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扬”出版公司（我和莫罗佐夫的出版公司“青铜骑士”是其主要竞争对手）下辖一家书店（不仅出售本地流亡者书籍，也从莫斯科引进小说）和一个外借图书馆，占据了一幢类似公馆建筑的三层小楼。我在巴黎的时候它左右两边是车库和电影院：四十年前（在逆向变形的景观中）车库的位置曾是一座喷泉，而电影院的位置则是仙女群像。这幢房子本来属于墨林·德·马洛尼家族，世纪初落入德米特里·德·米多夫，一位俄罗斯的世界主义者手中，他和朋友S·I·斯捷潘诺夫在此建立了反专制阴谋集团总部。斯捷潘诺夫喜欢回忆老式叛乱的暗号：客厅窗帘拉下一半，窗台上摆着雪花石膏花瓶，这是向约定前来的俄国访客表示一切正常。当年的地下革命活动常带有审美色彩。米多夫死于一战后不久，而恐怖分子——那些朋比为奸的人都属于恐怖分子——早已失去了斯捷潘诺夫所谓的“风格魅力”。我不知道后来是谁得到了这幢房子，也不知道奥克斯（奥西普·利沃维奇·奥克斯曼，约一八八五年至约一九四三年）是如何租到它来经营生意的。

房子黑沉沉的，除了三扇窗：楼上中央有两方毗邻的长方形光亮，d8和e8，欧洲大陆的标记法（字母表示纵列，数字表示棋盘的横排），另一方光亮就在楼下的e7。天哪，我把写给未知的布拉戈夫小姐的便条忘在家里了么？没有，它还在我前胸口袋里，在那条破旧、珍贵、又热又长的三一学院围巾下面。我停下来，右边是一扇边门——标着“杂志”，左边是正门，门铃上方贴着象棋王冠。最后我选择了王冠。我们下的是闪电快棋：我的对手立即行动，打开前厅d6的电扇。你不禁要问也许这幢房子并没有下面五层来构成整个棋盘，而在神秘的地下室里，也许新来的人根本猜不透邪恶独裁者的灭亡过程。

奥克斯是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儿老头，长了一颗莎士比亚式的脑袋，一开口就说他有机会恭迎《描绘器》的作者感到十分荣幸——而我趁机将带来的便条往他张开的手掌里一塞，就想抽身离开。他和歇斯底里的艺术家打过交道。没有人能抵御他那平淡温文的待人之道。

“是的，我都知道了，”他说着，握住我的手拍了拍，“她会打电话给你的；说实话，要是谁不得不雇那位反复无常、心不在焉的年轻女士，我可一点也不羡慕。我们上楼去我的书房，除非你情愿——不，我想不会，”他继续说道，推开左手那扇双重门，不知何意又将灯光打开了一会儿，眼前出现一间阴冷的阅览室，一张铺着厚毛呢的长桌，几把肮脏的椅子，几座俗气的俄国古典雕像，与之格格不入的是天花板上的精美绘画，一串串紫色、粉色、琥珀色的葡萄围绕着一大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右侧（另一盏灯被试着打开）是一条短通道，通往书店，记得我在那里和一个不讲礼的老太太吵过架，我不想为自己的几本小说掏钱，可她死活不同意。然后我们走上楼梯，曾经是富丽堂皇，现在则成了维也纳梦幻喜剧里也难得一见的东西——两边的栏杆很不搭调，左边是新装的坡道栏杆，丑极了，右边却仍是精雕细刻的原物，虽然难逃厄运，破败不堪，但依然保留着独具神韵的木雕以及形如放大棋子的支柱。

“我很荣幸——”我们一走进他所谓的Kabinet（书房），奥克斯又从头开始说起来。书房在e7，堆满了账簿、打了包的书、拆了包的书、房子一般的书、成堆的报纸、小册子、校样以及薄薄的白色平装本诗集——悲惨的废品，用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冷静、节制的标题——Prokhlada（冷静），Sderzhannost（节制）。

他这种人，说话总是被这样那样的原因打断，但在我们这个神圣的银河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将基本的或者诗意的句子表述完整，除非再次被打断，除非和他说话的人死了（“医生，我正要跟他说……”），或者突然进来一条龙。事实上每次被打断都有助于斟酌措辞，发现最终形式。同时没有结束的句子令人痛苦焦虑，会毒害心灵。这比到家之前不能挤掉脸上的粉刺更糟糕，而同样糟糕的是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回忆起被可恶的警察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最后一次未遂强奸。

“我深感荣幸，”奥克斯终于把话说完了，“能够在这座历史建筑中恭迎《暗光描绘器》的作者，以我愚见，那是您最出色的作品！”

“的确是愚见，”我尽量按捺住自己（雪崩前尼泊尔的乳白冰块），说，“你这蠢货，因为我那部小说叫《投影描绘器》。”

“是啊，是啊，”奥克斯说道（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一位绅士），沉默了很久，其间剩下的门窗和灯全都打开，仿佛童话电影里梦幻般的花朵，“一时口误不值得如此严厉的指责。投影，投影，当然！对啦——说到安娜·布拉戈夫（另一件没有说完的事——或者，谁知道呢，是令人感动的尝试，用一件有趣的逸事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并让我平静下来），我不敢肯定你是否知道我是巴特拉的表兄。三十五年前在圣彼得堡她和我在同一个学生会做事。当时我们准备刺杀总理。真是过分！必须严格确定他的日常路线；我是负责监视的人之一。每天站在某个角落，装扮成卖香草冰激凌的小贩！你能想象吗？我们的计划毫无结果，全被阿泽夫挫败了，那个伟大的双重间谍。”

我看不出继续逗留还有什么意义，但他拿出一瓶干邑白兰地，于是我喝了一杯，因为我又开始发颤了。

“你的《描绘器》，”他一边说，一边翻阅起账簿，“在我店里卖得不错，很不错：去年上半年卖出二十三本——对不起，是二十五本，下半年卖出十四本。当然，真正的声望，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而要依靠在外借部的表现，而你的作品在外借部都很受欢迎。空口无凭，我们上楼去书架看看。”

我跟随精力充沛的主人上了楼。外借图书馆像巨大的蜘蛛一般扩张，像可怕的肿瘤一般鼓胀，像不断伸展的谵妄世界一般压迫着头脑。在昏暗的书架间我看见一方光明的绿洲，一群人围坐在椭圆桌子旁。那色彩鲜明而浓烈但同时又如此遥远，宛若神灯中的图景。红色的葡萄酒、金色的白兰地伴随着热烈的讨论。我认出其中有批评家巴锡列夫斯基，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赫里斯托夫和博亚尔斯基，我的朋友莫罗佐夫，小说家希普格拉多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畅销社会讽刺小说《我们时代的英雄》的作者，一无所长的老实人苏克诺瓦洛夫，还有两位青年诗人，拉扎雷夫（诗集《宁静》）和法尔图克（诗集《沉默》）。有几个人把头转向我们，和善的莫罗佐夫甚至竭力站起来，咧嘴笑笑——但我的主人说他们正在讨论事情，不该去打扰。

“你看到了，”他补充道，“一本新文学评论《素数》的酝酿；至少他们认为正在酝酿：而实际上，他们在喝酒闲扯。现在请让我带你看样东西。”

他把我带到远远的一个角落，得意洋洋地将手电筒对准放我作品的书架。

“看，”他喊道，“卖出多少啦。《玛丽公主》全都卖完了，我是说《玛丽》——该死的，我是说《塔玛拉》。我喜欢《塔玛拉》，我是说你写的《塔玛拉》，不是莱蒙托夫或鲁宾斯坦写的。原谅我。到处是该死的名著，人都被弄糊涂了。”

我说我有些不适，想回家了。他提出陪我回去。或者我可以叫出租车？我不想。他不时用粉嘟嘟的手指鬼鬼祟祟地将手电筒朝我脸上照，看我是否真会晕倒。他一边安慰着我，一边领我走下旁边的楼梯。至少，春天的夜色让人感觉真切。

奥克斯沉思片刻，抬头望一眼灯光明亮的窗子，然后朝一个值夜班的人招招手，那人正抚摸着出来遛狗的邻居家那只可怜巴巴的小狗。我看见我那位体贴周到的同伴和那个身穿灰披风的老家伙握了握手，然后指一指饮酒狂欢者的窗子，然后看看手表，然后给那人小费，和他握手道别，仿佛步行到我住所的十分钟路程是充满艰险的朝圣。

“好吧，”他走到我身边说道，“假如你不想叫出租车，就让我们走着去吧。他会照顾我那些被囚禁的客人。我想多听你谈谈你的工作和生活。你的同僚都说你‘傲慢而且孤僻’，就像奥涅金向塔吉雅娜描述自己那样，但我们不可能都是连斯基，对不对？让我利用这次愉快散步的机会描述一下我和你那位大名鼎鼎的父亲的两次会面。第一次是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在歌剧院里。我当然认得杜马那些杰出议员的肖像。我当时还是个穷学生，坐在顶层楼座，看见他出现在玫瑰色包厢，带着妻子和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必定就是你。另一次是十月革命即将胜利时在一场时政讨论会上；他紧接着克伦斯基发言，我们那位慷慨激昂的朋友和你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说起英文来沉着冷静，不用任何手势……”

“我的父亲，”我说道，“在我出生前六个月就去世了。”

“唉，我似乎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奥克斯说，摸摸索索地掏出手帕，擤擤鼻子，动作夸张得好像果戈理《钦差大臣》中扮演市长的瓦尔拉莫夫，将擤出来的东西仔细包好，装进口袋。“是的，我无缘见到你。但是那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对比真是鲜明。”

我后来又遇到过奥克斯，至少有三四次，在二战前日渐艰难的那几年里。他常常对我会心地眨眨眼睛，仿佛我们之间有某种隐秘而调皮的秘密。他那座堂皇的图书馆最终被德国人夺走，而德国人又把它让给俄国人，后者才是那场旷日持久的游戏中技高一筹的掠夺者。奥西普·利沃维奇本人则将死于一次勇敢的逃亡——光着双脚，内衣浸透鲜血——当他就要成功逃出纳粹集中营的“实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