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同心圆是永恒，永恒的主题——人，人的哲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八岁的时候就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义’”。他说：“人是一个谜。必须解开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你也不要说你浪费了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一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他认为人是复杂的，人心是个秘密。他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任何人都是复杂的，而且深得像大海，特别是神经质的现代人。”有些人貌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他内心的秘密，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的秘密，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只觉得模模糊糊地一闪而过或者盘旋不去。他到底在想什么，连他自己都猜不透。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奇怪的是，他心头忽然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烦恼情绪，而且每走一步，越接近家门就越厉害。奇怪的还不在烦恼，而在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始终弄不清烦恼的是什么。”这就是人心的秘密，潜意识的秘密。

但是，人与人不同，同是复杂，但彼此各异。

《白痴》中每个人都是个谜，都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书中的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的理想，是基督式的“十全十美”的人，是作者把他作为“绝对美好的人”进行描写的。即便他也处在不断的矛盾和思想斗争之中。比如，他鄙视加尼亚，看透了他利欲熏心、仗势欺人的丑恶灵魂，但是他又可怜他，可怜他的堕落，希望能以自己为榜样来感化他，使他改恶从善。再如，他看到罗戈任愚昧无知，天性粗野，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无所不用其极，曾试图杀害梅什金公爵，可是梅什金公爵却不相信手持利刃，试图加害于他的凶手竟会是他的把兄罗戈任。最后，罗戈任由于得不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爱，一刀刺死了她。为此，梅什金受到了极大震动，可他仍旧以克制、宽恕和爱对待罗戈任。试看本书结尾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任并排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两个情敌，两个结拜兄弟，在他们两人心爱的女人身旁，互相怜悯，互相同情。又如，梅什金看透了俄国贵族的腐败、荒淫、落后和不学无术，可是他却在叶府的晚会上说：“我听到过许多议论，自己过去也曾对此深信不疑，有人说上流社会只剩了空架子，一切都虚有其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本质已荡然无存。但是我现在亲眼看到，在我国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们现在统统是伪君子和骗子手吗？我方才听到N公爵讲的故事，难道这不是既淳朴敦厚而又热情洋溢的幽默吗？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慈悲为怀吗？难道这样的话能出自一个……半死不活、心智均告枯竭的人之口吗？难道一群行尸走肉能够像你们对待我这样来对待我吗？难道这不是……一群建设未来，实践希望的栋梁之材吗？难道这样一些人能不懂，能落在时代后面吗？”梅什金既看到俄国贵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一些伪君子和骗子手，是一些落在时代后面的行尸走肉，同时又“恨铁不成钢”，希望他们重振雄风，建设未来，成为祖国的栋梁。

而梅什金的复杂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他：“这么说，两个女人您都想爱？”他答道：“噢，是的，是的！”其实，他真爱的是阿格拉娅，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只是怜悯。可是当这两个女情敌争相想得到他的爱的关键时刻，他却站到了被蹂躏、被羞辱、蒙受过巨大不幸和痛苦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边。然而，他在答应同她结婚以后，又惶惶乎不可终日，总觉得丢掉了什么，想去找阿格拉娅解释，请她原谅。

但是，作为一个人，最大的矛盾恐怕还是梅什金公爵自己。他既是一个“白痴”、“傻瓜”，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善于用自己的心灵感知一切，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智。作者在给自己哥哥的一封信中写道：“认识自然、灵魂、上帝、爱——这只能通过心灵，而不是依靠智慧。”作者在《群魔》中通过沙托夫之口也说：“理性从来也不能确定善与恶，甚至都分辨不出善与恶……”作者的意思是说，必须通过心灵才能敏锐地感知一切。而梅什金公爵貌似白痴，实际上却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

说他是“白痴”，固然由于当时俄国社会上的那些宵小之徒故意贬低他，但也有客观原因。一是他从小有病，身患癫痫，近乎“白痴”；二是他长期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农村里，不谙人情世故，一味同情别人，信任别人，对别人加诸于他的侮辱，也但知忍让和逆来顺受。这是一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或者像阿格拉娅所说，是一名“可怜的骑士”。堂吉诃德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可笑，而梅什金公爵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天真。作者自己也说：“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当中，堂吉诃德是最完整的一个。但他之所以美好，唯一的原因是他同时又滑稽可笑。”而梅什金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想做堂吉诃德，用基督式的爱来“普渡众生”，那就不是“可爱”和“美好”，而是“可怜”了。

但是，在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俄罗斯，所缺少的恐怕还正是这种以“匡救世人”为己任的“傻瓜”和“白痴”。他同情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都相亲相爱，化干戈为玉帛。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堕落者”的保护人。而聪明人是不屑于做这种“傻”事的。其实，与其说梅什金天真和可怜，不如说他是个悲剧人物。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聪明、高傲，具有非凡的美丽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向往美好的生活和爱情；对玩弄和蹂躏她的地主贵族社会，怀有强烈的憎恨；她渴望人们能够接近她，理解她；可是与此同时，她又感到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她遇到公爵后对他产生了纯洁的爱，但又觉得自己爱他会毁了他，她只配跟罗戈任这样的人一起鬼混。她对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你当真以为我要把这么一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毁了吗？这不正中了阿法纳西·伊万内奇的下怀：他就喜欢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嘛！”但是，她又对梅什金公爵一往情深。她在横下一条心，跟罗戈任出走之前，曾无限深情地对公爵说：“再见了，公爵，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在此之前，她还当众诉说她从前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难道我就不曾幻想过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吗？你说得对，我很早以前就幻想过……一个人想呀想呀……老是想象着能够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又善良，又诚实，又好，像你一样带点儿傻气，他会突然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您是无辜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非常非常爱您！’我经常这样想入非非，再往下想非发疯不可……”她虽然认为自己只配嫁给罗戈任，可是每到快要结婚的时候，又突然逃跑——她实在不愿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她之所以决定嫁给罗戈任，是希望他把她杀了。在私心深处，她仍然强烈地爱着公爵，她爱他，可是又想方设法避开他；她爱他，可是又极力促成他与阿格拉娅的婚事。正如她所说，她只希望公爵幸福。这是一种无私的爱，自我牺牲的爱。对于这，书中有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描写：“她跪在他面前，发狂似的跪在马路中央；他害怕地向后倒退，她却抓住他的手连连亲吻……在她长长的睫毛上还闪着两颗晶莹的泪珠。‘起来，起来！’他伸手扶她起来，低声而又害怕地说道，‘快起来呀！’‘你幸福吗？幸福吗？’她连声问道，‘我只要你对我说一句话，你现在幸福吗？……我便遵照你的吩咐，明天就走。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见你，最后一次！……’”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毕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她不仅有理智，还有感情。她内心充满失去爱情的剧痛。在两个女情敌唇枪舌剑、争夺公爵的时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取得了胜利。她歇斯底里地大笑道：“哈哈哈！我居然把他拱手让给了这位小姐！何必呢？何苦呢？我真是疯子！疯子！……”可是当万事俱备，就要进教堂同公爵举行婚礼时，她又发疯似的逃跑了。她宁可葬身于罗戈任的刀下，也决不愿牺牲公爵的幸福。

阿格拉娅也是一个聪明、美丽、高傲的姑娘。她性格坚强，不为贵族社会的世俗成见所囿。她力排众议，大胆地爱上了被人视为“白痴”的梅什金公爵。书中对她的爱情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生动、逼真。她心里爱他，但嘴上却对他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口口声声说她不爱他，而且无论谁，一提到她的婚事，她就发火。她心中的症结，就是公爵始终忘不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格拉娅不愿意将公爵的爱与别的女人分享，因此才有那场情场“决斗”。在最后关头，“她甚至受不了他片刻的动摇”。当时，阿格拉娅的“目光流露出这么多痛苦，同时又显露出无限的仇恨”。

罗戈任是因继承父亲遗产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是个生性粗野而又不学无术的人，“甚至连普希金的名字都不知道”。他追求的是女人的外貌美，而不是心灵美，他“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因为她美艳绝伦。为了得到她，他可以一掷万金。十万卢布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扔进火里，他连眼睛都不眨，甚至还十分欣赏，陶醉：“这才是女王的气派！这才是咱应有的气派！”他忘乎所以地大叫，“喂，你们这帮骗子手，谁有种来玩这把戏，啊？”为了得到她，他可以拔刀相向，行刺与自己刚交换过十字架的把兄弟。因为得不到他心爱的女人，他可以一刀结果了她。如此看来，这是个坏透了的人，毫无价值的人，是个有钱的流氓啰？其实不尽然，他的人性并未完全泯灭。在作者看来，只要引导得法，他也是可以挽救的。这人就如他的穿戴一样：“围巾上别着一枚很大的甲虫形钻石别针，右手的肮脏的手指上还戴着一枚很大的钻石戒指。”——“肮脏”与“钻石”并存，虽然主要是“肮脏”。比如说，他捐弃前嫌，与梅什金公爵结为把兄弟，就是为了约束自己，因为按照基督教教义：不可杀人，更不可杀害自己的兄弟；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相处的日子，在她的开导下，他开始读书，自学《俄国历史》。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一个但知性爱的既野蛮又粗俗不堪的人，在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朝夕相处的那几天，居然没有对她强行非礼，而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不吃不喝，不睡觉，硬要她原谅他。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被他刺死以后，他也没有畏罪潜逃，而是悄悄地把公爵找来，两人一起守护在心爱的女人身旁，因为他知道她在公爵心中的地位，他不忍心在她死后，还不让公爵见她一面。他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直言不讳，并没有嫁祸于公爵。他默默地、若有所思地听完了对他的判决——十五年苦役，然后平静地走上在苦难中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赎罪之路。

再看加尼亚的父亲伊沃尔金将军，他浑浑噩噩、穷愁潦倒、撒谎吹牛，最后甚至偷了自己的好友列别杰夫的四百卢布。但是，后来他还是良心发现，把偷的钱一文不少地悄悄送了回去。他曾向公爵大吹法螺，说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打进莫斯科的时候，他做过拿破仑的少年侍卫，而且出入宫禁，非但了解拿破仑的许多军事秘密，而且还知道拿破仑的不少隐私。公爵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他恭恭敬敬地听着，假装信以为真。但是将军心里是明白的，公爵只是出于礼貌才洗耳恭听，因此将军对他十分感激。与此同时，他又感到恼怒，感到受了污辱，因为公爵只是可怜他，才屈尊装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他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伸出双手，捂住了脸，急速地跑了出去。

书中最复杂的两个人是列别杰夫和伊波利特。列别杰夫已如上述。

伊波利特的主要特征是二重人格，内心分裂，集好坏于一身。上帝和魔鬼同时占据着他的心灵。正如作者形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一样——集圣母玛利亚与所多玛城于一身。

伊波利特出身贫苦，父亲早逝，母亲中年守寡，但是弟妹成群，他又身患不治之症——肺痨，已不久人世。他身居社会的最底层，处境屈辱，但是他又受过较好的教育——中学毕业。他曾经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是疾病使他不能有所作为。他在上学的时候洁身自好，看不起那些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儿。即便重病缠身，他也尽力做了些好事，帮助过一位因开罪上峰而丢掉职务的医生。他曾想在他离开人世前尽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用他的话说，就是“您投下您的一颗种子，投下您的一份‘施舍’，以及您不论用什么形式做的一件好事，您也就是向别人献出了您身上的一部分，并把他身上的一部分化为己有；你们彼此互相接近了”。

这是他内心的“天堂”，但是他内心还有一个“地狱”。他因为将不久于人世，因此看到一切健康的人和幸福的人就嫉妒，就憎恨。他特别恨公爵，因为公爵本来跟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竟出乎意外地得到一份遗产，成了“百万富翁”，成了叶潘钦将军心目中的“乘龙快婿”；再加上公爵心肠好，许多人都喜欢他，而伊波利特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优秀的人”，是“人世间公认的至善至美的人”，他只要向人民大众说一刻钟的话，人民就会拥戴他，跟他走，可是天不假以永年，造化存心作弄他，把他这个“至善至美的人”创造出来以后，又要亲手毁掉他。公爵是个孤儿，是个“白痴”，却这么幸运，什么都有，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因此他声嘶力竭地当着众人的面，口吐白沫地嚷道：“我恨你们大家，恨所有的人！但是世界上我最恨的是您，您这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白痴、假仁假义的百万富翁！我刚听到您的情况的时候，就一眼看穿了您，恨您，对您恨之入骨……我不要您的恩赐，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恩赐……我诅咒你们大家，永远诅咒你们！”

他偷偷地爱着阿格拉娅，可是阿格拉娅却爱上了公爵。这也是他受不了的。因此，他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极力破坏他俩的婚事。最后，阿格拉娅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为争夺公爵进行的那场情场“决斗”，就是他从中策划、挑唆、安排的。他还极力激怒阿格拉娅，说她跟公爵好是吃人家的“残羹剩饭”。当他的目的达到以后，看见公爵真的撇下阿格拉娅，要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婚了，似乎也很幸福，他又觉得受不了，于是反过来又把他俩即将举行的婚礼作为嘲笑对象，心怀叵测地对公爵说：“以爱报爱，以怨报怨；您抢走他（指罗戈任）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也可以杀死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嘛；虽然她现在并不是您的未婚妻，但是您毕竟会难过的，不是吗？”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一、破坏公爵的幸福感，使他惶惶不安；二、以此劝说公爵到国外去结婚，把阿格拉娅留给他，以免节外生枝，虽然他明知道阿格拉娅不爱他，也决不可能爱他。

值得注意的是，伊波利特这一人物的某些特点，是影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比如伊波利特说他只要向人民大众说一刻钟的话，大家就会拥戴他，跟他走，等等。试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曾提到：“我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常说，他只要跟人民谈一刻钟的话，他就会立即说服他们转向社会主义。”

可见，伊波利特这一形象具有极大的论战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心是一分为二的。有些人身上常常是善恶并存，人性与兽性并存。他不承认“人之初，性本善”，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善恶之分。但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战胜恶，还是恶战胜善，应该由每个人自己负责，而不应归咎于社会，归咎于环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说：“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又说：“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

《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是“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也头脑冷静。懂得善与恶的界限，但是他可以同时宣扬两种互相排斥的思想，而又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正如他谈到自己时所说：“我依然像素来一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他甚至说，从审美的观点看，他看不出“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件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

《白痴》中的列别杰夫是个小丑、拍马逢迎者、阴谋家和造谣诽谤者，但又可以同时是个头脑清醒的哲学家和宗教宣传家。

人的善恶是天性，还是环境使然，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善恶是人的天性。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人作何选择，这才是主要的。人属于社会，但并非全部属于社会。

正如《罪与罚》中的拉祖米欣所说：“争论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开始的……犯罪是对社会制度不正常的抗议。”他接着又说：“他们把一切都归之于‘环境的影响’——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了！这就是他们爱用的词句！从这里直接得出：如果把社会正常地组织起来，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大家转眼之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天性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天性是被排除的，天性是不应该存在的！”

《白痴》中提到好几件谋财害命的凶杀案。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不止一次地嘲笑了“杀人是因为穷”这一荒谬论点：“我看，世界末日当真到啦。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奇谈怪论。”

在作者看来，把人心中的恶诿过于环境和社会，就是替罪犯开脱，解除他良心上和道义上的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心中还有一种奇怪现象：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处社会最底层，除了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感到走投无路、抬不起头来以外，还会产生一种自甘下贱、甘当小丑的倾向，好像自己卑贱、低下得还不够，必须这样来刺激一下自己心头的创伤似的。有些人是自我调侃，带有讽刺性，比如《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的叶惹维金。还有一种人是想以此来巴结主子，捞点好处，比如《白痴》中的列别杰夫。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罗戈任说：“反正我一戈比也不会给你，哪怕你两脚朝上在我面前走个来回。”

“一定，一定照办。”

“去你的！哪怕你在我面前跳一星期舞（俄谚，指拍马），我也不给，就是不给！”

“不给就不给！我要的就是你不给。可是这舞我跳定了。撇下老婆孩子，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这马屁我算拍定了！”

再一种人是身居底层，腰无分文，却幻想金钱和权力，幻想当罗思柴尔德和拿破仑。《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想当拿破仑的一个。《白痴》中的加尼亚想当罗思柴尔德，伊波利特既想当拿破仑，又想当罗思柴尔德，只是因为身患不治之症，才未能把幻想付诸行动。他幻想“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为大众造福，为发现和宣告真理而活着”。——这就是想当拿破仑，或者美其名曰想当“人民的领袖”。再就是，他认为，若不是他卧病在床，他一定能够当上罗思柴尔德。他认为穷人穷是活该，只能怪他自己没有本事。他在他那份《必要的说明》中写道：“噢，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我对这类傻瓜毫无怜悯之心——我可以自豪地说这话。他自己为什么当不了罗思柴尔德？他没有罗思柴尔德的百万家私，他没有堆成山似的帝俄金币和拿破仑金币，没有谢肉节的货棚下堆成高山似的金山和银山，这又能怪谁呢？既然他活在世上，就事在人为，就能够做到一切！他不明白这一点，又能怪谁呢？”

人心是复杂的，人心同大海一样深不可测。

其所以复杂，所以深不可测，就是因为人除了意识还有无意识，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同弗洛伊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无意识活动是大量的，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

无意识不能用言语表达，但却可以通过某些情感的流露表现出来。比如：

一、烦恼和闷闷不乐。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烦恼什么。例如，梅什金公爵在两个女情敌当面交锋之前，就有一种沉重的预感，到底是什么，他也说不清，但他觉得今天一定要出事，而且是件大事。他当时的表现就是闷闷不乐，这就是一种下意识的活动。“这天早晨一开始，公爵就有一种沉重的预感；他所以有这种预感，也可以用他的病情来解释。但是他莫名其妙地闷闷不乐，而这正是他感到最痛苦的。诚然，摆在他面前的事实是印象深刻的、沉重的、令他痛定思痛的，但是他闷闷不乐却远远超过他想得起来并且思前想后的一切；渐渐地，他油然产生了一种期待，并在他心里扎了根：今天，他一定会发生某种特别的、不可改变的事。”

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活动。

二、莫名其妙的恐惧。这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这情绪比烦恼和闷闷不乐要强，要清晰，但他到底怕什么，还是说不清。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跟随罗戈任逃走之后，公爵赶到彼得堡到处寻访他俩的踪迹，但遍寻无着。他先是感到苦闷，感到烦恼，然后产生了恐惧。“只有上帝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也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想什么。许许多多的事他都感到害怕，并且痛苦和揪心地感到自己怕得要命。”

三是笑。一个人怎么笑，常常能暴露出这个人的灵魂和灵魂深处的东西。比如列别杰夫干笑，罗戈任狞笑，梅什金苦笑，加尼亚奸笑。再有，梅什金听到加尼亚居然也能发出孩子般的笑声，说明这人的人性还未完全泯灭。公爵对加尼亚说：“我感到奇怪，您竟能这样真诚地大笑。真的，您竟能发出孩子般的笑声……由此看来，您童心犹在。”作者在《死屋手记》中曾借主人公之口说到他对笑的看法：“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悦耳，那您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

四是直觉。梅什金公爵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上凭直觉感到“她的命运一定很不一般”，“她一定受过很大的痛苦”，一定很“高傲”。也是直觉驱使他当天就去参加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晚会。也是凭直觉，他感到罗戈任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拔刀相向，加害于他。他前去找罗戈任的时候，也是凭直觉认出了罗戈任的家。“有一座房子，大概由于它的外貌特别，老远就开始引起他的注意；公爵后来想起，他当时曾对自己说：‘一定就是那座房子。’……这种房子里里外外都给人一种不好客和冷冰冰的感觉，一切都仿佛鬼鬼祟祟，藏着掖着似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光从外表看，实在难以说明究竟。”

而且这种直觉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一个人的直觉并不是上帝的天赋，而是人的一种自然能力，通过无意识洞察现象的本质。须知，梅什金公爵并没有洞察一切的超自然能力，但是他能凭直觉感知罗戈任的本质，察觉罗戈任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宅子有一副你们整个家族和你们整个罗戈任家生活的面容，你倘若问我何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也说不清。”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出逃以后，梅什金公爵遍寻无着。他直觉地感到，根本用不着去找他们，罗戈任自会找上门来。“如果他的情况好，他就不会来，如果他的情况不好，他很快就会来；而他的情况肯定不会好……”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说不清了，他并没有预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被杀的超自然能力。

五是错觉或幻觉。阿格拉娅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写给她的三封信交给了公爵，请他抽暇一读。他看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信中极力促成他和阿格拉娅的婚事。他在信中看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难言之痛。他知道她是爱他的，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忍痛割爱。特别是她在信中提到，“令姐阿杰莱达曾经对我的照片下过这样的评语：具有这种美貌的人，可以把世界翻个个儿。但是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我很快就会死的。”“我会因为怕他而杀死他（指罗戈任）……但是他肯定会先下手，把我先杀死……”看到这话后，梅什金公爵感到不寒而栗，他早预感到她的悲惨结局。“他沿着公园四周的路向自己的别墅走去。他的心在跳，思绪很乱，他四周的一切像场梦似的。蓦地，就跟前两次他每次醒来都看见同样的幻象一样，这次，同样的幻象又出现在他面前。那个女人又从公园里走出来，站在他面前，仿佛特意在这里等他似的。他打了个哆嗦，停住了脚步；她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不，这不是幻象！”前两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以幻象出现。这次，幻象却成了现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幻觉、幻象和现实，就这样扑朔迷离地交织在一起。

本书结尾，有一处描写了幻听或幻觉。罗戈任和梅什金一起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罗戈任告诉梅什金，他是怎样一刀捅进她的心脏，把她杀死的。就在这时，罗戈任听到了隔壁屋子里有人走动，而且两人都听见了。这无疑是幻听或幻觉。如果用神秘主义来解释，有两种可能：一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鬼魂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本书的预备材料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二是挂在客厅里的那幅《死基督》复活了，也许，他正以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这件惨绝人寰罪孽。

六是梦。伊波利特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蝎子似的怪物，有毒，满屋子乱跑，后来又援墙而上，几乎爬到与他的脑袋平行。这蝎子似的怪物就是伊波利特部分本质的真实写照。他在清醒的时候是认识不到这点的。他自视甚高，自我感觉一贯良好。可是在梦中，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他只是一个到处蜇人的有毒的怪物罢了，甚至在命归黄泉的时候，它还在扭动，还在放毒。

描写梦境最突出的是《罪与罚》。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行凶杀人前梦见自己的童年，看到一匹驽马拉着一辆超载的车子，任人鞭打，被折磨至死的悲惨情景。这梦是象征性的。他前面摆着两条路：像那匹瘦马那样任人驱赶，被折磨致死呢，还是铤而走险？他选择了后者。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不仅有他的“理论”和理性在起作用，他的潜意识也在暗中推动他走上杀人的路。梦，就是潜意识活动的表现。

再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梦，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在病中做的。他梦见世界末日，人们失去了理智，互相仇恨，互相残杀，火灾发生了，饥荒发生了，一切人和一切东西都在毁灭。按基督教教义，世界末日，世人都要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救赎者升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罚。拉斯科利尼科夫正是在基督教精神的感召下，走上悔罪之路，在苦难和博爱中净化自己有罪的灵魂，救赎自己的有罪之身。

《白痴》中有一段关于做梦和梦境的概述：“有时候，人们常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既不可能，也不自然；您醒来后，梦境历历在目，您对这个奇怪的事实会感到惊讶：您首先记得，在您做梦的整个时间内，理智一直没有离开过您。……为什么您从梦中醒来，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以后，几乎每次，有时印象还十分深刻，您总感到，随着梦境的消失，您也留下了一些捉摸不定和猜不透的东西呢？”

七是预感。梅什金公爵在罗戈任家看见罗戈任用来裁纸的一把小刀，这刀是全新的，本来是果园里修剪果树用的。他的潜意识告诉他，这里一定有蹊跷。他从罗戈任家出来后，精神恍惚，可是这潜意识却一直支配着他，使他欲罢不能，念念不忘。他无意识地几次驻足在一家刀铺前，观看这里出售的一把同样的刀子，甚至毫无必要地给它估了价：“当然，只值六十戈比，再多就不值了。”这把刀子，加上同一天他三次看到杂在人群中的罗戈任的眼睛，给了他一个不祥的预感：罗戈任是会行凶杀人的。果然，不多一会儿，在旅馆的楼梯上，罗戈任向他拔出了那把明晃晃的尖刀。又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多月，这把刀子又插进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心脏。这是预感，但不是神秘主义的未卜先知，也不是魔鬼悄悄地告诉他的。我们如果把看到的各种现象仔细分析一下，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然而当时公爵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并没有用理智来分析，而是潜意识引导他作出这一恍惚而又模糊的猜测。

八是病态心理或是癫痫病发作前一刹那的心理。《白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他在发癫痫病的时候，几乎就在发作之前，还有一个预备阶段……就在他心中感到忧郁、沉闷、压抑的时候，他的脑子会霎时间豁然开朗，洞若观火，他的全部生命力一下子调动起来，化成一股非凡的冲动。在闪电般连连闪烁的那些瞬间，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感会增加几乎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倏忽被一种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动、一切疑虑和一切不安，仿佛会霎时间归于太和，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明朗而又谐和的欢欣和希望，充满理性与太极之光。”这也是作者本人的切身体验。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神秘主义，是病态，是子虚乌有。也许吧。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子虚乌有呢？这种神秘的心态不是人人都有的。也难以用言语表达，但确凿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科学应当回答的问题。不能因为科学暂时不能回答，就说它神秘。

九是宗教感情。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首先要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

作者在一八五四年离开鄂木斯克囚堡之后，曾给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冯维辛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宗教信仰：“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仰，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相信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独立自在”的上帝。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屡次看到这一观点。在《白痴》中，我们也读到，梅什金公爵看了小霍尔拜因的名画《死基督》后说道：“……有人看了这幅画会丧失信仰的！”因为这画上画的完全是个死人，他的弟子和信徒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人会复活呢？！但是作者又渴望获得信仰，甚至罗戈任也“想努力恢复自己失去的信仰。他现在非常需要信仰，需要到了痛苦的程度……是的！一定要信仰一种教义，信仰一个神！”这信仰就是爱——爱人和被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不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我们心中的上帝，寻找爱。他认为基督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象征。但是，这种理想，这种象征，不仅应从理智上接受，而应是一种全身心的向往。这种信仰，应当融化在人的血液中，融化在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甚至可以说，宗教信仰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皈依和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说道：“宗教感情的实质既不能归结为任何论述，也不能归结为任何过失和犯罪感，更不能归结为无神论对宗教的种种抵牾，这里别有一种不能言传的意蕴，永远别有一种意蕴；无神论的说三道四，永远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永远说不到点子上。”这也就是我国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所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理。

在说这话之前，关于宗教信仰，梅什金曾举了几个例子，以志说明。他说，他在两天内遇到了四件不同的事。一是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很有学问的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上帝，但是谈来谈去，始终谈不到点子上。二是他在客栈里听说，就在头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件命案：一个农民发现另一个农民有一块怀表，顿生歹念，于是他乘表的主人转过身去不注意的时候，手起刀落，劈死了他的伙伴。可是这人在行凶前还画了个十字，默默祷告：“主啊，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吧！”三是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喝醉酒的士兵，掏出一枚锡十字架，冒充银的卖给了他。四是他在回客栈的路上遇见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刚出生六七星期的婴儿。这孩子忽然咧开小嘴，向她莞尔一笑。母亲看到孩子笑容后高兴极了，虔诚地画了个十字。公爵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一个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头一次笑，做母亲的那份高兴呀，都这样。就像上帝在天上，每次看到一个罪人在他面前真心诚意地跪下祷告时所感到的喜悦一样。”梅什金认为这女人说出了“那异常深刻，异常透彻，而且真正符合宗教教义的思想，在这思想里，基督教的本质一下子全都表现出来了，也就是应当把上帝看作我们的亲生父亲，把上帝对人的喜悦看作父亲对亲生孩子的喜悦——这就是基督的最主要的思想！”

这四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宗教感情，既不像无神论者推测的那样，也不在于一个人是否受过洗礼，是否经常去教堂，有些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也祷告，也画十字，也挂十字架，但实际上是敌基督或者出卖基督的人。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个字——爱。爱上帝，爱他人。真正的宗教感情就应当像那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一样爱人——爱上帝，爱孩子，爱一切有罪无罪的人；爱万物——爱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梅什金公爵在叶府为他举行的晚会上十分激动地陈述了他的宗教感情：“你们知道吗，我不明白，当一个人走过一棵大树，看到树影婆娑，怎能不感到幸福呢？当你能跟一个你所爱的人说话，怎能不感到幸福呢！……世界上又有多少这么美好的东西啊，简直随处可见……你们不妨看看孩子，看看朝霞，看看正在生长的青草，看看那些注视着你们并且爱你们的眼睛……”爱，就是一种宗教感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这话就是在《白痴》里说的。这美不仅指人的容貌美，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美。美就是真与善。达到真与善，才有美。而美的集中体现，就是爱与宽恕。东正教的真谛就是爱。

《白痴》尾声中有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场面——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任并肩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梅什金对罗戈任充满了无限怜悯和同情——怜悯和同情一个背离基督教导的有罪的人。“一种全新的感觉，以无边的苦恼折磨着他的心。”“他把自己的脸紧贴着罗戈任的苍白的、一动不动的脸；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到罗戈任的腮帮上。”罗戈任杀害了他的未婚妻，捅死了一个他深切同情的美丽而又不幸的女人，但是他宽恕了他，因他走上歧途而怜悯他，爱他。诚如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过去，梅什金就曾针对罗戈任说过这样的话：“同情心是全人类得以生存的最主要的法则，也许还是唯一的法则。”同情自己的仇敌，怜救一个有罪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匡世救人之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迈科夫的信中写道：“有神论给了我们一个基督，即如此崇高的人的概念，使人对之不能不肃然起敬，不能不相信这是人类永垂不朽的思想。”

梅什金公爵就是作者心目中基督这一理想的体现。试看作者在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写道：“长篇小说（指《白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美是理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位无可比拟、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当然也是永恒的奇迹（《约翰福音》也是这个意思，他把奇迹仅仅看作是美的体现，美的表现）。”由此可见，梅什金就是基督式的绝对美好的人。而要理解这个绝对美好的人，就必须深刻懂得作者的宗教观——基督就是“绝对的美”，而“美能拯救世界”。

属于第三个同心圆的，并不局限于上述这几个方面。作者在展示现实生活广阔画面的同时，还提出和探讨了人和人生哲学的其他问题（如人生的意义，能独立自主的人和不能独立自主、但知人云亦云的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面包与自由，理智与感情等），以及伦理道德问题（善与恶，同情、怜悯与爱人等），政治问题，文艺美学问题，等等。

要分析所有这些问题，需要写一部专著。而且，即使写一部专著，也不见得说得清楚。

真是说不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高尔基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辩驳的，就描绘的能力而言，他的才华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世界和人们的裁判者’，他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

这是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几乎成了定评。但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未免囿于成见，有“莫须有”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是基督。而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正是他痛下针砭、大加挞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面向未来的作家。他提出了许多永恒的、至今犹激动人心的问题。现在，一门新的学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正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悄然兴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非功过，他对人类的评价和预言，自有历史评说。武断地过早下结论，无疑是不适宜的。

有一位名叫艾亨瓦尔德的俄罗斯评论家写道：

“这位伟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脸色苍白，目光如火，拖着锁链，走过我国的文坛。他那疯狂的步伐，使我国文坛至今犹迷离恍惚，如坠云里雾中。他在俄罗斯的自我意识的巅峰，打了一些至今犹无法辨认的信号，他那舌敝唇焦之口还说了一些预言和不祥的话。现在，斯人已去，我们只能独自来猜测这些哑谜了。”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