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样东西都会掉出来，肯定会掉出来的，”卢仁说，又一次拿起手提包。

她迅速伸出手，把包远远移开，然后砰的一声把包放在桌子上，好像以此强调不许动她的包。“你总是闲不住，非要摆弄个什么，”她温和地说。

卢仁看看自己的手，指头展开，又合拢起来。指甲被尼古丁熏得发黄，四周长满粗糙的硬皮。密密的皱纹遍布在指关节上，靠近指根处稀稀落落长着毛。他把手放在桌子上，靠在她的手旁边。她的手指白皙光滑，看上去很柔软，指甲修剪得又短又整齐。

“很遗憾我不认识你父亲，”她停了片刻后说，“他一定非常和气，非常真诚，非常喜欢你。”

卢仁沉默不语。

“给我多讲点——你当年在这儿怎么过的？你当年真的是个爱跑爱闹的小男孩吗？”

他将双手重新放在手杖上。看他脸上的神情，看他沉重的眼皮困得直耷拉，看他微微张开的嘴仿佛要打呵欠一般，她得出了结论：他已经烦了，厌倦回忆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冷冰冰地回忆了过去。他丧父仅仅一个月，现在就能不含泪水地看着这座他童年时代父子二人共同住过的旅馆，这让她感到困惑。不过，在这种冷漠中，在他笨拙的话语中，在他灵魂的沉重颤栗中（他的灵魂仿佛昏沉沉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她想她看出了一些感人之处以及一种魅力，很难界定清楚，但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感觉到他身上的这种魅力。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显然很淡，但他还是准准地选择了这个度假胜地，准准地选择了这家旅馆，好像期盼着从那些似曾相识的物体和景观中感受到一定要靠外力才能获取的激动感。这显得多么神秘啊！他的到来就非同小可。那是下着毛毛细雨的一天，天色灰暗，草木翠绿。他头戴一顶很不体面的粗呢黑帽，脚蹬一双过大的橡胶鞋。当他笨重地从旅馆汽车里走下来的时候，她从窗户里望见他的身影，感觉到这个她不认识的新来者是个相当特别的人，和住在这个旅游胜地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当天晚上她知道了他是谁。在餐厅里，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神情忧郁的矮胖子。他吃饭吃得多，吃相也不雅观，还时不时陷入沉思，一根手指在桌布上不停敲击。她不会下象棋，对象棋赛也不感兴趣。但是不知为何，她觉得他的名字听起来耳熟，它早已在不知不觉间牢牢印在她的记忆之中，只是她已经记不起第一次听见它是在什么时候。有位德国制造商，长期遭受便秘之苦，也喜欢谈论这种病。他是个一根筋的人，不过脾气很好，待人亲切，穿着也颇为讲究。他和她在回廊上正喝着保健水，他突然忘了说他的便秘，对她讲了那位忧郁先生的一些令人称奇的情况。当时那位先生正站在嵌入一根大圆柱里的小橱窗前，观看摆在里面展销的手工小制品。他已经换掉了他那顶粗呢帽，现在戴着一顶旧的硬草帽。“你这位同胞，”制造商眉毛一抬，示意是在说他，“是一位著名的棋手。他从巴黎来，准备参加两个月后在柏林举办的棋赛。如果他胜了，将向世界冠军挑战。他父亲去世不久。这些情况报上都有。”

她想认识这位同胞，跟他说说俄语。在她看来，他的笨拙举止，他的忧郁神情，还有不知为何使他看上去像个音乐家的大翻领，都十分引人关注。他没有注意她，也没有像旅馆里的所有其他单身男人那样设法找个借口跟她攀谈，这一点让她快慰。她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五官娇小端正，就是缺点什么——仿佛造物主最后关头漏了决定性的点睛一笔。假如补上这一笔——五官原样不动，但加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她就是个美女了。现在虽说不算漂亮，但芳龄二十五，时髦的短发整齐可爱。她有个转头的动作，无意间显露出有可能达到的相貌完美，只是有望达到的完美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了。她的衣着极其简单，剪裁得极其合身，胳膊和脖子露在外面，像是在炫耀它们散发的温柔清新气息。她很富有——她父亲在俄国失去了财产，在德国又重振家业。她母亲定好了很快就要到这个旅游胜地来。自从卢仁出现后，她一想到母亲来了会不停地唠叨，就很不开心。

在卢仁到来的第三天，她就结识了他，结识的办法是传统小说里或电影里常用的那一套：她掉下一块手帕，他捡了起来——唯一不同的是两人互换了角色。卢仁沿着一条小径在她前头走，不停地往地上掉东西：一块方格大手帕，不同寻常地脏，上面粘着衣袋里各种各样的碎屑；然后又掉出一支折断了、压扁了的香烟，里面的烟草已经没了一半；还有一只坚果和一枚法国法郎。她只捡起了手帕和硬币，继续往前走，缓缓地跟上他，好奇地看会不会再掉下东西来。卢仁右手拄着手杖，每经过一棵树和一条长凳，都要轻轻敲一下。左手在口袋里摸索，摸到后来终于站住不走了，把衣袋从里向外翻过来，又掉出一枚硬币，他这才开始检查衣袋里子上的大洞。“漏光了，”他用德语说，从她手里接过手帕。（“这也是掉了的，”她用俄语说。）“可怜的东西，”他接着说，没有抬眼看，既没有改说俄语，也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好像他的东西失而复得是非常自然的事。“不，别把东西放回衣袋中去，”她说道，突然大笑起来。直到这时他才抬起头来，愁眉苦脸地瞥了她一眼。他那张肥大的青灰色脸没刮好，双颊上留下剃刀划下的伤痕，表情奇特，一脸困惑。他有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细长，甚至稍微有点斜，耷拉的眼皮底下好像粘了灰尘一般。不过透过这层松软的灰尘，闪着一缕水汪汪的淡蓝色微光，里面蕴含着狂乱和迷人的魅力。“再不要这么掉东西了，”她说道，说完就走开了，觉得他的目光望着她的背影。那天晚上她走进餐厅的时候，远远望见他就忍不住冲他微笑，他也忧郁地、似笑非笑地回应她。有时候旅馆里的那只猫悄无声息地在地板上从一张桌子跑到另一张桌子时，他也会投去这么一笑。第二天，在旅馆花园里的岩洞、喷泉和陶制小矮人丛中，他朝她走过来，为捡起手帕和硬币的事向她致谢，声音低沉忧郁。（从那时起，他隐隐约约、几乎无意识地老是观察她，看她会不会掉东西——好像要暗中和她扳平似的。）“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她答道，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都是些空泛的话。这样的话不知说了多少，为了应付眼前无话可说的困窘，就匆匆地暂时说上一通，都是可以不说的废话。这样的废话说了，又觉得这么说一通有点小乏味，于是就问他喜欢不喜欢这地方，是不是住了很久了，做没做矿泉疗养。他回答说喜欢这地方，在这里住了好长时间了，也做了矿泉疗养。这时她完全明白这么问问题太傻，却又身不由己，停不下来，就又问他下棋有多长时间了。他没有回答，转过身去。她觉得太尴尬，便畅谈起天气来，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气候特征开了个详细的清单。他继续沉默，她也陷入了沉默。然后她开始翻她的手提包，边翻边使劲地找话题，结果只从包里找出一把破梳子。他突然转过脸来对她说道：“十八年三个月零四天。”他这么一开口说话，总算让她体面地摆脱了困境。再说他回答得那么详尽，日子算得那么精准，她甚至觉得颇受抬举。不过接下来她开始有些气恼了，问题都是她来问，他一个也不问，好像对她一点都不在意。

一位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她望着他那沉重的侧影、肥胖弓着的身子、粘在总是湿漉漉的前额上的一缕黑发，心中常这样想。也许正是因为她根本不懂象棋，所以在她看来，象棋不仅仅是一种室内游戏或业余娱乐，而是与所有受到认可的艺术不相上下的神秘艺术。她从来没有密切接触过那些艺术家，所以没人拿来跟他比。除了那些有灵感的怪人，一些音乐家和诗人，他们的形象说清楚也清楚，说模糊也模糊，就像罗马皇帝、宗教法官或者喜剧中的吝啬鬼的形象一样。她的记忆中有一条光线比较昏暗的画廊，里面依次摆着所有曾引起她注意的人。这里有她学校生活的记忆——圣彼得堡女子学校，正门前有一条不走车的、满是尘土的短街道，学校房子临街的一面长着少许不同寻常的常春藤。地理教师——他也在一所男子学校教书——是一个大眼睛男人，额头很白，头发蓬乱，据说有结核病。传说他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是那位白发蓝眼的女校长的侄女。女校长的小办公室很整洁，贴着蓝色的墙纸，支着白色的荷兰烤炉，十分舒适。她记忆中有个蓝色的背景，周围是蓝色的空气，地理教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在了她的记忆里。他总是急急忙忙的样子，风风火火地冲进教室。后来他在她的记忆中融化了，消失了，让位于另一个在她看来也是与众不同的人。这个人出现之前女校长有一番冗长的告诫，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笑，见了此人无论如何不要笑。那是苏维埃政权的头一年，班上的四十名学生中只剩下十七个了。每天碰着老师时，他们都要问：“今天上课吗？”老师则一成不变地回答：“我们还没有接到最后指示。”从普通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的那个人到了时，女校长下令严禁失笑。不管他说什么，也不管他行为举止如何，都不准笑。他来了，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象，是个格外有趣的人。他是个瘸子，但活泼好动，眼睛不停地快速眨巴。女孩子们挤在静悄悄的大厅里，他在人群前面来回走动，瘸腿走得灵活轻快，转身像猿猴一样敏捷。他那只跛脚穿着双层底的鞋，走动时轻松地拖着跛脚，右手在空中比划，把空气切成整齐的块，要么就做抚摩布料一般的动作。他说话飞快，最后又讲了讲他打算要讲的几场社会学讲座，还说了说学校马上要与一所男子学校合并的事情——大家强忍住笑，忍得下巴痛，嗓子难受。后来就到芬兰了，这个国家留在她心中的印象是比俄国还俄国，这也许是因为木头别墅、枞树林、湖上的白色小船、松林倒影遮暗了的湖面等都是独特的俄国风光，在芬兰这远离前线的地方这种俄国风光太难看到，令人格外珍视。当时的芬兰还可以作为度假胜地，在那里她的圣彼得堡生活仍在继续。有几次她远远看见一位著名作家，是个脸色非常苍白的男人，留着惹人注意的山羊胡，总是仰望敌机已经开始侵犯的天空。他总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站在一位俄国军官的身旁。后来内战期间，那位军官在克里木失去了一只胳膊——当时他还是个极其内向腼腆的男孩，夏天里她经常和他一起打网球，冬天里一起滑雪。和这种有雪的记忆一起再一次浮现的是夜晚背景下那位著名作家的别墅，作家本人后来就是在这幢别墅中去世的。电灯照亮了已经清扫过的小径和还在风中飞舞的雪，昏暗的雪地上闪着道道幽灵般的条纹。这几位不同职业的男人每一位都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各自独特的色彩（蓝色的地理教师，卡其色的教育官员，作家的黑色外衣，一个穿着白衣白裤的年轻人，用网球拍高高挑起一颗枞树球果），他们之后便是一些一闪即逝的图像：在柏林的流亡生活、慈善舞会、支持君主制的会议、许多一样的人——这些记忆都挨得太紧，她回想起来时无法准确定位，不知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再说现在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记忆逐一甄别筛选，太多的记忆空间被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占据，他谜一般神奇，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他的艺术，以及他那种艺术的所有表现形式和标志都显得高深莫测。她很快就得知，他每天晚饭后开始工作，一直要工作到深夜。不过他的工作超出了她的想象能力。没有什么东西把他的艺术连接起来，既没有画架，也没有钢琴，而这样的艺术象征物正是她头脑中所追求的。他的房间在一楼，叼着雪茄烟在花园的夜色中散步的男人们有时会瞥见他的台灯和低头沉思的脸。后来总算有人告诉她，他坐在一张空棋盘旁工作。她想亲自看看，于是在他们第一次谈话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她沿着夹竹桃树林中的小径走到他的窗前。可是她突然觉得这样做很唐突，便从窗下径直走了过去，没有往里看。她走出树林，来到大路上，能听见娱乐馆那边传来的音乐声。后来她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又返回去，走到他的窗前。不过这一次她故意把铺路的石子踩得咯吱咯吱响，好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前来偷看的。他的窗户开着，百叶窗没有放下来，在房间明亮的中部，她看到他脱掉夹克衫，绷紧脖子上的肌肉，打了个哈欠。他的肩头缓慢而有力地动着，这个样子就在她穿过黑暗朝灯光照亮的旅馆露台匆匆走去时还继续一起一伏地在她眼前晃动。他的工作她不得而知，但那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劳累工作，她能想象到经过这种工作后表现出的巨大疲劳。

卢仁真的累了。最近他下棋过于频繁，也没有个统筹安排。尤其是下蒙目棋太累，但蒙目表演报酬高，他乐意下。他也乐在其中：不必去走动那些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棋子了。棋子稀奇古怪的形状和木头材质往往扰乱他的心神，他总觉得象棋的力量博大精深，是看不见的，棋子不过是暂且承载棋力的粗糙外壳而已。下蒙目棋时，他才能感受各个棋子不同的原始而纯洁的力量。那时他既看不到雕刻的马鬃，也看不到兵光滑的头——但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想象中棋盘上的这个格或那个格被某种凝聚起来的明确力量所占据。所以他把每一个棋子的移动想象成一次放电，一次冲击，一道闪电——整个盘上战场被震得发抖，他则是这种强大力量的主宰。这里他凝聚起电能，那里再释放出去。就这样，他一次同十五个、二十个、三十个对手同时开战。一次下多少盘当然有影响，因为盘数多费时就多。不过体力上的疲劳比起心神上的疲惫来就算不得什么了——下棋本身有压力，也有喜悦，遭到的报应就是心神疲惫。他一下棋便进入一种仙境，在那样的境界中，他使用的是无形的精神力量。他在这些蒙目比赛中也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最近几年里他在国际赛事中一直不走运，搞蒙目赛则总是大获全胜。国际赛事中出现了一个幽灵般的障碍，挡住他夺冠的去路。瓦伦提诺夫过去就偶然预言过这一点，那是在他们分手前不久“。趁你能发光就赶快发光，”他在那次难忘的伦敦棋赛后说。那是战后的第一次国际棋赛，他这位二十岁的俄国选手脱颖而出。“赶快发光，”瓦伦提诺夫诡秘地又说一遍，“因为你做少年天才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让他赶快发光，这一点对瓦伦提诺夫来说非常重要。他对卢仁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卢仁是个奇人，一种反常现象，有点不正常，却令人着迷，就像达克斯猎狗又短又弯的腿那样，反常却又吸引人。在和卢仁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从不间断地鼓励他开发天赋，不曾有过一秒钟把他当个人来看待。好像是不但瓦伦提诺夫没有把他当人看，就连现实生活也忽略了他是个人。瓦伦提诺夫把他展示给有钱人，就像展示一个有趣的怪物一般。他通过他来构建对他有用的关系网，组织了无数次的棋赛，只是当他开始怀疑这个象棋天才正在变成一个普通的青年棋手之时，他这才带他回到俄国他父亲那里。后来，他像带一件贵重物品一样，又把他带走，心想也许送他回来是犯了一个错误，这个奇人说不定还有一两年的油水可榨。等这一两年耗尽之后，他送给卢仁一些钱作为礼物，就像人们打发一个已经厌倦了的情人那样，然后就消失了，在电影业中找到了新的乐趣。那是一门神秘的占星学行当，他们的任务就是读剧本，找明星。他离开卢仁，加入到一伙衣着时髦、口若悬河、自以为是的骗子中间。这伙人的行话是银幕哲学、大众口味、摄影机下的私密镜头，他们同时也有相当丰厚的收入。他跳出了卢仁的世界，这对卢仁来说是个解脱，一种奇怪的解脱，就像你从一场不幸福的恋爱中解脱出来一般。想当年他和瓦伦提诺夫是一拍即合——早在他还在俄国巡回比赛的时候。后来，他对瓦伦提诺夫的感情就像一个儿子对待一个轻浮、冷漠、油滑的父亲那样，对一个这样的父亲，谁都不会说爱他有多深。瓦伦提诺夫仅仅把他当做一个棋手来关心。有时候他还充当教练的角色，这种角色就是围着运动员转，用无情的严厉手段给运动员建立一套明确的生活制度。瓦伦提诺夫以这种教练的角色断言棋手吸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象棋和吸烟都带有东方色彩），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喝酒。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在大旅馆的餐厅里（战时无人入住的大旅馆），在吃便饭的餐馆里，在瑞士的酒吧里，在意大利的trattorie里，他一成不变地给小卢仁点矿泉水。他为他挑选的食品也是清淡的，这样他的头脑就能自如地工作。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也许还是因为同“东方”有一点朦朦胧胧的联系），他对卢仁爱吃糖的习惯大加鼓励。最后他还发明了一个特别的理论，那就是卢仁象棋天赋的发展与他的性需求的发展有联系，在他身上，象棋代表着他的性需求在朝特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卢仁处于内在的紧张状态是有益的，如果通过自然方式得以放松，恐怕会浪费了他身上宝贵的能源。出于这样的担心，他不让卢仁接近女性，对卢仁守身如玉的孤僻性格暗自高兴。这一切之中不乏下作之处。卢仁回忆这段时光时，吃惊地发现他和瓦伦提诺夫之间竟然连一句关心体贴的人情话都不曾有过。尽管如此，后来俄国变成了令人不快的地方，他们最终离开了那里，三年后瓦伦提诺夫消失时卢仁还是产生了一种空虚感，觉得失去了靠山。而后他承认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叹了口气，转过身去，重新对着棋盘沉思起来。战后国际棋赛多了起来。他在曼彻斯特比赛，迎战已至暮年的英格兰老冠军，激战两日后，打成平手。在阿姆斯特丹，他输了关键的一局，原因是超时判负。对手高兴得发出一声低吼，砰的一掌打停了卢仁的赛钟。在罗马，图拉提得意洋洋地弈出了他的成名局。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对他来说千篇一律——旅馆、出租车、咖啡馆或俱乐部的大厅。在那些城市中，灯光朦胧的街灯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向后闪过，然后突然向前围住广场中的一匹石马。所有这些东西像木头棋子和黑白相间的棋盘一样，都是日常习惯了的又可以不要的身外之物。他接受这样的外在生活，只当它是不可避免却又毫无趣味的事情。同样，他在穿着方式上，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做事出于什么动机，极其模糊，他会停下来想些有的没的，很少换内衣，夜里无意识地给手表上弦，用同一片剃须刀片刮脸，一直用到它根本刮不动了为止。吃饭没有个固定时间，吃得也很简单。出于某种说来感人的惯性原因，他现在进餐时仍和过去一样会要矿泉水。矿泉水在他的嗓子眼里轻轻冒泡，引得眼角处发痒，像是在为消失了的瓦伦提诺夫流泪。只有在很少见的情况下他才会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比如说喘不上气的时候——这是对他身躯沉重的报复——就不得不在楼梯上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再比如说犯了牙痛病的时候。或者在夜深人静时，他正在思考棋局，伸手取过火柴盒，摇摇，没听见里头有火柴响动，这时那支好像由别人趁他没注意塞进他嘴里的香烟就会凸显出来，固体的、静态的、没有灵魂的香烟，于是他的全部生活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吸烟，尽管天知道他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吸掉多少支烟了。总的说来，他的生活马马虎虎惯了，无须他自个儿操心，所以到如今往往好像是有个人——一个神秘的、看不见的经纪人——在继续带着他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棋赛。不过偶尔也有反常的时刻，比如四周一片寂静，你从房门朝走廊望去，所有的房门口都放着鞋、鞋、鞋，这时孤独会在你耳中轰鸣。父亲在世时，卢仁一想到他要来柏林，一想到必须见他，帮助他，跟他说话，就心里发沉——这个乐呵呵的老头，穿着手工编织的毛背心，笨拙地拍他的肩头，令他难以忍受。这就像一段羞于示人的记忆，你眯紧眼睛，从牙缝里直哼哼，想要与之彻底了断。他没有离开巴黎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主要原因是害怕尸体、棺材、花圈，还有与丧事有关的人情世故。不过他后来还是去了，直接去了墓地，冒雨在墓园里乱转，胶鞋上粘了厚厚一层泥。结果没有找到他父亲的墓，他看见几棵树后有个管理员模样的人，可是一种懒得问人、不好意思问人的奇怪心思害得他没有过去打听。他拉起衣领，沉重地往回走，走过一块荒地，朝等着他的出租车走去。父亲的去世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当时正准备参加柏林的国际棋赛，此行目标明确，就是要找到对付意大利棋手图拉提精妙开局的最佳防守着法。图拉提是柏林大赛预计参赛棋手中最令人生畏的一位。他是象棋最新流派的代表，开局先出动两翼子力，棋盘中间空着，不用兵去占，却从两侧造势入局，令对方中军险象环生。他看不起王车易位的稳妥着法，善于独辟蹊径，在各子之间形成最出人意料的互动关系。卢仁已经会过他一次，败下阵来。他对那次失败特别耿耿于怀，因为图拉提从性格上、下棋的风格上和对奇异布局的偏好上来看，都堪称一位智力上和他旗鼓相当的劲敌，只是图拉提已经走得更远了。卢仁早年刚出道时，就以前所未有的果敢和看似置象棋基本规则于不顾而震惊棋坛，但现在和图拉提光彩夺目的极端着法相比，显得有点过时了。卢仁目前的困境有点像一位作家或作曲家的困境：崭露头角时吸收了最新的艺术成果，以手法新颖轰动一时，后来突然发现，他周围的情况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又有别人不知从哪里冒出，使他新近尚且领先的手法落到了后面。这时他觉得自己遭了抢劫，只认为异军突起、超越了自己的艺术家都是拾他牙慧，还不怀感激，却很少认识到应该反省自己。其实正是他自己的艺术僵化了。他曾经有过创新，但从此以后再无进展。

回顾十八年多的象棋生涯，卢仁看到最初他是节节胜利，后来便是奇怪的停滞，间或这里那里侥幸取胜，但一般情况下多是让人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和棋。正因为和棋下得多了，他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有着谨慎、保守、平庸的名声的棋手。还有奇怪的事。他的想象越大胆，休赛期间进行秘密研究时创新越活跃，开赛后无可奈何的感觉反而越强烈，出招也就越发小心谨慎。他早就位居世界级大师之列，名满天下，所有的棋谱里都要说到他，也是五六位争夺世界冠军称号的顶尖高手之一。他的崇高威望应归功于他早年的出色表现，那时的他罩在一种朦胧的光辉中，是天降英才的光环，登峰造极的云霞。父亲的死对他来说是衡量他象棋旅途的一个界碑。回头一看，他才发现近年来棋艺进展那么缓慢，不由得大吃一惊。明白过来后，他狠下心来埋头钻研新招，要发明一种令人称奇的防守体系，而且已经隐约感到所需着法内在的和谐。那天去了一趟墓地后，他在一家柏林旅馆下榻，晚上觉得身体不适：心悸，胡思乱想觉得脑子麻木了，涂了一层清漆似的。早上去看病，医生建议他休养，去某个安静的地方。“……去一个到处是绿色的地方，”医生说。卢仁取消了答应好的蒙目表演赛，动身去了这个现成的地方。当时医生一说绿色，它就马上浮现在他的眼前。事实上，他暗自庆幸，多亏了那么一段往事，这才轻而易举地给他点明了应该去的疗养胜地，省去了所有的麻烦，让他住进了一家只等他来的现成旅馆。

在这里的绿色美景中，他的确觉得好多了。风景可算中等，给人一种安全平静的感觉。突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谁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人，好似地摊市场上一个摊位的彩纸幔子哗啦一声破成个星星状，里面冒出个笑眯眯的人脸一般。这个人既出现得突然，又好像熟悉。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似乎在他耳畔无声地响了大半辈子，现在突然从平时的暗处站到了明处。他想弄明白自己头脑里怎么会留下一个这么熟悉的印象，想来想去想出了一张毫不相干却又清清楚楚的脸。那是一个露着肩膀、穿着黑色长统袜的妓女，在一个不记得名字的小镇上站在一条昏暗小街上的一个亮着灯的门廊里。说来可笑，他觉得现在遇上的这个人就是那个妓女。如今她穿戴整洁端庄，不如从前那么漂亮，好像洗掉了妖媚的脂粉，不过正因为如此变得更容易接近了。这是他看见她时的第一印象，当时他还惊奇地发现她实际上已经同他讲起话来了。根据散落在他昔日记忆中凌乱而又模糊的评价标准来判断，她不像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么漂亮，这一点他一想就烦。后来他也就不计较这一点了，也开始渐渐忘了她模模糊糊的原来模样。跟他说话、花时间陪他、冲他微笑的是个真实存在的大活人，这让他觉得安心，还挺自豪的。那一天在花园平台上，颜色鲜亮的黄蜂不停地落在铁桌上，晃动着它们低垂的触须——也就是那一天，他开始谈他小时候曾经在这家旅馆住过。卢仁以一系列的隐秘着法开始，他自己只隐约明白其含义，原来这就是他表达爱情的特殊方式。“接着说，再讲点，”她一遍一遍地说，尽管已经注意到他忧愁苦闷地陷入了沉默。

他身子倚在手杖上坐着，心想如果用马步走动阳面山坡上的那棵欧椴树，就可以吃掉斜对面的电线杆。与此同时，他又竭力回忆刚才到底说到哪里了。一位服务生跑离旅馆的侧厅，弯曲的手指头上挂着一打空啤酒杯。卢仁松了口气，想起了他刚才在讲曾经在那间侧厅里举行过的一场棋赛。他变得燥热不安起来，帽箍紧紧压住两鬓，为什么不安尚不明白。“我们走，”他说，“我带你去看看。现在那边肯定空着。也凉快。”他迈开沉重的步子，拖着的手杖沿着石子路刮过去。手杖一弹，上了门台阶，他先进门。她心想不请女士先进，修养太差，不由得连连摇头。接着她责备自己做了个错误的注解——他的行为举止跟教养是毫无关系的。我想应该往这“到了，边走。”卢仁说道，推开了一扇侧门。炉子里的火在熊熊燃烧，一个身穿白衣的胖男人正在喊着说话，有人抱了高高一摞盘子跑了过去，盘子堵住上身，只见两条腿在跑。“不对，再往远处点儿，”卢仁说道，沿着回廊往里走。他又推开一扇门，差点摔下去：门那边有几级下去的台阶，底部有一些果汁甜酒，一堆垃圾，还有一只恐惧的母鸡，见有人来，连跳带蹦地跑开了。“我记错了，”卢仁说，“可能在右边。”他感觉到额头上聚起滚烫的汗珠，便摘下了帽子。唉，那间凉爽、空旷、宽敞的大厅印象那么清晰，可怎么就是找不到呢！“让我们再试试这个门，”他说。试了一下，门锁着。他把门把手往下拧了好几下。“谁啊？”一个粗哑的声音突然说道，还传来床的吱吱响声。“错了，错了，”卢仁喃喃说道，继续往里走。这时他回头一看，停住脚步：只剩他一个人了。“她现在去了哪儿？”他大声说，拖着脚这边转转，那边转转。回廊。朝着花园的窗。墙上的信箱，每个分箱上编有号码。一阵铃响。一个分信箱中突然冒出一个歪歪斜斜的数字来。他惊呆了，不知所措，好像在噩梦中迷了路一般。他急忙往回走，边走边不停地低语：“胡开玩笑，胡开玩笑。”他出得门来，没想到进了花园。长凳上坐着两个人，好奇地看他。突然他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她正站在她房间的小阳台上大笑，胳膊肘支在围栏上，手掌托着脸颊，摇着头，一副淘气地责备他的神情。她看着他宽大的脸，又看看他脑袋后面的帽子，等着看他现在怎么办。“刚才我赶不上你，”她喊道，直起身来，张开胳膊做了个解释的动作。卢仁低下头，进了楼。她以为他马上会敲她的房门，便想敲了也不让他进来，就说屋里乱。可是他没有敲门。她下楼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在餐厅。他生气了，她这样判断，就比平时早一些上床睡觉了。早上她出去散步，看看他是不是和平时一样坐在花园里的长凳椅上读报等她。他不在花园，也不在回廊，她就独自一人散步去了。晚饭时他仍然没有出现，他的桌子被一对老早就盯上这张桌子的老夫妇占领了。她到办公室问卢仁先生是不是病了。“卢仁先生今天早上去柏林了，”办公室的小姐回答说。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行李回到了旅馆。门卫和大厅服务生带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把早上搬出去的行李又搬了进来。卢仁从车站步行回来——一个满面愁容的矮胖先生，热得萎靡不振，鞋都让灰尘染白了。他一路上见长凳就休息，还有一两次采了黑莓吃，结果酸得龇牙咧嘴。沿着公路走时，他注意到一个金发小男孩迈着小步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个空啤酒瓶，有意落在后面，用小孩子那种专注的神情盯着他，让人受不了。卢仁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卢仁走，那孩子也走。卢仁忍不住来了脾气，挥着手杖吓他。对方一怔，咧嘴一笑，惊喜交集的样子。“我要……”卢仁低声说，朝他走过去，手杖也举了起来。小男孩一跳，转身跑掉了。卢仁嘴里咕哝着，鼻子使劲地喘气，继续往前走。突然，一块瞄得极准的小石子击中了他的左肩胛。他大叫一声，转过身去。没有人——只有空荡荡的路、树林、石南灌木丛。“我要宰了他，”卢仁用德语高叫道，加快步伐赶路，同时拐来拐去地迂回前行，嘴里还反复叨叨要宰了他。他曾经在哪里看到过，说要是怕背后中弹，就这么拐着走。快到旅馆的时候，他累得筋疲力尽，喘着粗气，几乎要哭了。“改主意了，”他走过办公室的铁格子窗时说，“我要住下来，改主意了……”

“她肯定在她房间里，”他一边上楼一边说。他冲进屋里找她，仿佛用头撞开了房门一般。他隐隐看见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斜靠在沙发上，便匆匆说道：“你好——你好，”然后在房间里大步转悠起来，以为事情就这么轻松、愉快、风趣地搞定了，与此同时又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接着刚说的说下去，我不得不通知你，你即将成为我的妻子。我求你同意了吧，我已经绝对不可能离你而去。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会美妙起来。”说到这里，他在暖气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双手捂住脸大哭起来。然后他把一只手撑开一些，让这只手捂住脸面，腾出另一只手摸手帕。透过手指间抖抖索索的湿缝儿，他又一次隐隐看见那件粉红色的衣服，此刻声响很大地朝向他走来。“好啦，好啦，不哭了，不哭了，”她不停地说着安慰的话，“都是大人了，还这么哭。”他抓住她的胳膊肘，吻到一个又硬又凉的东西——她的手表。她摘了他的草帽，抚摸他的前额——同时往后闪，避开他想抓住她的笨拙动作。卢仁对着手帕大哭，哭了一阵又一阵，声泪俱下。后来他擦了眼睛，擦了脸蛋，擦了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靠在暖气片上，湿润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这时她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管你喜不喜欢，已经是一个不可能从你生活中推开的人了。他已经在你的生活中牢固地、坚实地坐了下来，而且似乎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不过她也困惑，不知如何带他去见她的父母，不知如何让他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一个生活在另类世界中的人，形体相貌都很特别，与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格格不入。

刚开始，她想着这样那样的办法让他适应她的家人，把他放在她家的周围环境中，甚至放在她家寓所的室内陈设中：她想象着卢仁走进她家，同她母亲交谈，吃她家自制的Kulebiaka，影子映在从国外买来的昂贵的俄国式茶壶上——这些想象最后总是以一场巨大的灾难告终：卢仁笨拙地晃了晃肩膀，一下子就把房子撞塌了，就像碰倒了一件摇摇晃晃的舞台布景，地下升起一声尘土的叹息。他们的寓所很豪华，设施一应俱全，位置在柏林一栋公寓大楼的一楼。她的父母再度富裕起来后，决定开始严格按照俄国生活方式过日子。不知为何，他们的俄式生活总是与装饰性的斯拉夫语古书，画着伤心的旧时贵族女仆的明信片，印有华丽的三马雪橇或火红鸟烙画的清漆匣子，印制精美、绝版已久的画刊等相联系。那些画刊上登的照片都非常漂亮，照的是旧时俄国的庄园和瓷器。她父亲常对他的朋友们说，在和那些出身不明的人进行商务会谈后，沉浸在真正的俄式家居环境中，吃一口真正的俄式饭菜，那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他们家的仆人本来是一个地道的俄国勤务兵，从柏林附近的一家流亡者避难所雇来，可是在没有什么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他变得非同寻常地粗鲁，于是就换了一个德国——波兰裔的女仆。她的母亲是一位仪态端庄的夫人，胳膊长得丰满，常满怀深情地称自己“童言无忌”，一个“哥萨克人”（这是她看《战争与和平》时记下的话，结果记得不准，走样了）。她当俄式家庭主妇绝对一流，爱好通神论，贬斥无线电广播，说那是犹太人发明的。她非常善良，不工心计，真挚地热爱着她在周围草草构筑起来的这个简易的、人造的俄国。不过有时候她会心烦，令人难以忍受。她自己对心烦的原因有个说法：她不知道自己亲手营造起来的俄国到底缺了些什么。女儿对这个华而不实的公寓住所一点不感兴趣，它和他们平静的圣彼得堡老家根本不同。在老家，家具和别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灵魂。在老家，圣像供奉柜凝聚着令人难以忘怀的深红色光泽，神奇的圣诞树挂满了金橘。在老家，一只扶手椅的丝制靠背上绣着一只聪明的肥猫。在老家，还有上千样小东西，上千样气味和上千样变化的色彩，所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令人陶醉的环境，想来伤心，又无可替代。

来柏林拜访他们的俄国青年认为姑娘人不错，但不是很有情趣。她母亲则说（压低声音，带一点嘲笑）在这个家里女儿代表“知识阶层和先锋派文学”——这么说是因为她能背诵几首从《诗歌读者》上看来的“象征派诗人”巴尔蒙特的诗，还是另有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她父亲喜欢她的独立精神，喜欢她的文静，喜欢她微笑时垂下双眼的特别样子。然而，至今没有人能挖掘出她最动人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她最动人的魅力是她的灵魂深处所具有的一种神奇的能力。她能在现实生活中感知曾在她童年时代（童年时代正是灵魂的本能不会出错的时代）吸引过她、折磨过她的事情；她能找到高兴的、动人的事情；她能对那些无助和不幸的生灵经常产生一种难以自制的怜悯柔情；她能遥遥感到在几百英里以外的西西里岛上有个地方一头肚子上长着毛的瘦腿小驴正在遭受毒打。无论何时，只要碰到正在遭受伤害的小生灵，她就会经历一场传说中的日食——传说中一有日食，就会莫名其妙地降下黑暗，尘土飞扬，鲜血出现在墙上——好像是她如果不能马上出手施救，不能马上制止别人对生灵的残害（在一个如此向往幸福的世界上，竟存在残害生灵的事，这是绝对无法解释的），她就心不得安，不如一死了之。因此，她生活在无穷无尽的、人所不知的焦虑之中，老是期待着新的惊喜或者新的怜悯。传言说她很喜欢狗，随时愿意解囊助人——她听这些俗气的传言，就像小时候做游戏那样的感觉。那种游戏是你到屋子外面去，别人在屋里议论你，你得猜测谁说了你什么。在玩这种游戏的人当中，在你去隔壁待了一会儿后再加入其中的那些人当中（你坐在隔壁等着叫，你故意唱唱歌，以免偷听之嫌，不唱歌的话就翻开碰巧放在手边的一本书——就像从玩偶匣子里冒出个玩偶那样，书中突然冒出一段文字，是一段看不明白的对话末尾），在那些她必须猜测其意见的人当中，现在又有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这个人定了主意很难改变，而且旁人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关于她的事情。她怀疑他对她的社会背景或者她的生活环境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概念，这样的话，就难保他失口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

她觉得自己离开大厅时间已经很久了，于是把手轻轻地移到自己脑后，往下抚了抚头发，微笑着返回大厅去了。卢仁和她母亲正坐在一棵盆栽扇叶矮棕榈树下面的柳条椅上，她刚刚介绍他们认识的。卢仁眉头紧锁，翻弄着放在他大腿上的那顶很不雅观的草帽。就在此刻，她也害怕起来，原因是既想起不知卢仁正在用什么词语说她（如果他真的在说她的话），又想起卢仁会给她母亲留下什么印象。前一天她母亲刚刚到达，刚开始抱怨窗户朝阴、床头灯不亮时，女儿就说起她和著名棋手卢仁成了好朋友的事，所有的词语都尽量保持在同一种语调上。“毫无疑问是个假名，”她母亲说，边说边在她的盥洗用具袋里翻找，“非常”真名是鲁宾斯坦或者艾布拉姆森。“非常著名，”女儿继续说，“人也非常好。”

“你还是帮我找找香皂吧，”她母亲说。现在，她已经给他二人做过了介绍，自己借口去要些柠檬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返回大厅的时候，她产生了一种灾难已至、回天无力的恐惧感，不由得大老远就大声说起话来，结果在地毯边上绊了一下。她笑着挥挥手，以保持平衡。他毫无反应地摆弄着他的平顶草帽，没人说话，她母亲眼里闪着惊讶的神情，这时她突然想起了那天他胳膊搭在暖气上抽泣的情形——所有这一切令她实在难以忍受。不过这时卢仁突然抬起头来，嘴一歪露出了那个熟悉而忧郁的笑容——她的恐惧立即消失了，可能的灾难似乎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一切都没有改变。好像是等着她回来再告辞一般，卢仁哼了一声，站起身来，使劲地点了一下头（“乡巴佬，”她高高兴兴地想，把他点头的模样翻译成她母亲的口头语），然后朝楼梯走去。中途遇上了用托盘端着三杯柠檬汁的服务生。他拦住他，从盘中拿起一杯，小心地端到眼前，眉毛随着饮料表面荡漾的波纹一上一下地动，就这样缓缓地上了楼梯。他在楼梯转弯处消失后，她开始极其小心地剥包着饮料吸管的那层薄纸。“好一个乡巴佬！”她母亲大声说道。女儿听了有一种满足感，和你在字典中查一个外国词，发现那意思就是你已经猜到的意思时产生的满足感一样。

“他不是个正常人，”她母亲接着说，又困惑又生气，“他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个正常人。他叫我女士，就这么称呼我，好像个售货员。天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敢打包票，他是持苏联护照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是个布尔什维克。我像个白痴一样坐在这儿。听他那通闲聊！顺便说一下，他的袖口相当脏。你就没有注意到吗？又脏又破。”

“什么样的闲聊？”她问，低垂的眉毛下闪着微笑。

“‘对，女士。不，女士。’‘这里气氛很好。’气氛！这也算个词？我问他——总得说点话吧——是不是离开俄国很久了？他就是不吱声。然后他评论起你来，说你喜欢喝冷饮。冷饮！大傻瓜，大傻瓜！不行，不行，这种人我们还是离远点……”

为了继续玩那种猜别人对自己有何看法的游戏，她加快步伐朝卢仁房间走去。在他匆匆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原来的房间给别人居住了，于是给他又分了一间比原来楼层高一点的房间。这时他正支着胳膊肘坐在桌旁，好像苦闷极了，烟灰缸里半截没有完全掐灭的香烟还在挣扎着冒烟。桌子上和地板上扔满了凌乱的纸张，上面都是铅笔写下的东西。有那么一秒她想那是他的账单，不知共计多少。开着的窗吹进风来，她一开门，风便穿堂而过。卢仁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从地上捡起纸张，整整齐齐地叠好，冲她笑笑，挤挤眼。

“怎么样？进行得怎么样？”她问道“到。赛场上就成形了，”卢仁说，“我现在只是草草记下几种可能的着法。”她产生了一种开错门了的感觉，好像走进了她本不想进去的地方。不过这个她意想不到的地方很美妙，她不想再去那间玩猜人看法游戏的房间。但卢仁不再继续谈论象棋，他连椅子带人一起朝她挪了过来，伸出两只激动得发抖的手搂住她的腰。他不懂怎样才算亲热，便想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她伸出双手顶住他的肩膀，转过脸去，假装看桌子上的纸“。这是什么？”她问。“没什么，没什么，”卢仁说，“都是各种比赛的记录。”

“放开我，”她尖叫着命令道“。都是各种比赛的记录，记录……”卢仁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使劲把她往自己身边拉，眯起眼睛仔细看她的脖子。一阵突如其来的痉挛抽歪了他的脸，片刻间他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神情。接着他的五官奇怪地松弛下来，双手也自动松开了。她从他身边走开，很生气，却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也觉得奇怪，他竟然放开了她。卢仁清清嗓子，贪婪地点燃了一支烟，带着令人猜测不透的顽皮神情看着她。“对不起，我这一来，”她说，“首先，打扰了你的工作……”

“一点也没有，”卢仁答道，出人意料地快活，还拍打膝盖。“其次，我来是想知道你对我母亲的印象。”

“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卢仁答道，“一眼就能看出来。”

“听着，”她喊了起来，非常恼火，“你上过学吗？你在哪里上的学？你从没跟人见过面，谈过话吗？”

“我周游各地，”卢仁说，“这里那里。到哪里都会住一阵儿。”

“我这是在哪儿？他是谁？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扪心自问，环视了一下屋里。桌上乱扔着纸张，又皱又乱的床，洗脸盆——上面扔着一片生了锈的剃须刀片——一个半开的抽屉，从里面像蛇一般爬出半截带红点的绿色领带。在这团悲凉的杂乱之中，坐着一个最深不可测的男人，一个沉迷于一种诡异艺术之中的男人。她想就此打住，她想抓住他所有的缺点和怪毛病，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明白这个男人不是她的如意郎君——然而与此同时，她仍然在清清楚楚地为他操心：不知他在教堂会有怎样的表现，穿上燕尾服又会是何种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