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住在那个海边的小城吗？

我是按中学毕业纪念册上的地址给你寄的MD，不过也许你早已搬去了别的城市。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心目中的你，现在应该在某家公司忙碌工作吧。不过，如果你告诉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我也不会吃惊。因为无论干什么，相信你都会完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个小城——那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小城，你喜欢吗？

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喜欢。当然，并不是某样具体的东西让我觉得不快。

事实上，前临海，后靠山的格局，是再适合不过居住的了。车站前有大型超市和商业街，生活便利；周边的很多渡假公寓，在每日工作在繁杂都市的人眼中，或许还可以说是一片令人羡慕不已的乐土。

即便如此，我也没能爱上那座小城。

前临海，后靠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土地，特别对连轻轨都不会乘的儿童来说更是如此。

或许，只有我一个人是那么想的。因为我在那座小城曾是如此地压抑着自己。

小河从城中穿流而过直入大海，我家就在河边的住宅区里。

如果告诉你我住在你们篮球队H的家附近，你就明白了吧？住宅区边上的那幢两层的小房子里，住着我、父母还有大我三岁的哥哥。

我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在临市的市政府工作。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她十分热衷于教育，是PTA的领军人物，有什么活动准少不了她。哥哥和我不一样，从小就异常聪慧，从你读的县立A高毕业后进了关西的K大。据说现在在知名的贸易公司工作，不过我和他多年未见，具体情况也并不了解。

我家虽说不上富裕，但也绝不贫穷，在邻居眼里，是很常见的中产家庭。

但是，我们家有个秘密——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

我无法在此告诉你那个团体的名字，只能说它源于美国，历史相对较短。

当然宪法是承认宗教自由的，我们加入那个团体按理也不是什么会被人说三道四的事。不过你也知道，乡下地方大家闲来无事，常会家长里短的。只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就足以引起别人十二万分的关切。哥哥和我当时还年幼，很有可能会因此被人欺负。

所以父母就与我和哥哥约定，不论是对邻居还是朋友，都不能透露这件事。这种自卫手段虽然消极，却十分有效。

然而对于还没进小学的我而言，这是非常痛苦的约定。父母简单的一句“要保密哦”，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或许，我的“恶癖”就是由此而来的。

如此回想过去时，总觉得当年与家人来往教会的日子，就好像破旧历史书上的一页那般久远。

教会位于山里深处，开车也得花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每周日我们一家都会去教会，一大清早出发，直到日落西山才能到家。小孩子在教会都被集中在一个地方，由年轻的辅导员带领，学少儿圣典和唱圣歌。

有时还要参加传教活动，主要是在大城市车站前分发布道的传单，或是挨门挨户开展传教活动。那时候就会到深更半夜才能回家。

从儿时起到十六岁，我都十分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还曾被任命为幼年部的预备队长，教会的分会长也对我称赞有加。

然而，为什么我那么努力为我崇敬的神工作，也无法治愈自己的恶癖呢？

其实，我真的是羞于启齿的。

想到要把这事和你坦白，更让我害怕得两腿发抖。但如果对这个恶癖避而不谈，却又无法真正让你了解我的人生。

我的恶癖是偷盗癖，就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偷窃别人的东西。

偷盗是重大的罪过，用“癖好”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词或许不太恰当，我并不是要强词夺理，但我这种情况似乎只能用“癖好”来解释。因为我真的会身不由己地去偷窃，尽管我并非想要那些东西。

我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偷东西，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那天一直教我们的年轻老师请了产假，来了新的老师代替她。

新老师比之前的老师年纪大了很多，听说当年结婚后辞去了幼儿园的职务，她现在一定是来救场的吧。

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十分亲切，很会照顾孩子。她特别会折纸，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们每个人折了各自喜欢的动物作为见面礼。

给我折的是黄绿色的纸鹦鹉。鹦鹉收着翅膀，突起尖尖的小嘴，真的十分可爱。我非常喜欢它，为了能把它完好地带回家，我打算把它放进书包里去。

就在我走近房间角落的架子，想要把鹦鹉放进包里时，我发现架子上放着一只红纸折的乌龟。和我的鹦鹉一样，乌龟也用蜡笔画上了圆溜溜的眼睛。

我知道这个乌龟是谁的。刚才老师问大家喜欢什么动物的时候，那个总是在房间里蹦跳吵闹的男孩子用超大的嗓门叫嚷过：“乌龟！乌龟！”

朝屋内看去，他正浑然忘我地和其他孩子在搭积木。他一定是随手把乌龟放在架子上，就以为已经保存好了吧。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按理说，我应该让它去，或是提醒他把乌龟收好。然而，我当时连周围的情况都没好好确认，就把那只纸乌龟和我的鹦鹉一起迅速地放进了自己包里。

现在想来，还真鬼迷了心窍。

我其实并不想要那个乌龟，比起只伸出短短的手脚和头的六角形乌龟，我觉得自己的鹦鹉不知要可爱多少呢。

然而，一旦知道没有人在看自己，而乌龟又在我触手可及之处，我就很自然地伸出了手。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十年后的现在，我虽然记不起当时自己在想些什么，但这第一次偷窃的经过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孩发现自己的乌龟不见了。我没想到他会大哭大叫地拼命在屋子里四处翻找，因为他刚才明明把那个乌龟抛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小孩子还真是喜怒无常的生物。

最后老师给他折了新的乌龟，才平复了这件事。当时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无论那个孩子怎样哭喊，都没有感觉到良心的苛责。仔细想来，这或许比偷窃更罪过。

自那以后，我的恶癖就频频作祟。

现在想想，那真是匪夷所思的心理，因为我偷的每一个东西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例如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去同龄的女生家玩，偷了把换装娃娃的梳子。

那把粉色的塑料梳子才四厘米长，再怎么说也只能给娃娃梳头用。而事实上，就算是用它给娃娃梳头，也很费时费力。

和那个纸折的乌龟一样，我并不是想要那梳子，但鬼使神差地，就在那个女生转移视线的一瞬间，我迅速地把它放进了自己裙子口袋里。

当然她一点都没注意到，之后我也不记得她有特别提过这件事，这或许是因为少了那梳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缘故吧。

那把梳子我在当天回家的路上就扔了。话已至此，你就明白我并不是因为真心想要才偷东西的吧。

而且，我也不是要给那个朋友找麻烦才偷的，我并不羡慕她有换装娃娃。虽然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娃娃，但我对这种娃娃并不热衷。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偷东西，我觉得我的两手好像听命别人，自说自话肆意妄为。

而我的恶癖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愈演愈烈。

也许当时年幼胆小，害怕事情闹大，所以从不出手去偷那些会带来麻烦的东西，偷的只是学校的巧克力啦、白板上的磁铁之类的小物。这话由我本人来说有点厚颜无耻，但我偷的确实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

要说真正失了分寸的话，是在小学四年级时被妈妈“大刑伺候”以后，那次我偷了一支教会的圆珠笔。

教会为了某个纪念特别制作了圆珠笔，笔身上有金色的文字标明了教会的名称。教会桌上的笔筒里总会插着几支，这是给还没入教的人到教会来时做问卷调查用的。他们有的是在街上收到布道传单，有了兴趣；有的是接受登门传教后被唤起了尊崇教义的信心。

其实我家也有一摸一样的笔，它们和剪刀一起放在柜子抽屉里，要做什么记录的时候，就可以任意取用。所以我并没什么理由非要偷它不可。

但我那天就这么鬼使神差地伸手拿了它，并放进了我的包里。在拿之前，我还警惕地看了一下周围情况，可见当时我还是明白如果被发现会被教训的。

事情就是这么巧，当时我妈妈目击了这一切。

也许是顾虑到面子，妈妈在到家之前完全没有提这件事，然而一到家，她就突然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R，把你包里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放桌上！”

正要和哥哥一起回房间的我大吃一惊。妈妈的表情前所未有地恐怖。

我按妈妈说的，颤微微地从书包拿出儿童圣典、记录讲义的笔记本等等放在桌上。就在我故作镇定地拿出那支笔时，妈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把将它抓了过去。

“这支笔不是教会的东西吗？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不是啊，是我从家里带去的。”

“你还说谎！”

妈妈毫不犹豫地扇了我稚嫩的脸颊一巴掌——不要看到有信仰的人，就妄下判断认为他们都是非暴力的。

“我亲眼看到你把这支笔放进包里的！你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谎！”

既然说偷盗可耻，为什么当场不指出来呢？当场说的话，不就可以还回去了，也就够不成偷盗了嘛。

“你明不明白自己犯了多严重的错误？”说着，妈妈又扇了我一巴掌。

“你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支圆珠笔，但这可是来教会的人回答问卷用的东西。没有这支笔的话，他们就不能回答问卷了！”

我反驳道，那里一共有五支笔，足够用了。

“那五个人一起来了怎么办？就因为你偷拿了一支，剩下的那个人就没办法写了。要是他觉得麻烦，也许就不写问卷了。这样的话，他就断绝了神缘，不是吗？”

老实说，教会里不常有外人来，会回答问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笔筒里只要有两只就足以应付了吧。

但妈妈依旧对我穷追不舍。

我觉得比起实际产生的损害，我偷了教会东西这个事实给她带来的冲击更为强大。父亲也加入战局，我被两人说得无地自容。

“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你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偷盗罪！”

严苛的辞令让我泣不成声地请求他们的原谅。

“对我道歉有什么用？你要请求神的宽恕！”

之后，我被罚在门厅跪坐了两个小时。期间，我必须以祈祷的姿势，双手高举胸前。等他们松口的时候，我整个身体早已麻痹冰冷了。

妈妈一定以为我的过错仅此一次，严惩过后就彻底治好了。

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恶癖确实没再复发。

那段时间，我极其真诚地去教会，帮助传教活动，照看后来的孩子们。如此积极的行动，也是为了挽回父母的信任。但遗憾的是，如此轻微的惩罚是无法根治我的恶癖的。

小学六年级的春天，正是初经来潮的时候，我又重蹈覆辙了，而且行为比以往更为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