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在富尔察的房间里睡着。窗帘没有拉上，他很早便醒来了。温热的早上，窗前的山丘和松树林新鲜地显现出来，有着圆滚滚和慵懒的轮廓，好像一个胖姑娘。他只穿着衬衫。他朝向窗户坐起身，让自己的脸对着太阳。阳光像是把他空荡荡的胃给灌醉了。他睡得很沉。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记得。幸福感遍布他的全身，以至于他不敢动一动，他怕一动弹这眩晕的幸福感便会消失不见。他的身体暖和起来了，冻僵的四肢也和缓了。

十点钟他要到城里。他们要在学校的操场上拍集体照，这照片也会被挂到爸爸们的照片中间去。整所房子都是空的，房东正在院子里挂灯笼。他漫无目的地在屋里踱步，穿越在积攒起的物件堆儿里。所有的这些都是废物和无聊的垃圾。他用一根手指拨动了一下地球仪，然后等着那转动的球体停下来。然后他把手指点在非洲中部的位置。天啊，他想，非洲。演员吻了普洛高乌艾尔· 迪波尔，又有什么紧要？……

夜里他并没回家。在剧院门前分手后，他朝家的方向走去，但是又折转了方向，走上了去富尔察的路。途中的一段他跑了起来，为了能更早地离开这城市；到了河边他才放慢了脚步；夜晚很明亮也很热。后来他甚至都不曾有过应该回家的念头。也许，他随意地想，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现在有了新的情况，与至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一样，与艾泰尔卡、父亲、老师们、迪波尔和演员都不一样，也许要简单许多，舒服许多；所有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说，自由地，放到光明处查看。然后他想，这只是怯懦的安慰罢了。富尔察的楼房在月光里泛着白色的光，显得很不真实，很有画面感。他轻轻地、悄悄地进了房间，朗姆的味道和空气稀缺的霉味令他喘不上气。他打开窗，把自己丢进床里，一下就睡着了。演员朝他走来，裸露着上身，假发滑歪到一边，迪波尔的头往后仰去，阿贝尔一遍遍地摇晃演员的胳膊，他吼起来： “天气凉了，天上满是星星。”梦渐渐变得模糊。他沉沉地、一动不动地睡着。

他穿好衣服，朝城里出发。黑色的正装让他感觉很热。兜里露出纤维线团。他把假发套拽了出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看是否有人看到，然后他把那假发套丢到地上。那个死了的脑袋躺在路面上，像只被踩死的毛茸茸的动物。他用皮鞋头挑起它，然后又厌恶地把它踢开。他想，那个曾几何时披着这一头头发的人，在这一刻也最终死去了。他急匆匆地走过劳教所的围墙。空气很干净，空气里飘荡着钟声。需要整理一下今天的日程。五月十八日。星期五。先是照相师。然后和迪波尔谈谈。两点钟是郝瓦什。也许再去看下姨母。晚上一起回富尔察。这一切都让他提不起兴致。他停了下来，四下里瞧瞧，有那么一刻，他想：现在就回富尔察去，然后在那里等到晚上。然后得和迪波尔谈谈。他又疾步往前方走去。

很多果树的枝丫从围栏里支棱出来。昨天下午的雨把花朵打落了一地。他走过游泳池边，柳树弯低着腰，枝丫都垂进了水里。他在桥上停下来，看着那涨起来的、黄色的河水，这曾是他孩童时期非常重要的玩伴。水中酸腐的味道冲进了他的鼻子。

桥上走过来早已被满大人判了死刑的基津达伊法官。

阿贝尔抵着护栏朝水面弯下身。事实上基津达伊早就应该是死人了，因为满大人三年前就已经判了他死刑，主要原因是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在基津达伊的一生中他判处过很多人死刑，光是吊死的就有七个，基津达伊也都亲自观看了执行。最后一个是个吉卜赛人。

满大人是阿贝尔最早的一个老相识，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是他孩童时期的各种听闻中，不是故事里的，而是阿贝尔自己创造的一个形象。也许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说起过，如果一位中国的满大人按下一个按钮，就会怎样怎样。当阿贝尔与这个城市进入一种敌对关系后，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从哪里拆下来的、已经不响了的铃铛，然后，如果敌人变成了他的负担，他就按下铃铛的按钮，消灭他的敌人。比如有人撒了谎，然后谎言被揭穿了，于是这个贡品就要被摧毁掉。在短短三年里，已经有四个人不得已地被这样判了刑，其中的三个已经被行刑了。第一个是斯卡尔，他是动物学老师，五年级时他扇了迪波尔一个耳光。第二个是牧师林甘，在猎人公园他在暗处偷窥他们。第三个是费亚拉，是他六年级时的同学，他把阿贝尔出于信任而讲给他的秘密说了出去。第四个是这个叫基津达伊的人，他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朋友，当他在一个小酒馆里撞见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写信给他们的爸爸告发他们的所作所为。

满大人只是阿贝尔自己的秘密。他和谁都没有说过。就连小团体他也没让知道。满大人住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在一间用黄色丝绸装饰的房间里，他有着长长的、尖尖的指甲，半米长的发辫，他站在一个涂了亮漆的小桌后，他面前是这个装置，他只需用指甲尖碰一下这装置的按钮，这世上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报销掉。满大人既不好，也不坏，他只是淡漠地服务着真理。如果在旧金山有一些人挑衅地看着别人，或是粗鲁地对别人说话，满大人就会蹙紧眉头审查这个案子，然后有所行动。他的威力可以辐射整个地球。他只要用他精致的、长长的指甲尖碰那个按钮，那个在阿贝尔的想象里是一个简单的铃铛的按钮，这世界另一端的那个人便头一歪地倒下了。这事没人知道。人们以为动物学老师斯卡尔是喝酒喝死的，牧师林甘是死于动脉硬化，而费亚拉是被那倒霉的肺结核早早地带进了坟墓。只有阿贝尔知道，这些全是借口：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满大人，是阿贝尔的私人守护者。他把他的威力的一小股让渡给了阿贝尔。阿贝尔感到自己是满大人在这个城市的授权代表，在类似的判决事务中，他可以自由地，但也要更加严肃认真地处理和审判。满大人是阿贝尔雪藏的秘密。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个做屠夫的念头。在他参照最高机密和战时法庭的标准而定夺的四个判决中，有三个都意想不到地在极短的时间里被满大人批准执行了。但是对基津达伊的判决已经有几年了，犯人却依然以显而易见的健康状态欢快地在城里到处穿行。他略微有些喘，但还是状态颇佳地信步走上了桥。阿贝尔知道那只是因为基津达伊有点迟了。与他以前所想的相比，对他而言这游戏早已变得富有严肃意义。那个宣判的工具——不响的、从走廊拆下来的门铃——在一个抽屉里落满了灰。几天前他把它找了出来，然后惊惧地看着它。在费亚拉的案子里，阿贝尔后来一直被不确定所折磨着。就算这审判里没有不公正，也许还是太过严厉；也许判他终身做苦力也足够了：在一家银行或是一个税务局里。一个人难免会犯错，阿贝尔想。现在基津达伊过来了……“学生中的学生。”那个被判了刑的人说，带着独一无二的好脾气；他的好脾气在全城都是出了名的。“成年的感觉好吗？”阿贝尔从下往上仰望着基津达伊肿肿的脸：在他威廉二世的胡须下，他黑乎乎的牙齿看上去十分污浊，他灰黄色的眼睛在阿贝尔头部的上方望进空气里。他们一起走过了桥。基津达伊问询了他的父亲，然后以长辈的姿态盘问阿贝尔到底有多希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上前线去。他也曾经这样盘问了劳约什，那是在劳约什离开之前。在他的问题里并没有什么坏念头。基津达伊会截住所有十七到十九岁之间的年轻人，然后问询他们旅程的出发时间。他们朝着城里，在成排的冷杉树之间慢慢地穿过。河上浮起薄薄的雾，是那种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大清早时飘起的薄雾。

基津达伊充满鼓励地说，与他那时候相比，现在的战前训练时间已经短得多了。“你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他略微有些抱怨地说，“怎样才叫真正的训练营。你们又能从哪里知道呢！……你们不会在兵营里遭罪了，只要三四个星期的练习，你们就已经可以上前线了。在我那个时候，”他打开双臂——如同他一贯的做法，每当说起“他的那个时候”，取代更准确表述的是用手势来表示，好像那是全人类将马上度过，也永远回不去了的光辉时代——“在我的那个时候要蹲起和卧倒，在酷暑中拉练。你们呢？三个星期，然后就可以去了。”这几年里，基津达伊极少错过可以向慢慢驶离，装载了一拨拨的年轻人，原本是运送牲口的火车车厢挥帽道别的机会。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在前来送行的达官贵人们中间，基津达伊总会站在最前面。这个位置也适合他，不仅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也因为他的青年之友的形象。他们在法院楼前分了手。阿贝尔不得不向基津达伊承诺，他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他的旅程的出发时间。基津达伊总是巧妙地把那个远行称作旅程。在凉爽的楼梯间，基津达伊像一座塔一样往上走去。阿贝尔追随在他背后的目光一直到楼梯半层的拐弯处。然后阿贝尔开始干呕。通往学校的操场有三级台阶，他缓慢地往上走着，看到他的班级在一棵菩提树下站成一个半圆。他躲进队伍的末尾；班主任带着记录历史的表情坐在整个班级的正中间，他腿旁蹲着的贝拉和迪波尔像两只被拴住的獒犬。摄影师已经立好他遮着黑布的武器。他尖声喊了一个调整的指令。对他们来说这将是在这个操场上的最后的指令了。拍照前的最后一刻阿贝尔快速把他的后背转向镜头。这被埃尔诺发现了，他也仿照阿贝尔的做法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背转过身。这个班级也将挂在学校的照片走廊，进入永久的存档里。

“后面的年级会摸不着头脑，”阿贝尔说，“这两个轮廓是谁，难道是用后背以示永存？”

班级解散了，他们在阳光下困倦地战栗，无目的地走着。贝拉因为一夜无眠牙齿不停地抖得打架。

“睡觉，”他说，“总之，晚上。”

“晚上。”

埃尔诺突然探身到他们中间。

“我早上去了他那里。”他小声说。

当他们都垂下眼睛不说话，好像冻住一样，抗争地呆望着，他快速地继续道：

“他没有让我进门。他隔着门说自己很好。他还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

寂静无声。埃尔诺说完这些后，也惊讶地息了声。迪波尔点了支烟，然后把火递了出去。“那么我们就不等他。”他漠然地、礼貌地说。迪波尔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鞠了躬，伸出手去握了一下。“那么，今晚见。”然后他把胳膊挎进阿贝尔的胳膊里。

还需要在游泳池门前等一会儿，现在还是女士的时间。售票处前，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受潮变腐的木板味，湿漉漉的青苔味，贴身衣物的霉臭味，这些熟悉的味道穿过更衣间木板墙的缝隙透了出来。女人的尖声细语飘了出来。“女人们。”迪波尔说。炎热铅一样把水面压得平得好像熔解的金属溶液。这热黏着，稠密，触手可及。迪波尔往后靠去，开始吹起口哨。

“你别吹了。”阿贝尔说。

迪波尔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感情地，用唱歌的腔调说：

“我不喜欢妈妈。今天早上她好奇怪。其实我想说的是……回头中午我们去和这个郝瓦什谈谈。”

他又吹了几个音符，玩味地忽闪着眼睛望着河水。

“我想说的是，”他继续道，“半小时前我去了城里的司令部。司令是我父亲的熟人，我在他那里报了名。我已经拿到了自愿参军的许可。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报到了。”

他见阿贝尔没有吱声，便把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

“我实在受不了了，阿贝尔，请别生我的气。”他抬起一只胳膊，在空中挥舞，“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卷了一支烟，在木桥的边沿坐下来，晃起他垂着的腿。

“你是什么意见？今天晚上每个人都从富尔察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拿回家……无论如何我得把马鞍带回去。”

他用唾液把烟卷粘上，又把它点着。长时间地等不到回答。他不确定地又问：

“你怎么想？”

阿贝尔站起身，向后靠在木板墙上。他脸色灰白，然后他平静地说：

“这么说，都结束了。”

“我想是的。”

“小团体，还有富尔察？”

“我想是的。”

他们喘着粗气。他放下手臂，在板凳上坐下来，把头埋在手掌里。阿贝尔慢慢走到桥的尽头，停了下来，靠在护栏上，然后朝向水面弯下腰。桥上有人在身后哒哒地走过。迪波尔一直等到这脚步走远，然后才走到阿贝尔身边，用一只手臂揽住了他的肩膀。他的脸上满是泪水。

“你相信上帝么？”

“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他怯怯地说，“我们能劫后余生吗？”

“我想是的。”阿贝尔缓慢地、惊奇地说，“现在我已经希望我们能够劫后余生。”他看向前方，打了一个寒战。

“之前我还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