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梅拉达和她的帕兰德如斯》一书里那个疯狂的学者告别春天，将波提切利和莎士比亚编成花环，就像奥菲利亚编织鲜花那样。《奥尔加·雷普宁博士》里那个喋喋不休的太太说龙卷风和洪水只有在北美才真的骇人听闻。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有几家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家人待在罗斯代尔湖心的小木屋顶上，鸟笼、留声机以及其他珍贵的收藏无不齐全。还有的报纸刊登了另一张照片，一辆小型福特车悬挂在一棵无所畏惧的大树树枝上，驾驶座里还坐着一个人，姓伯德，霍勒斯·佩珀米尔说他认识此人，惊恐万状，鼻青脸肿，但还活着。大家指责气象局某位要员没有及时发布预报，罪不当赦。十五名小学生正在罗斯代尔博物馆参观由慈善家遗孀罗森塔尔夫人捐赠的动物标本，突然龙卷风袭来，室内顿时漆黑一团，但建筑物非常坚固，学生们幸免于难。但湖边最精致的一座木屋却被卷走，屋内两人的遗体再也没有能找到。

佩珀米尔先生——他的自然官能和他对于法律的精明极不相配——警告我说如果我想把孩子让给她在法国的外婆，就必须遵从某些规定。我注意到布拉戈夫太太是一个鲁钝的瘸子，而我女儿此时被寄放在她老师家，应该立刻让老师把她送到我这儿来。他说他下周初亲自去接她过来。

在反复掂量了房子的每个章节、家具的每句插入语之后，我决定把她安顿在已故兰德奥弗的伴侣住过的卧室，兰德奥弗时而称她为保姆，时而称她为未婚妻，全凭他当时的心情。这间温馨的屋子就在我卧室的东面，淡紫色的蝴蝶花纹点缀着室内墙纸和一张镶着荷叶边的大床。我在屋里的白色书架上摆上济慈、叶芝、柯尔律治、布莱克和四位俄国诗人（按照新的拼字法）的作品。尽管我暗自叹息，她无疑会更喜欢“漫画书”，而不是我那些璀璨可爱的哑剧演员和他们手中鲜艳的板条魔杖，但我还是受到鸟类学家所说的“装饰本能”的驱使。而且，我很清楚雪亮的灯光对于床头阅读是必不可少，就请奥利里太太——新来的女佣兼厨师（向路易丝·亚当森借的，她随丈夫去英国旅居一段时间）给床头落地灯换上一百瓦的灯泡。在宽敞、牢固的床前书桌上很神气地摆开两部词典、一本拍纸簿、一个小闹钟以及一套少女专用指甲钳（诺特伯克太太的建议，她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草稿而已。清样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现。

一旦兰德奥弗需要帮助，他的保姆或未婚妻就会立即跑去，或是沿一条短通道或是穿过两个卧室之间的浴室：兰德奥弗身材魁梧，他那个又长又深的浴缸泡起来实在舒服不过。还有一个稍小些的浴室就在贝尔卧室的东面——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念我那娇美的路易丝，因为我绞尽脑汁斟酌确切的措辞，是“擦洗干净”还是“芳香扑鼻”？诺特伯克太太帮不上忙：她女儿就用父母乱七八糟的洗澡设备，没时间考虑愚蠢的除臭剂和讨厌的“泡泡”。而年长精明的奥利里太太则回想起亚当森夫人的乳霜和具有佛兰芒艺术细节的水晶用品，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不由得盼望她的主人早日归来。她继续描述着那幅画面，简单扼要但毫不粗俗，每一件物品都历历在目，大块海绵、大薰衣草香皂以及芬芳的牙膏。

朝着日出方向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位于房子一角的客房（楼下正是东端的圆形餐厅）；杂活工——奥利里太太的侄子帮我将它改造成一间设施齐备的工作室。布置停当之后，这屋里有：一张带箱形枕头的睡椅、一张橡木书桌配一把转椅、一个不锈钢橱柜、一个书橱、一套二十卷《克林索尔插图版百科全书》、彩色铅笔、写字板、州地图以及（引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度《学校购物指南》的说法）“一个从摇篮里升起的地球仪，让每个孩子都能把世界抱在自己的膝头”。

就这些了吗？才不是。我还在卧室里挂上她母亲一九三四年摄于巴黎的一张照片，在工作室里挂上列维坦创作于一八九○年前后的《蓝色河流上空的白云》（这条河就是伏尔加河，离我的家乡马列沃不远）的复制品。

佩珀米尔将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带她过来。我不得不设法填满那个空洞的下午。天使般的埃克斯已经批阅了全部考卷，但他认为我也许想检查一下那几份他不得已判为不及格的卷子。他已在前一天来过，将那些卷子放在房子西端走廊外圆形餐厅的圆桌上。我可怜的双手隐隐作痛，不停地颤抖，几乎令我无法翻看那些可怜的答题册。圆形窗外面就是车道。天色阴沉但很暖和。先生！我急需一个合格分。《尤利西斯》是在苏黎世和希腊创作完成的，所以书中包含大量外语词句。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一个人物就是臭名昭著的女演员萨拉·贝娜。斯特恩的风格非常伤感而且不合规范。突然砰的一声车门关上。佩珀米尔先生提着行李袋出现了，紧随其后的高个子金发女孩，身穿蓝色牛仔裤，笨重的旅行手提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她放慢了脚步。

酷似安妮特的忧郁嘴唇和眼睛。优雅但普通。

镇定药使我有了底气，能够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迎接我女儿和律师的到来，这种态度当年在巴黎时曾使那些情感外露的俄国人非常憎恨我。佩珀米尔喝了一口白兰地。贝尔喝了杯桃汁，吃了点黑饼干。贝尔摊开双手，那是俄罗斯式的礼貌暗示，我指了指餐厅卫生间——建筑师眼里是过时的多此一举。霍勒斯·佩珀米尔递给我一封信，是贝尔的老师埃米莉·沃德写的。智商一百八十，了不起。月经已来潮。奇异、非凡的孩子。真不知道究竟该遏制还是鼓励这种早慧。霍勒斯走回车前，我送走了他几步，竭力忍住有失体面的冲动，没有告诉他收到他事务所最近的账单，我是多么震惊。

“现在让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你一定会说俄语吧？”

“当然会，但我不会写。我还会一点法语。”

她和她母亲（她提到安妮特时的口气那么随意，就好像她正在隔壁房间悄无声息地替我打字）去年夏天基本上是和babushka一起住在卡纳封。我很想知道贝尔在那幢别墅里睡哪个房间，但一种看似无关的记忆却不知怎么突然冒出来，使我没有问出口：艾丽斯在去世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梦见自己生了个胖小子，暗红色的双颊，杏眼，羊排似的蓝色阴影：“一个恐怖的奥马罗斯·K。”

噢，是的，贝尔说道，她很喜欢那幢别墅。尤其是那条小路，可以一直通往大海，还有迷迭香的芬芳（chudnyy zapakh rozmarina）。她那口“无影的”流亡者俄语深深折磨并吸引着我，上帝保佑安妮特，女儿的俄语并未受到兰利家那个女人圆润的苏维埃口音的影响。

贝尔还能认得我吗？她的灰眼睛严肃地打量了我一番。

“我认得你的手和头发。”

“以后用俄语说‘你’。好吧。我们上楼去。”

她接受了工作室：“就像图画书里的教室。”她打开浴室里的药品抽屉。“空的——不过我知道放什么。”卧室把她“迷住了”。Ocharovatel'ro！（安妮特最爱说的赞美语。）不过，她对床旁的书架不满：“什么？居然没有拜伦？没有勃朗宁？啊，柯尔律治！小小的金色海蛇。俄罗斯复活节的时候，沃德小姐送给我一本诗集：我能背诵你最后的公爵夫人——我是说‘我最后的公爵夫人’。”

我叹息地深吸一口气。我吻了吻她。我哭了。我颤抖着坐下来，摇摇晃晃的椅子随着我激动的抽泣而吱嘎作响。贝尔站在那儿，眼睛转到别处，抬头看看天花板上的玻璃反光，又低头看看行李，矮胖结实的奥利里太太早已将它们送上楼了。

我为自己的失态而道歉。贝尔很老道地转换话题，问我家里有没有电视机。我说明天就去买一个。现在我该让她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半小时后吃晚饭。她说，她看到城里正在放映一部她想看的电影。晚饭后我们开车去了斯特兰德剧院。

我在日记里草草写道：不怎么爱吃炖鸡。《黑寡妇》。和吉恩、金杰、乔治一道。已经超越“不合规范的”感伤主义者及其他所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