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从夏洛特对我的高度信任中回过神来，说说我是怎么度过我的工作日的吧。尽管在农场培训时我和同学们讨论过无数次我们可能会被分配到哪里工作，尽管培训结束时我对我近在咫尺的未来充满着期待，尽管我们一直认为维也纳、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卡拉、莫斯科、德黑兰、东京、马尼拉、布拉格、布达佩斯、内罗毕和柏林是一个人着手开展自己事业的最佳地点，可是到了最后，我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只签到了华盛顿特区的工作。

既而又有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来了，我没有被选入外事部门。通常情况下，在外事部门工作就有可能获取海外职位，比如，在华盛顿伊朗部工作的一个助理会着手熟悉德黑兰事宜。同样的规则，如果被分配到刚果部门、日本部门、波兰部门、智利部门等，都有可能被派遣到这些国家去开展工作。但如果你不得不从华盛顿开始，办公室助理就是最好的工作了——这是我们在农场特训时达成的共识。

现在，虽然我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但我继承了母亲敏感的社会意识，我知道，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蛇穴”，也有人称之为“大锅炉”或者是“煤仓”，起个绰号又不花费什么，类似的绰号可以起一大堆。在一个低矮天花板的大房间里，荧光灯无精打采地闪着，远一点的墙壁上有一个小窗户，窗户里安装着空调。我们在狭窄的通道里走来走去，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别人。房间里十分闷热，按理说，现在是十月，早就不该这么热了啊。通道的两边都是六英尺高的旧式橱柜，上面放着书架和文件盒。

我们在大房间的隔壁有一间文献室，里面堆满了一摞摞未经分类的文件，都快顶到天花板了。其实，按照工作要求，每个小册子里都应该有名称的，类似于车站报告、间谍工作报告、杂志参考、报纸参考、贸易期刊等，这些名称都应该写在卡片上并注明内容简介，这样就可以分类放置这些卡片，如此一来，机构里的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就找到自己需要的文件，这些文件也能保存得更长久。

然而这里是一片狼藉，文献积攒的速度远大于我们分类整理的速度。文献室里的西半球区文件的整理进度已经落后六个月了，苏联的文件整理进度已经落后四个月了，中国的文件整理进度更是落后了一年半。我负责的西德区只落后了三个月，但也感觉到压力非常大。我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从通道一路挤到办公室，要么就是一边用双手挪开文件一边往前走。有时候甚至十分紧张，就像有一天早上，西柏林基地的长官发来一封电报，需要关于VQ/WILDBOAR的重要信息，因为当时还有许多这样的请求发过来，加上我这个底层部门的人事流动很大，这样烦琐无趣的工作又有很多人经手——首先咨询部获取电报，然后再一级一级传至我这里——我就要在短时间内在大量的文件里找出长官需要的资料。

我经过拥挤的过道，尽量不撞到别人，下巴顶在一大摞文件上，腥酸的汗味到处都是，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在夏天，最起码在夏天会开空调。我们每一位职员都有着自己的焦虑情绪——鉴于我们经历过的特训，我们的心理素质应该比普通职员要好一些吧？给这位基地长官找到WILDBOAR还不够，还得必须尽快找到长官本人。这个电报比较乱：NEED ALL RECENT ENTRIES ON VQ/WILDBOAR. URGENT. GIBLETS（现需要关于VQ/WILDBOAR的所有最新信息。加急。吉布勒斯）。是的，这位长官亲自签了名。

我不得不在走廊尽头的档案综合办公室等着获得查阅“PRQPARTⅠ/PARTⅡ/201-File Bridge-Archive”的权利，从而得知VQ/ WILDBOAR到底是什么。这一早上，VQ/WILDBOAR被译成来自西德的沃尔夫冈，但姓氏不知道，地址只写着汉堡市瓦塞尔街158号。最起码这给了我一个查询的线索。回到“蛇穴”，我继续查询，一共有两个文件盒，每个文件盒都有二十英寸长，每个文件盒里似乎都放着一千八百张索引卡，里面全都是“沃尔夫冈”，但究竟是沃尔夫冈·F.还是沃尔夫冈·G.，就得再打开另外三个文件盒才能确定，因为带上姓氏的“沃尔夫冈”的名字至少有十个字母。我真搞不懂在西德我们居然会对这么多的沃尔夫冈感兴趣！

最后我发现他们都不是，我要找的来自汉堡的沃尔夫冈是在一九五二年波恩的街道游行示威中因为投掷砖头被逮捕的那位——这在“蛇穴”的一张卡片上有过明确标示的。关于他的条目不超过十五条，不同的西德报纸上都只记录着同样的故事。所以，关于我的“沃尔夫冈”最重要的信息可能被遗忘在文献室的某个角落里了，比如仓库的深处，但也可能还没有制成卡片。我已经被彻底弄疯了！午餐时间，我给这位长官回了电报：NOT ABLE TO SATISFY REQUEST FOR RECENT ENTRIES RE：VQ/WILDBOAR. SEND LETTER ADDRESS. KU/CLOAKROOM（非常抱歉，没有关于VQ/WILDBOAR的最新信息）。这是我发出去的第一封电报，也是第一次用我的假名。

晚些时候，我收到了回复，这是第五十一封电报：

TO KU/CLOAKROOM： MOST RECENT, REPEAT AND UNDERLINE, MOST RECENT INFORMATION ON VQ/WILDBOAR IS OF THE ESSENTIAL, REPEAT, ESSENTIAL. FILE-RAT,ARE YOU INEPT? COME UP WITH YOUR OWN BETTER ADDRESS. VQ/GIBLETS（我再强调一次，是最近最重要的信息！蠢货！你称职吗？请回复你更详细的地址）。

这位柏林基地长官的暴躁脾气是众所周知的，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我不回复他这封电报，我肯定很快就会收到一封责难书，这使我对夏洛特衍生了一团无名的怒火，为什么要让我留在这个“蛇穴”里？我的其他训练队友都在华盛顿的其他部门安置妥当，罗斯在技术服务部，这是一个绝密的好地方——是因为他在审讯那一晚的完美表现吗？迪克斯·巴特勒，境遇稍微差一点，我通过罗斯知道他现在是在西柏林工作。

当我一整晚都在思考沃尔夫冈到底在哪里以及明天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据我了解，他结束了在东京的领导任务，并接着完成了对马尼拉、新加坡、仰光和雅加达驻地的视察后，现在已经回到华盛顿做报告。“和我一起吃晚餐吧，”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为你庆祝一下特训结业，休·蒙塔古也会来。”

“太棒了！”我说，其实我更想单独和父亲见面。

“嗯，”他说，“今晚得见见休·蒙塔古，他知道我在远东地区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一定很想了解一下。记得要和他保持点距离，他总是搞得好像你要偷他钱包一样。”

我们在无忧宫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夏洛特和我父亲交流了有关操控的大量话题，其中有些专业术语我根本都听不懂。当夏洛特问他“你打算怎么对付苏加诺”时，我父亲身子微微前倾，摸了摸我和他自己的手肘，答道：“那刚好是我们不会去涉及的问题。”

“当然不会，你宁愿听一些完全不懂怎么操控的傻瓜的话，也不愿意和我一起争取一次机会。”

“我不会这么做。”

“我能觉察到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你打算去拍几张苏加诺的照片吗？”

“别再说了，”父亲说，“他肯定已经在策划着什么了。”

“你是在浪费时间，这太疯狂了，就像你无法用女色去勾引佛教徒一样。你要对付苏加诺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张照片。”

“唯一的替代品就是上校队，”父亲说，“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足够忠诚。”

类似这样的谈话一直在进行，我当然不太明白他们究竟在争辩什么，但我觉得这一定特别有趣。可能过不了多少年，我也能参与这样的对话了。

当然，那顿晚餐我吃得不是很好，我仍然在揪心明天怎么查找沃尔夫冈，我的胃还有些莫名其妙的难受。我父亲和夏洛特只是打听了一丁点关于我六个月的特训情况，然后就转移到他们的话题上去了。他们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好好说一说自己的现状。三杯马提尼下肚后，我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小牛肉卷。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为我而举行的庆祝聚会，现在却变成了考验胃的耐受力的一场拉锯赛。对于苏加诺，以及他们将如何应对他我已全然失去了兴趣。

在这表象背后我也感受到了父亲的满腔怨气，他根本就没想过单独见我，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不过是他商业、娱乐或职责的附属品。然而，尽管我身体不怎么舒服，当他最后对我说“孩子，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了解你的情况了”时，那股爱的冲动还是溢于言表。

“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现在在‘蛇穴’工作。”

我父亲迟疑了一下，我能感觉他对此感到很意外。“呃，他怎么能去那种糟糕的地方工作呢？”

“不，这安排很合理。”

“是你安排的？”

“反正我没有反对。”

“为什么？他在农场的表现很差吗？”

“不，他在他们班上名列前茅。”

“那很好啊。”

“没有很好，只是还不错。”

所有这些谈话，当然，都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那你为什么把他放在文件部？”

“因为我打算送他去柏林，现在那里可是个有趣的地方啦。”

“我很熟悉柏林，我同意。但是为什么他不是在西德部门工作呢？”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毁前途的。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有四个颇有前途的孩子从这个职务上任然后离职，在他们有时间学到东西之前，哈维已经把他们榨干了。”

我父亲点了点头，点燃了他的烟，然后喝了一口白兰地。他花时间和夏洛特谈论这些事情时，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告诉我们，他是远东地区的一把手，而对华盛顿这里的事情就没那么熟悉了。

“我想代你写封信给哈维，”休·蒙塔古说，“告诉他你有一个这样优秀的儿子，哈维很尊重你的。”

这里说到的比尔·哈维，我能认出来，他正是那个骂我蠢货的西柏林基地的长官。为什么夏洛特觉得我应该去为哈维工作呢？尽管在运河屋里他向我传授过冗长的讲说，但我也不是没有质疑的。

可能是我那不争气的胃扛不住坏消息了，我便一股脑儿吐出了哈维给我发电报的事情。

“我不需要假名了，”我说，“他知道有个叫KU/CLOAKROOM的家伙不能给他找到他想要的VQ/WILDBOAR。”

他俩大笑起来，看起来像活脱脱的一对兄弟。

“好吧，”父亲说，“大概KU/CLOAKROOM应该消失了。”

“没错，”夏洛特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位新朋友干一杯？再重新给他命个名？”

“叫KU/RENDEZVOUS怎么样？”我提议。

“这个太别扭了，就叫KU/ROPES吧！”

我觉得ROPES还不如CLOAKROOM好听呢，但也无所谓了，可以这样解释：黑钱经过每个不同银行的流通就成功完成洗钱，那么，每一次改变假名可以让你彻底从上一次的失败中成功脱身。我的新假名可能很快又要从KU/ROPES变成DN/FRAGMENT了，或者变成SM/ONION、KU/ STAIRS。夏洛特沾沾自喜地草草记下这些名字，我父亲则在一旁窃笑着表示赞成。他们看起来就像在烹饪一道菜似的。

“我能行吗？”我有点担忧。

“不用担心，我以前试过，被发现的概率大概是万分之一。”夏洛特鼓励我。

但我仍然感觉这会使哈维先生为了找出究竟谁是KU/CLOAKROOM而跑去华盛顿西德部门一问究竟的，最后肯定能查出我的真实姓名。

“不会的，”父亲安慰我，“不会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夏洛特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官僚主义者。”

“是哈维吗？”我问道。

“呃，不，是你和哈维之间的人，没有什么能破坏这些官僚主义的规则。如果总部的西德部需要向哈维提供KU/CLOAKROOM的真实身份，首先他们必须得向档案室提交申请，档案室就会回复KU/CLOAKROOM已经更名为KU/ROPES。这一程序意味着西德部门是拖延时间，任何假名的变动需要经过七十二小时才能生效。顺便提一下，这可是一条对我们非常有利的规则啊！而且，改变假名的目的多半都是正当的。就这一点来看，西德部门可能会等七十二个小时之后再回复哈维。但这毕竟只是一件小事情，他们不过是要为哈维提供一个住处而已。再说了，哈维只是掌管柏林，而西德部门是为波恩的西德驻地工作的。”

“难道西柏林基地不是比西德驻地特权更大吗？”我问父亲。

“你难道不知道波恩拥有整个苏俄区吗？”他皱起眉头，继而说，“当然均衡来说，柏林更为重要，然而我们只是在讨论理论上的影响力。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官僚主义，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场景了。”

“放心好了，”夏洛特说，“如果比尔·哈维坚持要立即处理他的事情——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他第二天肯定还会被别的事弄疯，那么，西德部门依然不能马上满足他的要求，他们将不得不求助于比档案室更高级的控制室。到了控制室我就有权力阻拦他的要求了，告诉他们只能七十二个小时之后才能得到回复。如果他们不想等的话，他们就必须诉诸更高级别的部门：高级控制部，但它只接受紧急情况，恰巧我又是那个部门的。”

说完后他心满意足地吸了一口烟，继续说：“很明显，七十二个小时对你来说足够安全了，在这段过渡期，我们将会把你的假名KU/ ROPES改成DN/FRAGMENT。这就意味着，西德部门如果想要查明KU/ CLOAKROOM究竟是谁，他们就得必须重新搞清楚DN/FRAGMENT的身份。他们仍然还是查不出什么来。”

“DN，”我父亲说，“这是韩国的代称啊。”

“没错，”夏洛特说，“KU/ROPES去了韩国并且变成DN/FRAGMENT，至少文件里会这么记录。当然，海外的假名在档案室这边将会保留两周，到那时候，我预料，哈维已经去忙其他事情了。就我的能力来说，我相信这些事情都会按照我所设想的情况发生。如果哈维为了其他什么别的原因一定要查出你是谁——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并愿意等上两个礼拜，我向你担保你会在两个礼拜快结束的时候，以SM/ONION的假名被派遣到伦敦，当然这仍然会记录在文件里。而两个星期后，我们会象征性地将你从伦敦调回美国，孩子，你就不用待在原来的位置上了。但是我们会让你重新用回KU/STAIRS这个假名，那时候就和哈维事件一笔勾销了。哈维最终会收到一纸命令，告诉他该下岗了，谁让他惹了不该惹的人呢！没有一个普通的文献职员会在一个月之内拥有三个假名，并且随意地被派至韩国或者英国伦敦。所以这就是我们与比尔·哈维的对话方式：滚蛋吧，枪口正对着你哪！”

这对我来说够清晰了，我应该很安全，但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周折呢？

还是我父亲足够了解他孩子的心思，他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爱你。”

“也因为我们喜欢这么做。”夏洛特补充道。他朝一个干净的盘子里轻轻弹了弹烟灰，继续说道：“我也会从你的二〇一档案里彻底删除KU/ CLOAKROOM的记录。”

“我很感激你们为我解决麻烦，”我说，“但是，毕竟，我又没有犯罪，如果文献室积压了大量的工作，那也不是我的错啊！”

“好吧，”夏洛特说，“这里的首要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以后做出贡献，那么年轻时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如果一些有权势的人向你寻求信息，你要尽力提供给他。”

“怎么做呢？你有在一万立方英尺乱七八糟的文件中穿梭过吗？”

“沃尔夫冈是一个马路黑帮的成员，并且他经常四处搬家。你应该编造一个报告说他又搬家了什么的，编造他搬到了法兰克福或者埃森。”

“也许，”父亲说，“现在这么做也可以。”

“不，”夏洛特说，“太迟了，现在这么做也没有用了，错误的信息将会吸引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我的教子应该认识到的是，从一开始哈维咨询的事情就不是一件正儿八经的大事。”

“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我问。

“西柏林的基地长官如果不了解这里的可怕环境，他就是极不称职的。哈维显然是足够称职的，他一定知道在这样混乱的条件下，预期得到关于VQ/WILDBOAR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我敢说，他发这封电报并在上面签名，是为了挖苦柏林的某些人，可能正是他们与沃尔夫冈失去了联系的。如果我们的文献系统做不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无疑哈维的请求对他们来说不亚于一记耳光。如果你提供给哈维一些编造的信息，哈维就会利用它来煽动那些间谍的情绪：‘看，’他会说，‘沃尔夫冈已经回到法兰克福了。’间谍可能会回答：‘不可能！他在法兰克福会很容易被认出来的。’哈维会答道：‘那好吧，你们亲自去找他。’”

我不禁脱口而出说道：“万一哈维找沃尔夫冈真有紧急的事该怎么办？要是沃尔夫冈准备向俄国通风报信怎么办？”我完全显露出了年轻胆小的心态。

“没关系，”夏洛特说，“我们忽略掉那一点，因为文献室都一团糟了，我们还能记得清什么呢？”

我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休·蒙塔古一眼，他们好像彼此交流了一些什么。夏洛特叹了口气说：“事实上，在西柏林有个天大的秘密，我可能必须要让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的话，你就可能掉入哈维的陷阱里。”他又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沃尔夫冈的事还没有这个秘密的千分之一重要，但如果那件事真的很紧急很重要的话，我们肯定早就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问。

“明天我们会带你离开这里，赶去德国。”这就是夏洛特给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