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个嗜赌的浪子，在社交圈里人称“魔鬼”。弗鲁贝尔为他画过一幅肖像，吸血鬼一般苍白的脸颊，杏核眼，黑头发。而留在调色板上的色彩，为我，瓦季姆，瓦季姆的儿子所用，在我最出色的英文版骑士故事《阿迪斯》（一九七○年）中，渲染出热情兄弟的父亲形象。

父亲出身于王公家庭，祖上曾辅佐过十几位沙皇，他本人则置身于田园诗般的历史边缘。他的政治观属于随意、反动那一类。他过着复杂而令人眩晕的物欲生活，但他的教养却零碎而平常。他一八六五年出生，一八九六年结婚，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手枪决斗，对手是一个法国青年，之前两人在灰色诺曼底度假胜地杜维尔的牌桌上发生争执。

一个好心、荒唐、昏头昏脑的老笨蛋将我错当成另一个作家，这事儿也许并不令人特别沮丧。我自己也曾在演讲中把席勒说成雪莱。但是，一个傻瓜的口误或记忆错误会突然间建立起与另一个世界的联系，而就在此前，我还满怀恐惧地想象自己也许永远在模仿某个真实存在的人，在我眼泪和星号汇成的星座之外——那才令人无法忍受，那竟然也敢发生！

可怜的奥克斯曼的告别和道歉声刚一消失，我立即扯掉蛇一般扼住脖子的条纹羊毛围巾，用密码记下我和他见面的每一个细节，又画上一条粗粗的下划线，打上一串问号。

我是否应该忽略这一巧合及其寓意？或者，我是否应该重新规划整个人生？我是否应该放弃我的艺术，另选一项事业，钻研国际象棋，或者，比如说去研究蝴蝶，或者做一个无名学者花上十几年把弥尔顿的《失乐园》译成俄文，使劣等文人退缩而使庸才拜服？但是只有小说创作，只有对变动不居的自我进行不间断的再创造，才能使我多少保持神志健全。最后，我不过是抛弃了我的笔名，那个腻味又难免误导的“V·艾利鑫”（艾丽斯曾说过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我是一幢别墅），而恢复我的本名。

我决定在流亡者杂志《帕特丽雅》上首次连载新小说《挑战》时就署这个名字。我已经用绿墨水（使我工作显得更有趣的安慰剂）完成了小说第一章的第二或第三次誊清稿，这时候安妮特·布拉戈夫跑来谈工作时间和条件。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她来了，迟到半小时，和很多人一样毫无时间观念，将迟到归咎于无辜的手表，似乎它是用来记录动作而不是时间的。她大概二十六岁，金发，讨人喜欢但算不上大美人。她的外套是定做的，里面配一件白色荷叶边丝衬衫，领间系着蝴蝶结，看上去很喜庆，一侧翻领上还别着一串紫罗兰。剪裁合体的灰短裙更是让她大出风头，总之，她比普通的俄罗斯女孩儿更时髦，更讲究。

我向她解释说（后来她告诉我说，我的嘲讽口气让她吃惊，好像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品评一个可能的被征服者，听起来很不舒服）我打算每天下午向她口授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草稿，以及或多或少的誊清稿，由她“直接在打字机上”（pryamo v mashinku），这些我都有可能在A·K·托尔斯泰所谓“夜晚孤独的时候”再次修改，她则必须在第二天重打。她没有脱下严丝合缝的帽子，但摘了手套，噘起涂得粉艳艳的嘴唇，戴上大玳瑁眼镜，这样一来她似乎更漂亮了些：她急着想看我的打字机（她那冷若冰霜的庄重能让圣贤变成好色的小丑），她得赶另一个约会，但只想看看那机器是否合用。她褪下绿色圆宝石戒指（我将在她离开后发现），似乎正要试着敲几下，但仔细再看就满意地发现这机器和她自己的是同一个牌子。

我们的第一次合作非常糟糕。我已经谨慎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紧张的演员，但却没有考虑到同台演出者会错过或误会一半的提词。她请我不要说得那么快。她讲出一些蠢话扰乱了我的思路：“俄语里没有这种表达”，或者“没人听说过那个词（vzvoden'，骇浪）——为什么不说‘巨浪’，如果你就是这个意思？”每当愤怒打断了我的节奏，使我不得不多费时间在不再熟悉的删除和加字号的迷宫中清理句子，她就会往椅背上一靠，仿佛挑衅的殉道者一般等待着，竭力忍住呵欠或者审视自己的指甲。她优雅而鲁莽地敲打了三个小时后，我检查她的成果。稿纸上尽是拼错、打错和丑陋的涂改痕迹。我非常委婉地说她似乎并不习惯处理文学性（也就是不单调的）东西。她回答说我错了，她酷爱文学。事实上，她说，前五个月里她刚读过高尔斯华绥（俄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法文版）、普多夫——乌苏洛夫斯基将军的历史巨著《沙皇伯龙斯坦》（俄文原版），以及《大西洋岛》（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但词典里说作者是法国小说家皮埃尔·博努瓦，出生于塔恩河畔的阿尔比）。她知道莫罗佐夫的诗歌吗？不知道，无论何种形式的诗歌她都不太关注；它与现代生活的节奏不合拍。我责怪她一本我的小说都没读过，她听了很不高兴，也许还有些害怕（这个小傻瓜是怕我解雇她），立即保证从现在开始留心我的所有作品，当然更要把《挑战》牢记于心，她的保证竟使我产生一种充满色情意味的奇怪满足。

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我只是非常笼统地提及我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三○年代创作的俄文小说，因为我假定他熟悉这些小说，或者能够轻而易举地买到英文版。然而此刻，我必须多说说这部《挑战》（原题“Podarok Otchizne”，可以译为“献给祖国的礼物”）。一九三四年我开始向安妮特口授小说第一章的时候，就知道这将是我最长的一部小说，尽管我没有预见到它的长度几乎赶上了普多夫将军那部讲述犹太智者如何篡夺圣俄罗斯的无耻空洞的“历史”小说。我前后用了四年时间写完该书的整整四百页，其中的许多页安妮特至少打了两遍。小说大部分内容在流亡者杂志上连载，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和她去美国——当时还没有小孩；不过书的出版，俄文本是在一九五○年（屠格涅夫出版社，纽约），英文译本则又要等上十年，英文译本的题目不仅是指迷惑傻瓜的那种众所周知的方法，而且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主人公兼叙述者维克多的蛮勇本性。

小说开头以怀旧的笔触描写一个俄国人的童年（比我的童年幸福得多，虽然几乎同样富有）。之后是在英国度过的青年时期（与我本人在剑桥的经历不无相似）；接着是在巴黎的流亡生活，第一部小说的创作（《一个鹦鹉爱好者的回忆录》）以及各种文学阴谋活动中饶有趣味的纠结。中间完整插入由主人公维克多“挑战”撰写的一本书：是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简要评传，我的这位作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很可恶，并指责他的小说荒诞不经，其中的黑胡子杀人犯纯属耶稣基督传统形象的反面，而那些哭哭啼啼的妓女则是从早年间的伤情小说借来的。下一章写流亡评论家的愤怒和迷惑，他们都是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宗教信念的传道士；小说最后，那位年轻的主人公接受一个交际花的挑战，完成了一项无谓的壮举：步行穿越一片危险森林进入苏维埃境内，再逍遥地信步返回。

以上内容概要应当是最迟钝的读者也能从《挑战》中记住的，除非他一合上书本，部分脑细胞就被电解破坏了。如今健忘成了安妮特脆弱魅力的一部分，健忘掩盖了一切，在一切行将结束之际，仿佛夏日暮色中的薄霭，湮没了山峦、云彩，甚至它自身。我知道我好几次见到她，膝头懒懒地搁着一本《帕特丽雅》，双眼追随书页上的文字钟摆般晃动，表明她在阅读，最后一直抵达《挑战》连载底部的“未完待续”。我也知道小说的每一个字以及大部分逗号都是她打的。但事实上她什么也没有记住——那也许是因为她自始至终都认定我的文字不仅“难”而且密（“简直密不透风”，再次引用巴锡列夫斯基对我的赞扬，那一刻——来得恰是时候——他意识到小说第三章中兴致勃勃的主人公维克多所嘲讽的正是他的举止和思想）。我得说我乐意原谅她对待我作品的态度。在公众朗读会上，我欣赏她在公众场合的微笑，希腊雕塑般的“古老”笑容。当她的父母恐惧地要求看我的作品时（就像疑心的内科医生要求检查精液样本），她错把另一个人的小说给了他们，因为两本书的题目愚蠢地相似。唯一真正令我震惊的是，我偶尔听到她告诉某个白痴女友，我的《挑战》是“切尔诺留波夫和多勃罗舍夫斯基”的传记！她和我争辩起来，因为我反驳说只有疯子才会给两个三流政论作家作传——何况还要把他们名字的第一个音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