来的。我刚才在上面写到，我缺乏实行我的“最后信念”的最终决心，后来终于有了这一决心，但是好像完全不是从逻辑结论中得出来的，而是因为某个奇怪的推动，因为出了一件怪事，也许这事跟事情的进程毫无关系。约莫十天前，罗戈任因为一件私事前来找我，所为何事，恕不赘述。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罗戈任，但是关于他的情况我时有耳闻。我向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情况，因此我们之间的事也就完了。但是他却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天一整天，我都处在一些奇怪的想法的影响下，因此我决定第二天亲自上他府上回访。罗戈任显然并不欢迎我来，甚至还“客气地”向我暗示，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来往。但是，我还是度过了饶有兴趣的一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两人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这一点我们俩不能不表露出来，尤其是我：我是一个日薄西山、来目无多的人，他却是个精力充沛、身强力壮、只关心眼前的人，根本不去考虑“最后的”结论、数字或者与那事无关的任何事，即……即……与那件使他发狂的事无关的任何事。请罗戈任先生恕我直言，因为我是一个蹩脚的文人，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他对我很不客气，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对许多事是能够理解的，虽然他对不相干的事兴趣索然，无暇理会。我没有向他暗示我的“最后信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已经猜到了我的心思。他始终一言不发，他非常不爱说话。我临走时向他暗示，尽管我们之间正好相反，有这么多不同，但是Les extremites se touchent（我用俄语向他作了说明），因此，他本人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对我的“最后信念”完全格格不入。他对我的这句话报以一个非常阴郁的苦笑，接着便站起身来，亲自给我找到了帽子，摆出一副似乎我自己想走的模样，其实是他把我撵出了他那阴森森的房子，可是却装模作样地像在恭恭敬敬地送我。他那房子使我吃了一惊：像座公墓，他似乎很喜欢这房子，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本身就很充实，不需要环境来衬托。

这次对罗戈任的拜访使我精疲力竭。此外，从早晨起，我就感到不舒服。傍晚，我感到很虚弱，就躺到床上，可是我偶尔感到烧得很厉害，甚至有时候还说胡话。科利亚一直陪我坐到十一点钟。不过他说了什么和我们两人说了什么，我还是都记得的。但是有时候，当我合上眼睛，伊万·福米奇的形象就常常呈现在我眼前，他似乎发了财，得了几百万。他绞尽脑汁，始终想不出来，把这些钱放哪儿是好，他生怕别人来偷他的钱，怕得浑身发抖，最后才决定把钱埋在地底下。后来，我给他出了个主意，与其把这么一大堆金币白白埋在地底下，还不如用这堆金子给那个“冻死”的孩子做一口金棺材呢，为此就必须把这孩子再从地下挖出来。我这个嘲弄性的建议，苏里科夫居然含着似乎感激的眼泪接受了，并且动手立即执行这一计划。我好像啐了口唾沫，离开他走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以后，科利亚对我说，我根本没睡，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一直在跟他谈苏里科夫。我有时候非常苦闷和十分惊慌，因此科利亚离开我的时候很不放心。当我站起来等他走出去以后锁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在罗戈任家一间阴森森的客厅的房门上方看到的一幅画。这幅画是他路过那儿时亲自指给我看的，我在这幅画前足足站了好像五分钟。这幅画在艺术上并没什么可取之处，但却在我身上引起了某种奇怪的不安。

这幅画画的是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我觉得，画家们画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或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时，一般都习惯于把他的脸画得依旧非常美，甚至在他经受最可怕的痛苦时，他们也在想方设法保留这种美。但是在罗戈任家的那幅画里却毫无美可言。这完全是一具尸体，还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以前，当他背着十字架，摔倒在十字架下的时候，就受了无数的苦、无数的伤、无数的折磨以及狱卒的鞭打和众百姓的殴打，最后，又在长达六小时中（根据我的计算，起码有六小时）经受了被钉十字架的痛苦。当然，这是一个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人的脸，也就是说，脸上还留有很多活的、温暖的气息。他脸上的表情还没来得及僵硬，因此死者的脸上还看得出痛苦，似乎他现在还感觉得到的痛苦（这位画家很好地抓住了这点）。然而这脸却画得毫不留情，这完全合乎人之常情，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在经过如许痛苦之后，他的尸体的确应当如此。我知道，基督教会在耶稣纪元之初就认定，基督受难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确有其事，因此他的肉体在十字架上也应当完全、彻底地服从自然法则。这幅画上，他的脸被打得皮开肉绽，十分可怕，脸被打肿了，脸上有一块块青紫，可怕地肿了起来，而且血迹斑斑，张开两眼，眼珠歪斜，暴露在外的两大块眼白，发出死人般的、形同玻璃似的光泽。但是，令人纳闷的是，当你看着这具受尽苦难的人的尸体时，不由得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令人好奇的问题：如果他的所有门徒，他未来的主要信徒们看到这样一具尸体（这尸体想必一定是这样的），那些跟随他并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们，以及所有那些信仰他、崇拜他的人看到这样一具尸体后，又怎会相信这位受苦受难的基督能够复活呢？这不由得使人产生一个想法，既然死亡这么可怕，自然法则又这么强大，那怎样才能战胜它们呢？那个人在自己生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战胜过自然，自然对他唯命是从，当他喊道：“大利大古米”，——这闺女就起来了，“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可是现在连他都战胜不了自然法则，我们又怎能克服这些法则呢？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然是一头巨大的、心如铁石的、不会说话的野兽，或者不如说，不如更正确得多地说，虽然说来奇怪，像一台结构新颖的硕大无朋的机器，它毫无意义地一把抓起了伟大的无价之宝——人，把他碾成齑粉，一口吞进肚里，既冷漠又无情——可是这个人的价值却抵得上整个大自然、它的一切法则和整个大地，也许大地之所以创造出来，完全是为了这个人能够降临人世！这幅画所要表现的似乎正是这一概念，即世上有一种无耻而又毫无意义的、永恒的黑势力，一切都听命于它，而看着这幅画，你们也会身不由己地产生这一想法。那些站在死人周围的活人（这幅画上，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在一下子粉碎了他们的一切希望和几乎是信仰的这个晚上，该感到多么可怕的悲哀和惊慌啊。他们一定会在极大的恐怖中四散逃走，虽然他们每个人心中带走了一个永远无法从他们心中拔除的了不起的想法。如果这位人类的导师能够在行刑之前看到自己的这一形象，他还能这样从容地走上十字架，像现在这样从容就义吗？看这幅画的时候，心头会不由得产生这样的问题。

科利亚离开后的整整一个半小时，我时断时续、若隐若现地看到了这一切，也许的确是在生病，做噩梦，但是有时候又形象逼真。难道没有形象的东西能够幻化成形象吗？但是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看得见这个没有穷尽的力量，看得见这个冷酷、黑暗、默默无言的活物，但是它的外形奇特，简直难以想象。我记得，似乎有人拉着我的手，手里擎着蜡烛，指给我看一只又大又恶心的毒蜘蛛，并告诉我说，这就是那个最黑暗、最冷酷无情而又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活物，接着他便开始嘲笑我的愤怒。我房间的圣像前，夜里总点着一盏长明灯，——光线暗淡而又微弱，但是可以看清一切，凑在灯下还能读书。我估计，那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我躺在那里，完全睡不着，睁大了双眼。蓦地，我的房门打开了，罗戈任走了进来。

他进来后，关上了门，默默地看了看我，接着便轻手轻脚地走到犄角的一张桌子旁，这张桌子几乎就放在那盏长明灯下面。我很惊讶地看着他，看他准备做什么。罗戈任把胳膊肘支在小桌上，抬头默默地望着我。这样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使我十分生气和非常懊丧。为什么他不肯说话呢？他这么晚还到我这里来，我当然觉得奇怪，但是我记得，我并没有因为这点而大惊小怪。甚至恰好相反：今天上午我虽然没有向他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他是懂得我的意思的，而这一想法性质严重，为了这事，当然，可以再来谈一次，哪怕时间很晚，来谈谈总是可以的。我以为他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上午，我们分手的时候，有点互相敌对，我甚至记得，他以嘲讽的态度望了我两三次。现在我在他的目光里就看到这种嘲弄的神态，他使我生气的也正是这一表情。至于这人就是罗戈任，不是幻影，也不是幻觉，一开始我就不曾有过丝毫怀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当时，他一直坐在那里，还是用那种嘲笑的神态一直望着我。我恶狠狠地在床上翻了个身，也用胳膊肘支在枕头上，也存心一声不吭，即使这样一直坐下去，也在所不惜。不知道为什么，我非要他先开口不可。我觉得，这样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突然，我生出一个想法：倘使这人不是罗戈任，只是个幻影，那怎么办？

无论生病的时候和生病以前，我从来就不曾见过一个鬼魂。但是我小时候，甚至现在，也就是不久以前，我总觉得，倘若我当真看到了鬼魂，哪怕就一次，我就会立刻当场死去，尽管我从来不相信任何鬼魂。但是，当我突发奇想，觉得这人不是罗戈任，只是个鬼魂时，我记得，我一点也不害怕。非但不害怕，甚至对此还很恼怒。奇怪的事还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即这人到底是鬼呢，还是罗戈任本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此毫无兴趣，也不感到惊慌，其实，对这个问题是应当感到惊慌和不安的。我觉得我当时想的是另一个问题。比如说，当时使我兴趣大得多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今天上午罗戈任穿的是家常便服和便鞋，现在却穿上燕尾服和白坎肩，戴上了白领结？我也闪过这样的想法：倘若这是个鬼魂，而我并不怕它，那我为什么不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去，亲自验证一下呢？话又说回来，也许是我不敢和心里害怕吧。但是，我刚一想到我可能害怕时，突然浑身冰冷，不寒而栗。我感到背上冰凉，我的两个膝盖也哆嗦起来。就在这一刹那，罗戈任仿佛猜到我害怕了，他把支着的那只胳臂放了下来，挺直了身子，开始张开嘴，似乎想笑，他的两眼死死地盯住我。我感到一阵狂怒，恨不得向他扑过去，但是因为我曾经发誓决不先开口，因此仍旧躺在床上，再说，我还不能肯定，这人是不是罗戈任？

我记不清这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也记不清是不是有时候我昏睡过去了。反正到后来，罗戈任站起来了，像刚才进来时那样，慢条斯理而又聚精会神地端详了我一番，但是他已不再嘲笑，而是轻轻地，几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打开门后，又把门虚掩上，走了出去。我没有起床，也不记得我睁大了两眼又躺了多长时间，我一直在想，天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记得我后来是怎么昏睡过去的。第二天上午，九点来钟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我醒了过来。我曾经跟家里人讲定，如果我在九点前自己不开门，也不叫人给我送茶来，那么马特廖娜就应当主动来敲我的门。我给她开开门后，立刻出现了一个想法：门是锁着的，他怎么进来的呢？弄清了情况后，我深信，真正的罗戈任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我们家的所有的门夜里都是上锁的。

我不厌其详地描写的这一特别情况，就促使我完全“下定了决心”。由此可见，促使我彻底下定决心的，不是逻辑，也不是合乎逻辑的信念，而是厌恶。我决不能再留在人世了，因为活在人间竟会有这样一些奇怪的、使我恼火的表现形式。这个鬼魂使我感到屈辱。我无法屈从形同毒蜘蛛的黑势力。直到暮色苍茫，我才终于感到下了最后的决心，这时，我的心头才松快了些。这仅仅是第一回合，我是到帕夫洛夫斯克来迎接第二回合的，但是这已经说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