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货
他们是从十一月初开始偷东西的。
曾有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大约有那么几周,这个小团体活动得无忧无虑,即便没有钱他们仍旧可以玩得很好。他们聚集的地点一般是在迪波尔家,有时也在阿贝尔家。在阿贝尔那儿时,只要他们能够安静地待着,不吵不闹,一直耐心地等到姨母眯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不睡觉一直玩,熬一个通宵。格仑家的男孩子们,皮特和托马斯,更像是小团体里打酱油的。哥哥皮特,总是要提醒着弟弟托马斯别偷得太多。最初,他们在游戏中并不需要钱。直到他们为了完成某些实验和任务而需要置备复杂的装备时,钱才成为了问题。贝拉是第一个偷东西的家伙。
他会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不是他们劝他去偷的。不过每当他开始为此辩解,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一起使劲挖苦他的狡辩。为了买一双他在一家新开张的鞋店橱窗里相中的、手工缝制、双层底的深棕色皮鞋,贝拉偷了他爸爸的钱匣子。他买下皮鞋,带到迪波尔那里,试着穿上,然后在屋子里一瘸一拐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不敢穿着上街,因为他一想到万一会碰到父亲就胆战心惊;父亲一旦看到这双鞋,很可能会问他这鞋是哪儿来的。
战争接近尾声时,在贝拉父亲那家规模不小的食品店里工作的助手们大多被军队征走了,年少的学徒们被派到柜台负责销售;家里的这种情况使得贝拉可以轻而易举、不引起任何注意地从商店的钱柜里偷钱,先是少量地,后来是大量地偷。下午的时候,如果爸爸开始了他半小时的午睡,贝拉就可以完全不被察觉地走进商店阴影中的玻璃小屋,爸爸的钱包就放在那间屋里书桌的抽屉里。店里一天的流水相当可观,所以被偷走的那点钱根本就不会被人察觉。
贝拉的手脚非常利索,用这钱买了不少衣服。他还是个能吃的家伙。他的姐夫曾是县里的法官,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把自己吊死在了窗户的把手上,就因为他害怕会跟妻子一起饿死。在他岳父的商店里,堆积着磨盘一样圆的瑞士奶酪、鲱鱼、小麦、土豆、大米和沙丁鱼罐头的储藏室,丝毫没能安抚他对痛苦地挨饿至死的想象,而毁掉了他和他的家庭。贝拉回到家里,即便是在物资紧缺的战争期间,他也可以在家里的桌子上,或在店里放着的好吃的东西中间挑来拣去。但他却不能从他父亲迦南一样存储富足的美食中找到快乐。他拿着偷来的钱偷偷跑去陌生人开的食品店,花高价购买东海的鲱鱼、方块软糖、沙丁鱼和油浸的凤尾鱼罐头,而那些食品实际上是从他父亲的商店里批发来的。
贝拉惧怕他的父亲,就像一个普通人惧怕大自然带给他的灾难与不幸。一听到父亲的名字,他就会变得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小团体成员的想象里,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那位终结的宿命,他会不期而至,然后把一切摧毁,残余下的只有一片荒芜和冒烟的废墟。但是与遥远的终结的宿命相比,贝拉的父亲更像是一个掌管日常命运的神,虽然不那么辉煌,但每天都有故事发生。贝拉父亲那双骨节突出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到儿子身上,动作幅度不大,但下手很重,是心脏病人特有的那种冷静的出手,颇有惯性的一连串耳光,因为,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害怕激动会刺激到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他朝一个逃跑的小学徒掷去一柄短斧,其实是一把切刀,那刀的刀刃之前就插在瑞士奶酪里,在货架的边缘闪着 寒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贝拉在偷东西。大家都很注意地让贝拉独自花掉这些钱。用偷来的钱买来的食物,贝拉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全部吃光,小团体里没有人会帮忙。埃尔诺会坐在小偷的对面,用带刺的目光严厉地监督着,直到这个窃贼瞪着他噎得直往外凸的眼睛,用塞得胀鼓的嘴把最后一口也咽 进去。
他把买回的衣服藏在迪波尔家里。他也买一些玩意儿,比如:双筒猎枪,能放大很多倍的放大镜,一只巨大的、纸做的地球仪,一副有着精致系带的皮质绑腿,勃朗宁手枪。当他买回了自行车后——他从来没敢骑上去过,因为他不会骑车,也怕被熟人见到后告诉他的爸爸——也到了该对这些存货的命运做出决定的时候了。物品在繁殖。迪波尔也害怕某一天上校回到家,他已经不敢再承担这“窝赃”的罪名。需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最初他们只是指使贝拉。贝拉不情愿地苦笑了一下,不过还是完成了他们的指令。他在两天之内买回一大堆花炮,晚上,他们一起把花炮全部扔进了河里。妙主意都是埃尔诺出的。比如,他出过这么一个主意,叫贝拉去偷六十块钱,然后买一束花派人送给主事的牧师。正像送花人描述的那样,牧师惊诧地收下那件礼物,窘得满脸通红。他笨拙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手捧花束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困惑不已,不知所然。
在阿贝尔家,他们也玩别的游戏,比如纸牌。他们还非常投入地讲故事,编织没边没沿的谎话。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今天下午我路过剧院,迎面走来一位红衣大主教。”这个时候需要给出解释:这位红衣大主教是怎么来到城里的?还有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有关红衣大主教在这里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了故事的主题,接下来,它需要被一点点地搭构,通过有据可查、有处可考的现实元素,以及生活在此、就住隔壁街道的证人来搭构,似乎对于他们所言之事的真实性,人们可以去向那些人求证。他们讲述的故事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所有的细节却需要讲得明确而简洁。
他们四个人走成一排,占据了整条人行道。他们一天到晚偷偷摸摸地在小路上出没,就像是肩负重任的特种部队,正在执行一项事关重大的使命。埃尔诺和阿贝尔负责将他们执行的任务控制在“有意思”和“不靠谱”的界限之内。大路货的主意会被他们很不屑地淘汰掉。经过几个星期的集体游戏,贝拉也开始领悟其中的奥妙。皮特出于本能的每一个举止都能跟这个小团体达成良好的默契。如果说这项游戏、这项任务存在着规则——即便他们从未就此达成过什么——仅仅是:所有的发起的动机都必须是无功利的。正如埃尔诺所说,“其本身就是目的”。贝拉在偷窃,用偷来的钱买的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些衣服他从来不能穿,那些工件他并不懂该如何使用。
他们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给小团体的成员们做一套统一的制服,用来在家里穿;但是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有一回,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达成了一致性意见,小团体的全体成员一起去城边的一家裁缝铺里定做了一套他们根本没法穿的衣服;那些裤子和上衣,不是肥得夸张,就是瘦得滑稽,而且使用的是最为奇特、几乎无法找到的布料。
有一天,埃尔诺带来了裁缝的地址。
每个人都单独去找了裁缝。迪波尔用白色帆布定做了一件燕尾服,里衬是黄色的丝绸。埃尔诺选了一套非常肥的、棋盘格图案的西装,肥得能装进去好几个他,最后只得在脚踝处用皮筋收紧了裤腿口。阿贝尔要求给他做一件后摆长到脚跟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配了一条浅灰色裤子。独臂小子的衣服完全没做衣袖,只在肩膀处平整地扎了一道边,是一件无袖的紧身背心。格仑· 托马斯不知从哪儿找到一顶热带的帽子,不过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皮特才会允许他戴上。
贝拉做了一身简单的骑手装,红色的燕尾上装配着黑色的长裤。他还买了马刺和平顶的礼帽。他们在裁缝那里长时间地、总是不能放心地、以厘米为单位反复地测量了阿贝尔的费伦茨· 约瑟夫大礼服那垂到后脚跟的后摆,看是否比需要的长度多了那么一两厘米。裁缝以为他们是在为狂欢节做准备,他把这一批定制的衣服一道寄了出去。
无私是友谊最高贵的内涵。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列一份存货清单,然后相互分配这些物品。
贝拉用友好的微笑向埃尔诺推荐了那把双筒猎枪和那一对马刺。埃尔诺则向他回赠了他从父亲店里拿的三块做鞋掌用的皮子和一尊马利亚与耶稣的陶瓷像。
这样的交换开始后,打酱油的成员们也不肯落后。托马斯起先从家里偷来了书,《石心人的儿子们》第二卷,还有《圣人传》。大家并不是很认可地接纳了这些书。当迪波尔偷来了上校先生的、刀柄是鹿角做的小刀时,阿贝尔突然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说他要把姨母的财宝拿来给小团体。对于这个主意,大家的意见有所保留。“财宝”这个称谓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在他们的想象里,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成捆的现金,以及存折和宝石。最终他们一致同意找一个下午的时间,让阿贝尔把那财宝带来。那个下午,他们都穿上了他们标志性的服装,阿贝尔拿来了那个钣金盒子,经过仔细地查看后,他们把已经不流通的算命纸牌、抵押票据和已经没有价值的旧纸币登记入册;阿贝尔把小盒子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就好像从未被拿走过 似的。
所有的人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共同的存货做着贡献。指导原则是偷得要越危险越好;至于被偷东西的价值有多少,并没有人在意。一个被视作勇敢的行为是: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走盖了学校印章的大部头书卷,然后用纸和胶水把盖有印章的地方遮住,再把这件经过加工的偷来的物品,转卖给高价销售学生用品的二手货商。这件事带着极大的危险,因为从学校偷走书并且还把书卖掉,一旦被发现,不仅会被学校开除,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埃尔诺承担了这项任务,而且他干得很成功。据说,他是在售卖的过程中把二手货商给催眠了。用钱得“做好事”。对此他们有自己的看法:用攒起来的钱在市内珠宝行购买一条精致的金链子。在漫长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们付了款,离开时链子被忘在了柜台上,他们也再没有回去取回它。
小团体决定,对于几年来他们想方设法欺负的那些老师们——尽管并没有明说,但他们却是极尽能事地相互折磨——从此之后,他们将仁慈地、关心地对待。在课堂上,他们安静地坐着,交叉着双臂,虔诚地集中着注意力。贝拉从最后排的座位急奔到前面,只为能给班主任帮上一个小忙。他们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学习,偶尔在一个个科目上取得完美的学习成绩,令老师们瞠目结舌;他们交出的作业,表现出远超过老师要求的渊博知识,他们以此作为炫耀。他们也会号召班里的同学们守纪律,注意听讲。班上的人满腹狐疑地注意着他们,但是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与那些仍使用老掉牙的、愚蠢透顶的恶作剧和笨法子折磨老师的同学们相比,他们所耍的顽皮要有趣得多;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做出自始至终都在努力的样子,他们用完美无缺的表现安抚了那些心怀疑虑、遭到欺负但最后还是缴械投降的师长们。这比粗鲁又顽抗的恶作剧更有意思。班主任在圣诞节前的简短致辞中,不得不让贝拉和迪波尔作为榜样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好像是欢迎迷途知返的羔羊。
贝拉已经停不下来了。他买了万能钥匙和橡胶手套等这些他根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因为父亲抽屉里的钱袋子无所限制,就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内。他已经不知道还能用钱做些什么。小团体固执地坚守“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每天都把钱花在毫无用处的东西之上。贝拉有两个嗜好:身体护理和时尚。在他长时间的恳求之后,大家终于同意他按照最新的时尚给自己做了两件优雅的衣服,同时配了一件丝绸衬衫、一条做工精细的领带、一副柔软的鹿皮手套和一双羚羊皮内里的漆皮面皮鞋。他还买了浅色的兔毛礼帽和一根很轻的竹手杖。每周他都可以在迪波尔的家里穿戴一次;大家会一件一件地把衣服递给他,独臂小子乐此不疲地帮贝拉打扮得极漂亮。他站在镜子前,满身的装饰,头顶礼帽,戴着手套,挎着手杖;每每这样的时候,大家会让他在房间里走上几趟,就像时装秀场里的模特女郎。他们纷纷赞赏这身行头如何如何的漂亮。最后,他坐了下来,咬着牙,坐在一把椅子上,对着镜子,长时间地打量镜中的自己。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衣服。迪波尔接过那些衣服,小心地锁进柜子里。贝拉重又穿上他那身邋遢不堪的学生服,裤子还是用父亲的一条旧裤子改做的。
对身体护理的热衷他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个连小团体的成员们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所谓的嗜好,不过就是被润发油、香草、擦脸膏、梳子和香皂深深地吸引。然而这一嗜好并未得到小团体的批准。他没能用上那瓶价格不菲、买回来去痘的药膏;小团体的成员们粗暴地把它夺了去,他们脱掉他的衣服,把那瓶据说几天内就可以把脸上的青春痘和瘊子都除掉的药膏涂到了他的屁股上。
要想与“让事情和东西变得有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地做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值得称道的典型例子是:花很多天的辛劳和努力从一本瑞典书里背会十行文字,而这些文字在这个外地小城里是没人能听得懂的。在这样的死记硬背中,阿贝尔当仁不让地赢得了大家的盛赞。同时,被视为严重错误、遭到严厉禁止的例子是:为第二天的拉丁文课或历史课做准备。脑力劳动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除非是不涉及任何现实目的的脑力劳动。身体的能力也被限制了。迪波尔是个弹跳能力非常好的人,他非常热爱跳远和跳高,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跳那些挡在路上的椅子或障碍物。跳跃带来的快感并不是没得到大家的批准,只是,他只能从距离足够远的地方跳那类高得让他已无法跃过的东西,只有在十有八九会在跳跃的过程中摔倒摔伤的情况下,他才会被允许跳高或跳远。
东西越聚越多。目前,它们都被堆在迪波尔的房间里。但是这个存货地点因为自行车的到来而变得更挤了。普洛高乌艾尔一家住一层,要想进入男孩们的房间,首先要穿过他们生病的母亲的卧室。但是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普洛高乌艾尔兄弟的卧室的窗户是朝向庭院的,分量较重、比较复杂的东西会从窗口递进去。人也可以翻窗入室,当然,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吸引住母亲的注意力。当他们吃力地从窗口往里爬时,通常是埃尔诺扮演这个角色。他双手交叉着坐在母亲床边,膝盖上放着帽子,垂着眼帘盯着地面。
劳约什和迪波尔的房间里几乎已经无法落脚了。慢慢积攒起来的东西摆满了桌子、柜子顶和他们的床。现在,在小团体的内部已爆发了竞赛一般的攀比和狂热。阿贝尔拿来了他父亲的钳子和镊子、一台旧照相机和姨母年轻时的一部分嫁妆,系着的紫色丝带已经泛黄,变脆,好像在讲述着一个从未被偷走处女之身的女人的渴望。出于礼貌,为了回赠阿贝尔寻来的物品,迪波尔给了他一副上校的全套马具。这些家什从一所房子里被搬到另一所房子里,仅仅是换了个地方。这都只是游戏,是前奏曲。迪波尔时常会在夜里满身汗透地醒过来,然后出神地看着堆满了的房间:他梦到父亲突然回到家,向他问起自行车、帆布燕尾服、医用钳子和镊子。目前还只是贝拉在承担真正的危险,因为就他偷钱。至于这些钱并不能产生价值,这显得并不是很重要。
他们决定找一处存货的地方。姨母——尽管对孩子过度轻信,并且有无尽的耐心——还是发现了阿贝尔房间里的马鞍和整套的马具。这年秋天,上校夫人也感觉自己的病好多了,还说要从床上起来。目前暂时还不用担心会有直接的危险,因为普洛高乌艾尔夫人在每个季节之初都会这样威胁她周围的人,说自己要下床了,要起来走路了;但是她的这个承诺几年来都没能兑现过。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们租了辆车,驾车去了富尔察。他们在那里吃了晚餐,然后独臂小子开始在房子里溜达。溜达的结果是他在楼上发现了有房屋能出租。
富尔察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离城里半小时的路程,坐落在一片人们经常在那里伐木的森林的中央。它的后面是一片长得又细又密的杉树林,岩石错落,一堆堆地散布着,光秃秃的山脊直通到山顶,那里还覆盖着影射了阿尔卑斯山美景、熠熠闪光的积雪。从楼上房间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大海,只有一艘军舰停靠在那里,像一位退伍的老兵。曾几何时,这里是个温泉胜地,在上世纪末,这所旅馆的周围还有几座荒废了的空荡荡的小楼;夏天的时候,城里的人会到这里来避暑。阿贝尔隐约记得,在很久以前,还在他的幼年时代,当他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年八月,他们曾来到这里度假。直到现在,泉眼里还在汩汩冒出酸味的、富含硫化物的泉水。在旅馆那狭长的、泛着霉味的餐厅里,吊着很多大型的汽油灯,它们会唤起人们对久远的、用树枝和树叶装饰的安娜舞会的记忆。在地板与墙面的接缝处生长着厚厚的松菌。酷热的夏季,偶尔会有外出郊游的人们误打误撞地走到这里。旅馆楼前铺着白色的鹅卵石,在树冠已稀疏的庭院里,摆了桌子,还铺着桌布。空荡荡的金属灯架插在土坡上已经开始腐烂的木桩上。摆在桌子上的蜡烛外面罩了防风玻璃罩。这个地方有着湿漉漉的、被荒弃的感觉;在它的这种荒弃中,也有着某种宿命感。
“没有,秋天没有人来这里。”旅馆的主人说。
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已经十年了,他艰难地经营着这块地产。地是他在竞拍中购得的,现在却成为了负累的家产。他说,几年前,还是和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会记得了——还有很多情侣从城里跑到这里来。对于许久以前在情侣们温情的媾和中所做生意的愉悦记忆,闪现在他布满皱纹的疲惫的脸上。正是那个时候,他在楼上布置了三间客房。然而,这样欢快愉悦、温情脉脉的时光随着战争逝去了。今天的年轻伴侣们再也不想在这个世界面前藏躲起来。于是,这些客房也几年如一日地空置了下来。他和他的妻子在楼上放一两个铁炉子,整个冬天都会待在这里。
小团体的成员们哼哼哈哈地回应着,心不在焉地咀嚼掉并无滋味的萨拉米香肠和立普妥奶酪,喝光了啤酒,没有人吭声。独臂小子结结巴巴地开始聊起了什么,不过没有人注意他。阿贝尔感到自己轻微的心跳。尽管没人开口说出来,但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会是一个转折点。每个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没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能早些发现它:这个秘密的小岛将会多么神奇地减轻这么多年来都无处藏躲和重创了心灵的烦恼!他们排成纵列,踏着颤颤巍巍的楼梯,安静地上了楼。房间里积攒了几年都无人触碰的脏污和阴暗。窗户是朝向杉树林的。床是裸露的,没有被褥和床上用品,排列在布满蜘蛛网的墙边。到处都有老鼠啃咬的痕迹。桌子上布满了老鼠屎。
“棒极了,”独臂小子说,“这里已经完全不能住了。”
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柜上捏起一把覆着尘土的女士发梳。这脏污的物件讲述了一次久远的冒险的记忆。看到它,他们都眼睛放光。那个“这里已经不能居住”的评判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房间租了下来。
两个房间的租金是由贝拉出面谈妥的。一个星期之后,他们以最繁琐的程序搬了过来。房东曾以为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是要为他们秘密的幽会寻找一个屋檐。但是一周后他就发现,他猜错了。货物每天都被运过来,每天都靠自行车来运输。每天都来一位不同的年轻人,他的背包里挤满了奇特的,且难以解释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知道学生们会有他们自己的物品,房东也许会开始担忧。但是,这是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同学们,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到来的人消失在房间里,用钥匙把自己锁在里面,然后是长时间的窸窸窣窣。房东会在房客们离开后小心翼翼地进去瞧瞧,但是那些特别的衣服,那巨大的地球仪和很多无辜的书籍,实在没有什么让他好怀疑的。
小团体从“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里做出了让步。他们拥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最大限度地与世隔绝的藏身之地。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房间是可以用钥匙给锁上的:这个认知慢慢地把还算清醒的人也给迷醉了。下午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气味糟糕的小屋子里,在烧得通红的炉子旁,在很浓的烟雾中激烈地争辩,创造并完善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游戏。这是真正的游戏时间。这是第二个童年,更加罪恶,更不受管束,更刺激,也更甜蜜。
冬天的下午,他们一起吃完了午饭,早早便会赶到这里。自行车归值日生轮流使用,以便最先抵达给火炉生上火。这里已经配上了喝茶、喝朗姆酒、喝水果白酒和吸烟的用具。朗姆的味道浸透了这个空气本不大流通的小房间,阿贝尔认为,凡是进来屋子的人都会以为自己钻进了船屋。阿贝尔固执地坚持,所有的船屋都有朗姆的味道。马鞍摊在床上,旁边放着猎枪,进来的人会以为,只在这里偶尔居住的房客是刚刚逃过了追杀躲回到这里,他想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肢体得到彻底的休息,他的马还在外面的雪地上溜达呢。这个小屋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这是一个受到保护、独立于世的地方,父亲们,老师们,长官们都不会知道这个地方。终于,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开始一种生活,一种与他们知道的任何生活都不相似的生活。这种生活跟父亲们的生活迥然相异,当然他们也并不希望自己过父亲们的生活。所有的一切,生活中的所有困惑、暧昧、不知如何应对的话题,他们都可以在这里谈。那个捆绑了他们童年的严厉监管,再也不能将触角伸进这里。
他们已经很久没再做过孩子了,而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发现自己敢于做那些他们在城里时会在彼此面前感到害羞的事情:像小孩子那样毫无顾忌地戏耍,做他们自己体内那个真正的孩子,其实他们还从来没能真正地做过孩子。他们从这里,只有从这里,可以敏锐地看清楚成年人的世界,交换着彼此的经验。独臂小子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娱乐。他那神经质的笑容在这里得到了纾解。而富尔察的这间小屋,是唯一一个能够偶尔看到埃尔诺笑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