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外长期旅行的计划推迟到了春天——这是卢仁太太对她父母做出的唯一让步，她父母希望他们至少婚后头几个月里不要出远门。卢仁太太有点担心，怕柏林生活对丈夫不利，因为柏林生活事实上是和象棋往事纠缠在一起的。然而后来证明，即使是在柏林，想让卢仁高兴起来也是不困难的。

去国外长期旅行，多次谈起这事，还说到具体的旅行计划。卢仁现在特别喜欢书房，他们在书房的一个书架上找见了一本精美的地图册。世界最初展现为一个固体的圆球，被经线和纬线组成的网紧紧地捆起来。然后它又铺平展开，一分为二，再分成几个部分。像格陵兰那样的地方，起初只是一个小块，仅仅是个附属物，但世界展开的时候它却膨胀起来，差不多有附近那个大洲那么大。在北极和南极，有一些白色的秃块。海洋平稳地展开，呈蔚蓝色。即使在这个地图上，水也总是充足的。比如说，洗手的水总是有的。有这么多水，这么深、这么广阔的水，那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卢仁指给他的妻子看他从小喜欢的各种地图形状——波罗的海像一个跪着的女人，意大利像只长统靴，锡兰像印度鼻子里掉下的一滴鼻涕。他认为赤道运气不好——它的道路基本上都穿洋过海。它穿过了两个大洲，这不假，但它与亚洲无缘，亚洲往上提了一下，偏离了赤道的路线。赤道还对它成功穿过去的地方形成了挤压——其中有一两个地方的顶端，还有一些凌乱分布的岛屿。卢仁知道最高的山和最小的国家。他看着北美、南美的相应位置，发现两个美洲之间的联结有点演杂技的味道“。不过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本可以安排得更有趣一些，”他手指着地图说，“没有意义。”现在的安排没有目的性，他甚至有点生气，因为他看不出所有这些复杂图形能表示什么意义。他花了好几个钟头看了又看，和他小时候一样，要沿着河流纵横交错的迷宫找出一条从北海通往地中海的线路，要么在山脉的布局中探究出某种理性的模式。

“现在我们将去哪儿呢？”他妻子呵呵笑道，就像大人们开始同孩子一起做游戏时经常做的那样，向孩子表达他们愉快的预期。接着她大声地报了一串很有浪漫色彩的地名。“首先顺着这儿下去，到里维埃拉，，”她建议道，“再到蒙特卡洛、尼斯，或者，去阿尔卑斯山脉。”

“然后，往这边来一点儿，”卢仁说，“克里米亚的葡萄十分便宜。”

“你在说什么呢，卢仁？愿上帝保佑你，我们不可能去俄国的。”

“为什么？”卢仁问，“他们邀请我去。”

“胡说，请就此打住，”她说。她生气倒不是因为卢仁在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是因为他隐隐约约提到与象棋有关的事情。“往下看这儿，”她说，卢仁顺从地将目光移到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比如说这里，这里是埃及，金字塔。这里是西班牙，西班牙斗牛的情景很恐怖……”

她知道他们有可能去的地方其中不少卢仁也许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所以她没有列举大城市，免得勾起往事，对他不利。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卢仁那个时候游历过的世界并不反映在地图上，所以她要是列举了罗马或伦敦，那么从她嘴唇上发出这些地名的声音判断，再从地图上标注出的那个大圈判断，他都会想到那是个全新的地方，以前从没有见过。他无论如何不会由此想到那种光线昏暗的象棋咖啡馆，那种地方不论在罗马还是在伦敦都是一个样子。她觉得尼斯不会引起有害联想，便放心地说了，其实在尼斯，象棋咖啡馆也是一个样子。她从铁路部门拿来了不计其数的旅游小册子，看了这些小册子后，他巡回赛棋的世界同现在这个旅游新世界似乎更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在这个旅游新世界中，旅游者穿着白色套装漫步，胸前挂着望远镜。玫瑰色的夕阳下挺立着几株黑色的棕榈，还是这几株棕榈，又倒立在玫瑰色的尼罗河里。有一道海湾，蓝得几乎不近情理。有一座旅馆，白得像糖一般，上面挂着一面彩旗，迎着地平线上一艘轮船冒出的烟飘扬。还有白雪皑皑的山顶、悬索桥、荡悠着小船的湖面、数不清的古老教堂、大鹅卵石铺成的窄巷、两边驮着两大包货物的小毛驴……每样东西都引人入胜，每样东西都妙趣横生，每样东西都让这些宣传册的无名作者备受赞扬……音乐般动听的名字，无数的圣人，包治百病的神水，古城墙的悠悠沧桑，头等、二等、三等的旅馆——所有这一切如涟漪出现在眼前，每一样都那么美好，到处都在等着卢仁去看，它们用雷霆般的声音召唤着他，它们好客得都要发疯了。它们不经请示主人，就把它们的阳光四处挥洒了。

在婚后的头几天里，卢仁到他岳父的办公室去拜访。岳父正在口授什么事情，可是打字机却我行我素——只听见快速地咔嗒作响，打出来的是一个重复的单词。响声像是这么个声调：突，霍屯突，突突突，不要突突突——然后会砰的一声跳过去，接着往下打。岳父给他看了好多表格、账本，每页上画有之字形的线，一些书脊上带有小窗口的书，几卷极厚极厚的《德国商务指南》，还有一个计算器，非常聪明，非常好使。然而在所有这些东西中，卢仁最喜欢打字机的声音，词语飞快地流出来，落到纸上，整整齐齐地排成淡紫色的字行，太神奇了——还一次能打出好几份来“。不知我是不是也……不会就要学，”他说。岳父点头称许，于是一台打字机出现在卢仁的书房里。岳父向他建议，让他办公室的职员中来一位给他讲解如何使用打字机，他却拒绝了，说自己能学会。果真如此，他很快就弄清了打字机的结构，学会了安装色带和往滚筒上卷纸，并同所有的小杠杆部件交上了朋友。后来证明，要记住字母的分布更困难一些，所以字打得非常慢。他根本打不出那种“突突”的快速声响，还不知何故——从打字的第一天起——感叹号就缠着他不放，这个符号总是在最不想要它的地方跳将出来。起初他照着一张德语报纸打，打了半篇专栏文章，然后自己编了一两样事情。一则简短的笔记写成了，内容如下：“你涉嫌谋杀，受到追捕。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谋杀兼纵火。日安，亲爱的夫人。现在是需要你的时候，亲爱的，感叹号，你在哪里？尸体已经找到。亲爱的夫人！今天警察会来！！”卢仁又从头读了三四遍，将纸重新放进去，摸索着找对字母，略带跳动地打出了落款“布索尼牧师”。这时他觉得厌倦了，事情进展得太缓慢。不知为何，他想必须把写成的这封信派上用场。他在电话号码簿中寻找一番，找到了一位叫路易莎·奥特曼的夫人，然后用手写上她的地址，把他的作文寄给了她。

留声机也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消遣。棕榈树下，留声机巧克力色的机柜常用天鹅绒般的嗓音唱歌，卢仁一只胳膊搂着妻子，坐在沙发上听，心里在想很快就是夜晚了。她总是站起来去更换唱片，将唱片举起来迎着灯光，唱片的一个部分总会发出丝绸一般的微光，宛如月光照在海上。然后那个机柜又会重新流淌出音乐。他的妻子会重新坐到他身旁，将下巴一低，托在交叉起来的手指上，眨着眼睛听。卢仁记住了那些旋律，甚至想哼唱出来。有各种舞曲，呻吟的、哇啦哇啦说话的、嚎叫的。有一位极其温柔的美国人，压低声音唱。还有一整套歌剧，由十五张唱片组成——《鲍里斯·戈东诺夫》——其中有一处响起教堂钟声，还有些地方有预示不祥的停顿。

他妻子的父母常过来看看，来得很勤，还定下了一个规矩：卢仁夫妇每星期必须要和他们共进三次晚餐。母亲试了好几次，想从女儿那里了解一点他们婚后生活的具体情况，总是好奇地问：“你怀孕了吗？你肯定快要有个孩子了吧？”

“不是一个，”女儿答道，“我怀了双胞胎。”她仍然是平时那个文静的她，仍然是那样双眉低垂地微笑，仍然用卢仁的姓和“您”称呼卢仁。“我的可怜的卢仁，”她总是这么说，说时轻轻地噘起双唇，“我那可怜的、可怜的人。”这时卢仁总是将脸颊靠在她的肩上摩擦，她也隐约觉得比起怜悯带来的快乐，可能有更大的快乐，然而更大的快乐与她毫不相干。她活在世上，唯一关心的就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唤起卢仁对象棋以外的事物产生好奇心，从而使他的脑袋保持在那摊黑水上方，能够自如地呼吸。每天清晨她都要问卢仁做了什么梦，用炸肉排或英式橘子酱增进他的早餐食欲，然后带他去散步，陪着他在商店橱窗前溜达。晚餐后给他高声朗读《战争与和平》，和他看着地图神游，念些句子让他练打字。她领着他去了几次博物馆，让他看她最喜欢的画，给他解释说佛兰德斯地区多雨多雾，画家们常用亮色，西班牙是个阳光充足的国家，所以色彩最沉郁的大师就生在那里。她还说那边那幅画的作者善于鉴赏玻璃制品，这边这幅画的作者喜欢画百合花，喜欢画在天堂着了凉，因感冒而微微发红的娇嫩面孔。她引导他注意《最后的晚餐》，饭菜简陋的窄餐桌底下有两只狗正在熟练地找饼屑。卢仁点点头，认真地眯起眼睛，用了很长时间研究起一幅巨大的油画来。画面上画家描绘了罪人们在地狱里遭受的各种折磨——细致入微，令人称奇。他们还去剧院和动物园，也看了电影，直到那时才发现卢仁以前从未看过电影。剧情进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最终那个姑娘——这时已是个著名演员——经过多次历险后，返回父母家中。她在门口停了下来，屋里她那位灰白头发的父亲正在同一位医生下象棋，还没有注意到她。这位医生是他们家的忠诚朋友，多少年来对她家的感情不曾有过丝毫改变。黑暗中突然传来卢仁的笑声。“在这种局面下，这些棋子绝对无法继续走了，”他说。不过就在此刻，银幕上的情景全都变了，他的妻子松了一口气。只见那位父亲越变越大，朝观众走来，拼尽全力表演了一番：眼睛睁得好大，接着一阵轻轻的颤抖，眼睫毛扑闪扑闪，又抖了一阵，脸上的皱纹徐徐舒展开来，越来越和蔼，一丝无限亲切的笑容缓缓出现在脸上。那脸还在颤抖——可是诸位须知，这位老人当年曾诅咒过女儿……不过医生——医生站在一旁，开始回忆。这位可怜的医生，谦恭的医生——影片刚开始时，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隔着篱笆向他扔花，他当时躺在草地上读书，见有花扔过来，便抬头观看，看见的只是篱笆。不过突然间一个梳着分头的女孩头在篱笆的那一边冒了出来，接着又出现了一双眼睛，越睁越大——唉，太调皮了，太贪玩了！追过去，医生，跳过篱笆去——她朝那边跑了，可爱的仙女，她就藏在那几棵树后面——抓住她，抓住她，医生！可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她低垂着头，双手也无力地垂着，一只手握着一顶帽子，这就是如今的著名影星（一个堕落的女人，唉！）。那位父亲还在颤抖，慢慢张开双臂，她猛一下跪在他的面前。卢仁开始擤鼻子。他们离开电影院时，他两眼通红。不过他清清嗓子，不承认刚才一直在哭。第二天早上喝咖啡时，他一只胳膊肘支在餐桌上，若有所思地说：“很好，很好——那部影片。”他又想了一会儿，补充道：“可是他们有所不懂。”

“什么意思，他们不懂什么？”他妻子惊讶地问，“他们都是一流的演员。”卢仁斜看她一眼，又马上移开目光，这话会说到她不喜欢的事情上。她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开始暗自思量怎样让卢仁忘掉电影中那盘倒霉的棋。那个导演真笨，竟然认为象棋适合营造“气氛”。不过卢仁倒显得马上忘了这事一般——他正全神贯注地品尝岳母送来的地道俄式面包，而且他的眼睛又变得清澈起来。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那一年的冬天是白色的冬天，像圣彼得堡的冬天。她给卢仁做了一件棉外套，把他的一些旧物品送给了贫困的俄国难民——其中有一条产于瑞士的绿色羊毛围巾，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樟脑丸气味，人一闻就闹心。门厅里挂着一件已判定不宜再穿的夹克衫。“这衣服穿着非常舒服，”卢仁恳求道，“舒服极了。”

“别碰它，”妻子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我还没有看过呢。说不定满是蛀虫了。”卢仁脱下晚餐时穿的短上衣，他总是穿着它试肥瘦，看看他在过去的这个月里是不是胖了许多（他胖了，的确胖了——明天有一个盛大的俄国人舞会，搞慈善募捐），然后深情地拿起那件被判了死刑的夹克衫，将胳膊溜进袖子里。一件可爱的夹克衫，没有一点虫蛀的样子。只是衣袋里有一个微小的洞，但还不是像有时候衣袋兜底彻底扯开了的样子。“妙极了，”他高声叫道。他的妻子手里拿着袜子，从卧室探出头来向门厅里张望。“脱掉它，卢仁。又破又脏的，天知道放多久了。”

“不脱，不脱，”卢仁说。她从各个角度检查起它来，卢仁站在那里伸手拍拍下摆，意外地感觉到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他伸手进去一摸——没东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洞。“太旧了，”他妻子皱着眉头说，“不过可以当劳动服穿……”

“我求求你，”卢仁说。“那好吧，照你的意思办——等会脱了交给女仆，让她好好拍打拍打。”

“不交，本来干净的，”他自言自语道，决定把它挂在书房里，挂在哪个不起眼的地方，像文职官员那样脱了衣服挂起来。脱的时候他又一次感觉到衣服的左边稍稍重一点，但他记得衣袋都是空的，便没有查看一边重是什么原因。至于那件晚餐短上衣，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紧了——对，绝对有点紧。“舞会，”卢仁说，暗自设想了许许多多成双成对转圈的人。

舞会是在柏林市一家最好的酒店里举办的。衣帽间附近围着拥挤的人群，服务员接过客人的衣物，再像抱着睡着了的孩子一样抱走。他们给了卢仁一个干干净净的金属号牌。他和妻子走散了，不过马上又找着了她：她正站在一面镜子前面。他将金属号牌贴在她施了脂粉的光滑后背上微微凹下去的软肉上。“哎呀，好凉，”她惊叫道，动了动肩胛骨。“挽臂，挽臂，”卢仁说，“我们必须挽臂进去。”于是他们就挽着臂进去了。进去后卢仁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的岳母，看上去年轻了许多，面色红润，戴着一顶珠光宝气的头饰——俄国妇女常戴的kokoshnik。她正在宣传潘趣酒，一位年长的英国人（他刚刚从自己的房间走下楼来）很快就喝醉了，一只胳膊肘支在她摆酒的桌子上。另一张桌子离一株挂满彩灯的枞树不远，上面放了一堆抽奖奖品：有一把很有气派的俄式茶壶，朝着枞树的一边反射出树上的红色和蓝色的彩灯。有穿着无袖短上衣的玩具娃娃，有一台留声机，还有各种酒（斯米尔诺夫斯基捐献的）。第三张桌子上摆着三明治、意大利色拉、鱼子酱——一位漂亮金发女郎正在叫一个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他们怎么又把它拿走了……我早就说过了……”附近一“祝您晚上格外愉快！”个人说道，卢仁太太抬起一只拱成天鹅形状的手。再往里去，隔壁房间里有音乐声，跳舞的人在桌子之间的空地踩着节拍转圈。一个人后背砰的一声全速撞在了卢仁的身上，他哼哼着连连后退。他的妻子早就不见了，他举目搜索一番后，又回到第一个房间里。这里的赌彩抽奖游戏又一次吸引了他。每支付完一马克，他就伸手入箱摸出一张纸卷成的小圆棒。他又是吸鼻子，又是噘嘴巴，每一次都花很长时间打开纸卷，里面没见有数字的话，就把纸翻过来看看靠外的那一面有没有——这么看是不管用的，但也是人之常情。玩到最后他抽到了一本《咪咪猫》之类的儿童读物，不知怎么处置，便放在了桌子上。桌子上有两杯斟满的酒，正等着一对跳舞的男女回来。人群拥挤，走来走去，动辄还乐声大作，他的神经受到刺激，而且又无处可躲。也许人人都在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跳舞。舞曲间歇期间，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找他，可每走一步就有熟人叫住她。有很多人来参加这场舞会——其中有一位外国领事，是费了好大周折才请到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俄国歌唱家，两位女影星。有人给她指了两位女影星的桌子，两位女士脸上挂着装模作样的微笑，她们的男伴是三个膘肥体壮的制造商型大汉，不停地用舌头发出咯咯的声音，还弹响指，冲着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服务生发脾气，嫌他动作太慢，效率太低。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似乎令她尤为讨厌：此人牙很白，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打发走服务生后，又开始大声说起别的事来，俄语中夹杂着最常见的德语词语。突然间她觉得很失落，人人都在关注那两位影星，关注那位歌星，关注那位领事，似乎没人知道出席舞会的还有一位象棋天才，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几百万份报纸上，他弈出的对局已经被称为“不朽之局”了。“说来好怪，同您跳舞一点不费劲。这里的地板很不错。对不起。太挤了。舞会的收入肯定可观。这边的那位男士来自法国大使馆。说来好怪，同您跳舞一点不费劲。”一般一说这句话谈话就结束了，他们跟她跳舞，却不知到底对她说些什么好。一位长得相当漂亮的女士，却了无生趣。还有那场和一个不成功的音乐家的婚姻，或者类似的事情。“你说什么——是个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什么？玩家？玩牌的？你拜访过他们吗，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

与此同时，卢仁已经在楼梯不远处找到了一只很深的扶手椅，这会儿正从一根柱子后面望着人群，吸着第十三支烟。旁边还有一只扶手椅，一个留着小胡子、皮肤黝黑的绅士过来先询问了椅子是否已有人坐，然后坐了下来。附近仍然人来人往，卢仁渐渐害怕起来。他目光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好奇的眼睛，可恨的是他非得看个什么地方不可，只好将目光盯在邻座那人的小胡子上。此人显然也是烦到处吵闹，为躲无谓的应酬坐到这里来了。他感觉出卢仁在盯着他看，便朝他转过头来。“我很久没有参加舞会了，”他和气地说，咧嘴笑笑，摇摇头。“要紧的是啥也不要看，”卢仁闷声闷气地说，伸出手比划眼睛眨巴的样子。“我大老远来到这里，”这人解释道，“一个朋友硬要拉我来。说实话，我觉得累。”

“觉得累，也觉得沉重，”卢仁点头称是，“谁知道搞这一套有什么意思？超出我的理解能力。”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在巴西一个种植园干活，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人说。“种植园，”卢仁紧跟着重复说道，像他的回声一般。“这里的生活方式很古怪，”陌生人继续说，“世界四通八达，这里的人却在极其有限的一小块地板上猛跳查尔斯顿舞。”

“我也要出远门了，”卢仁说，“我已经拿到了旅游手册。”

“没什么能和自由自在相比，”陌生人感叹道，“信步漫游，一路顺风。去过了多少美好的国家……我曾在里奥内格罗边远的森林里遇到一个德国植物学家，也曾和一位法国工程师的妻子在马达加斯加岛上住过。”

“我也肯定会拿到这些地方的旅游手册，”卢仁说，“很有吸引力的东西——那些小册子。每样事情交代得非常详细。”

“卢仁，原来你在这儿！”突然间他妻子的声音响了起来，她正挽着父亲的胳膊匆匆走过“。我马上就回来，我这就过去给我们找一张桌子，”她回过头来喊着说，然后就不见了。“你的名字是卢仁？”绅士好奇地问。“对，对，”卢仁说，“但这无关紧要。”

“我过去认识一位卢仁，”绅士说，眼睛眯了起来（因为记忆都是近视眼），“我过去认识一位。你莫非在巴拉舍夫斯基学校上过学，上过吧？”

“可能上过吧，”卢仁答道，心里起疑，觉得不快，便仔细打量起同伴的脸来。“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同班同学！”对方惊叫道，“我是彼得利什契夫。记起我来了吗？嗨，你当然记得了！多么巧呀。凭你的脸我是绝对认不出你的。告诉我，卢仁……你的第一个名和你的父姓是什么来着？……啊，我好像想起来了——托尼……安东……接下来是什么？”

“你弄错了，弄错了，”卢仁抖了一下说。“是弄错了，我记性差，”彼得利什契夫接着说，“好多名字我都忘了。比如我们班那个文静的男孩，你还记得他吗？他后来在弗兰格尔岛战役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就在撤退之前。我在巴黎见过他上教堂。嗯，他叫什么来着？”

“为什么非要说这些不可？”卢仁说，“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

“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彼得利什契夫叹了口气，很舍不得地把手掌从额头上移开。“不过再举一例，有个叫格罗莫夫的，他如今也在巴黎，好像日子过得很舒坦。可是别的同学如今都在哪儿呢？他们都在哪儿呢？都散了，化成烟消失了。想起来真是奇怪。那么卢仁老同学，你的情况如何，你的情况如何呢？”

“还行，”卢仁答道，从健谈的彼得利什契夫身上移开目光，突然间认出了老同学当年那张脸：小脸盘，粉红色，挂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嘲笑。“想当年真是美好时光啊，”彼得利什契夫叫道“，你还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吗，卢仁？记得他经常飓风一般飞进教室，手里还拿着一张世界地图吗？还有那个小老头——唉，我也忘了他的名字——还记得吗？他经常全身发抖着说：‘好好玩吧，哼，好你个大傻瓜。’美好时光啊。我们经常飞奔下楼，冲进院子，你还记得吗？还记得那次学校晚会上意外发现阿布佐夫会弹钢琴吗？平时根本没见他练过，记起来了没有？我们给他起了个谐音外号——‘何不醉乎’，记起来了吗？”

“不要回应他，”卢仁飞快地暗想道。“如今这些美好时光全消失了，”彼得利什契夫继续说，顺“现在我们相逢在舞会上……噢，便问一下，我好像记得……你离开学校时从事了什么专业，是什么专门行当？是什么来着？对了，当然是——象棋！”

“不，不，”卢仁说，“你究竟为什么非要……”

“噢，对不起，”彼得利什契夫和善地说，“那么是我搞混了。对，对，正是搞混了……舞会跳得正欢，我们却坐在这里大谈过去。你知道我已经游遍了世界……古巴的女人多美啊！要不再举一例，那次在丛林里……”

“一派谎言，”那人身后响起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他根本没去过任何丛林……”

“你为什么凡事都要败兴？”彼得利什契夫回过头拖长声音说。“别听他的，”一个瘦长的秃顶男人接着说，他就是刚才那个懒洋洋的声音的主人，前天才是他第一次离“革命后他一直住在法国，开巴黎。”

“卢仁，允许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彼得利什契夫笑着说。然而卢仁匆匆离开了，脑袋缩进肩膀里，由于走得太快，身子又是晃，又是抖，样子很奇怪。

“走了，”彼得利什契夫诧异地说，随后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话说回来，也许是我认错了人。”

卢仁撞了一路的人，他用含泪的声音不停地喊叫：“对不起，对不起！”就这样还是老往别人身上撞，只好避而不看他们的脸。他到处找他的妻子，终于看见了她，便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肘。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可是他一开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喘得太厉害了。“怎么了？”她焦急地问。“我们走，我们走，”他喃喃说道，仍然抓着她的胳膊肘。“请镇静，卢仁，不必这样，”她说道，轻轻地把他推到一旁，这样旁边的人就听不见他们说的话了，“你为什么要走？”

“那边有一个男人，”卢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和他谈话太不爽了。”

“……是你以前认识的人？”她平静地问。“对，对，”卢仁点头称是，“我们走吧，求你了。”

卢仁半闭着眼睛，这样彼得利什契夫就不会注意他。他挤过人群来到前厅，开始在所有的衣袋里翻找他的金属号牌。经过三四次各持续了几十秒钟的慌乱和绝望后，他终于找到了它。管衣帽间的服务生像个梦游人一样寻找他的衣物，而他焦急地拖着脚这边那边地来回走动。……他是客人中第一个穿好衣服的，也是第一个走出门的，他妻子匆匆跟在后面，边走边裹紧她的斜纹厚绒布外套。一直到进了汽车后，卢仁的气这才喘得顺畅起来，脸上烦乱愠怒的表情也退去，变成了不好意思的似笑非笑的模样。“亲爱的卢仁碰到了一个讨厌的人，”他的妻子抚摸着他的手说道。“一个中学同学——人品可疑，”卢仁解释说。“不过现在，亲爱的卢仁没事了，”他妻子低声说，吻了一下他柔软的手。“现在都过去了，”卢仁说。

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留下了后遗症——一个谜，一根刺。他开始一夜一夜地思索为什么这次碰到个同学会让他如此不自在。这里头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想起来令人不快——彼得利什契夫上学期间曾经欺负过他，这一回又隐隐提到一本撕烂了的书，写的是小托尼的故事。还有，一个本来充满异国魅力的旅游世界，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吹牛人满嘴的胡言乱语，这就使将来再也不可能相信旅游宣传册了。不过可怕的还不是碰上了同学这样的事情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次碰到同学含有隐秘的意义，他得好好探索。他开始夜里冥思苦想，像福尔摩斯习惯于对着烟灰冥思苦想一样。渐渐地，解开此事奥秘的密码似乎变得复杂起来，远非他起初料想的那样。碰上彼得利什契夫仅仅是什么事情的继续，所以有必要深入考察，有必要回到过去，把他的生活从生病之日一步一步重新推演一遍，直到这次舞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