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天晚上，我父亲飞回华盛顿之后，我又约了摩德纳在晚些时候见面。她坐晚上的航班返回迈阿密，我们打算去一间安全屋，因为她不喜欢宾馆，而且她告诉过我：迈阿密海滩只是当地居民的一个小世界，我在那里会太醒目。

之后，我在比斯坎湾选了一处狭小但优雅的地方，它之前被一位富有的古巴人租给了赞尼特，但这个夏天他恰好在欧洲度假，而且我觉得住在这里应该也不会影响参加那几个会议。过去我总是用白色敞篷车去机场接她，然后沿着里肯巴克长堤驱车前往位于玛莎北部的别墅。我们会在主卧室过夜，第二天清晨醒来时窗外便是飓风港的繁华美景——皇家棕榈树摇曳在白人聚居区中，红树林海岸上停泊着一艘艘精致的船。

当然，我得对夏洛特和机构安全屋的负责处圆好谎，不过风险看起来并不太大。亨特是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唯一情报官员，他有权力过问我安全屋的用途；虽然他每次都会依照惯例要求我就安全屋的用途签一个便条（亨特是一个能从他人的名字辨别出地址的人——玛莎北部必然引起了他的警觉），但我仍然受到程序限制的保护。这栋别墅，如果非要登记使用的话，那我也会登记为“房产30G”。如果我多次使用这个名字引起了亨特的警觉，那他可能就会查找它的地址和户主。何必这么麻烦呢？看看这些古巴人，我就知道我们用的房子肯定都是安全的，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过，曾经有一次在梦里，我醒过来发现亨特正凝视着我们的主卧室，看着我和摩德纳享受云雨之欢，但那也只是一个梦。如果这是我在情报局的第一年，那我将经历的不幸就比现在多得多了。可能是因为现在我领悟到了夏洛特的格言的真谛吧：在我们这个行业中，我们得学会应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对自己能够非法使用这栋别墅感到特别骄傲。这石灰墙跟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上的建筑一样白得晃眼；它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叫作“落雪之屋”，这点很值得摩德纳反复推敲，因为她对翻译有着天真的兴趣，这倒使我开始好奇她父亲是花了多长时间才习惯他的金钱的。有时候，我承认，当她精确的说话方式——多年参加演说课程的结果——对我不起作用的时候，我就把全体中西部居民都看得简单了。为了纠正这样的偏见，我必须说，无论何时只要有一座极富魅力或者有点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出现在摩德纳面前，她都会被深深地迷住。她喜欢奇形怪状的窗户、木质工艺走廊和色彩柔和的建筑，以及它们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比如纳为斯伽别墅，这个名字简直堪称完美。她甚至还对比斯坎湾南部楼宇的模型感兴趣（因此，不要以任何方式拿她和基特里奇进行比较，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同样，我也忍不住想象摩德纳在富庶的拉皮兹大道上是怎么度过她的童年的，而且我还认识到她对我非富非贵的轻视——“我猜你应该是我约会过的最穷的一个了。”——已经抵消了她对我渊博学识的敬畏：耶鲁大学毕业，以及我不能和她谈及的职业。我甚至都没有告诉过她有关圣马修的事情。

现在事情对我有些不公平了。她知道她想知道的事情，她的信心建立在她擅长的事情上，比如她热爱的跳舞。然而，在夜店爽过几个晚上之后，我们几乎就放弃了共舞，因为她的舞蹈水平达到了专业级别，而我的舞蹈水平顶多算及格。她向我展示了桑巴、梅伦格和恰恰等各种舞蹈，她还能从双人林迪舞跳至三人舞，这只是她在炫耀她的舞技。但是她从来没有兴趣提升一下我的舞蹈水平，她解释说如果她教我跳舞会使她觉得自己很愚蠢。她那艺术家的贵族气质全都体现在她的一举一动上了：人不应该埋没自己的才华。不过确切地说，舞蹈其实只是伪艺术。

不过说到另一回事，她倒是对我的口音很着迷。她说过她可以整晚整晚地听我说话，就像是在听加里·格兰特侃侃而谈，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让我明白了她心中的完美形象是加里·格兰特，然后我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不愿意教我跳舞了，这就跟我不愿意花点时间教她说话一样，她其实说得已经够好了。如果什么时候我都听厌了，好吧，那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她其他的优点上。

有一次她对我说（我还听到了萨利的回音）：“你就是个势利小人。”

“你知道吗，”我说，“你亲爱的伙伴杰克·肯尼迪也是。”然后我忍不住又加了一句，“不管他在哪儿，都一样地势利。”

“他那是要努力赢得大选，”她答道，“所以他怎么会有时间陪我？当然了，他没有。”

“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嫉妒灼烧着我的心，如同滚烫的汤溅在大腿最柔嫩的肌肤上。

“他才不是势利小人呢，”她辩解道，“他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兴趣。不像你，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聆听者。”

我确实不是个好的倾听者。每当她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在垂涎她的肉体了。我也没有必要好好聆听她——她本身的魅力超越了她开口说的每一句话。接着很快我们就会做爱，我就能再次发掘她的智慧与美丽、深刻与激烈、贪婪与慷慨；她的心会在一片痛苦与欢乐之中安宁地融化，这让我们每一夜都能忘却之前不快的僵局。然后我也就不必担心我到底知不知道如何跳舞了。

性欲是一种内心的信仰，纵欲则是一种狂妄自大。我的内心告诉我，我是她拥有过的最棒的伴侣；但之后，我又再次沦为不懂怎么跳舞的男人了，可是辛纳特拉和杰克却都很精通。

“你真是疯了，”她会这么和我说，“杰克·肯尼迪背部不好，在战争中留下了伤，我们从来就没跳过舞。不过这也没关系，当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好好听着；当他静静聆听我的时候我就乐于说。”

“那弗兰克呢？弗兰克不跳舞吗？”

“这是他的专长。”

“他经常跳？”

“不是，但他很懂跳舞。”

“那我不懂吗？”

“过来。”在床上躺下来之后，她便开始吻我，我们就会再云雨一番。第二天早上，我会沉浸在极度的抑郁中，我感觉似乎这只是她这一场比赛中的一个歇脚点，肯尼迪会回来的，辛纳特拉也可能回来的，而且吉安卡纳还在等待。当他们都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控制好我的情绪！

当八月一日夏洛特发来了一则信息时，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充分了。

序列号：J/38，854，256

路线：“赞尼特”线路—开放流

收件人：罗伯特·查尔斯

发件人：GLADIOLUS

1960年8月1日，上午10：05

主题：BABYLONIAN PARTOUSE

称呼我“搜索”。

GLADIOLUS

他的对话很直接：“哈利，我拦截过一次文字记录，是洛杉矶大选周的七月十六日蓝胡子和奥拉尔的对话。胡佛不仅把它保留在重要文档中，还在精选条目中备份了一份，我就把它拿了出来。”

“还要多久才能拿给我看呢？”我问。

“今天四点钟你会在赞尼特吗？”

“会的。”

“希望我的人能准时抵达你的办公桌。”

“好的。”

“你知道摩德纳的情报吗？”

“不，”我撒了谎，“但是还在调查中。”

“如果这太耗时间的话，那你的收获的‘性价比’就降低了。”

“先生……”

“怎么？”

“Partouse，这是巴黎的俚语是吗？”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下午四点，一个男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认出来他就是四年前在柏林跟着夏洛特的两个乡巴佬之一；他朝我点了点头，递过来一个信封，没有要求我签名就丢在桌上离开了。

“1960年7月17日，由FAC SPOONOVER寄给DIRECTOR的AIRTEL，主题是精选，记录于7月16日上午7：32至7：48，太平洋时间。”

摩德纳：威利，请听我说，我刚刚和杰克吵架了。

威利：刚刚吗？这里现在是早上九点半，所以你那里现在应该是七点半。发生什么事了？你整个礼拜都没来电话。

摩德纳：噢，不是刚刚，我们是在凌晨三点吵架的，吵完我就睡不着了。我现在在机场候机，我一夜都没睡。

威利：他做了什么？

摩德纳：我还不能告诉你。拜托了！你得等我全部理顺搞清楚了才能告诉你。

威利：你听起来真的很难过啊。

摩德纳：整个礼拜他都把我安排在希尔顿酒店，说我是他的客人，但我很反感这样躲躲藏藏的。我都不知道我是否只能孤单地与客房服务相伴，我很渴望他会在晚上打电话约我出去。

威利：你去了大选现场吗？

摩德纳：是的，他把我安排在一个包厢里，我记得是四号包厢。第一个包厢是肯尼迪一家；第二个包厢是他其他的亲友团；第三个包厢就在我的旁边，里面是一些看起来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但我的包厢就比较古怪，里面有弗兰克的一些朋友，但弗兰克本人却在肯尼迪的家庭包厢里。我的包厢里都是些二流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们，可能有波士顿的政治家，有的镶着金牙，但还算有些风度，噢，还有一两个女人，我不喜欢她们的装扮，头饰做得很夸张，似乎在向你说着：“不要问我是谁，我很神秘。”

威利：但你确实看到他了吗？

摩德纳：当然，几乎每晚都会看到。

威利：他有几晚没有出现呢？

摩德纳：七天中有三天。我那时还怀疑过他是否和我所在包厢里的某个女人也有一腿。

威利：他一定觉得自己如同潜在的炸药。

摩德纳：有一天晚上他特别累，我就把他留下了。然后他忽然就精神了起来，虽然他很累但他却很快乐。一整晚他都显得精力充沛，他那受过伤的背居然都得到了完全的放松。杰克·肯尼迪就应该拥有一个健康有力的后背。

威利：他可能是吃了止痛药，我听说过这事。

摩德纳：那真是完美的一夜，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他了。但是之后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再见过他。后来我才知道我留杰克在我那里的那天正是林登·约翰逊被选为副总统的日子，但昨晚……（话音停顿）威利，我真是止不住掉眼泪啊。

威利：你哭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那你的痛苦肯定要加倍了。

摩德纳：我现在在公共场合，用公用电话打给你的。该死，是话务员。

话务员：继续通话三分钟需要再存75分。

威利：请把这个电话转到我的号码上，沙勒瓦·密歇根，629-9269。

摩德纳：昨晚，派对似乎没完没了，终于熬到快结束时，杰克带了一队人进了希尔顿酒店他一朋友的套房里，他轻声告诉我让我也待在那别走，所以我就在房间的角落里晃悠，那可真是尴尬啊。于是我就进洗手间里去打理头发，尽可能在那多待一会儿；过了不知道多久，终于房间里只剩下了他和我还有几个高层政客。接着我就进了卧室，他也跟着进来了，叹了口气说：“哎呀，他们终于都走了。”然后我又走进洗手间去卸妆换衣服。当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我无法相信——还有另一个女人，一个我在大选上看见过的女人！她已经褪下衣服了。

威利：天哪，他这是和弗兰克学的吗？

摩德纳：我径直返回洗手间，穿戴好，等我再出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已经走了。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你是怎么腾出时间来干这种事的？”我问他。我几乎都快要尖声大叫出来了，他却如此平静，让我实在无法忍受。他说：“确实需要一点撒谎的功夫。”我差点就扇了他一个耳光。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眼中的怒火，所以他才解释说他这么做并不是有意要伤害我，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改善生活？”我问。“是的，”他回答，“对欣赏得了这种生活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改善。”接着他告诉我他以前深爱过一位法国女人，那个女人就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甚至给它取了个名字——la partouse。“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并不算什么伤害的。”他说。但是他还是从我的反应中意识到他犯了个过分的错误。

威利：太过分了吧！

摩德纳：是啊。我说：“杰克，你怎么能够这样？你已经什么都有了。”然后他说： “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做得太少了。”你能相信吗？他竟然是个这样的爱尔兰人！一旦他们形成了某种观念，你想改变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他开始爱抚我，然后我说：“放手，否则我要叫了！”接着我就一个人离开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喝杰克丹尼喝到天亮。他打电话给我，但我一个都没接。

威利：啊，可怜的摩德纳！

摩德纳：可是我现在甚至都没有醉，我的脑子依然这么清醒，我的心里翻江倒海。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让酒店服务员送了十八朵红玫瑰到我的房间，里面还有一张便笺，上面写着：“请原谅我做的这最愚蠢的事情！”哼！我立即花了一百多美元订了六打黄玫瑰给他，并署上了我的名字。他会收到的。

威利：他知道山姆的黄玫瑰吗？

摩德纳：他当然知道，我告诉过他，我喜欢用这个故事来取笑他。

威利：我听起来像是你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山姆的归来。

摩德纳：不，不是山姆！不是现在！这得看我回到迈阿密心情如何了。

威利：如果这个家伙当上总统，我们就会有的受了。

摩德纳：威利，我得挂电话了，我不想又哭起来。

我的反应很奇怪。我问自己是否会带别的女人和摩德纳一起上床，答案是不会，但这只是因为我害怕失去她。如果是她自己带个女人过来，我倒是会很乐意。有些时候，尤其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在这里经历了太多的震撼。我们或许应该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上级。

然而，过了许久，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生气。对我来说，似乎这都是辛纳特拉的错，我也能理解父亲徒手杀人的癖好了。多么遗憾啊，辛纳特拉没有在那一刻穿过赞尼特的小隔间——我的手指都狂暴地蜷了起来。我喃喃自语：“摩德纳，你怎么能这么做？”就好像她应该对她的过去和我与她的现在负全责一样。

渐渐地，时间抚平了伤疤，我们都把杰克·肯尼迪当作不存在，这几乎能算上一个可行的方法。我不知道她只是把我当作一个疗伤的驿站，或者是真的奇迹般地爱上我了，我只知道在她返回迈阿密的那一夜，只有我才是她的最爱。她一直夸我的脸长得很英俊，我就开始对着镜子仔细观摩我的脸，自恋得如同投机者每个早上都会浏览一遍他的投机列表一样。

后来我就一直醉心于工作，担心那个乡巴佬会再次带着从夏洛特那里拿来的新文字记录到我桌边，我害怕知道摩德纳又在找杰克·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