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两周的特训是在各种游戏中度过的。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练习如何在大街和商店里跟踪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由我们的教练扮演。这就要求我们擅长快走了，还得保证能通过一扇窗户看到整个街景。三人中的队长，即负责侦察的人要和跟踪对象保持较近的距离，负责联络的人则和备用的人紧盯大楼里的其他出口。我们彼此之间有暗号，根据暗号停顿、向左走、向右走、加速和减速，暗号通常是脱帽、靠墙、停在消防栓旁、抚摸鼻子、系鞋带以及略不雅观地用食指掏耳朵。

不料我们的手势出了点问题。跟踪开始没多久，我们正和彼此挥手示意，然后小步慢跑冲进一家商场，我们在乘电梯的时候把跟踪对象跟丢了。后来侦察者再次锁定目标，却又被联络者和后备者在某个拐角处跟丢了。当跟踪对象发现侦察者的时候，游戏就结束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商场里重复着练习跟踪和被跟踪。

那晚在营地，大家狂欢畅饮，同时还穿插了各种恶作剧。迪克斯·巴特勒和一位爆破专家在厕所里弄了个空气压缩盒，并用一根电线连接到酒吧最里边的电箱，而且这个压缩盒有十五分钟的待爆期。当罗斯走进厕所，他实在是不该大声喊叫“谁把垃圾放这里了？”他一脚踩下去碰到了开关，盒子便爆炸了！水池里的水向四周溅出来，把罗斯的衣服都弄湿了，他只得回营房换衣服。从此以后，“佩里营里可是有监控的噢！”这句话就成为了迪克斯·巴特勒的口头禅。

那天晚上这样的善意“爆炸”频频发生，后来脸上抹着黑印的伞兵纷纷着陆，冲进来狂饮几大口酒后又匆匆离开了。几年以后，在我去越南的路上，我被一个耶鲁的老同学邀请出演一个电影场景，他现在已经是制片人了，所以正好能够去亲眼目睹一下战争片的拍摄情况。这一方面是为到越南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怀念我在农场的那段岁月。战争有些时候会释放特殊的影响力，比死亡更能够揭发事物的本质。“死亡，是你投身一场战争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的一位性格刚毅的教练曾经这么说过，当我在越南夜晚心情不错的时候总会想起这句话来。

现在我感觉到那时候我们就像一群淘气的孩子，在八月那无尽的夜晚不停地玩着各种游戏，冲进房间又重重地摔门而出。我们的侦察训练可能确实令人伤脑筋，丢了脸还没有达到成功的目的，但如今对工作的热忱依旧如初，毕竟我们在接下来的“忠于上帝的电影”中表现得很积极。

另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走进了营地里的厕所，坐上了装有装置的“宝座”，然后全身湿透地出来了，我们哄堂大笑，后半夜基本上都是一片水淋淋的场景，罗斯再次加入我们烘干衣服的队列。由于喝了点酒，他又开始对迪克斯·巴特勒说错话了：“对好兄弟做这样的事情也太不厚道了吧，你们这样是一种畸形的心态！”

“无知！”迪克斯·巴特勒说，“让我来扯一扯你的脸蛋，让你看看什么叫畸形！”

他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了，罗斯这个不可一世还常常贬低别人的家伙，开口说了一句：“迪克斯·巴特勒，你简直没有人性！”然后转身走了出去，那神情似乎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迪克斯·巴特勒摇了摇头，对我说：“哈伯德，我一直把他当成兄弟啊。”

“我可不想做你的兄弟。”我说。

“真是见鬼，我哥哥以前总是爆我的菊花，直到我十四岁那年用石头击中了他的头。你哥哥都做过些什么呢？”

“我只有弟弟。”

“你会爆他们的菊花吗？”迪克斯·巴特勒问道。

“不会。”

“是还没有发育好吗？”

“我弟弟是双胞胎，分不清谁是谁。”

他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犀利的眼光让我手心都渗出了汗。不料他竟然叹了口气，说道：“哎，阿尼会想明白的，这个问题在于我究竟是怎样的人，我的年纪已经很大啦，做不了传奇人物了！”

我不知道迪克斯·巴特勒的脾气还会发作多久，但是阿尼·罗斯在我们需要穿越“东德边境”（佩里营的说法）的那一夜不该唱这么一出戏的。因为那一整天都在下雨，森林里到处都是泥泞，空气里满是各种恼人的小飞虫。夜空也不够晴朗，我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前行，一不小心就会走错方向。

我们的训练任务早已安排妥当，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是整个特训的高潮环节，那应该就是“逃跑和审讯”了，这门课程汇聚了最优秀的教练。在最后的三周时间里，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受训者都要扮演打入东德内部的西德间谍，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用西德语写出一份自传，编一个掩饰自己真实身份的故事。我们在自传中要提及我们在东德的工作、我们的家人、学校的历史以及“二战”中我们痛失的亲友，还有我们所谓的家乡“曼纳伯格”遭受突袭的那些日子。那几个礼拜，我和罗斯一直在强迫自己记住大量的细节，另外我们还化名为汉斯·克鲁尔和维尔纳·弗拉格。

在逃跑训练中，我们的西德委托人对身处东德的我们发出了警告：我们的无线电传输内容被截取了！我们不得不迅速逃至西德边境，逃跑路线的最后两英里我们得穿越一座东德森林，正好和弗吉尼亚州的那片森林差不多。如果我们成功翻越了暗处的栅栏，那我们编的故事就不必接受审讯了，尽管我们宁愿被逮着，感受一下被审讯的情形。如此一来，这座森林就是最好的机会了，上级也并不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越过那片森林，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成功翻越了那些栅栏。

我其实很想翻越那些栅栏，因为我从夏洛特那里得知，计入一个人二〇一档案的不仅是在农场特训的表现和得分，还有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密码，这个密码会对未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农场特训的良好表现还远远不够，五字密码才是决定在特殊职位上去留的关键因素。我想，能翻越栅栏的一定就能拿到最高分了，毋庸置疑，还有一种隐匿的评级方法，就是看你在审讯环节中的具体表现。

很遗憾罗斯和我没有取得首战大捷，在我们到达通往东德栅栏的水渠时，有毒的淤泥让我们的全身瞬间瘫软，在恶心又无力的情况下，我们还得躲开每三十秒扫过一次的探照灯，而且大约每分钟就会有辆吉普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爬到全是淤泥的岸上，避开栅栏顶端带有倒钩的铁丝网，然后从十四英尺高的地方跳下来，来到栅栏的另一面。根据游戏规则，这样就算是获得自由了。

可是，罗斯看起来却是一脸泄气的样子，我想他是害怕那些带倒钩的铁丝网吧。“哈利，我做不到的，”他嘟哝着说，“我完成不了……”他几乎要把这种恐惧传染给我了。

“你这该死的犹太佬，给我勇敢点！”我大声叫嚷着。这时探照灯又照了过来，我们赶紧爬上那恶心的全是淤泥的岸上，开始爬栅栏。同时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探照灯，唯恐它来来回回扫射最终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在短短数秒内，一辆载着两名卫兵的武装吉普车就朝着我们开了过来，机械枪对准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就这么失败了。我们班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以这种结局宣告失败的，其中还包括十大联盟的运动员。这次特训不是为了在我们中间挑选东欧的间谍，而是让我们对未来会遭遇的可怕经历预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由于西德的卫兵穿着东德的制服，所以在这场模拟训练中，这吉普车就成了唯一给人真实感受的元素了。我们被戴上了手铐，沿着边境小路飞快地行驶，来到了一座刷白的由煤渣砖砌成的建筑物。进去以后，里面是一条直通中部的通道，两边是一间间没有窗户的审讯室，每间审讯室大约有八平方英尺大小，里面不过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盏亮得刺眼的灯，审讯人说着一口夹杂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人模仿他的口音。我在农场特训的时候从未见过这些人，后来才知道这些审讯官是机构里的专业演员。眼前的这一切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真实，足以粉碎一个人的所有希望了。

审讯官从一个房间来到另一个房间，一个挨一个地审问收押进来的学员，之后留给他们的就是无休止的寂静了。面对着这屏气凝神的审讯，盯着这寂静的白墙，我开始误以为此时依然是漫漫黑夜。我忽然想起我编的故事是有些不自然的，而在审讯过程中，这故事几乎是重头戏啊。由此我发现，对一个演员来说，他扮演的角色比他的真实生活更加生动。之前我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好好准备的重要性呢？以前我没能好好规划生活，此刻它出现的每个细节都成了额外的负担，而我也只能依靠意志力回想起那么一点点了，相反，我提前计划好的每个项目都在我眼前重现。我编的故事中设定好的场景是：我是“二战”后的莱比锡城附近曼纳伯格一所职业学校的学员，我能想象出从学校窗户飘进来的阵阵恶臭——臭味来自那些烧焦的人和老鼠的尸体，还有成堆的垃圾和碎石。当提到在那里的学习时，我的声音听起来让我很满意。

“曼纳伯格的那所学校叫什么名字？”我的审讯人问道。他穿着一件德国警察的黑色制服，手里拿着一捆文件，他一直阴沉着脸，头发和胡须乌黑油亮，这几乎让我都认不出来他是不是德国人了，直到我想起纳粹党人鲁道夫·赫斯也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和一张阴沉的脸。

“莱比锡中央车站迪埃舒尔，”我回答，“是我的学校。”

“你在那里学什么专业？”

“铁路贸易。”

“毕业了吗？”

“嗯，毕业了，先生。”

“维尔纳，你都是怎么去上学的？”

“我步行。”

“每天你都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吗？”

“是的，先生。”

“还记得路线吗？”

“嗯，记得，先生。”

“说说你走过的街道的名字吧。”

我将街道的名字如数背了出来。不是我头脑中的地图十分清晰，而是我仔细看过战后不久拍摄的那些照片，因此知道那些街道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根据你的路线来看，赫尔·弗拉格，你肯定是要经过邵恩海特大道了？”

“嗯，没错，先生。”

“那你给我描述一下邵恩海特大道。”

在我开口之前，我眼前已经浮现出邵恩海特大道的样子：“它是曼纳伯格很宏伟的一条大道，两个不同方向的车道中间是长满草的小岛。”

“描述一下那个小岛。”

“它上面种着树。”

“什么种类的树？”

“我不知道这树的名字。”

“这些树都被砍了吗？”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不清楚。”

“邵恩海特大道上有几个交通信号灯？”

“可能有两个吧。”

“两个？”

“是的，先生。”

“哪个信号灯旁的树被砍了？”

“在我去学校路上的第二个。”

“树是哪一年被砍的？”

“我不记得了。”

“你再想想，维尔纳。”

“在我一九四九年毕业之前被砍的。”

“你的意思是那树是在一九四七或者一九四九年被砍的是吗？”

“应该是吧。”

“你认识这张图片吗？”

“认识，这是邵恩海特大道上第二个信号灯所在的十字路口，而且是在树被砍之前。”

他的手指向图片上靠近十字路口的一幢建筑物，问道：“你还记得这个吗？”

“记得，先生，这是战后曼纳伯格新建的政府大楼。”

“它是什么时候建的？”

“我不知道。”

“你不记得它的建设过程吗？”

“嗯，不记得了。”

“你每天上学都经过这里，但是你居然不记得你们镇上唯一的新政府大楼？”

“嗯，不记得了。”

“但是你每天上学路上都能看到它，不是吗？”

“是的，先生。”

“一九四九年是你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吗？”

“是的。”

“一九四九年，曼纳伯格大楼都还没有建成。”

“没有吗？”

“没有，维尔纳。”

“我很纳闷。”

“它是一九五一年建成的，这些树是一九五二年被砍掉的。”

顿时，我陷入了惊慌之中，难道我东德的自传写错了，抑或是审讯人在骗我？

现在他开始询问起我在铁路站的工作，同样的，我回答出来的名字和模样与当时记下来的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比如我曾经以清洁工的身份被送往一家机车修理厂，这家修理厂是在铁路站的南端，我却说成是在东边；我坚持认为在东边是因为我记得早晨太阳升起的方向。我的审讯官让我单独想了半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又问了我一遍。

我研究过每一张照片，使得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曼纳伯格小镇，但它是不完整的。就算是在流行大画家拉里·利弗斯的画里，我的曼纳伯格还是留有空白的。审讯过程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

“维尔纳·弗拉格，你为什么要爬边境的栅栏？”

“我不知道那是边境。”

“也不管顶上带挂钩的铁丝网吗？”

“我以为我是在政府公园里呢！我和我的同伴迷路了。”

“你们现在是在禁区，知道吗？”

“不知道，先生。”

“曼纳伯格镇就在边境东边的五公里处。”

“是的。”

“你知道？”

“嗯，知道。”

“可是你却穿过曼纳伯格西边的树林，并对发现栅栏深表惊讶。”

“我和我的同伴以为我们正在向东走，并不知道其实是在往西走。”

“维尔纳，我们发现你带了个指南针，你是不会迷路的。你也很清楚，如果你翻过栅栏就是西德了。”

“不清楚，先生。”

“那你会到哪里？”

“那只是我们的一个恶作剧而已，我和他互相打赌看谁能第一个翻过去。”

“你太愚蠢了，笨蛋，你编的故事让人恶心！”审讯官站起来走了出去。

在下棋中有这样一种规律，如果你好好研究开局的话，那么在开始的八步或十步甚至十二步，你都能够与比你水平高的对手打平，前提就是你要仔仔细细地研究开局。在接下来的对决中，如内行人所说的：“你输定了！”

唉，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的身份、背景和自传都准备妥了，但就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我要在大半夜去爬边境的栅栏呢。

我的审讯官又回来审问我了，好像我们的第一轮谈话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再一次被问及邵恩海特大街的树是在哪一年被砍掉的，铁路铸造厂是否在东边。这一次，我的口误似乎更严重了，我不清楚说出这些错误的细节要不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我开始觉得他的问题就像牙医的手钻，很快我的神经都开始“突突”地跳动起来了，更可怕的是，我甚至开始自相矛盾了。我已经试着开始承认闯进西德是我自己的冒失莽撞，我肯定是穿过边境线后在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摸索着想要返回东德，所以就爬上了西边的栅栏，落到了东德边境内，为了第二天早上像一个合格的德国民主党公民一样返回，就在这时，卫兵发现了我们。

“你冒出来的汗和你的谎话一样令人讨厌！弗拉格，等我再回来，我想听你说实话。否则，我给你好看的！”审讯官拿着一根橡胶警棍，猛地拍在了桌子上，然后他又离开了。

在我这狭小的水泥砖房间外面，监狱里的喧嚣声此起彼伏。通道两边的审讯室都挤满了人，神秘感开始到处蔓延。我不知道审讯的节奏是不是加速了我们对黎明的期待，但当我的审讯官给我留下这么一个悲惨的补救机会后，我才开始清楚地听见其他审讯室里传出来的哭喊声。

我听见一个俘虏的咒骂声：“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们把我搞糊涂了！”另外一个声音相对小一点，但足以让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是清白的，你们得相信我是清白的！”我甚至还能听见从通道最远处的房间里传来警棍抽打桌子的声音，以及有人哀求着叫停的哭喊声。

然后我听见了罗斯的声音，“这样太粗暴了！”他的嗓音异常清晰，“我不管我的同伴怎么说的，但你们已经恐吓住他们了！我们只是要爬过栅栏远眺曼纳伯格的灯光，从而找到回去的路，这就是我的故事。你们可能已经动摇了我的同伴，但你们别指望打乱我的思路，你们休想用暴力来威胁我！绝对不可能！”

“招了吧，”罗斯的审讯官说道，“你并不是德国民主党的公民。”

“我是汉斯·克鲁尔，”罗斯说，“出生在曼纳伯格。”

“一派胡言！说实话吧，否则我们就会把你说出来的污言秽语塞回你的鼻孔。为什么你要去爬栅栏？”

“我是汉斯·克鲁尔。”罗斯只是重复道这句话。

此时，警棍的拍打声又响了起来。

我们只是在佩里营，不是在什么东德，但我仍然感到深深的不安。就像在一次度假旅行中参透死亡也是一段旅途一样使人恐慌，所以现在我感觉到精神错乱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简直就是一触即发。

我的听觉从来没有这么灵敏过，我不断听见罗斯愤怒而轻蔑的鼻息声，也能听见他的自负感在不断地膨胀，就像暴发户一样令人反感，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他的人格力量吧。“你们在试图逼供，”他说，“这没有用的。根据德国民主党新宪法B章第三则第一千三百七十八条法令，我可以向法律担保人提交我的案件。你们看好了，我的权利现在受到了侵犯。”

是的，他已经能应付自如了，多么巧妙地转移话题啊，现在这个审讯官没话可说了吧。后来我才知道罗斯曾花费了三个晚上泡在农场的图书馆里研究东德的新宪法，因此才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应对这个场面。

我的审讯官又回来了，他再一次从头把那些问题问了一遍，我再一次被询问邵恩海特大街那些树被砍的时间，以及铁路铸造厂和翻栅栏未遂的种种细节。

“因为我们迷路了，”我说，“我们想爬上去眺望曼纳伯格的灯光。”

“你的同伴已经告诉我们整个故事了，我们已经证明这是编造的了。”

“那我就告诉你们实话吧。”

“之前你不知道这是边界。”

“我知道这是的。”

“那之前你是撒谎了？”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很害怕。”

“你说你误入了西德境内，然后打算返回东德。”

“这也是我骗你们的。”

“那现在你翻栅栏是为了眺望曼纳伯格的灯光？”

“嗯，没错。”

“你已经承认你之前撒谎了，那现在你说的是实话吗？”

“是的。”

“事实上，你就是个骗子，你其实就是西德政府的间谍！”

警报器忽然响了起来，那刺耳的声音穿透了每一间审讯室。我的审讯官开始整理文件，并深深叹了口气。

“结束了。”他说。

“结束了？”

“我倒希望我还能问十五分钟。”他看起来怒气冲冲的样子。实际上，他看起来还是像个警察。

“好吧，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我说。

“你做得很好。”他说。

“是吗？我，你怎么知道？”

“本来我可以杀了你的。但当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警官时，你就成功了。”

我立即站了起来。

“好了，你可以走了，”他说，“外面有辆卡车来接你。”

“我完全可以自己走回去的，可以吗？”

“可以，现在你可以放一天假了。”

“我觉得我需要走动走动了。”

“的确。”

然后我们握手告别。

后来，我徒步走了两英里的路回到营地，新一批的学员才开始他们的第一次跳伞特训。还有六个小时我的训练就要全部结束了，就要回到华盛顿在倒影池畔正式开始工作了，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指派到海外去工作吧。在我准备去咖啡馆吃早饭的路上，我才突然醒悟过来：我穿过了满是虱虫的黑森林，在淤泥遍布的沟渠里被抓了个正着，我的手指被栅栏刺破了，我的眼睛被审讯室里的强光灼痛了，整个晚上我都在编造着谎话，然而现在我感觉到焕然一新，依然堂堂正正地和周围的朋友道早安。“逃跑与审讯”那次经历已经成为我在中央情报局度过的最刺激的八小时，我从来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地开心过！被审讯的那几个小时验收了我的特训成果，我想我已经为自己找到了能够发挥工作才能的领域，每天为祖国安全做贡献的想法融入到了我每一次的呼吸中，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我的脉搏同在。至于我的另一面，尽管还不至于世俗到去追寻物质与荣耀，但依旧被欺骗的艺术和与邪恶作斗争的惊险吸引。我的另一面也被这场游戏折服，甚至也想参与其中，这与另一个我完全一致，我已经彻底顿悟了！一个人，于内心深处寻得与早晨的清新空气共鸣，便是幸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