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因多尔城堡，贝尔就读的迷人的瑞士寄宿学校，位于罗讷河畔迷人的拉里夫城一座三百米高的迷人山坡上，由奎恩大学法语系的某位瑞士籍女士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向路易丝推荐。另外还有两所条件基本类似的“淑女”学校，但路易丝选择了瓦因多尔，仅仅因为一句偶然的评论，评论者甚至不是她的瑞士朋友，而是在一家偶然选中的旅行社里偶然遇见的一个女孩，她用一句话概括了这所学校的品质：“有很多突尼斯公主。”

学校教授五门主课（法语、心理学、礼仪、缝纫、烹饪）和各类体育活动（由前著名滑雪运动员克里斯蒂娜·迪普拉指导），还有十几门辅修课可供选择（能让最是相貌平平的女孩留在学校直到结婚），包括芭蕾舞和桥牌。另外一个额外的好处——特别适合孤儿或被遗弃的孩子——是有一个夏季学期，以远足和自然课来填补一年里最后的剩余时间，几个幸运的女孩在女校长德蒂尔姆女士家中度过，那是阿尔卑斯山间的一座小木屋，海拔比学校更高出大约一千两百米：“在晴朗的夜晚从城堡眺望，”学校简介中用四种语言写道，“只见小木屋的孤独灯光在黑黝黝的群山中明明灭灭。”学校每年还为当地的各类残疾孩子组织某些野营活动，由我们那位擅长医术的运动女指导负责。

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有时候，很难得，我会背着路易丝——她坚决不肯花五十美元去听贝尔断断续续地说二十个单音节词——从奎恩打电话给贝尔，但这样几次电话之后，我却收到德蒂尔姆女士的一封短信，请我不要再打电话让贝尔不安了，于是我只好退缩进黑暗的壳。黑暗的壳，我内心的黑暗之年！可奇怪的是，那些年恰好是我创作《海滨王国》之时，那是我最具活力、最热闹也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小说。它的需求、它的趣味和喜爱、它复杂的意象，多少弥补了我亲爱的贝尔不在身边带给我的遗憾。它也必然会减少我和她之间的通信（那些善意、随性、矫揉造作的信，她很少费神作答），尽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如今痛苦地回想当时，更令人吃惊，自然也更令我费解的是，我的自娱自乐竟严重影响了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那一年她和一个留着金胡子、思想激进的美国青年私奔了）我们的探望次数及时间。有一天我们讨论现在的日记时，你惊讶地发现，在那三年暑假期间，我仅仅见过“亲爱的贝尔”四次，仅仅两次的逗留时间有数周。不过我得说明，她坚决不肯回家度假。当然，我不该将她扔在欧洲。我应该选择在那个地狱般的家里，在一个幼稚的女人和一个忧郁的孩子之间痛苦地忍受到最后。

小说创作也影响了我的婚姻生活，使我变成一个缺乏激情、过于宽容的丈夫：我听任路易丝可疑地频繁出城看眼科专家，那些专家的名字电话本上根本找不到，同时也忽略了她对罗丝·布朗的管教，罗丝是我们家聪明伶俐的女佣，一天要用肥皂洗三次澡，还认为带花边的黑色内裤“能吸引男人”。

但是创作造成的最大伤害却是它对我讲课的影响。对于它，我就像该隐一般献出我夏日的鲜花，又像亚伯一般献出校园里的绵羊。因为创作，我的学术升华过程已达到极致。与人类的最后一线联系已被切断，不仅是我的身体完全在讲堂上消失，甚至我已录下整个课程，通过学校闭路系统输入戴着耳机的学生的房间。有谣言说我准备辞职；事实上，一个爱玩文字游戏的家伙在一九五九年春季号的《奎恩季刊》上发表匿名文章说：“据说他的孟浪已要求在荣退前获得一次晋升。”

那年夏天，我和第三任妻子最后一次见到贝尔。艾伦·加登（栀子花真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瞧他纽孔里的栀子花是多么漂亮、多么神气）在数年的公开姘居之后，刚和年轻的弗吉尼娅结为夫妇。他们将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直到两人年龄相加达到一百七十岁，不过还有残酷不幸的一章仍待虚构。我费尽心机地写着这一章的开头几页，在一张错误的书桌边、在一家错误的旅馆里、在一片错误的湖面上，面对着左手肘边错误的小岛景致。唯一正确的东西是面前一瓶加蒂纳拉红酒。正当我在处理一句支离破碎的句子，路易丝来到我身边，她刚从比萨回来，我猜——暗自好笑又觉得事不关己——她准是在那儿和某个旧情人鸳梦重温了。她心怀不安而对我言听计从，我借机带她到瑞士，对此她简直恨之入骨。和贝尔约定在拉里夫大酒店晚餐。和她一起来的就是那个金发青年，两人都穿着紫色长裤。酒店的司厨长隔着菜单向我妻子低语几句，她便起身扯下我的旧领带让那个年轻乡巴佬围在喉结和细脖子上。原来他祖母和路易丝祖父——一个并非十分清白的波士顿银行家——的第三个表弟是姻亲。这回上来的是主菜。之后我们在大堂喝了咖啡和樱桃酒，查理·埃弗里特给我们看了他和贝拉（贝拉！）负责的盲童（他们能够不看见营地里单调的刺槐和河边牛蒡草中一圈圈烧成灰烬的垃圾）夏令营的一些照片。他二十五岁。他说他花了五年时间学俄语，现在流利得就像一头受过训练的海豹。有个例子证明这比较正确。他是富于献身精神的“革命者”，是无可救药的傻瓜蛋，一无所知，迷恋爵士乐、存在主义、列宁主义、和平主义以及非洲艺术。他认为短小精悍的传单和目录比厚重的旧书“有意义”得多。这个可怜虫身上散发出一股甜腻、陈腐而病态的气息。在漫长难熬的用餐和喝咖啡过程中，我一次也没有——一次也没有啊，亲爱的读者！——抬头看过我的贝尔，但就在我们即将分别（永久分别）之际，我确确实实看了她一眼，从她的鼻孔到耳边新添了两条细纹，鼻梁上一副祖母眼镜，头发中分，青春的美丽已荡然无存，而其余韵在今春去冬之前我到拉里夫看她时还依稀可见。他们必须十二点半之前回去，唉——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唉”。

“希望你很快就回奎恩来看我们，很快就来，多莉，”我说道。我们一起站在人行道上，海蓝色的天空映着黑黢黢的山脉，乌鸦磔磔叫着，排成一行渐渐飞远，飞远。

我无法解释这口误，而贝尔被激怒了，她从来没有这样愤怒过。

“他在说什么？”她嚷道，看看路易丝，又看看她的心上人，再看看路易丝。“他什么意思？他为什么叫我‘多莉’？究竟谁是‘多莉’？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转向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叫？”

“Obmolvka, prosti（对不起，是口误），”我答道，仿佛已奄奄一息，试图将这一切统统变成一场梦，一场关于那可恶的最后时刻的梦。

他们迅速走向他们的克洛普轿车，他半推着她，手里的车钥匙划破空气，在她左侧，在她右侧。海蓝色的天空沉默着，晦暗而空寂，除了一颗星星形状的星星，多年以前我曾为它写过一首俄语哀歌，在另一世界。

“真是一个有魅力、有教养、温厚、性感的小伙子！”当我们步履沉重地走进电梯，路易丝开口说道，“你今晚有兴致吗？马上就来，瓦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