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回忆录里，我那些妻子和我那些著作互相交织，如同某种水印或藏书票图案；在这部晦涩的自传中——晦涩，是因为它主要涉及的并非平淡无奇的历史，而是海市蜃楼般的情感历程与文学事件——我一以贯之地试图尽可能以漫不经心得近乎残忍的笔调讲述我精神疾病的演变过程。而德门西娅也是我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从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备受折磨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我的健康状况毫无好转。在与真实而体面的生活进行的斗争中，我仍然会突然对支离破碎的空间产生幻觉和重组——万花筒和彩色玻璃般的重组！我仍然觉得地心引力——造就我们这个永恒世界的恐怖而屈辱的因素——仿佛一枚丑恶的脚指甲长入我的身体，带来难以忍受的刺痛感（无忧无虑的傻瓜对此无法理解，他觉得躲在某些东西之下以写作和小钱逃避现实，这其中并没有任何梦幻或痛苦——躲在我们赖以生存的书桌之下，躲在我们死于其上的病床之下）。我仍然无法弄清空间方位的抽象概念，因此对我而言任何给定的空间不是永远的“右手边”就是永远的“左手边”，最多在意志作出脊柱脱臼般的努力之后，两者才能互相转换。哦，亲爱的，我无法告诉你，那些人那些事是怎样地折磨着我！事实上，你当时甚至还没有出生。

记得三十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在阴暗可恨的巴黎，我拜访过一位远房亲戚（就是那位“看小丑”夫人的侄女！）。她是外乡人，上了年纪，非常和蔼。她整天坐在一把直背扶手椅上，任凭三个、四个、更多的疯孩子袭击，贫困俄国贵妇资助协会雇她照看他们，而他们的父母则正在公共交通难以到达的寒酸之地工作，虽然那些地方本身并不那么寒酸糟糕。我坐在她脚边的一张旧垫子上。她滔滔不绝地说着，那么稳当，那么流畅，回忆往昔的辉煌岁月，宁静、富裕、温情。但是，那些流着口水斜着眼睛的小怪物却会从屏风或者桌子后面冲到她跟前，摇她的椅子，扯她的裙子。即使他们的尖叫过于吵闹，她也只是稍作退避，那丝毫没有扰乱她脸上回忆的微笑。她手边搁着一支驱蝇用的掸子，偶尔她会挥一下赶走那些胆大妄为的入侵者；但是自始至终，自始至终，她细水慢流状的自语都不曾停止，而我明白我也不该去理会她身边的骚乱和喧嚣。

我认为我的生活、我的困境、成为我唯一乐趣的词句读音以及与错误的事物形状所作的秘密斗争，所有这些都和那位可怜女士的尴尬处境有着某种相似。告诉你吧，那可是我的黄金岁月，需要防备的只有一小撮扮鬼脸的小妖怪。

我的艺术热情、力量和清晰的风格未受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我享受——我迫使自己享受——工作的孤独，以及另一种更微妙的孤独，作者躲在明亮的手稿屏障之后面对读者群时的孤独，那散漫无形、藏匿于黑洞的读者群。

从我的床头灯到灯光闪亮的演讲台一角，其间阻隔了无数杂乱的空间障碍，思虑周密的朋友们神奇地帮助我排除障碍，顺利抵达各处遥远的讲堂，使我不必去抢夺一张又小又薄又粘手的汽车票，也不必冒险闯入迷宫般的地铁车站。一旦我安然无恙地登上讲台，将手写或打出的讲稿放上齐胸高的讲台，我就会将在场的三百名窃听者忘个一干二净。一瓶兑了水的伏特加，是我宣讲时心潮澎湃的唯一动力，也是我与物质世界的唯一联系。正如画家打亮教士狂喜的褐色额角，以表现神启的一刻，笼罩着我的光辉也神谕一般精确映照出文稿中每一处瑕疵。有一位传记作家曾注意到我不仅会在削铅笔和把逗号改为分号的时候放慢语速，甚至还会突然停下来凝神思考某个句子，重读，划掉，插进修改，然后“用一种目中无人、洋洋自得的神气再次朗读整个段落”。

我的誊清稿字体很漂亮，但还是觉得看打字稿更舒服，而我现在又没有专业打字员了。在同一份报纸登同样的招聘启事未免鲁莽：万一又把重燃希望的柳芭招来，可如何是好？那些倒霉事岂不是要重来一轮？

我打电话给斯捷潘诺夫，希望他能帮忙；他认为能够帮我，掩着嘴贴在神经质妻子的耳膜边嘀咕了一番（我只听见一句“谁能预料疯子的行为”），然后她接过了话筒。他们认识一个正经女孩，在一家俄国幼儿园工作，四五年前多莉就在那家幼儿园上学。女孩名叫安娜·伊万诺夫娜·布拉戈夫。我是否认识奥克斯曼，居维叶大街俄国书店的老板？

“算认识吧。但我想问你……”

“好吧，”她打断我，继续说道，“他的打字员生病住院的时候，安妮特sekretarstvovala，不过打字员现在病好了，你可以……”

“很好，”我说，“但我想问你，巴特拉·阿布拉莫夫娜，你为何骂我是‘难以预料的疯子’？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强奸年轻女士的习惯……”

“Gospod's vami, golubchik！（你怎么这么想，亲爱的！）”斯捷潘诺夫太太嚷道，接着解释说那是在责怪她丈夫接电话时心不在焉地坐在了她的新手袋上。

尽管我对她的话一个字都不信（太快！太伶牙俐齿了！），但我还是假装相信了，并且答应去拜访那位书商。几分钟后正当我要打开窗户并在窗前脱光衣服（刚成鳏夫那会儿，温柔的春夜是能想象到的最舒适的偷窥时间），巴特拉·斯捷潘诺夫又打电话来说，牛人（战栗，当我的艾丽斯在莫罗博士海岛动物园的时候，尤其当她看到“尖叫的动物”，半缠着绷带逃出实验室！）要在他的书店里待到天亮，守着那些遗传了噩梦的账簿。她知道，嘿嘿（俄国人才有的笑声），我有梦游症，所以说不定我会去博扬书店逛逛，一刻也不迟缓，糟糕的措辞。我会去，真的。

结束令人不快的电话之后，我觉得在辗转难眠和步行去居维叶大街之间已无须抉择，居维叶大街通向塞纳河，根据警方数据，在两次大战之间平均每年有四十名外国人以及天知道多少不幸的本国人溺亡于塞纳河中。我从没体会过一丝一毫的自杀冲动，那是对自我（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愚蠢浪费。但我必须承认，那天夜里，在我的爱人去世四周年、五周年或五十周年的忌日，我的形象——一身黑衣、夸张的围巾——一定令河滨警署的普通警员感到可疑。而尤其糟糕的迹象是，一个人不戴帽子边走边哭，令他感动的诗句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误当作自己写的却退缩不敢承认，并怯懦得不敢作任何改动：

Zvezdoobraznost' nebesnyh zvyozd

Vidish' tol'ko skvoz' slyozy ...

（唯有透过眼泪才能看见

天国的星射出星光。）

现在我当然大胆得多，大胆而自豪，远胜过当年那个形迹可疑的小流氓——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逡巡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围墙（七零八落地贴满海报）和一排路灯之间，轻柔的灯光令人心动地点亮了上头一片嫩绿的椴树叶。现在我承认，那天、第二天以及此前的夜里，我都受到某种梦境的困扰，我感到在这个星球或者其他星球上另有一个人，另有一段人生，而我的人生是他的异卵同胞，是对他的拙劣模仿，是他的劣等变体。我觉得，恶魔正迫使我模仿那个人、那个作家，无论是此刻还是将来，他都要比你那忠实的仆人更伟大、更健康、更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