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阿迪克斯所说的那样，事情总算是慢慢平息下来了。到了十月中旬，只发生了两件不寻常的小事儿，牵扯到两位梅科姆公民。不对，应该是三件。虽然和我们芬奇家没有直接关系，但多少还是有点儿牵连。

头一件是关于鲍勃· 尤厄尔先生，他在几天之内得到继而又失去了一份工作，这大概让他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记载中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个因为懒惰被公共事业振兴署辞退的人。我猜，短暂的一夜成名给他带来的只是更为短暂的勤劳精神，他这份工作跟他的名声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尤厄尔先生发现，他和汤姆· 鲁宾逊一样，没过多久就被人们遗忘了。从那以后，他又照常每个星期跑一趟救济办公室，去领支票，支票到手的时候不但毫无感激之意，反倒还不清不楚地骂骂咧咧，说那帮自以为在掌管这个镇的混蛋们竟然不让一个老实人自谋生计。在救济办公室工作的露丝· 琼斯说，尤厄尔先生还公然破口大骂，说阿迪克斯砸了他的饭碗。露丝听了有些心神不定，专门跑到阿迪克斯的办公室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阿迪克斯让露丝小姐稍安勿躁，说鲍勃· 尤厄尔如果想来讨论自己“砸”了他饭碗的事儿，他知道办公室怎么走。

第二件事发生在泰勒法官身上。泰勒太太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去教堂做礼拜，泰勒法官却从来都不去，而是待在他的大宅子里，独自享受夜晚时光，蜷在书房里读鲍勃· 泰勒的大作——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不过要是能攀上亲戚，泰勒法官倒是会很得意。在一个星期天晚上，泰勒法官正沉浸在生动的隐喻和华美的文辞中，忽然听见一阵令人烦躁的抓挠声，把他的注意力生生打断了。“嘘。”他冲安· 泰勒嚷了一声。安· 泰勒是他家那条毫无特点的大肥狗。他紧接着发现，自己正对着空空的房间说话，抓挠声是从屋后传来的。泰勒法官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后廊上，想把狗放出来，却发现纱门正开在那里来回晃。他瞥见房子的一角有个人影一闪，这就是那位不速之客给他留下的全部印象。泰勒太太从教堂回到家，发现丈夫照旧坐在椅子里，全神贯注地读着鲍勃· 泰勒的文字，大腿上横着一杆猎枪。

第三件事是关于海伦· 鲁宾逊，也就是汤姆的遗孀。如果说尤厄尔先生像汤姆· 鲁宾逊一样被忘却了，那么汤姆就像怪人拉德利一样被人们淡忘了。不过，汤姆原来的雇主林克· 迪斯先生并没有忘记他，特意为他的妻子海伦安排了一份工作。他并不是真的需要海伦来帮工，他说，事情落得这样的结局，让他心里很不好受。我压根儿也没搞明白，海伦去上工的时候，她那几个孩子由谁来照顾。卡波妮说，海伦日子过得很难，她为了绕开尤厄尔家，每天不得不多走一英里。用海伦的话来说，她头一回打那儿经过，刚要踏上公用道路，就被尤厄尔家的人给“围堵”了。日复一日，林克· 迪斯先生终于发现，海伦每天都是绕远路来上工，于是就硬逼着她说出了原因。“您别管这事儿了，林克先生，求求你。”海伦恳求道。“我饶不了他！”林克先生说。他让海伦下午回家之前到店里找他。海伦听从了他的话，等到了傍晚，林克先生关了商店，把帽子牢牢地戴在头上，陪着海伦一路走回家去。他们走的是近路，从尤厄尔家门前经过。他折回来的时候，在那扇七扭八歪的院门前停住了脚。

“尤厄尔？”他喊道，“我说尤厄尔！”

那几个窗洞上平时总是挤满了孩子，现在空无一人。

“我知道你们在屋里，一个个都在地上趴着。你听好了，鲍勃· 尤厄尔：要是再让我听见我家海伦嘀咕一声，说她不敢走这条路，等不到天黑，我就把你送进监狱里去！”林克先生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转身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海伦去上工的时候走的是那条公用道路，倒是没有人再围堵她，不过等她从尤厄尔家往前走了几步远之后，扭过头来发现尤厄尔先生正跟在她后面。她转过头去继续走自己的路，那位尤厄尔先生尾随着她，一直跟到林克· 迪斯先生家门口，始终不远不近跟她保持一定距离。海伦说，一路上她听见身后不断传来低声咒骂，都是些污秽不堪的话。她吓坏了，赶紧给守在店里的林克先生打了电话。商店离家不远，林克先生一出店门，就看见尤厄尔先生正斜靠在他家院子的栅栏上。尤厄尔先生说： “林克· 迪斯，别那么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团烂泥。我又没惹你……”

“尤厄尔，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是把你那副臭皮囊从我家栅栏上挪开。你在上面靠过了，我可没钱重新刷一遍漆。第二件事儿，就是离我家厨娘远点，要不我就告你骚扰……”

“林克· 迪斯，我又没碰她，我才不会找个黑鬼！”

“你用不着碰她，你光吓唬她就够了。要是骚扰罪还不足以把你关上一阵子，我就按《妇女法》去告你。赶快滚远点儿！要是你觉得我不是动真格儿的，就再招惹她一次试试看！”

尤厄尔先生显然认为他是当真的，因为海伦从此没再说起过类似的麻烦。

“阿迪克斯，这种事情真让我心烦，我简直烦透了。”——这是亚历山德拉姑姑的感受。“他好像对所有与那个案子有关的人都怀恨在心，我知道那种人会怎么发泄心里的怨恨，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在法庭上不是得逞了吗？”

“我倒是能够理解。”阿迪克斯说，“也许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在梅科姆，其实没几个人相信他和马耶拉编造的谎言。他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英雄，可是他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番，换来的只是……只是：好啦，我们判这个黑人有罪，你回你的垃圾场去吧。他现在已经给每个人都找过麻烦了，也该称心如意了。等天气转凉，估计他的怨恨就平息了。”

“可他为什么去约翰· 泰勒家行窃呢？他当时显然不知道约翰在家，知道的话就不会贸然闯入了。每到星期天晚上，约翰通常只开前廊上的灯和书房里的灯……”

“你并不知道是不是鲍勃· 尤厄尔割开了那扇纱门，你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阿迪克斯说，“不过我可以猜测一下。我在法庭上揭穿了他的谎言，而约翰让他显得像个傻瓜。尤厄尔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我从始至终不敢看约翰一眼，生怕自己忍不住笑出来。约翰看他的眼神，就好像他是一只长了三条腿的鸡或者一枚方鸡蛋。别跟我说法官从来不会试图对陪审团施加影响。”阿迪克斯嘿嘿地笑了起来。

到了十月底，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老一套：上学、玩耍、读书。杰姆似乎把他想忘掉的事情从脑子里彻底驱除了，同学们的宽宏大量也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有一个离经叛道的父亲。塞西尔有一次问我： “你父亲是个激进分子吗？”我回家问了阿迪克斯，他那乐不可支的样子让我很有些气恼，不过他说，他不是在嘲笑我，还说： “你去告诉塞西尔，我跟‘棉花汤姆’海夫林差不多一样激进。”

亚历山德拉姑姑一时春风得意，看来莫迪小姐肯定是一下子震住了整个传道会，因为姑姑又开始在她们中间充当“鸡头”，甚至连她准备的茶点也越来越美味可口了。关于那些可怜的摩那人，我从梅里威瑟太太口中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家庭观念，整个部落就是一个大家庭。对于所有孩子来说，部落里有多少个男人，他们就有多少个父亲；部落里有多少个女人，他们就有多少个母亲。J.格兰姆斯· 埃弗里特牧师正在竭尽全力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为此祷告。

梅科姆又恢复了老样子，和去年、前年相比几乎分毫不差，只发生了两个微不足道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人们从商店橱窗和汽车上揭掉了原来那些标语口号，上面写的是“国家复兴总署——人尽其职”。我问阿迪克斯这是为什么，他说是因为“国家复兴法案”被干掉了。我问是谁给干掉的，他说是九个老头。

第二个发生在梅科姆的变化不具有全国性，是从去年开始的。在那之前，万圣节在梅科姆一向没什么组织。每个孩子各玩各的一套，需要搬东西的时候才找别的孩子帮忙，比如在牲口棚顶上放一辆轻便马车。不过，自从发生了图蒂小姐和弗鲁蒂小姐的平静生活被扰乱的事件之后，家长们都一致认为，孩子们闹得太过火了。

图蒂· 巴伯和弗鲁蒂· 巴伯是姐妹俩，两人都是老小姐，一起住在梅科姆唯一一座有地窖的房子里。有传言说这姐妹俩是共和党人，她们是一九一一年从亚拉巴马州的克兰顿搬来的。她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很怪异，谁也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想要个地窖，反正她们有这个想法，于是就挖了一个，结果她们后来的日子始终不得安生，老得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往外赶。

图蒂小姐和弗鲁蒂小姐的名字分别叫萨拉和弗朗西斯。她们俩除了有北方佬的种种习惯，还都有耳聋的毛病。图蒂小姐拒绝承认这个事实，甘愿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而弗鲁蒂小姐不想错过任何事情，于是就装了个喇叭状的巨大助听器。杰姆断言那是从一架维克多牌留声机上拆下来的扩音器。

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知道了这些情况，就趁着万圣节，等两位老小姐睡熟之后，悄悄溜进了她们家的客厅里（除了拉德利家，大家夜里都不锁门），偷偷摸摸地把里面的家具全都搬了出来，藏在了地窖里。我坚决否认自己参加了这种无聊的勾当。

“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第二天天刚亮，两位老小姐的邻居们就被这叫嚷声吵醒了。“我听见他们把卡车开到了门口！重重的脚步声就像马蹄子乱踩乱踏。他们现在肯定都已经开到新奥尔良啦！”

两天前，有一伙流动皮货商打镇上经过，图蒂小姐一口咬定是他们偷走了家具。“那帮叙利亚人，”她说，“他们长得真黑啊。”

赫克· 泰特先生被召来了。勘察完现场之后，他说感觉是本地人干的。弗鲁蒂小姐说，她对梅科姆口音太熟悉了，在哪儿都能听得出来，可是昨天夜里，客厅里没有一个人是梅科姆口音——那帮人走来走去，满口都是卷舌音。图蒂小姐坚持要求用猎犬寻找家具的下落，泰特先生不得不跑了十英里的土路，把乡间的猎犬集合起来，让它们追踪嗅迹。

泰特先生让猎犬以前门台阶作为起点，可它们全都跑到房子后面，对着地窖门狂吠不止。如此三番，泰特先生便猜出了事情的真相。那天中午之前，梅科姆的街面上看不见一个光脚的孩子，而且在猎犬被遣返之前，他们谁也不肯脱掉鞋子。

此事一出，梅科姆的女士们便说，今年要有所不同。结果是，梅科姆高中的大礼堂届时将向公众开放，大人们观看演出，孩子们可以玩“口衔苹果”、“扯太妃糖”和“给驴钉尾巴”等游戏。此外还设了一个最佳自制万圣节演出服奖，奖金是二角五分钱。

我和杰姆怨声连天。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俩干了什么恶作剧，而是因为这个规定。杰姆觉得反正自己已经大了，不适合再玩万圣节那些把戏了，他说，等到了那天晚上，他可不想让人看见自己出现在高中礼堂附近，参加那些无聊的玩意儿。哦，好吧，我心想，阿迪克斯会带我去的。

不过，我很快就听说，那天晚上我还得登台表演。梅里威瑟太太创作了一部别具心裁的舞台剧，叫作“梅科姆县：坎坷之路，终抵星空”，要求我在剧中扮演火腿。她觉得，如果让一群孩子扮成梅科姆县的主要农产品，那会非常令人赏心悦目：塞西尔装扮成奶牛，阿格尼丝· 布恩扮成一颗可爱的奶油豆，还有一个孩子扮演花生，就这样一路排下去，直到梅里威瑟太太的想象力到了尽头，也没有更多的孩子来扮演角色为止。

通过两次排练，我已经搞明白了，我们的任务无非就是在编剧兼解说员梅里威瑟太太的提示下从左侧走上舞台。等她一叫“猪肉”，就该我出场亮相了。随后，小伙伴们会齐声高唱：梅科姆县，梅科姆县，你永远在我们心间。终场一幕将会无比庄严——梅里威瑟太太打算高举州旗登上舞台。

我的演出服不是问题。镇上有个裁缝，叫克伦肖太太，她和梅里威瑟太太一样，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克伦肖太太把铁丝网弯成熏火腿形状，再用棕色的布蒙起来，还在上面涂涂画画，好让这只熏火腿看起来更逼真。我只要蹲下身子，就可以让人把这副行头从我脑袋上罩下去，差不多能到膝盖那里。克伦肖太太考虑得很周到，还特意给我留了两个观察孔。她的手艺真不错，杰姆说，我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长了两条腿的火腿。不过，这套装置也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里面太热，也太紧，要是我鼻子发痒可没法挠，而且一旦套上它，没人帮忙自己是出不来的。

到了万圣节那天，我本以为全家人都会到场看我表演，结果大失所望。阿迪克斯用极尽委婉的言辞告诉我，他实在太累了，晚上去看演出的话根本挺不住。他在蒙哥马利待了一个星期，那天傍晚才回到家。他觉得如果我向杰姆提出请求，杰姆会陪我去的。

亚历山德拉姑姑说她得早点儿上床睡觉，她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帮着布置舞台，真是累坏了——话说到一半她突然停住了。她的嘴闭上又张开，像是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怎么啦，姑姑？”我问。

“哦，没什么，没什么。”她说，“我刚才打了个寒战，肯定是有人从我坟头上踩过去了。”她丢开了让她陡然一惊的那码子事儿，建议我在客厅里当着全家人的面预演一遍。于是杰姆把我塞进了演出服里，然后站在门口，大喊一声“猪——肉”，那腔调简直和梅里威瑟太太一模一样。他话音刚落，我就大踏步走了进来，阿迪克斯和亚历山德拉姑姑脸上顿时乐开了花。

我又在厨房里给卡波妮演了一遍，她夸我演得妙极了。我本来还想到街对面给莫迪小姐瞧瞧，可杰姆说，反正她会去现场观看演出，我只好作罢。

如此一来，他们去不去都无所谓了。杰姆主动提出要带我去，于是，我们俩踏上了那段记忆中最漫长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