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27日

亲爱的笨蛋：

噢，这个强大的马戏团——JM/WAVE！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能非常迅速地发现微小的差别，非常坚定地保持正直和诚实的品性，但是这些品性似乎都在消失。我感觉你想把自己表现得热情高涨，但是从你写给迪克斯·巴特勒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似乎经历了一段高中生似的迷恋。

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的目的，尽管我们有种种厌恶和暴行，我们仍是一个优于苏联的社会，因为有一股力量约束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上帝是我们公正的裁判员（即使这是我们谈资的最后一个选择）。我无法强调这样一种内心的终极恐惧是多么重要，这样一种灵魂的谦卑对于社会福利是多么关键；倘若没有这一点，人类唯一无限制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虚荣，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蔑视。他们会产生一种内在的信仰：他们比上帝更懂得经营这个世界。共产主义的所有可怕之处就是源自这种虚荣，他们认为上帝只是资本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就是这种认识的病态终点，列宁的自负也是如此。听我说，哈利，我判断自己和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相同的。没有了对上帝和审判的信仰，我会变成自负的怪物，休·蒙塔古也会变得邪恶。虚荣傲慢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自负态度，这种自负态度就是他只要不是太虚弱他就可以玩转世界。你的“土狼”——低级的精神变态的犯罪，你可能会羡慕他们，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在各种小错中兜兜转转，嘻哈胡闹，烂泥扶不上墙。你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以恶制恶（基于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避免任意的邪恶，比如瘟疫。我很担心我所热爱的这个国家，也担心所有人。

想想我要表达的意思吧，不许你生气。

爱你的基特里奇

我不是生气，只是有点小失落，我觉得基特里奇完全不了解男人。所以我放弃了向她解释男人的天性就是害怕测试，而且是体能测试多过心理测试。熟练的逃避技巧使我们自己远离怯懦。我们开始工作，然后，“及时地”开始婚姻和家庭，我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官僚机构，利用闲暇时间制定各种计划，渐渐就习惯了自我隔绝的模式。所以，我也无法不喜欢上JM/WAVE——我佩服那些愿意每天暴露恐惧的人，虽然他们也沦落为赤裸裸的醉汉、不胜酒力的野蛮人。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虽然我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我尊重他们，如果我像个高中生一样迷恋迪克斯的话，那就这样吧。去她的，让她去死吧。我没有再回复基特里奇了。

这让我有时间去回想。我遇到她的那天，她刚登冰山回来，这是她第一次挑战冰山，所以表现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那天早上她出发前一定是克服了不少身心障碍吧。那天有封信送到了我在迈阿密的邮箱，我就在犹豫是否应该给个回复。（由于我每隔一天都会查看邮箱，甚至有时会提前一刻钟查阅——很明显我想从她那里听到一些好消息。）

1962年4月23日

亲爱的哈利：

你在生闷气，不是吗？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我的确很残忍。我在想你是否还记得多年以前复活节的周日下午，我的父亲阅读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的事？无论这场戏有多么糟糕，这都是他心目中的最爱，虽然他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对复仇有着最好的理解。他懂得，复仇不仅是黑暗的，还必须是精确的。有什么能比得上从手腕上切掉一只手更精确呢？”

父亲的α从未卷入过比任何学术冲突更血腥的事件中了，但是父亲的Ω是黑暗且精准的。我想他已经将这些传给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激发你的男子气概，我怀疑这与休·蒙塔古有关。我痛恨他在“成为一个男人”这个问题上总是先发制人，直到这个已经成为他的代号，这倒是给他永远不回头看的原则提供了理由。我，不管是向前还是向后，总是盯着所有的方向，因此更加痛恨休·蒙塔古，而且你知道，我把气都撒在了你的身上。

然而，你还要学习男子汉气概的更多方面，学会与责任和危险共处，这是成为一个男人的重要能力，我很仰慕肯尼迪兄弟，鲍比几乎和杰克一样勇敢，这也是我仰慕他们的原因，他们承担的责任已经超出了他们应该承担的范围。

我不想夸大他们的美德，他们也同大部分男人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很愚蠢，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邀请他参加胡桃山（肯尼迪夫妇的私人庄园）的周日下午聚会，正如我和休·蒙塔古一样，见证一下错误付出的热情会如何指引你。这个让你停不下笔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也在邀请之列，我们当中大约有二十个着装优雅的客人，竟然与十几个高大威猛却愚蠢的青年互动游戏，被抛到空中十英尺高，而其他人——我称呼他们为泰山王子——却不住地荡秋千。鲍比喜欢这样的人——我想他也跟你一样饱受错误情绪的折磨——但同时他也爱休·蒙塔古，为什么呢？因为休·蒙塔古在触身式橄榄球中表现非常出众。他怎么可能不是橄榄球高手呢？他们不知道休·蒙塔古曾经是个橄榄球教练，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集坚强意志力和运动反射性于一身的厉害人物。我为我的秃头老公感到骄傲——实际上，他一招就赢得了比赛。真是谢天谢地，休·蒙塔古与鲍比是一组，所以晚餐非常丰盛。到了晚上，我们聆听了一场颇为著名的演讲。

由于肯尼迪兄弟总是追求打破各方面的纪录，所以鲍比决定内阁官员、总统顾问、其他白宫关键人物等都应该在情报线索上有所建树，因此每月一次，挑一个晚上来倾听一些卓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或科学家（这是肯尼迪家族决定的事）的演讲，这些都是当前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有时，我怀疑肯尼迪也在从《时代》周刊中寻找线索。

《时代》周刊最近刊载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A.J.艾尔，所以今晚是艾尔的演说——用非常华丽的牛津口音，针对肯尼迪的宗族和支持者讲演检验的必要性。

当面见到弗莱德·艾尔这个人时，我觉得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如果他只拥有自己的α的一面的话;他很有礼貌、幽默诙谐，举止大方。然而他身上仍然具有英国哲学家隐藏心底的那种干旱贫瘠而且丑陋的Ω。英国人非常讨厌哲学，但他们又讲究逻辑，符合他们的想法，他们就很开心。对他们来说，文化似乎就是盛开的花朵。听着弗莱德·艾尔洋洋洒洒一个小时谈论哲学的局限性——了解到保留形而上学理论毫无价值，因为你永远无法证明大多数形而上学的命题。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斩断阿尔卑斯山脉和砍尽壮观的世界之林，可能这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迎接计算机时代的到来。我欣赏弗莱德·艾尔的风度翩翩、举止礼貌，特别是他的嗓音，但是我讨厌逻辑实证主义，发自内心地讨厌，这会将我所有的思索都扔进垃圾桶里。

然而，艾尔还是吸引了一批观众的——一群有名望的人，包括腊斯克、加尔布雷斯、马克斯韦尔·泰勒、麦克纳马拉等，都是些受人尊敬的人，他们都同意艾尔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论，尽管它对游戏中最灵活的宗教问题具有欺骗性，但必须对官僚有吸引力，所以艾尔的演讲无疑造就了他深入人心的个人魅力（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魅力不值得一提）。然后人群中冒出一个声音：“艾尔博士？艾尔教授？”

“是我，有什么问题？”

这是埃塞尔·肯尼迪。她是肯尼迪的一个亲戚，但我不是很喜欢她。她研究能量学——一群孩子仍然在各方面非常活跃，但是她思想非常沉重。朴实的天主教知道所有的答案（上帝），但很少思考这些答案对应的问题。“艾尔博士，”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便脱口而出，“你觉得上帝怎么样？”

“你是指什么意思？”他问。

“是这样的，”她说，“你所说的所有事中，没有任何一方面提到上帝。”

艾尔是最有礼貌的。他承认自己的确没有涉及上帝，实际上，上帝存在于逻辑实证主义之外，毕竟哲学只关乎那些能够被证实的理性问题。

“是的，”埃塞尔说，“但是上帝究竟在哪里？你是怎么看待上帝的？”

现在，她肯定是喝了不少酒，今天一天她都在尽女主人的本分，现在抽身出来，声色俱厉，说得难听点就是固执得像头驴：“刚刚你所说的我什么都没听到。”

“埃塞尔，”鲍比的声音从房间后面传来，“不要说了。”

于是，艾尔教授继续进行他演说的结论部分。

这个故事跟鲍比有很大的关联，我确定他和埃塞尔达成了真正的协议：肯尼迪家族的逻辑就是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最好有个“项目”，今晚的“项目”就是听A.J.艾尔讲述他的理论。

这是在肯尼迪家里发生的关于忠诚问题的一个小插曲。神保佑杰克，赐予了他一个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目标中的兄弟。他们家不允许背叛，我认为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我将此与我自己家庭中的特殊背叛做比较，虽然没有得到公开承认，但我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就不是一条心。α表面上前进着，但是从来就没发出过任何声音，但同时我也怀疑他们两人的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暗自争斗。甚至在神圣的婚礼中也有着背叛，以后我会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做爱的。不，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天晚上在剑桥，我就看到了他们做爱，那时我才十岁，他们的门开了一英寸的缝隙，那些年我总时不时地发作梦游症，那晚我在大厅里梦游，后来就溜进了他们的房间里——他们做爱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背叛。我虽不打算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梅奇睡着了，或者很有可能是装睡，我父亲就像在一具尸体上努力抽插着。直到我在拉德克里夫学院读大三时我才知道竟然还有这样的做爱方式。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甜美专注的可爱女儿，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对他们加诸于我的冷冰冰的废物感到愤慨。现在我将背叛看作自我陶醉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秘方，是的，我认为这是真的。我很确定自己对背叛有着极大的兴趣，怪只怪我那莎士比亚式的童年。

在肯尼迪家族里，特别是鲍比，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影响。鲍比绝对忠于杰克，甚至可以为他去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然而，他们俩却截然不同，比如杰克就更忠于自己。他的α和Ω，我想，彼此之间相处得很轻松，尽管会在责任和幸福方面有所争执，但就像在一起生活很久的室友一样，知道对方期待什么也知道该如何相处。鲍比就不同了，他的α和Ω共处一室，但双方都对彼此忙碌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各自独立着，就像情人往往寻找不同类型的伴侣而不是锁定一个工头。如果你看到鲍比带着他的家人在山里散步，你就会感受到他多么喜欢孩子。他会牵着他们的手，脸上洋溢着本能的爱意；他完全陶醉在呵护孩子的幸福感中，这是极少男人才拥有的品质。当他同情陌生人时，也会拿出面对孩子般的温柔。所以，他若是某人的情人，那么他付出的爱是关心而不是欲望。相反，杰克，在所有的平静之下，充满了欲望，就像记者对于他想要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心一样，女人对杰克来说就是知识的源泉，是同未知世界相连的快速通道。

鲍比毕竟是肯尼迪家族里的一员，他也是贪婪的，但是他针对的是结果，而非针对个人。每逢他接手新的项目，他都会视这些新项目为个人的战利品，这也使得他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傲慢的主人。我想他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他很害怕如果他不能为杰克承担所有重要的工作，一切都会陷入困境。所以，据我所知，他总是沉浸在忙碌的工作中。他寻找问题所在的方式就是无休止地交叉检查，我比你清楚他给予兰斯代尔和哈维在猫鼬计划上的压力，我可以告诉你休·蒙塔古向我透露的事，当鲍比有心恐吓你时（对，就像他对待埃塞尔），那感觉就如同从每一寸皮肤上移除黏合剂一样，冷酷无情，痛苦无比。

但是问题之一就是尽管鲍比希望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一个人，但是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别人说、说什么，毕竟有些东西也不是靠询问就能得到的。二月，他带杰克去环游世界，在西贡暂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宣布美国军队将会留在越南，直到打败越南共产党。这算是他个人向越南、特种部队、后续工作人员做出的承诺，然而，四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美国钢铁和伯利恒公司的价格上涨问题占据了，民权问题也时时刻刻都缠着他，而且到处都有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作案闹事。他还要努力拉拢吉米·霍法。他也一直在与林登·约翰逊争执，这也是他鄙视的人，还要与埃德加·胡佛——他更鄙视的人——周旋。每次鲍比去司法部拜访胡佛的时候都要遭遇坐冷板凳的尴尬境遇（胡佛总是让他等），于是作为“回报”，鲍比下达严厉的指令，命令埃尔代尔、宾齐在胡佛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操练，即撒尿和反撒尿。看到了吧，鲍比可是信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是左右鲍比情绪的最重要因素，然而鲍比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和关注。所以，休·蒙塔古告诉我，每周四鲍比来坐镇特警小组只不过是他在加热空气来掩盖他知识的匮乏。但是鲍比的直觉是非常棒的，能促进那些没有明显进展的任务继续进行，并发掘那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传达给那些缓慢运行的轮组，但他的急切意志却很快成了他们最不舒服的热量来源。他可以一整个上午给州或国防部或司法部的下属部门的各级官员一系列电话，自上而下刺激这些“蚁穴”，他非常擅长这事，他讨厌懒惰和迂回的习惯。但是，跟其他领导一样，他没有耐心，他不能容忍出现了问题却没有及时的解决方法。

这也是他不能理解卡斯特罗的原因，这也注定了他不会集中关注猫鼬计划，然而他仍然强烈要求事情有个结果。我想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杰克和鲍比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紧张的原因了。我们第二次到访胡桃山时，我同鲍比聊起来，他在卡斯特罗问题上打断我，“应该阻止这个人，”他说，“如果他最终拿到了苏联的远程导弹怎么办？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想过吗？这个国家就可能掌控在一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的手中了。”

可能线索就在于此，他们没真正理解卡斯特罗——也就是，他们不知道：一、他是多么严肃；二、他多么具有灵活性。他们害怕他就像富家子弟同穷小子在一起不自在一样，对，就像你和你的“土狼”。可是在当前情况下，他们明显仰慕卡斯特罗。仰慕是一种存在于皮肤之下的难耐的酵素因子，所以他们当然也恨他。如果肯尼迪家族打算形成一个崇拜型的社会，那么他们肯定不会通过在本可能毁灭的丛林作战而获得权力，不是，如果是在粉丝俱乐部的话，那他们会将他们的掌声送给罗伯特·弗罗斯特和亚瑟王。

但是，不要忘了鲍比同情心的威力，这一点拯救了他。我不知道自从猪湾事件后他是否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思考着大部队里成千上万的人如今蹲在古巴的牢狱里。对于这件事，肯尼迪兄弟俩都显示出更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承担了猪湾事件失败的指责，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或中情局来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实际上，如果必须在蠢蛋之间选择，选择哪一个又有什么区别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来没有真正研究过问题的真相，他们过于自负了吧？我知道他们从不怀疑卡斯特罗的空军无法逃脱反卡斯特罗流亡者的B-26S轰炸机的进攻，他们也从未质疑过突击队是否真的会穿越80英里弯道到达埃斯坎布雷山脉展开射击？相反，情报之眼尽全力推动参谋长联席会议赞成对这个可能性的有利评价，然后情报之眼又利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前的乐观主义来说服杰克·肯尼迪。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认真做功课，你们所有人成功地欺骗了自己，同时向突击队说了关于来自我方的军事（空军的、海军的）谎言。所以待在办公室三个月的杰克·肯尼迪被欺骗了，但是他的回应很体面——他承担了这份责任，所以就连休·蒙塔古这个完完全全的共和党人（不论何时他都可以趾高气扬地去投票）都开始敬重杰克了。自从猪湾事件后，杰克一直觉得应该由自己负责任。五月的时候，卡斯特罗提出交换突击队的战俘，换取500辆推土机，于是杰克引导弥尔顿·艾森豪威尔召开名誉美国公民委员会来募集款项，埃莉诺·罗斯福和沃尔特·路特都大力支持，但是戈德华特和他的参议院伙伴扼杀了这一切。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这很可怕，戈德华特控制了新闻头条。如果我们给卡斯特罗送拖拉机，他就会说我们的名誉“肯定会下降得更低”。我无法相信他会利用这一形式使得政治更唯资本化，天知道那些人在牢狱里承受着什么呢。荷马·卡佩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卡斯特罗这个邀请，那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笑柄。”这真是个浑蛋。斯泰尔·布里奇斯说：“这个共产主义者到底要给我们多少羞辱？”我第一次意识到不论我们对中情局作出多么含糊的行为，我们总是受尊敬的人，而不是投机取巧的圆滑之人。还有尼克松！似乎荣誉不会融化在他口中，他说：“人的生命不是拿来交易的。”

面对这种政治上的滥用行为，可怜的弥尔顿·艾森豪威尔退出了，这一交易宣告破产。

但是，杰克并没有放弃，当“拖拉机自由委员会”六月破产后，一些流亡者组织了一个古巴家人委员会来为战俘的解放奋斗，肯尼迪兄弟豁免了他们的税收。然而委员会整个夏天并没有发展壮大，但是最近卡斯特罗已经同他们接触，寻求交易。为证明他的好意，他已经将六十个残废的战俘送回迈阿密，就在上周刚刚抵达，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些事了。在鲍比的请求下（我自然很开心，因为他认为我在此事上很有价值），我飞到了迈阿密，作为私人顾问观察此事。这很有可能与你在那有关，我很开心你不在那儿但同时也很失望。（我的α和Ω就像伸出去的胳膊一样互相远离——如果全身心地爱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任何时候，都需要振奋起来，亲爱的哈利，我很快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大群古巴人大概一万五千或两万人挤在机场，他们似乎很喜欢拥挤，但我不喜欢。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人，有着司法部最后时刻的许可，我能够从高处看到这些伤残的军人——可以说是卡斯特罗的诱饵——走下飞机，六十个军人带着陈年旧伤，看到一大群亲友无比健壮，都挥着白色的手帕。当然，这些亲人都聚在一起哭泣。哈利，六十个人走下飞机，都一瘸一拐的，一个人腿没了，一个人胳膊没了，第三个人带路，眼睛永远瞎了。人们试着唱着古巴的国歌，却断断续续。他们多么缓慢而痛苦地走下斜坡啊，甚至还有一些人跪下来亲吻土地。

我一回到华盛顿，鲍比就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听到我掌握的每一个细节。就在前天晚上，他邀请我和休·蒙塔古接见一个回国的军人，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姆斯（绰号哈利），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率直而诚实的人，看上去头脑简单，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率直，而不是天真，他有着深沉的嗓音，从胸腔发出,一点也不口吃，就像在他灵魂里有着保持头脑清楚的力量，声音只是自然而然的风。

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哈利·鲁伊斯·威廉姆斯和卡斯特罗有很多次谈话，我听到的内容激起了我的兴趣。在猪湾战争中，鲁伊斯·威廉姆斯被炮弹炸飞到空中，摔下来时身体里刺进了无数弹片，双脚都摔得粉碎。鲍比接着告诉我，他的脖子上有个洞，另一处伤在胸上，肋骨断了，胳膊也瘫了。

在这种情况下，圣·罗马和突击队剩下的队员都已经撤退到沼泽，他和其他伤员就只好留在海边的一间小屋里。那天晚些时候，卡斯特罗带着他的军队到达了，查看伤员。威廉姆斯试图拿出枕头下面的手枪，想要开一枪。他大概只是尝试了一下，当时他正发着高烧，记不太清楚了。但他听到卡斯特罗说：“你打算做什么，杀了我？”

威廉姆斯答道：“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啊，我们三天以来一直在努力。”

很明显，卡斯特罗没有生气。

“他为什么不生气？”我问威廉姆斯。

“我想，”威廉姆斯说，“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我的回答只是逻辑上的一个回应，以我当时的情况根本就动不了他一根汗毛。”

威廉姆斯还没来得及与他受伤的同胞离开哈瓦那，卡斯特罗再次对他说：“当你到达迈阿密，注意不要批评美国，因为他们会生气。也不要批评我，因为我会生气。你最好保持中立。”卡斯特罗一直以来都很强硬。

相反，哈利·威廉姆斯对鲍比·肯尼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我与他会面时，我期待着见到一个非常威严的人，这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但是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没有穿外套，袖子卷起来，领口开着，领带拉下来，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我可以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美国是有责任的，我告诉他，但是突击队不想玩共产主义那一套。”

自从第一次会面后，鲍比一直用他宝贵的时间赠予威廉姆斯建议，这就是鲍比。

政客对情绪的控制如同成功人士对其金钱的投资一样，都是为了大胆地追求利润。因此，杰克的荣誉就是他从不流露出任何情绪，除非他感到了内在的一些虚弱的却是正当的热情。而鲍比的荣耀就是大量地释放情绪，就像穷人为孩子买礼物。突击队是鲍比的一个孤儿，他当然不会放弃，在结束之前他会把他们救出来。

忠诚的

基特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