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蒙塔古在和基特里奇婚后买的这座运河屋，坐落于流经乔治城的俄亥俄运河岸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条运河在一八二五年还是一条繁华的河道，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波托马克河的运煤船顺流而下，牵拉着载有各式各样货物的驳船，船上都是些面粉、火药、布匹和斧头等等。内战结束后，这条运河便不能和铁路相匹敌了，河岸上的工厂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门上还挂着锈锁。河床也濒临干涸了。

休·蒙塔古的运河屋，建得就像拉骡子的木棚，里面却有个精致的两层阁楼，船员可以进去在干草上睡上一觉。这座屋子在休·蒙塔古买下来之前，已经被不同的房主翻新过好几次了，大概有七八个房间，对那些喜欢小户型和低矮天花板的人来说是个极为不错的选择。谁都能想到这间屋子对休·蒙塔古和基特里奇来说未免有点太矮了，但这间运河屋透露出了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们不同的工作属性在这座屋子里找到了共同点：他们的工作都是孤独的、充满焦虑的，所以他们搬进了这间他们称之为棚子的屋子，如果里面再有些百年臭稻草，地板上再有些小骡子，那就更好了吧。安逸才是他们婚姻的精髓，因为他们花钱十分谨慎，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座屋子不过花了他们一万美元而已（后来，在一九八一年的一个下午，我在乔治城闲逛，发现了这座一九六四年被他们卖掉的屋子，辗转了几任房主后，价格已经飙升到二十五万美元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美国这三十年的辛酸变迁）。

这座房子的变化令我伤感了半天，因为这个“棚子”在我的记忆里还是一九五五年的样子。

那时他们家那小小的客厅和餐厅，以及休·蒙塔古的小书房我都很喜欢，之前用作饲料槽的地方，基特里奇继承了她父亲的爱好用来收集古董。在波士顿和剑桥度过的童年时光使她从小就认为华盛顿是南方城市，那为什么不在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找一些有创意的木匠来装饰屋子呢？听着她谈论自己所收集的古董，我渐渐熟悉了那些之前从未听到过的名字，但也不会有什么机会见到他们，那些有创意的木匠比如托马斯·阿弗莱克、亚伦·查宾、约翰·皮姆、乔布·汤森、托马斯·埃尔夫，他们的名字频繁地从基特里奇的口中冒出，直到我搞明白了什么家具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而不是来自某个地方。我不在乎她那樱桃木的餐桌、手工椅子、白杨木衣柜、摆着花盘的桌子和烛台是否来自加利福尼亚北部或南部的精选样本，总之知道它们都是有血统的就够了，就如同明白了比赛犬和其他的犬种生来就不同一样。在餐厅的壁炉和壁炉架之间有一块嵌板，上面画着森林、房屋和大运河。壁炉上取下来的威士忌喝起来味道真是好极了。

夏洛特的书房里有着另一番景象，基特里奇是按照他的选择来装修的，我很惊讶基特里奇竟然对夏洛特的喜好如此清楚，我忽然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对夏洛特的不了解简直就是对他的不忠诚，因为我真正在乎过的人不超过两个，所以很清楚背叛的“魅力”，它就像春天的一片新叶，为灵魂注入生机——这真是最可怕的想法了吧，但如果确实如此呢？

夏洛特的书房里有一张宽大的黑色橡木书桌和一把高大的椅子，这些维多利亚式家具很显然极为符合夏洛特的风格，他解释说这种材质的家具给人一种一本正经的感觉，掩盖了那个时期的人们进行秘密下流活动的事实。单凭一件家具就引发这种思考，的确是过于以小见大了。他那尊贵的桃花心木座椅有将近五英尺高，椅背的顶端是典型的哥特式设计——精致的四瓣花浮雕。你或许会以为这个椅背的设计和椅座、扶手、椅腿都属于齐本德尔风格，但其实这完全就是和英国庄园的大教堂一样的巴洛克风格。

剩下的房间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了，噢，不，让我纠正一下自己，应该是见过的。厨房的前身是餐厅外面的食品储藏室，里面有个铁壶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我经常去那里面和做饭的基特里奇聊天。而楼上那间夏洛特的图书室我却从来没有进去过，楼上还有两三间卧室，但他们从来没邀请我到里面住过，可能他们有所谓的“户主式的担忧”吧，害怕我一旦上了楼就产生和他们一起住的想法吧。

我们拥有过许多美好的夜晚，尽管我造访之前从来不预先给他们打个电话，并且有好几个晚上他们恰巧都不在家，或者是有些聚会他们不希望我参与，但我还是争取到了许多机会，在他们的小型晚餐上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位是专栏作家，名叫约瑟夫·奥尔索普，他的爱国激情十分强烈，每次谈论到军事问题或者是情报局的事情时，他的呼吸都会变得急促起来，听到美国广大年轻人的爱国举动他也会格外感动。但奥尔索普也是个非常势利的小人，他是知道了我父亲是博德曼·金伯尔·哈伯德的名气才开始注意我的，并邀请我共进晚餐。对于这个邀请我表现得非常矜持，婉言谢绝了。

实际上，那些不去参加宴会的晚上我挺孤单的，从农场特训结业后，我和另外四个学员在华盛顿合租了一间公寓，总有一两个室友为了约会（通常是与情报局的秘书约会）便抢占客厅，而我只好独自出门，一边在夜晚的街道上漫步，一边胡思乱想。

所以也难怪休·蒙塔古家的邀请对我有着重大的意义，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周只允许参观一两次博物馆私人收藏的失业馆长，毫无疑问夏洛特认识不少厉害的角色，自从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战略情报局的人，我就再也不随便以貌取人了。其中有一个人长相丑陋、一只腿还是跛的，口音浓重地谈论马匹谈论了一晚上，最后我才知道他是南斯拉夫祖国军切特尼克游击队的队长——尽管后来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部队败给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我对他巴尔干式的礼节印象很深刻，当他向基特里奇敬酒的时候——他经常向她敬酒——他不仅把杯子举高还弯下膝盖，就好像他那只健康的腿是一把弓，即将开始射箭一样。还有一位客人是一位举止得体的高雅老妇人，她有一双瓷蓝色的眼睛，一头银白的头发，她是一位有着巴伐利亚和意大利血统的女伯爵，曾在德军占领期间为犹太人建造了一个地下安全室。

基特里奇为我介绍过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是拉德克里夫学院同学的妹妹，这两个年轻姑娘都没比我好到哪里去，在我拥挤的公寓的沙发上赖到深夜。当时我们都喝多了，但是我的室友整夜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害得我的浪漫都不翼而飞了。

有天晚上休·蒙塔古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衬托出了夏洛特最好的一面。由于餐桌比较小（这个餐桌一直没有坐过超过六个人），这一晚我们一共四个人，但看起来就像是五个人。这位来自英国的客人目测大概有六英尺七英寸高，脸颊通红，举止文雅，胸前有四条六英寸宽的丝带。他坐在餐桌的四分之一位置上，一直在喝酒，夏洛特不管说什么他都点头赞成。似乎他曾经是特殊行动执行局的人，和战略情报局有过合作任务，还曾和夏洛特一起去法国执行过任务，从这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他所说的“好酒友”。这位客人努力展现着自己完美无瑕的形象：他的贵族血统可追溯到一千一百年前，他的头衔——罗伯特勋爵，以及他那醒目的制服，“为了向基特里奇表示我的敬意。”他低语着，对话又落到夏洛特身上。我还不知道能有人如此博览古今，通晓世事，如果夏洛特不是要照顾客人尊严的话，他估计会选择独白了。听完夏洛特半个小时的滔滔不绝，罗伯特先生开口问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吗？看起来很复古啊，你们怎么称呼它？乔治城吗？是根据某个国王命名的吗？希望不是乔治三世。”这是罗伯特勋爵今晚最长的一段谈话了。夏洛特便开始和他探讨起内战结束后的乔治城：“那个时候这里还什么都没有，除了帐篷、政府的围栏和一些坟墓。马肉被装进罐头送往工会军队，你现在都还能在大雾里闻到动物尸体的腐烂味。”

“休·蒙塔古，你怎么会闻到的？”基特里奇插嘴问道。

“亲爱的，我亲自闻到的。”休·蒙塔古说，此刻他的眼镜片上烛火反射出跳动的光。

“确实有那么一小段时间这里脏乱不堪，”基特里奇承认，“都是白喉病和妓院。”

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基特里奇话音刚落，罗伯特勋爵就忽然振作了起来，一百年前的死马可能不会引起多少食欲，但那些旧的妓院可以啊！

“同样地，这里以前是个繁华的城镇，”休·蒙塔古说，“到处都是面粉和玉米厂，修桶匠锤子的敲击声十分悦耳。”

“是很好听的。”罗伯特先生说。

“还有锯子和刨子的声音，”休·蒙塔古继续说道，“每个晚上，我几乎能听到各种回声，比如酒吧的喧哗声啊，船夫的斗殴声啊……像赫里克那样在政府工作的年轻男孩子，现在这个时间应该会去那里喝点小酒。”

“他刚说你叫什么名字？”罗伯特先生问我。

“赫里克·哈伯德，先生。”

“他的父亲就是卡尔·哈伯德。”夏洛特说。

“噢，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罗伯特先生说，就好像在他六英尺七英寸的身材面前都没有几个人敢提出意见似的。

“休·蒙塔古说错了，”基特里奇说，“乔治城过去大部分地方还是很美丽的，每间房子都有柱子和人字形屋顶，屋檐口都存放着很多的姜饼。”

“你忘记说最重要的东西了，基特里奇。”她的丈夫说。

“是吗？”

她的双颊上泛起怒火，显然很不开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如此严厉的样子，这也给了我他们之所以不邀请我住在他们家的理由：他们需要空间来提高嗓门。

但休·蒙塔古并不打算向罗伯特据理力争这件事，他说：“她说的都对，我说的也对，我们不过是碰巧谈论到了乔治城的相对面而已。”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没有街道的地方。”罗伯特说。

“是啊，很有趣吧。昨晚我还在读一本当地的历史书，了解乔治城的历史，”休·蒙塔古大笑了起来，他这高兴的神情一扫刚才紧张的氛围，“根据一八七一年的报纸记载，当时乔治城的一位居民萨帝厄斯·阿特沃特，有天早上走在结冰的Q街上滑倒了，他的手杖从手里飞了出去，击中了一只慢悠悠路过的猪，”他看了一眼基特里奇，她对着他吐了下舌头后很快收了回去，“于是这只受了伤的猪像头咆哮的公牛一样，冲进了最近的一个开着门的地窖里，那里面正好是一个木工车间，地上全是木屑。地窖里很黑，木匠们平时都点着蜡烛。这头猪冲进来撞翻了蜡烛，落在了木屑上，从而引起了一场大火。‘红帽子’随后进入了……”

“红帽子？”罗伯特好奇地问。

“就是当地拉救火车的马，马很大，它拉着救火车，上面坐着亨利·艾迪逊和他的同事多拉·吉尔，消防员把软管放进邻近的小河里开始抽水，最终扑灭了这场火灾。水一直溅到Q街上，街上很快变成了一个结冰的池塘。夜晚来临之前，镇上的人们都跑出来滑冰。那段时光想起来还真是美好啊。”夏洛特说道。

“是啊，”我说，“一件事情总会不经意间给其他事情带来很大的影响。”

“是的，”他说，“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能看到事情的多面性。”

“嗯，事情的多面性，”罗伯特也这么说，似乎他已经从休·蒙塔古的故事中回过神来了，“你知道吗，有传闻说要把菲尔比送往贝鲁特港啊，去给他分配一个记者的工作。”

“呃，不，”夏洛特说，“那会把那里弄得一团糟的。你要尽力阻止他去，如果你们的人不能给菲尔比一些甜头，联邦调查局就很难逃脱军情六处的干系了。”

“这对你个人并没有好处，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夏洛特答道，“一切都会被宽恕的。”

“但愿如此吧，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一步棋是你的滑铁卢。”

“才不是呢，”基特里奇说，“他们还是很需要休·蒙塔古的。”

“那就太好了。”

“卓尔不群的人连他犯的错误都是非比寻常的。”基特里奇说。

“好吧，该死的菲尔比，”罗伯特说，“让我们为他的命运干了这杯酒吧！”

“好，就用这杯酒敬菲尔比吧，”夏洛特应声道，举高了他的酒杯，“诅咒他永世长存！”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但可以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整个晚上都是些欲言又止的话。我再一次为我的职业感到十分骄傲，它处处透露着神秘的色彩。菲尔比，他们说起他名字的样子让我很好奇。他们还谈到了旧的边境贸易战是怎样遭受巨大损失的。

有天晚上来了一位叫作施耐德的绅士，我听说过他，他在欧洲是一位获得了很多荣誉的钢琴演奏家。他一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但表达起自己的君主主义思想还是很清楚的：如果希特勒当年重建了布鲁士王室家族，他就有可能赢得战争了。“毕竟，”施耐德博士说，“君主制能够保证十字军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施耐德博士戴着黑色眼镜，有一对醒目的招风耳，厚厚的灰色胡须几乎遮掉了他的半张脸。他的头发花白，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他提起了曾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苏联区内的演奏经历，从他的话来看，他在战后一定耍了不少妙招，我甚至怀疑他是否为夏洛特当过间谍。尽管如此，我照样觉得此人有些讨厌，我也很不解休·蒙塔古一家为什么要这么尊重他。于是，我重新打量了一遍这位施耐德博士，他其实是戴了一顶价格不菲的假发，看上去浑然天成，和真白发并无二致，但我遗传了我母亲善辨真伪的眼睛，能看出来他是在假扮上了年纪的长者。看到这一点，我想，万一我是和纳粹秘密党员坐在了一张桌子上那该怎么办呢？

晚餐过后，夏洛特同施耐德博士坐下来开始下国际象棋，我看出来夏洛特喜欢和客人来场棋盘上的较量。夏洛特偷偷和我说：“你来观战这盘棋吧，施耐德在最后阶段的表现都很不错的。开局时他一般会有些吃力，要不是比赛中场时候我走了两个兵，我就会输惨喽。”

夏洛特每走一步棋这位钢琴家便摩拳擦掌，不是喃喃自语就是连连哀叹：“噢，蒙塔古先生，你真是厉害！噢，天哪，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了！”然后，他便不住地点头，虽然嘴里还是在抱怨着，“就这么着吧！”他说着然后走了一个棋子。正如夏洛特预言的那样，施耐德在结束阶段果然发挥不错，成功逼平了夏洛特。这是我唯一一次在这座屋子里见到他。

他离开之后——我没有注意到他和夏洛特在门口像两个老战友一样握手道别——夏洛特居然主动邀请我留宿。当时基特里奇正在洗碗，他把我领进了他的书房，一把将我按在一张木椅子上，开始对我进行“思想教育”，其中包括叫我不要再热衷于户外攀岩了。

我都准备好了打算和他说说我在新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不愉快，但是，我不敢，要是他对此不感兴趣呢？

就在这时候他说：“你父亲回来了，我们将出去共进晚餐，就我们三个。”

“听起来真棒！”我都没有开口问他我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几个月来我都没有父亲的消息，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询问。

“你发现中央情报局其实是个很庞大的机构了吗？”休·蒙塔古问我。

“嗯，太大了。”

“我们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庞大的，事实上，新的力量都还没有萌芽。约翰·埃德加·胡佛用一切手段想要阻止我们，他不想让我们与他的联邦调查局竞争，胡佛是基督王国里最受恐惧折磨的那一个，我们提到他的时候都会说‘佛祖·埃德加·胡佛’！如果和你对话的这个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么他就不是我们的一员。”

我点了点头，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我们”是指全体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仅仅指一小部分人。

“因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掌控着艾森豪威尔的意志，所以艾伦·杜勒斯是我们杰出的领袖，我们当然是处在不断的成长壮大之中。”

“是的。”

“我们是做什么呢？”他问我，“我们的职权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为总统提供情报。”

“你想象过情报工作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嗯，首先要做的是赶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应该比这个做得更好。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俄国人，我们能让他们军心涣散并使他们摆脱马克思主义思想——即使这要花上半个世纪。这还不是结束，战争还是会继续。就在这里，这里，战争已经开始了！这场秘密赌局的筹码仍然在加大。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基督文明是否会延续，其他问题相比于此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包括炸弹？”

“要毁灭我们的不是炸弹，如果要认真考虑受到核污染的人们，那我们不过是焚烧了所有已经被毁灭的行尸走肉。如果文明提早一步消失，就不会有炸弹出现，当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的世代延续并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不过就是本世纪历史诟病的必然结果，也就是错误的理解。”

这个男人和他说的这番话是多么精彩啊，这些话的价值对他自身而言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他甚至都没有在意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是他的听众。无论听众我是一个人，还是五百零一个人，他的这些说辞都是一样的，每个字如果不是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就是在他自己的脑海中回响。

“这真是令人悲伤，”他说，“一千年以来，每一次对文明的追求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人类还缺少最重要的信息。现在我们也是在举步维艰地前行着，背负着超负荷的错误信息，有时候我想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阻止错误信息的快速蔓延。如果我们核实真相的能力跟不上，那么信息干扰就会最终置我们于死地。哈利，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共有多少人吗？”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明白了你的意思……”我嘟囔着。

“你只是不想去理解罢了，”他喝了一口白兰地，“我们真正的职责是要成为美国的思想。”

我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赞同他，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这显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说，“为什么机构不能做到呢？我们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如果庄稼的好收成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我们就有义务去了解来年的天气。同样的需求我们随处可见：金融、媒体、劳工关系、经济生产力和电视的影响等，哪里是我们合理兴趣的终结呢？生活在这样一体化的年代，我们需要从各个领域挖掘专家：银行专家、精神病专家、病毒专家、艺术家、公共关系专家、工会会员和记者——你知道究竟有多少记者在为我们服务吗？你可以机密地调查一下。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少根输油管道，没有人会知道五角大楼里的高管、海军准将、国会议员、智囊团里的教授、水土流失专家、学生领袖、外交官、公司律师中有多少人是为我们工作的，你根本就无法列举完他们的名字！他们都给我们带来很多信息，我们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你看到了吧，我们有能力立即开始工作！”他点了点头，“对一个官僚组织来说，有那么多的专业‘服务人员’通常就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优势。不仅是因为我们有战略情报局的协助，我们还吸引了各地的有志青年，各个州、联邦调查局、财政部、国防部和商务部都被我们‘洗劫’过。他们都想加入我们，这更加促进了我们的神秘感。从组织结构来看，我们的机构是个金字塔，这来源于我们衡量员工的依据，就是凭借各自的技术经验才形成了这金字塔状的人事分布。大量的人才都是在中间层次，而且没有升职空间。毕竟，金字塔顶端的人也一样很年轻，是像我这样相对年轻的人，因此五年前加入我们的人现在大部分都退出了。如今，他们就分布在各地了。”

“是在华盛顿各地吗？”

“是在美国各地。一旦你进入了机构，你就不想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在这些金融世界和商业世界里工作是很无聊的。我告诉你吧，我们和这个国家里的一切活动都保持着联络。”他看着我微笑着问道：“你累了？”

“没有，先生。”

“一直对着这一大幅壁画不觉得累吗？”

“一整晚都精神着呢。”

“这对你也好，”他笑着说，“你走之前让我们再喝一杯吧，我想让你明白一些事情。我不是一个很能保守秘密的人，只是有时候会。你看，哈利，这个机构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有人酗酒，有人做事冒冒失失；有的就是那种患有自闭症的怪人，这种人要么是对测谎仪撒了谎而被收录进来的，要么就是他后来变得古怪的；还有的人呢，就是偷偷地抽大麻。哈利，现在我的恶习就是话太多，所以我必须得挑选值得信任的人。所以跟你说一些机密的事也算是把你也带进了无底深渊，因为你一旦说漏嘴，那就只有祈祷上帝保佑的份儿了！”

他点燃了一根烟，置身在缭绕的烟雾中问我：“你了解施耐德吗？”

我知道现在得尽量简洁回答了，于是我说：“我看他像是个戴着假发的前纳粹党人，他的实际年龄也肯定比他假白发所显现的年龄要年轻十岁，而且他对音乐会的了解一定不如情报传递工作那样多。”

“我很想告诉你更多啊，”夏洛特说，“但恐怕不行了。”

“你刚才已经说了些，难道不能再多说一点吗？”我忽然对施耐德的秘密充满了渴望，就像一只被夺去食物的猎狗对食物充满了渴望。

“唉，”夏洛特说，“那真没办法，可能这些天里你有机会自己去了解他。”他又吐了一口烟，似乎对我的沮丧感到很开心，“哈利，”夏洛特说，“记得不要把我告诉你的这些事情说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