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来告诉你们最初的事实吧，我是哈伯德家族中的一员。布拉德福德和富达·哈伯德在“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后的第七年来到了普利茅斯，这个氏族的分支如今都可以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州以及佛蒙特州找到。但是据我所知，我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公务员，在我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家族的名字不如律师、银行家、医生以及立法者等行业有名气。我这个家族在内战期间出过一个将军，还出了几个教授，我的曾祖父斯莫利驹·金伯尔·哈伯德是圣马修学院的校长，即使在今天，他也是一个传奇。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仍然能在夏天的早上划一艘小船到蓝山湾。当然，一旦他某个划船的动作不正确他就有可能丧生在缅因州冰冷的海水里，这是一种致命的冒险，而最后他是在床上去世的；我的父亲，博德曼·金伯尔·哈伯德，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卡尔（因为我父亲很崇拜纽约巨人队的传奇巨星、左撇子投篮高手卡尔·哈贝尔），他也很了不起，我的妻子还利用我父亲的名声为她的个人作品《双重灵魂》做宣传。我的父亲恃强凌弱，但他却是一个主教的执事，他很英勇也很有能力，他每天早上一定会用冷水洗澡，就像人们吃鸡蛋和培根一样平常。他每个周日都会去教堂，但他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当约翰·埃德加·胡佛在努力说服哈里·杜鲁门相信建立中央情报局是不必要的，联邦调查局可以做情报局做的任何事的时候，我父亲仍然在努力地拯救我们情报局。他设法引诱国务院的重要部长以此获取大量的秘密情报，然后把这些情报交给艾伦·杜勒斯，艾伦·杜勒斯拿到这些情报之后，包装好送给白宫，好让白宫保护这些部长。这样的行为最终让白宫相信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独立的情报机关。在那之后，艾伦·杜勒斯非常欣赏卡尔·哈伯德，并且有一次，他曾告诉我：“你的父亲不愿承认，但是刺探部长隐私的那一个月确实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的父亲很严厉，因此我有一个担惊受怕的、紧张兮兮的、郁郁寡欢的童年。我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优点，不过可能是因为我本身的天资不够高。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很恨他，因为他对我很失望而且我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

我的母亲则完全不一样。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婚姻产物，或许他们两个都来自不同的星球吧。确实，我的父母结婚后不久就分开了，而我小时候却嚷着要让这样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我的母亲娇小迷人，典型的金发碧眼。她夏天住在南安普顿，这是纽约的一个中心，它的西边是第五大道，东边是公园大道，北边是八十大道，南边是六十大道。她是美国富裕犹太人家的女儿，但她从来不会告诉你《摩西五经》和犹太法典《塔木德》有什么区别。她抚养我长大期间从来没告诉过我关于犹太人的事迹，除了一件：纽约杰出的犹太银行家。如果未来发生什么灾难的话，我觉得我的母亲会把所罗门兄弟和雷曼兄弟看成救命稻草。

不过我母亲的高祖父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叫哈伊姆·希尔柏兹格，但后来他的名字被移民政府改成了海曼·福尔希斯坦，他是一八四〇年移民过来的，他一直在努力拼搏，最终由一名路边摊贩发展成了一个百货商场的大老板，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的儿子们就变成了有钱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孙子们就成了纽波特接待的第一批犹太人，现在纽波特的名字改成了希尔柏之地。假如我母亲家族里的每一代人都比前辈人更加挥霍无度，那么这个家族肯定是以一个毁灭的速度没落的，但事实不是：我母亲继承的财产和海曼·福尔希斯坦留给他的继承人的财产一样多——不过到我母亲这一代，她只拥有他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因为他和非犹太女人结婚了。

那就是我母亲的家族。尽管我小时候见母亲的时间比见到父亲的时间更多，但被我视作亲人的只有我的曾祖父，我会尽力忽视我母亲那边的亲戚。一个在死牢里面的囚犯曾经说过：“我们并不亏欠我们的父母——我们只是从他们的身体里面经过。”对于我的母亲，我就是那种感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不重视她，尽管她真的很迷人而且她知道很多有趣的荒唐事。确实，她在准备快乐的晚餐方面比平常人好很多。不幸的是，她也是坏名声的拥有者。当杰西卡·希尔福菲尔德·哈伯德成为她的前夫没几年后，她就被社交界名人录排除在外了，但是十年之后又爆出她最好的朋友不再见她了。我怀疑，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她连续不断的风流韵事，而是因为她喜欢撒谎的癖好，她是一个心理变态的骗子。最终，她的记忆成了她唯一的永远的朋友，因为只有记忆力记得她愿意记住的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我相信我下这个结论是因为我的母亲一直都培养我反间谍的能力，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我们尝试着让敌人产生错误的认知。

无论如何，我无法假装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犹太人。我和母亲所说的高祖父海曼·福尔希斯坦的唯一关系就是所有的排犹理论都让我觉得紧张。可能是因为我在犹太区长大的缘故吧，只要一听到那些排犹理论，心中就不自觉地愤怒。对于犹太人的遭遇，我有切身的感受。当然，一想到犹太人，我就想起了在纽约的地铁中，每逢乘车高峰期，人们忍受着噪声的折磨而在面部表现出的那种紧张表情。

但是，我确实度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童年。我上的学校是巴克利学校，在学校我还是一个受特殊待遇的人，直到我被劝退学，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密集队形操练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在行军的时候，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就会自然而然地头痛，如此一来，我根本就听不到指挥。

当然，我怀疑母亲的坏名声是影响我的另一个原因。后来父亲找到了让我恢复的方法，这也让我更加确定了我的怀疑。作为一个用冷水洗澡的勇士，我的父亲是不喜欢为他的子孙求情的。但是，这一次，他叫了一个人来帮忙处理我的这件突发事件。哈伯德家族有一些在纽约非常有名望的朋友，我的父亲就带着我去见了许多巴克利学校的老校友。“这不公平，人们因为她而责备这个小男孩。”这是我无意听到的。后来他们一定解决了此事，因为我又复职了。最终我坚持了下来，而且从那以后我的头痛越来越少，尽管我从来不知道作为一名后备军官的生活是轻松的。

我想那些开心的年轻人肯定会想起他们的童年时光吧，而我只记得一点点，这些年的事情只能以回忆的形式告诉大家，我用一件一件的事情来收集我的回忆。我总是可以回答一些荒谬可笑的散漫问题，比如：“我父亲什么时候带我到二十一餐厅吃午饭庆祝我十五岁的生日啊？”

二十一餐厅对我来说是一个吃饭非常棒的地方，但是我的父亲不知道，“它是所有地狱里最好的一个”——这是他习惯说的话，他知道他要站在酒吧门口等我。

我不能信誓旦旦地说，楼下的餐厅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过，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我觉得那些玩具模型应该还吊在低矮的黑色天花板上，有蒸汽船的模型、一九一五年生产的双翼飞机模型、火车头玩具以及有轨电车的模型等等。带有敞篷座位和备用轮胎的小轿车也还在酒吧里。在瓶柜上面悬挂着打猎用的号角、弯刀、象牙以及一双很小的拳击手套，这双手套小得可以让婴儿佩戴。我的父亲告诉我杰克·邓普西把那些手套分给了二十一餐厅的主人杰克·克林德勒。当我相信他说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父亲不介意再次改编他的这些故事。我认为我父亲遵从这样一个结论：良好的感觉总是在面临出局的危险中才产生的。因此，他总是会加工他的故事，让他的故事听起来更加曲折离奇。顺便提一下，我觉得我的父亲和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在一定程度上很相似——至少他们叙述起故事来总是那么形象生动——而且他也留有黑色的小胡子。他的体型和海明威也很像，长着细长的双腿对一个喜欢运动的男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优势，他经常说：“如果我没有这么多琐事缠身，或许我可以成为全美国的第一后卫。”我父亲的酒量非常好，他的酒量大得甚至让二十一餐厅的收银员惊讶，我的父亲为此感到骄傲。

当然，他可以为此感到骄傲。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很自负，而且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我并不是故意贬低他。当他为大学里的运动经历扬扬自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和别人相处时，其实那是他经过深深的挣扎之后才做出来的决定：他的双重人格是那么的不同。我父亲是一名宗教执事，但他也是一个恃强凌弱者，这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觉得他的厉害之处体现在他能够在内部找到一种方式让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相互契合。当那个深受克伦威尔的正直影响的校长的儿子发表言论说，征服者也可以获得喝彩的时候，我父亲内心深处的力量似乎全部被激发出来了。他经过非同寻常的沉思之后说：“当一个人好和坏的动机在同一个行为上面达成一致时，你会看到智慧的喷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这天，我的父亲穿上了被我称作“战斗花呢格”的衣服，它以前是一套淡棕色的苏格兰粗花呢衣服（这套衣服的颜色很淡，但是在手感以及重量上却和骑马用的毛毯一样），是他从琼斯·乔克手里买来的，而琼斯是从道森的萨维尔街买来的，他们知道如何装饰一个骑马者。这套衣服他保留了十年，到目前为止，衣服的手肘和袖口的位置都用皮革修补过，现在变得更加具有可塑性了，裤子脱下来以后仍然可以直立。这套衣服很适合他，同时对他这个注重尊严的人来说，他那充满男子气概的身体和那套硬得像铁一般的衣服很是般配，更能凸显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专门的工作服，他也没有什么便服，因为他几乎天天穿着那套衣服，只能偶尔看到他穿丝绒的晚礼服。不用说，在他穿晚礼服的晚上，他能够吸引所有女士的目光。“噢，卡尔，”女士们会说，“卡尔太帅了，如果他不喝那么多酒就更好了。”

如果他的任何一个朋友建议他去戒酒，他就会和这个朋友断绝关系。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他的酒量不如温斯顿·丘吉尔，但是他仍然要抓着酒杯。他从来不会喝醉，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会吐字不清，步履也从来不会踉踉跄跄，只是他的情绪特别多变，从这也可以看到他的个人魅力。喝酒的时候，他从不会小声叫服务生，如果一个背对着我父亲并且从来没听过我父亲声音的人听到他叫服务生，会被吓一跳，就好像他在酒吧的账单又多了一页一样。当我父亲喝多了时，他的脾气会像他的情绪一样多变，慢慢地，他的眼睛变得像要燃烧起来一样，他的眼神好像要把你放到停尸房一样恐怖，他的声音甚至会让你觉得地面都在震动。无疑是我夸张了，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我却很少见到他。

有一天，当我进屋的时候他很生气，实际上，我就像那些女人嫁给巨船船长之后却十分害怕船长一样：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午饭之前，他在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快要攻破难关了。可是现在，我进来打扰了他的思绪，他很生气，气呼呼地喝着马提尼酒。我可以想象他会告诉他的助理说：“该死，我现在要去陪我的儿子吃饭了。”

让事情更加糟糕的是，我迟到了，足足迟到了五分钟。当我匆匆赶到的时候，他却在谈论一个校长的儿子。开饭之前他独自喝着酒，他本可以在脑海里想想我们之间可以聊的话题，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很少单独聚在一起，他依然是一副阴森的表情，因为他不知道要和我聊些什么。而我呢，心里充满了母亲的告诫以及怨愤，母亲告诉我，我会看到一个没有妻子在身边的男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并且身边不缺少其他女人。“看到他，你就和他谈谈你的教育问题，”出门前母亲对我说，“让他承担你的教育费用，不然我就会起诉他，你就这么告诉他。”是的，我会匆匆地告诉他。“当心他的魔力，他就像一条蛇那样恶毒，”并且，正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母亲又说，“告诉他我向他问好——噢，不，不要告诉他这句话。”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爬上他旁边的酒吧高脚凳。当我爬凳子的时候，不小心滑下来了，弄得我的睾丸紧紧地缩在一起。当我再一次坐上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缓和一下疼痛，并且试着看看酒吧里的那些标语。

有一张标语牌上写着：唷，呵，呵，来一杯朗姆酒。

有一个路牌上写着：25 WEST ZWEI UND FUNFZIGSTE。

“噢，”我问，“父亲，那是德语吗？”

“上面写着第五十二街。”他告诉我。

我们相对无言。

“你觉得圣马修学院怎么样？”他问。

“还好啊。”

“比巴克利学校好吗？”

“当然。”

“你不打算退学吗？”

“不，我的成绩获得了良好。”

“好吧，那你就试着拿优秀，哈伯德家族在圣马修学院是要拿优秀的。”

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我开始搜寻酒吧里的其他标语，看来酒吧里面是不介意写错别字的。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这就是周六的天堂”，但是“周六”这个单词写错了。

“最近我有很多事要忙。”他说。

“我想也是。”

再次沉默。

他就像一只拴着的德国牧羊犬，内心充满了压抑和不安，我觉得我是瘦小版的他。但是我相信在这第一次见面的五分钟内，他能在我身上看到一些我母亲的影子，而我好像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母亲对他的伤害，或许这世上他最想杀死的人就是他的前妻吧。当然，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母亲的要求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你的腿怎么样了？”现在他问。

“噢，恢复了，这些年都挺好的。”

“我相信现在走起路来还是很僵硬吧。”

“一点都不会，就像正常人的腿一样。”

他摇了摇头：“我相信因为那条腿，你表演起来还是会有困难的。”

“父亲，我只是不擅长密集型体操训练而已，”沉寂片刻后，“但是现在好多了。”这沉寂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把一艘船推出海岸，但由于船太沉重我推不动。

“父亲，”我说，“我不知道在圣马修学院能不能拿到A，他们觉得我在阅读方面有困难。”

他慢慢地点点头，好像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是突然。“有多差呢？”他问。

“看书完全没问题，但我总会把数字看成反的。”

“我也有这个问题，”他点点头，“在战争发生前，我在华尔街工作，早上的时候我常常担心我会把公司的时间看错，但有时候又不会看错。”他眨了眨眼：“你需要一个秘书去管那些事。”他拍了拍我的背问道：“再来一杯柠檬水？”

“不。”

“我要再来一杯马提尼。”他对服务生说，然后他就背对着我。我仍然记得那个服务生选择什么样的表情——当他们服务绅士的时候，他们会很热心；当他们服务游客的时候，他们就很不耐烦。“看，”我父亲说，“阅读困难症既是一种财富又是一种损失，许多好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真的吗？”上个学期，学校里有很多男孩子叫我小笨蛋。

“真的，”他看着我说，“十年前我们去肯尼亚射杀豹子。当然，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只豹子，而且它向我们冲来。在那里，我攻击过向我冲来的大象、狮子，还有水牛。在那里，你必须守住你的地盘，再寻找一个容易攻击的地盘，最后再夺回你的地盘。如果你想做到这些，你就必须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肚子不疼，你不能惊慌，你必须把自己当成一只狮子或者大象。即使你做到了这些，也算不上什么伟大的事，只是一种自我的准则罢了。但对豹子来说却不是这样的，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就那么一直冲向我们，刚开始它从我们的左边冲向右边，后来又踅了回来，它的速度是那么快，快得让我觉得我是在看快进的电影，我甚至都不能用望远镜观看豹子的任何部位，所以我只能射它的屁股，以二十码的速度开了第一枪。我们的导游都很惊讶，他是一个嘲笑美国所有的人和事的苏格兰人，但他却称赞我是天生的猎人。后来我明白了，我能射中豹子屁股就是因为我的阅读困难症。你看，如果你给我看1-2-3-4，我可能会把它读成1-4-2-3或者是1-3-4-2，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动物一样看东西。我不像一些奴隶那么看书——遵命，老板，我在跟着你，遵命1234——不，我会先看看什么离我近，再看看什么离我远，最后再看中间的东西。先内后外，先后再前，这就是一个猎人看东西的方法。如果你有阅读困难症，那可能就意味着你是一个天生的猎人。”

他迅速用手肘打了一下我的上腹，这一肘击充分告诉了我什么是被真正的殴打。

“你的腿怎么样了？”他又问。

“很好。”我说。

“你有没有试过单腿站立？”

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中饭的时候，那是十八个月前，他就规定我要做这个动作。

“我试了。”

“你一次能做多少个？”

“一个或两个。”我撒谎了。

“如果你真的有去练习的话，你会取得更多进步的。”

“遵命。”

我能感觉到他开始生气了，但是那股气愤是慢慢开始的，就像水壶里快要沸腾的水。可是，这次，我也能感觉到他在试着收回他的冷漠，这让我疑惑，我已经想不起来上次他对我好是什么时候了。

“刚刚我在想有一天早上你滑雪的事，”他说，“那天你的表现很好。”

“很高兴我那天表现得很好。”我说。

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但是这次我们只是休息了一下。他喜欢回忆我的一些小事，我相信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夸奖我。

我七岁的时候，在一月份的一个周末，母亲的司机来学校接我，然后将车子开去中央车站。就在这一天，我和父亲准备一起到皮茨菲尔德去度一个特别的周末，在那里，我们将会去一个叫作布斯凯的地方滑雪。那天，中央车站的车鸣声多么像我激动的心情啊，我之前从未滑过雪，因此我觉得如果我去玩跳台滑雪的话，第二天我会全身瘫痪的。

自然，父亲不会允许我去玩跳台滑雪的。我被安置在租来的木条上，在父亲用绳子牵着我上了几次坡后，我试着和父亲一起下坡。父亲就像传承了滑雪者的血统一样，滑雪非常厉害，精彩得让人尖叫。当然，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好像还没有传承到这样的血统，稍微滑快了点我就会摔倒。一些障碍物很容易避开，还有一些障碍物就不那么容易避开了。在我还不是很累的时候，我摔倒了就不愿意起来，想坐在地上休息，父亲很快就冲着我大喊大叫了。在那些学习无论是骑车、游泳还是航海的日子里，又或者是今天我学习滑雪，他总是很容易发脾气，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天赋只是上帝拥有的，如果你拥有天赋那就意味着你出身名门了。非洲的班图黑人相信作为一个首领必须要充实自我，而且要有漂亮的老婆，这是我在情报局里了解到的。这才是知道上帝关爱你的最好方法，我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天赋要用在值得的地方，没有天赋说明问题在根源处。笨拙、愚钝以及慵懒是恶魔的食物。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观点，但是我一生都在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会半夜醒来想这个问题，如果我父亲是对的怎么办呢？

很快，父亲就不愿意等我站起来了。

“你就尽力跟上吧，”他说完就离开了，然后又停下来等我很久对我说，“我拐弯的时候你也要拐弯。”

很快我就看不到他了。我们沿着一条横向的轨道滑雪，这条轨道要上坡、下坡地穿过树林，上坡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如何人字状滑雪，我被父亲远远地甩在身后。当我来到一个坡道的顶部时，我看到这个坡的下坡道特别陡峭，当时我看不到父亲的踪影，我决定直接冲下去，希望借着这股冲力能够冲上那条笔直的坡道，那样的话，父亲就不用等我太长时间了。当我往下滑的时候，我的雪橇鞋在剧烈地抖动着，现在我以快于平时滑雪速度的两倍滑下坡。我顿时就慌张了，当我准备转向犁雪机的方向时，我的两只雪橇鞋交叉在一起陷入了松软的雪中，而我，直直地翻了个筋斗，并且扭伤了大腿，接下来的几天只能被绷带捆绑着。而此时我的脚还绑在雪橇鞋里，我右脚的胫骨折断了。

刚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右脚的胫骨断了，我只感觉到比平时的摔伤更痛。而我父亲此时在远处吼叫道：“你在哪里？”那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的声音回荡在山里，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滑雪者经过，而且天开始下雪了，此时我感觉自己旋转在一部关于阿拉斯加的电影里。很快，雪会覆盖我滑过的足迹，在一片寂静中，父亲的咆哮显得如此焦急。

他开始往回滑雪了，而且很生气。“站起来，你这个懒人。”他叫嚷着说，“快站起来继续滑！”

相比当时的疼痛来说，我更加害怕他。我试着站起来，可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根本站不起来。从某个角度来说，此刻我的意志完全没用了，我的腿就像被切割掉了一样。

“我站不起来了！”我说，然后又摔倒了。

终于，他意识到可能不是因为我懒不愿意站起来，于是脱下他的滑雪衫包裹着我，带我去山下的红十字小屋。

晚些时候，在冬日的黄昏里，巡逻员用一块临时的夹板固定住我的腿，把我放到雪橇里带下山，然后我就被放到一辆小卡车的后车厢里。医护人员给我注射了一点吗啡，把我拉到了皮茨菲尔德的一所医院里。到现在为止，尽管注射了吗啡，每次车子在路上颠簸的时候，疼痛仍然像一把粗糙的锯齿割进我的骨头。但是，药物却让我能够玩一种疼痛的游戏，车子每颠簸一次，我的牙齿就会跟着震动一次，这个游戏就是不能出声。我躺在小卡车的车厢里，头部以及受伤的腿部下面有滑雪衫垫着，这让我看上去就像患了癫痫的人一样：父亲一直在帮我擦掉嘴上的泡沫。

我始终没有出声，我慢慢地试着和父亲说话，因为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并且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上。我可以感觉到他好像要把我的痛苦拉出来，拉到他自己身上，这样一种关心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少爷。尽管身上的痛好像要把我的腿撕裂一样，但我仍然没有哭出来。

他说：“你的父亲，卡尔·哈伯德，是一个蠢货。”这或许是他这一生中唯一一次用这个词来形容他自己了。在我们家族中，蠢货是形容人的一个最坏的词。

“不，父亲。”我说。我不想说话，因为我担心自己呻吟，但我还是说了，下面的话或许是我这一生说过的最重要的话。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里，我在试着克服恶心——我一定是快要晕过去了——路面变得越来越平坦，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颠簸没有那么厉害了，我的疼痛也没那么厉害了，我终于有力气说话了。“不，父亲，”我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蠢货。”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流眼泪。

“唉，你这个傻瓜，”他说，“你也不是最差的孩子，不是吗？”

如果当时我们的车子坠毁了，或许我就在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中死去。但是两天后我就回到了纽约——我的母亲派了一辆豪华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接我——我那地狱般的生活又一次开始了。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房子里那个可怜的小男孩，根本不像那个在雪山里为了父亲甘愿忍受割肉般疼痛的我。回到纽约后，我必须忍受被石膏包裹的伤腿愈合的奇痒以及母亲无止境的抱怨。

我不能走动，一定要有人背我，一想到要用拐杖我就烦恼。我很清楚我会摔倒然后再一次摔断腿，伤腿上的脱落物开始发出臭味。到了第二个星期，医生要拆掉我的石膏，清理我的感染部位，然后再次把伤腿包裹起来。我提起这些事是因为医生拆掉我腿上的石膏时也拆断了父亲对我的爱，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这样。当父亲来看我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协商好，他过来了她就不在场——他会看到母亲留下的字条：你让他摔断了腿，现在你要教他怎么走路。

尽管父亲没什么耐心，但他还是让我用拐杖站了起来。最后花了很长时间，我的腿才渐渐康复，而且腿还长得有点弯曲。而我和父亲又像以前那样两人之间没什么感情了，况且，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和一个高高的、端庄优雅的女人再婚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我七岁的时候，双胞胎三岁，他们的小名——我没有开玩笑——叫小强和小坚，全名叫哈伯德·小强，哈伯德·小坚。事实上，他们的书面名字叫作罗克·贝尔德·哈伯德和托比·博兰·哈伯德，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就叫玛丽·博兰·贝尔德。只是小强和小坚是对他们的一种期望罢了，希望他们都很坚强，父亲非常喜欢他们。

我偶尔会去拜访他的新妻子——他们已经结婚四年了，但我仍然叫她“新妻子”。去拜访他们只需穿过第五大道的几条小巷，这一路上都可以看到高雅的灰色建筑物。他们的房子颜色是那种带一点紫色的灰色房屋，旁边的中央公园里面满是枯萎的小草和冬日里灰色的树木。

因为我拄着拐杖，所以我就不敢在这些房子里冒险了。在之后的康复期里，腿不再疼痛，我的心情逐渐好转。到了下午，我会闲不住，又开始探险了。我不仅下到大厅和守门人说话，而且还一时心血来潮上大街绕行了一圈。我又想去看看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了，她不仅个头大，人还算热心，有时候我觉得她还是蛮喜欢我的，她肯定会告诉父亲我已经来过，父亲一定会很高兴。所以我决定从第七十三街走到第七十八街，我第一次把拐杖拄到六英寸深的水沟里，走过这个水沟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害怕，最终，这一小步总算跨过去了。我开始一路上像荡秋千一样走着，当我走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和看管电梯的男人聊了起来，作为一个七岁大的孩子，我为自己有这么大的勇气感到骄傲。

当我敲门的时候，是一个新来的女佣开的门，她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怎么会说英语。但从她口中我得知，保姆带着双胞胎出去了，太太在她的房间里。虽然我很疑惑，但那个女佣还是让我进去了。我坐在沙发上，对着下午那苍白的阳光发呆，看着阳光反射到白丝绸色的起居室里。

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在家。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正是在那个时候，父亲自愿放弃了他在美林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位置，将该位置让给了加拿大的皇军空军。为了庆祝，他今天下午给自己放了假。我还想到玛丽·博兰·贝尔德一个人在看书，可能她也和我一样无聊吧，于是我准备穿过起居室沿着走廊下去，进入他们的卧室。由于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所以我走路都没听见什么声音，随后，我屏气凝神地转了一下门把手，为了保持平衡，我把两只拐杖放在房门口倚靠着。刚一开门，我就看到了父亲裸露的背以及他新妻子裸露的背，他们两人的身材都很庞大。他们正在地上翻滚着，两人的身体紧紧搂抱在一起，两人的嘴唇紧紧咬合在一起——如果要我说什么，我只想说我看到了欲望。我隐约明白了他们在干什么，我听到了强求的声音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来，同时还夹杂着呜咽声和尖叫声。

我整个人都瘫痪了，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试着逃跑，他们两人太沉溺其中了，以至于我退到门边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看见我。可就在这一瞬间，他们抬头往上看，此时我就像被钉在了门边一样。他们凝视着我，我也凝视着他们，然后我意识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偷看他们多久了。多久，只有上帝知道。“给我滚出去，你这个白痴！”父亲咆哮着，最糟糕的是，我迅速地拄着拐杖逃走了，在我逃走之后，我听到他们使劲捶地板的声音，那声音就像用拐杖敲击地板的声音，这个声音玛丽·博兰·贝尔德肯定会铭记一生的。虽然玛丽·博兰·贝尔德是一个好女人，但她也不可能好到可以容忍被别人看到这样的一幕，更别说被她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继子看到了。从此以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起过这件事，但肯定也没人会忘记。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头痛，这就是我的慢性偏头痛的第一次发作。从那天开始，这个压力就一直伴随着我，现在，我在这吃午饭，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偏头痛正慢慢爬上我的太阳穴，准备要发作了。

现在，我不能说我的偏头痛是小时候的事引起的。从那以后，下午一放学我就会花很多时间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画画，画一个地下城市，现在回忆来看，那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在这肮脏的地面下，我画了俱乐部、隧道、游戏室，这些地方都是由秘密通道相连的。里面还有一个自动售货机、一个健身房和一个游泳池。我还想着这个游泳池里会有多少尿液，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咯咯地笑。在这个地下城里，还配备了一个拷问室，专门拷问他们中的哪家人在家里藏了东方人（我可以画出他们不屑的眼神）。这里面布满了怪异的下水道的弯道，这样的图画却能给小时候的我带来平静。

“你的头痛怎么样了？”在二十一餐厅里，父亲问我。

“没有更糟糕。”我说。

“没有一点好转吗？”

“我觉得没有。”

“我真想进到里面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困扰。”他说，或许外科医生经常会这么想吧。

我转换话题，把话题转到了小坚和小强身上。他们现在是荷兰籍纽约人了，他们两人都很好，他告诉我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身高已经很高了，几乎和我父亲一样高，但他们两人的身高都超过了我。正像他说的一样，我知道他心里还有其他的事。

他喜欢拿报纸给我看，从报纸上我可以知道他工作上的事，这也会让我对他的工作充满好奇心。一方面，在他的工作中，他会自然而然地把工作和家庭分开。另一方面，他的工作让他对安全意识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射，比如“二战”期间他们为欧洲的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在他所认识的人里，没有人会比他们那群人更加谨慎小心了。今天的秘密可能成为明天的头条，而且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如果他去吸引女人的话，别人会觉得他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毕竟，或许明天飞机就会把他运到另一个地方了。如果那些女人意识到这一点，她就会对她的丈夫少一点信任与忠诚，即使发生战争也可能不陪在他身边。

但是，他想让我知道这些事，好让我以后也和他一样从事这份工作。如果说他不是一个细心的父亲，至少他是一个浪漫的父亲。而且，因为他在情报局里工作，是组织里的一分子，那么他的儿子也应该为继承这份职业做准备：尽管小坚和小强在很早以前就注定要从事这份工作了，但他还不能明确地告诉我。

“今天我彻底被惹火了，”父亲说，“我们在叙利亚的一个接头人因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被杀了。”

“有你的朋友在里面吗？”我问。

“重点不在这里。”他回答说。

“对不起。”

“不必，我只是很愤怒。接头点的那个人被告知去拿一份不是很必要的文件，就这样白白牺牲了。”

“噢。”

“我会全部告诉你的，但是这件事你必须保密。”

“一定会的，父亲。”

“州里面的一个花花公子决定痛改前非，好好做人，现在他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就在叙利亚的乔治城。所以他想得到一些别人没有的小细节文件，帮助他获得学位，于是他就找到了我们，通过州政府找到我们的。我们能够拿到内幕消息吗？在这方面，我们是新手，尽管我们很不想做，但是州政府逼得很紧，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答应。所以我们就在叙利亚放了一个接头人，后来的事你已经知道了，我失去了一名战将，因为他被告知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去执行任务。”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在国务院工作的情报工作人员产生影响？”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或许我们会和州政府的一两个官员交涉，告诉他们我们会推迟这件事情的进度，但是这样的做法很危险，不是吗？我们的人丧失了生命，就是为了某些人想要他的博士论文的补充材料。”

“我觉得你看上去很是心烦意乱。”

“不，”他说，“不是这样的。”然后他端起他的马提尼酒，从高脚凳上下来，像叫出租车一样伸起手来，店长看到我们这样，就把我们拉到桌子上以免打扰到别人。据我所知，我们坐的这张桌子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拉着我坐下，让我背对着大家。在这张桌子的左边是两个白发红脸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看起来像患有痛风病。右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这个女人戴了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根长长的黑色羽毛，她穿着一身黑色裙子，佩戴着珍珠项链，还戴着一双长长的白色手套，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穿着铅笔宽的细条纹布衣服的男人。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我的父亲：在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可以和那两个像患了痛风的男人打招呼，一般来说，他没有理由不和另一个男人即那个穿着条纹衣服的男人打招呼。当他和那位穿着黑色裙子的女人打招呼时，我能看到他眼神里面闪烁的光，这让我想起了北非的城堡，我总会想到在北非的城堡里面，地中海的东部人会来到你面前，然后冲着你撒一把手里握着的东西——可能是一把钻石。这还让我想起了卡尔·哈伯德和玛丽·博兰·贝尔德在地毯上翻滚，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自己的脚下。

“赫里克，我还没看过像你这样的浑蛋呢，对吧？”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打开他的餐巾，再环视一下四周，估计一下这个地方的大小。他让我背对着大家我不是很开心，但他又对我眨了眨眼睛，好像在告诉我他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理由。那时候他是在职者，正如他以前解释过的，他必须注意每一件细微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词汇他是跟达许·汉密特学来的，在汉密特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个消息走漏之前他经常和他一起喝酒，并且，他觉得汉密特比自己更加帅气，所以最后他就没有和他走在一起了，真是一个损失啊。据我父亲所说，他和汉密特两人在一个小时内可以每个人喝完三瓶苏格兰威士忌酒。

“因为某种原因，我好久没见到你了，里克。”他是唯一一个叫我里克而不是哈利的人。“我出去旅游了很长时间。”这句话是对那个金色头发女人说的，也是对我说的。“他们仍然不知道我是欧洲的关键者还是远东的关键者。”

现在那个穿条纹状衣服的男人开始反击了，他说的话一定是隐藏着某些东西，否则那个女人不会暗暗偷笑。作为回应，父亲这时候就靠在我身上，小声地对我说：“他们两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什么事这么隐秘？”我也小声地问父亲。

“真正的事情，没有哪一个反间谍活动会相互泄密的。大家都藏着掖着，这就是战争，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而已。”他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把声音提高了，好让那个女人听见，随后又将说话的声音压低。似乎这种时而进入、时而退出她听力范围的说话方式才是最好的转移她的注意力的方式。

“我们的宪章招来经济战，”他很小声地说这句话，“还有地下反抗势力，”然后又大声地说，“你看到了我们在意大利选举时的做法了吧。”

“是的，先生。”

他很享受别人对他这句话的认同，我把刚刚的话转述给那个金色头发的女人。

“如果没有我们的行动，共产党很可能已经占领了意大利，”他现在说，“他们相信马歇尔计划，但那是错的。在意大利，我们赢了，尽管我们花了很多钱。”

“真的吗？”

“当然，你要知道意大利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他们是一群古怪的人，有一半人说话很锋利，一半人又很乏味。”

顺便说一下，穿条纹衣服那个男人的反应让我觉得他就是意大利人，不知道我父亲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看，罗马人是很文明的，他们的思维锋利得像匕首，但是意大利农民的思维却像菲律宾人一样笨拙。因此，你不能过度地刺激他们的利己主义，对他们来说，维护他们的自尊比填饱他们的肚子更加重要。他们总是很贫穷，所以他们能够忍饥挨饿，但是他们不想失去自尊，那些意大利人真的很想抵抗我们。对他们来说，朝我们脸上吐口水远比假意感激我们要让他们开心，几乎无一例外，所有的意大利人几乎都是这样的。如果共产主义占领了意大利，那么意大利人就会像赶走我们一样赶走苏联人。”

此时，我能感觉到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意大利人的怒气。“父亲，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我大声说，试着挽回这尴尬的局面，“为什么不让意大利人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呢？他们是一群有历史故事的人，而且他们也是文明人。”

父亲必须要好好地考虑这件事情了，或许艾伦·杜勒斯曾经说过卡尔·哈伯德最美好的日子应该是勾引美丽的女秘书，但我觉得他最开心的时候应该是和游击队员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一九四八年意大利人接受了共产主义，那么我父亲如今很可能就转变成意大利的地下反共分子了。我相信他曾经很开心地想过，如果美国被共产主义占领了该有多好啊，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在建立一支地下反共组织的过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想法是深深地藏在他的脑海深处的，即使他做梦的时候都很难表现出来。带领着一群美国公民在郊区开展地道战，对付国家的敌人，这样的事情会是我父亲永葆青春的一剂补药。

因此，我父亲很可能说过“当然”“肯定”之类的话，但他从没说。反过来，我父亲说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当然，我们国家承受不起让共产主义进入。谁知道？那些几内亚人和俄国人与共产主义相处得很好。”

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打断一下，坐在我们旁边的男人突然大声喊叫起服务员来，我父亲也忽然不说话了，他停下来只是为了仔细看看那个金发女人。

“我们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在森林小丘见过面呢？”他对她说。

“我不觉得我们见过。”她很模糊地回答道。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我父亲说，“知道你的名字我就能确定我们在哪里见过。”

“哪里都不可能。”穿着条纹衫的男人说。

“你是想给我一些提示吗？”我父亲说。

那个男人说：“我听说有些人没有了鼻子是因为他们自己戳破了自己的鼻子，还把鼻子藏了起来。”

“阿尔！”那个金发女人叫道。

阿尔忽然站起身来，把钱放在桌子上支付账单。他每次拿起新的账单就像生意被人夺走的商人气愤地折断卡片。“我听说有些人，”阿尔又说，这时候他斜着眼睛看着我父亲，“走在马路上也会摔断一条腿。”

在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北非城堡里钻石的光芒，他也站了起来，他们两人对视了很久。“小鬼，”我父亲用一种充满喜悦和力度的声音说，“别这么咄咄逼人！”

他的兴奋使他能够以这样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阿尔正思考着应该如何回应，而且他连下巴都没有动。他折着餐巾纸就像折帐篷一样，他似乎在等待机会把这个餐巾纸扔向我父亲，但最终没有找到任何机会，于是他拉着那个金发女人一起离开了，而我父亲则开心地笑了。虽然他拥有不了她，但他至少让那个男人嫉妒了一下。

现在父亲开始谈论一些好事了，任何赢得陌生人的战斗和打败敌人获得的成就感是一样的。阿尔走出去以后就和俄国人在一起了，“红军有六百万战士，”父亲说，“而且还以每年一百万人的速度增加。我们这个组织被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国人可以在两个月内搞定整个欧洲，在过去的三年里面确实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么做呢？”我问，“我在书上看到说两千万俄国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为什么他们想掀起又一次世界大战呢？”

他把他的酒喝完了，一本正经地说道：“如果我知道为什么，那我就是神了。”当服务员来给他倒酒的时候，他就靠在前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一种疥疮，那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们要容忍疥疮的存在？有疥疮的话，你的身体会紊乱，即使小小的东西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如果你是一个贫穷人，那么上帝会把你当作一个穷人来对待，上帝会同情你，富人则需要通过更严格的标准。这样的话，不同的阶级之间才有可能和平相处。但是唯物主义向我们走来了，唯物主义传播的思想是整个世界都是一部机器，都是由物质组成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改善自己在这部机器里面的生活，这就是无神论的逻辑。所以，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了，什么东西似乎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很紧张，而上帝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生活得不开心，所以人们就开始觊觎别人的土地了。”

他喝了一大口酒，这口酒喝了很长时间，我父亲总是会把一些陈腐的思想带到生活里面，人们想要表达这样的思想时一般都会慢慢地喝一大口酒。而我父亲喝酒就像一个爱尔兰的男人，他觉得真实、正确的精神思想只有融着烈酒一起进入肚子，人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这样的精神。他希望把身边的人全部气走，就他一个人独自在那里兴奋，他的情绪永远都不会被浪费。“里克，你要认清楚一件事，有一场大战正在酝酿中。这些共产主义者，在‘一战’期间，我们把他们当朋友对待，但他们从来都没有那样对待过我们。当你老了的时候，你或许会不幸地和一个丑陋的老女人扯上关系，这个老女人可能很喜欢你有的东西，但她从来都没有结婚，不知道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她太丑陋了。哥们，你马上就有麻烦了。不久以后，她就会变得贪得无厌，她开始约束你。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俄国人，他们盘踞在东欧，可是现在，他们想要整个欧洲。”

谈到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停留多长时间。“不，”他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事实远比这个要糟糕。我们现在和俄国人是最后一战了，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时候我们要用上我们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能力，我们不仅要清除激进现实主义，更要把附生在它之上的害虫一并清除。”

这时，我父亲的谈话被坐在他右边的两个白头发绅士打断了，他们起身准备走出去，其中一个人说：“我无意间听到了你给你儿子解释的东西，我想说的是，我很赞同你的观点。那些俄国人想要攻破我们国家的国防，进入我们国家抢夺东西。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先生，”我父亲说，“他们要夺走的不仅仅是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未来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会变得富裕，这样的希望一直支撑着我们。荣誉、冒险以及富裕弥漫在二十一世纪的空气中。即使是我生活在那个世纪也能够成功。

当我们再次坐下来的时候，父亲说：“你一定要严格保守这个秘密，我将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希特勒过去常常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有毒的。’这个想法之所以没有被世人摒弃，因为人们都相信这句话曾经是阿道夫说过的。希特勒是那么可恶，因为我们，他毁掉了进攻苏联的绝佳机会，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声音降到了今天吃中餐以来的最低音：“已经是这样的状态让我们不得不雇佣一些原来的纳粹人一起去反击红军。”

“噢，不是吧。”我说。

“噢，是的，”他说，“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太阳轨道观测台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么有能力，我们应该在所有支持铁幕演说的国家安插特工，而且是秘密地安插，让别人都挖掘不出来。每当我们建立起一个特工网络，总是会被苏联人摧毁，在铁幕演说之后，狡猾的苏联人总能及时地任意调动军队，我们却没有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如果两年苏联人有踏平整个欧洲的计划，那么今天他们应该早就成功了，那样的话，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够听到他们在大街上开坦克的声音。没有可靠的情报机关，那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事情啊。我们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生活在一个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环境里呢？”

“我猜，这样会很糟糕。”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事：我们必须起用一个纳粹的将军，我称他为微缩胶卷将军，因为我不能泄露他的名字。在苏联人面前，他是德国人的最高指挥官，他首先会清除掉被德国人俘获的最有前途的一个苏联人，然后他会成功地以这个人的身份潜入苏联人的军队中，这样一来就进入了苏联人的后勤，慢慢地，苏联人的军队中就会充满这样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战争即将结束之时，这位将军提前把自己的资料全部销毁了。在巴伐利亚州的某个地方埋下了五十铁箱东西，那就是备份的微缩胶卷，这些胶卷都跟他收集的信息有关，那是大批量的产品啊，我们需要这些资料。现在，他在和我们谈判，他已经在整个德国的东部建立起特工网络，而且东德的特工会告诉西德的特工苏联人下一步在东欧的计划。这个将军很可能是前纳粹党人，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人对我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这就是我的工作了。你和一个很糟糕的人共事就为了保护这个最糟糕的人，你会这么做吗？”

“或许吧。”

“你的自由主义思想太重了，赫里克，自由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把好的给我们，他们会这么说。我觉得上帝也需要一些士兵。”

“嗯，我相信我会是一个好士兵的。”

“希望如此。从你腿摔断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士兵。”

“你真的这么想吗？”这一刻让我觉得我这顿午饭吃得太值了，所以我想他再说一遍。

“是的，一个真正的勇士。”他不说话了，他一只手玩弄着手里的酒杯，没拿酒杯的那只手在桌子上摇摆旋转着，从大拇指一直转到小拇指。“里克，”他以宣布的口吻说，“你要重新拿出摔断腿时的勇气来。”

他的这句话让我感觉自己最终像着陆一样，我的注意力从这一刻起，更加集中于我的父亲了。

“你是说我的治疗吗？”我问他，然后我自己回答，“你指的是我参加的测验考试吧。”

“让我先给你一点积极的东西吧，”他点了点头，“这种情况是可以通过做手术来恢复的，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良性的。所以一般来说，只要动手术就能够恢复。”

“一个良性的肿瘤吗？”

“正如我所说的，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这是保守估计。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你应该会头痛，但是医生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为你做手术，因为这样做没意义。”

“或许是这些事本来就没意义。”我说。

“你以前不是相信吗？我宁愿你现在就晕倒在这里，在这个我最喜欢的餐厅里晕倒，也不愿意让你对未来没有希望，不相信自己。不，朝我这里看，假设撒旦犯了一个错误而且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我父亲又一次用很小的声音说话，好像只要稍微大一点声音谈论撒旦就会让他降临到他身边一样——“并且我们打算一举歼灭他们，直接就消灭他们。里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头痛了。”

“这样很好。”我说，我都快流眼泪了。并不是因为手术的原因，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手术马上就来了，但是它已经成为我可以预见的一部分了。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接受测试。噢，我都快哭了，因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带我来吃午饭了，原来他是想告诉我一些专业的秘密，以此来鼓励我。

“我相信你的母亲，”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母亲都是一个很执拗的人。但是和她生活的这些年，我才发现这个国家里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中只有一位是特别优秀的，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他现在仍然在为我们工作，我们曾经劝说过他希望他能够涉足研究洗脑技术，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技术就能够赶上苏联了。”

“我猜跟我在一起他会学到更多的洗脑知识。”

听到我的玩笑话，父亲淡淡地笑了笑。“他会给你机会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是的。”我说，我有一种我解释不了的奇特感觉。无疑，在我的脑子里，肿瘤是我身体里最糟糕的部分，我们必须关注任何腐烂的地方。我经常在设想，无论怎样，总有那么一天它自己会消失的。

“如果不做手术会怎么样呢？我可以忍受我的头痛。”我说。

“很可能会恶化。”

“你是说当他们打开我的头颅时，会发现癌变？”

“百分之五的可能会这样。”

“你之前说百分之九十五，而现在说的不是二十分之一的概率吗？”

“是的，百分之五的可能性会癌变。”

“父亲，我们是二十比一。实际上，应该是十九比一。”

“我正在想其他的怪事。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你一直被头痛纠缠，那么你将会丧失男人一半的力量。”我可以听到他后面说的话。“成型。”他想说的是。

“医生是怎么想的？”最后我问。

问这个问题我是放弃了和他绕弯子玩游戏。“他们说你必须要做手术。”

几年以后，外科医生却告诉我，手术是可做可不做的，并不是强制的，是我父亲在撒谎。他的逻辑和道理很简单，他是不会逼迫我的，也不会强迫任何和他意见不一样的其他家庭成员。但是，除了家庭成员，那就要注意了，如果我父亲和别人争辩起来，那是要政府出面才能化解的。由于我问他医生怎么说，他就把自己当成医生告诉我他的想法了。

现在，他从口袋里拿出钱包付账。和阿尔不一样，我父亲不会把钱抽出来而是连钱包一起放在盘子里，就像膏状的药物贴在盘子里一样。

“当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会介绍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给你认识，我已经拜托过他做你的教父了。在我们国家认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做教父比较困难，而且还是在你十五岁的时候。在你出生的时候给你介绍教父的是你母亲的朋友，但是他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介绍给你的这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你会喜欢他的。他叫休·蒙塔古，是我们情报局的一员。休·蒙塔古，在和英国人联络方面他为战略情报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一战’期间，他和J.C.玛斯特曼一起工作——我会告诉你这个人的事情的，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间谍组织的首脑之一，剩下的事情休·蒙塔古以后会告诉你的。英国人在刺探情报方面的技术可是一流的，在一九四〇年，他们抓获了一批被送到英国的德国特工，并且成功地收买了他们，结果，此后大部分的德国间谍一到英国就被英国人抓起来了。在这以后的‘一战’中，德国收到的都是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发出的虚假信息。这样一来，英国人就非常喜欢他们的德国间谍了，德国间谍就像英国的猎狐犬一样忠诚于英国人。是的，他们就是英国人的猎狐犬。”说到这里，父亲由衷地笑了。“你一定要，”他又说道，“让休·蒙塔古告诉你英国人给德国人的编码，这可是和桃色小狗绝配的名字啊。芹菜，”父亲接着说，“雪花、垃圾工人、胡萝卜、蜘蛛网、胭脂鱼、口红、海王星、薄荷、垃圾、流浪汉、篮子、饼干、布鲁特斯……这些字母写的是不是英语呢？”

几年来，我都是在握着写有大写字母的标志牌的男男女女的簇拥下入睡的：布鲁特斯、蜘蛛网、宝藏、彩虹……今天这顿中餐结束之前，我们在讨论我的手术问题，我需要做手术切除大脑里的肿瘤。与此同时，“一战”中的那些像猎狗一样的老特工的代码却不断地进入我的脑海中，似乎在弥补一直等待着它们的那个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