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你的答复。”夏洛特可能会在早上答复，到了那时，我还挣扎在宿醉的痛苦中。前一晚，在寄完特殊分流的信后，我就跟托托·巴尔巴罗去吃了晚餐，这事都说了很久了。吃饭时我犯了个错，跟他喝了很多酒。但我现在唯一欣慰的是，喝那么多酒没花我一分钱。让我惊奇的是，霍华德竟然积极地把账记到了报销账单上。

霍华德对我说：“我很高兴你今晚一直盯着巴尔巴罗，而不是我。喝他的、吃他的、从他那儿抢来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从不做任何承诺给他。”

刚开始吃饭时，我感觉非常疲倦，我已经连续两个晚上在办公桌上睡了。

托托在他订餐的餐馆里等我，那是一家西班牙式餐厅，装修成中世纪风格，跟我预想的一样昂贵，餐馆名字叫EI Rincon De Cervantes，这个长长的名字在巴尔巴罗给我说完之后，我就忘得差不多了。他是个权力很大的人，我一直在考虑如何能把我们之间友好的交流融合为一个拥抱，因为那晚他总是站起来拥抱从旁边经过的古巴人。我在他跟别人拥抱的间隙默默松了口气，休息片刻。在喝过古巴朗姆酒、享用过鲫鱼和鱿鱼后，巴尔巴罗抢着去付账。

他的存在多重要啊！他长着一个大大的方形脑袋，头上秃顶，脑后长了一圈歪歪扭扭的灰发，从左耳朵长到右耳朵。他两肩上顶着一颗大脑袋，要不是架着那副学者式的钢架眼镜，他看起来活脱脱就像一头猪。因为身材的缘故，他总是穿着黑色翻领毛衣，如果再添上一个翻领白衣的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神父呢，整日一脸严肃，跟他待在一起没有一丝快乐可言。古巴式的幽默听起来就跟他们的朗姆酒一样黑，我们又一遍遍回到预算问题上。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想说服我，而是只想占上风，想到这里我的身体顿时舒展了，明天我可能啥事都不想跟他持反对意见了。他可能会跟我说：“你爱德华不够慷慨啊。”

那我回复他说：“决定是上面做出的，你这样多是在为难我爱德华呀。”

“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舒坦，但对我来说就很严重了。你每个月要拿出十一万五千美元，这是多大的羞辱啊！我们太缺钱了，你能想象有多少古巴人现在在迈阿密吗？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老到没办法再去学习一门新语言了，就只能惨度余生。”

“我从华盛顿给你弄来了一万美元。”

“把这钱分成五份，分别给每个领导两千美元。这点钱都不能用有尊严、有面子来形容，真是太少了，他们塞牙缝都不够。”

我说道：“假如，我们每个月给你所要求的七十四万五千美元，你是个好心人，你可能就会在买游轮还是给穷人更多面包的问题上作抉择，我相信你会选择面包。但是这样一来，你的军事行动能有什么成果，你的士兵拿什么做装备。而且承诺给你钱的人就得承担这一切后果，大好前程就因此事而了结，联邦政府那边哪个人能给你承担这样的后果？”

他伸出两只手戳到我胸前，说道：“奇科，我看在你还年轻不懂事的分上，我不追究你刚刚胆大妄为、随意批评别人的行为。但是你的话反倒揭露了你们所谓的美国富人其实就是中央情报局。”

“我可能表达得不够准确。”

“不管怎么说，你都别想试图让我相信出钱的人不是中央情报局，我能嗅出他们的味道。”

“我不是情报局里的人。”

“你，奇科？你说你不是。对啊，你不是，那我还不是古巴人呢，是只蟑螂好了。”他的手指像蜈蚣一样飞快地在桌上动来动去，嘴里不停地咆哮着，叫嚷着他那些所谓幽默的话。

“不管哪种玫瑰都能闻出香味来。”我回答说，这句话还把他逗笑了。当他再次回到预算这个话题时，怨气少了很多：“你们这些有钱的美国人，要从我们古巴人这儿学的东西还多着呢。没有了自由，我们便会堕落，堕落成任何你们可以想象到的样子。在暴君的统治下，我们像奴隶一样心怀恶意。我们腐败、做事无效率、互相不信任甚至愚蠢，没有人会比痛苦的古巴人更可怕了。但是如果让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和任何国家有军事冲突，这种情形下的我们又是多么地足智多谋、勇敢、忠诚、士气鼓舞啊。历史上，只有几百人我们也成功实现改革，这是因为我们才是真正坚持民主精神的国家，正如何塞·马蒂曾说的，自由是生命的灵魂，任何事失去了自由都不完美。”

我说：“听着，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说话啊。

“为你们的美式民主干杯。”他回答道，端起一杯酒，灌了下去。我也跟他一样喝了一杯。

“是的，”托托说道，“你们美式民主可能试着去理解我们的古巴式民主，但结果是你们理解不了。你们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平等投票权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热情的基础上，倘若某个人改变历史的愿望比其他人更强烈，那么支持他的人就会多一些。这就是古巴人民的选举方式，我们靠的是感觉。拿钱给我，你就能看到古巴式的民主，你们的钱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血液。”

“你们民主的前提还怪厉害的啊，”我回道，“在美国，我们只有上高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幼稚的想法，才会这样打赌。”

“你嫩得都够当我儿子了，”托托说道，“就是因为你在为有钱的美国政府工作，所以你才敢这样嘲讽我。但我还是需要用你们的钱来买枪，我会试着让你更了解古巴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古巴只有一个军队，有人说是两个，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烟草。实际上我们谋生的手段是种植甜菜，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但是国际市场对糖的需求摇摆不定，我们的命运也就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二十世纪糖便宜到一磅才一便士，有时才二十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古巴人民就像是个轮赌盘。”他叹息道，一只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肩膀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影响了我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我们有着无比强烈的愿望改变历史，这就是赌徒精神，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

形势现在对我一片利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的缘故，但我还是能听懂他的西班牙语，他对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别还挺能说道的。“美国立法人员失败的代价，”他现在又开始说服我了，“就是人格羞辱，你们美国人用自我意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如果美国人在政治上失利，他一定感觉人格受挫。但是在古巴，政治上失利就是要了命的事。你明白的，暗杀对我们来说是反抗的基本方式，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差别哈。”

“这点我同意。”

“你见到的卡斯特罗是个厉害的家伙，你明白吗？”他问道。

“我听着呢。”

“他成为古巴领导人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有种，你再找不出一个比他还有种的男人了。”

“那你为何恨他呢？”

“我不恨他，我只是不相信他。三十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支持的是拉蒙·格劳·圣马丁，我当时是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大家不是看谁聪明，而是看谁有种，我们简直就是全世界最难管教的学生。在哈瓦那大学，没有枪就别想当个受他人尊敬的学生。我是班里的老大，我的梦想是减少腐败，把当时总统马查多踢下台。我本来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圣马丁没种啊，当他跟我说他不允许我冒这么大的风险时，我徒手就击碎了他的桌子。罗伯托，我举起桌子，然后猛摔在地上，用劲太大都摔碎了它。”

“现在的卡斯特罗，当时也备受尊敬，”托托说道，“我记得一九四几年他跟其他学生领导人来了一场即兴比赛。真要命啊！以最快的速度骑自行车上墙，其他几个学生领袖没人能做到，总是在上墙的最后一刻掉头。轮到菲德尔时，他把车速提到最快，一股脑就冲到了墙上，然后他的朋友就把他送进了诊所。一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头上扎着绷带，鼻梁折断，但说起话来依然响当当。”

“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他？”

“他不负责任。他以前是个强盗，像你们的西部恶棍一样，欺负小孩子。这人从来就不会反悔，危险越大，他的笑容就越灿烂。虽然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他的性情，但他之所以回应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强调：人民的意志蕴含在领导人的意志中。就这一点就合了菲德尔的意，所以他才接受了共产主义。结果呢，他成了古巴历史上最糟糕的领导人。”

“那谁是最好的领袖呢？”

“噢，奇科。要我说，那个人得是个智者、民主人士，还要努力维护古巴永久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我们国家就体现在同情与腐败之中。”

“托托，我看你就符合要求。”

“我不会生气的。菲德尔缺少的正是对腐败形式的正确理解，格瓦拉更差劲，他们都没有完全理解腐败的河流本质。”

“河流？”

“就是河，河流，听见了吗！我反对贪婪的掠夺，过度的贪婪不应该受到推崇。但是合理的腐败就是另一回事了。待在什么位置就得做什么事，一条安静的河流会冲刷走污秽，就像光的诱惑。菲德尔理解不了腐败的价值，他的内心过于黑暗，做出的判断也是错得离谱。就你们美国的歹徒，我能说出好多名字来。”

“你是说黑手党？”

“嗯，那就是你们的歹徒，数量很多。他们不会忍受卡斯特罗抢走他们的赌场，这真是大大的失策啊。菲德尔算是惹上了这些人，这些人有那么丰富的资源，除非你想杀了他们，要不然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我们吃吃喝喝花了两个小时，他的脸都喝红了，呼吸也有点急促起来。每次他点燃自己的雪茄，我都仿佛能听到他的肺在大声呼喊。说到河流，托托的呼吸有它自己流淌的河床，一呼一吸的节奏萦绕在我耳边。

他还在不停地说话，服务员们都站在房间最后。现在已经晚了，但是巴尔巴罗把他们叫过来，似乎又要一场打斗了。我坐在那，感觉越来越不自在，神经比当时的气氛还要紧张。

“我们古巴人喜欢说，哈瓦那夜港的水在黄昏时分呈现不同的色彩，像极了孔雀的羽毛，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那就很难想象它的美。现在，在你们的比斯坎湾，椰风海韵，一片耀眼的热带风情，然而你们的海水却流向东方，所以它仍然比不上我们神奇的哈瓦那。色彩斑斓，是天堂的绚烂，也是地狱的缤纷，更是随时展现着我们情感的色彩。我们知道自己的高贵与污浊，我们看到过华丽、透明、暗淡，也有背叛和憎恶。在哈瓦那的黄昏，到处是人们的生活，”他突然站起来说道，“我遇到了难以应付的难题。”我吃惊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解释，然而他并没有说话，而是拿出自己的药盒，打开他，却没有找到他要找的药丸——好多药丸，五颜六色，像哈瓦那港黄昏时分水的颜色。然后他手臂交叉，表示这顿饭就此结束，夜晚也就此结束。我把钱放在服务员的托盘里，他说了一句：“滚！”

他走路趔趔趄趄，却异常蛮横；他抓着我的胳膊，像是为我引路，而不是寻找支撑；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向我的车。天色已经很晚了，路上只有我那一辆车。

“把我送到旅馆。”

他住的那家旅馆距离我的旅馆不算远。我开车把他送回去，一路上都担心他会发病。到了地方，我把车停在灯光下，他挥手向我告别。

“你心脏病快犯了。”我说。

“是的。”

“我们去医院吧。”

“太远了，”他咳嗽着说，“我有药。”

我们还没走进他的房间，他就已经浑身湿透了，像一匹刚辛勤劳作完的马。在路上有那么一刻，他肯定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因为他把我当成他的哥哥，对着我大声哭喊道：“唉，兄弟！”然后就把额头贴在了我的肩膀上。

进到他的房里，他一下就倒在床上，竖起自己的拇指和食指，向我说明药瓶的尺寸大小——当然是很小的瓶子了，说道：“药。”

那一刻，我最害怕的是打开橱柜却找不到他的药瓶！但是这种恐惧感一闪而过，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药。我眼前一共有七瓶处方药，大小高低各不同，他需要的药瓶身上的标签很显眼。这些药瓶一个挨一个地立在玻璃架子上，看起来像棋盘上最后一排守卫家园的战士。

我真不敢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见他把两片白色药片放在了舌头下面，然后冲进洗手间，一阵狂吐，接着一阵马桶冲水的声音。出来以后，他整个人又恢复了神气，打开一瓶安乔龙舌兰，坚持要我陪他再喝一杯，他用第一杯酒冲服了一片药。

“终于有一天，我会因心脏病而丧命，”他说，“我还得为自己的暴饮暴食埋单。说起暴饮暴食，奇科，它代替了我的‘大胃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席。”

“干杯。”我举起自己的酒杯。

“这些天，我有可能会死于心脏病。如果这事真发生了，你就要求验尸。”

“为什么？”

“看看我是不是被毒死的。”

我礼貌性地笑了笑。我感受到了古老哈伯德家族的命令：永远不要急于回复华丽的言辞。于是我说：“你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我会死于心脏病，”他又重复了一遍，“但是验尸会让你知道我是物理性发作，还是被化学物质刺激而亡。”

我叹了口气。在当时的情境下，也许叹气的声音很不合适宜，但我不会做出一个我不愿意遵守的诺言。我告诉他：“只有警察或者你的家属，才有资格要求验尸，托托，我不符合条件。”

“现在，你比我的亲儿子还要与我亲近，而且你当然要比警察更高尚，你甚至都能指导他们开棺验尸了。”

“我连一张车票都搞不定。”

“奇科，你不需要向我承认你是中情局的人，但是拜托你不要这么以言语抗议，我不会给你难看的。但是，都不重要，现在你需要向上级传话，”他掰开我的手指，“向天父起誓，”那一刻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上帝，谁知道他又补充一句说道：“‘我们的天父’就是你的父亲。”

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但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父亲与我能实现交流，这一点很关键。”

我最终接受了巴尔巴罗要探寻我的“公司”的理由，但是这不能说我喜欢他，反而让我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我不会联系我的父亲的，除非你告诉我更多消息。”

“这关系他的利益。”

“你能保护我父亲的利益？”

“有两个男人找过我，坏人，说他们是你父亲的人。”

“他们是谁？”

他表现得像凝结在锅里的油，我能感受到他的恐惧。他最终说道：“他们是穷光蛋。”

“穷人？古巴人？”

“不，是美国人。富裕的美国人。”他看起来很不高兴，“你好好想想，这不难猜的。”

“卡斯特罗废止了他们的赌场？”我问。

他微微点点头。

“让我理一理头绪。我所代表的集团与很多人有过往来，我没看出什么异常，更没有发觉你提到的问题。”我说。

“那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总结思考，也不期望任何结局。”

那一刻，我心中的警钟鸣响，就像道路拐角处突然发生了一场车祸。我突然意识到，巴尔巴罗的房间很有可能也装上了窃听器，这场对话也许不过是个陷阱。

我说：“我向你保证，我父亲绝对没有可能参与这样的事，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暴露了我的话，因为我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十分真实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巴尔巴罗坐在椅子上，懒懒地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台灯，好像在说：“谁知道他们竟然在这儿安装了窃听器？”然后缓缓地给我使了一个眼色，说道：“既然这样的话，奇科，你可能不会打电话给父亲。”但他的语气似乎在说，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打电话给我父亲。

我回到皇家棕榈酒店，今晚发生的事像是给我的当头一棒。我喝了一杯，倒头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