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马斯特斯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工作，不过这个习惯慢慢消失了。他快要80岁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无法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了。弗吉尼亚离开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好像安错了名字似的，显得怪怪的。问诊的病人也渐渐只剩下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他的日程安排极少，”弗莱德里克·彼得森说。他是马斯特斯1994年带的最后一位临床研究员。

在马斯特斯指导下，彼得森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对已经7年没有性交过的已婚夫妇。他们在进行了一周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完成性交了。尽管这个诊所开始解散，但是就像彼得森描述的，从马斯特斯“对这些人进行治疗时展示出来的魔力”上看，这一疗法的治愈力可见一斑。剩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彼得森的职责延伸到了检索40多年来搜集的文件和磁带上。一天，马斯特斯吩咐他查找一部名为《女性高潮》(Female Orgasm)的老片子，那是他和约翰逊1959年在华盛顿大学拍的。一个电视剧组要拍一部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历史纪录片，问能否看看在他们实验室拍出来的这个片子。马斯特斯完全想不起来这些胶卷放在哪里了。

当彼得森最终找出来时，马斯特斯非常高兴。他装上投影仪为彼得森播放了起来，就像多年前他在医学院教学生时那样。不断移动的画面在他们面前闪烁着，他完全没提及那个抚摸他的裸体女人是谁。

“医生在感受着自己的荣耀，”彼得森回忆道。“他坐在会议室前边发表着让人难以听见的评论。拿着拐杖对屏幕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指指点点。”这一来自那个大胆旧时代的纪念物，大概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了，当时比尔·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注定要成就一段医学史传奇。

最后，胶片放完了，彼得森问，“谁是这个带子里的叙述者呢？”

“是我！”马斯特斯叫道，学生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让他感到惊讶。

彼得森没有回答，但这让他再次想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没有认出来，是因为里边的声音跟我认识的他太不一样了。”彼得森说。

马斯特斯试图在他挚爱的诊所里开展一批新项目，但没有一个能够重现他往日的成功。诊所开设了一个针对受性虐待儿童的治疗中心，并且搬到了圣路易斯的政府办公大楼里。马斯特斯从以往的研究中获悉，许多受虐儿童长大后都会有性功能障碍、严重抑郁、痛苦的回忆以及毁灭性的人际关系。来自全国各地的转诊病人可以住在该中心安排的公寓里，在此接受一个月的治疗。马斯特斯和作为副主任的马克·施瓦茨合作，但这一伙伴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那样可以带来一些收入，”马斯特斯的一个朋友兼诊所前职员朱迪斯·塞法尔回忆道，“比尔非常担心诊所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比尔还尝试发起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信息帮助热线——顾客可以免费拨打电话并向一位有资质的性学专家咨询任何问题——但是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到1994年12月，如多迪所愿，比尔退休了。他关掉了诊所，离开了自己度过了几乎整个成年阶段的圣路易斯。“在我这个年纪，是时候闻一闻玫瑰的香味了。”他退休时说。“我会写些东西，做点演讲，但不会再给病人治疗，也不会再做研究了。”他很快在亚利桑那州定居下来，和多迪一起在她的老家消磨时光，享受着那里的好天气。

为了帮助体弱的父亲，豪伊·马斯特斯负责了诊所关闭的善后工作。他同意被列为诊所的副主席，在这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把最后一份纳税表格交给政府时，确保所有文件都没有差错。“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没有正在进行的治疗和研究，这些在很久以前都停掉了。”他说。“那里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天都能去的地方。”对父母来说，豪伊一直是个充满爱意的好儿子。他和姐姐一起，在母亲莉比跟父亲离婚多年后，依然非常支持她。1982年3月，莉比遇到海军少将威廉·F·罗耶尔并结了婚，从圣路易斯搬到了缅因州，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平日里她整整花园、做做针线，和美国圣公会的朋友们享受在布斯湾的生活，就像她在拉杜时一样。

但是，豪伊与父亲的关系依然紧张。“非常悲哀的是，比尔几次都说到豪伊非常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比尔后悔他给儿子的时间太少了。”吉尼完全不能理解比尔对豪伊的态度，好像马斯特斯接受了那么多心理治疗培训，却没有从他与自己父亲那折磨人的关系中吸取一点教训。“比尔在许多方面确实对儿子不厚道并且很残忍。”她回忆道。“豪伊根本没有理由喜欢他。他才是那个努力改善关系的人。他在这方面更像他的母亲。”

关掉诊所时，威廉·马斯特斯关于人类性学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做完，他希望在自己退休后，诊所能够继续下去。他尝试申请联邦教育拨款建立一个“强奸危机中心”，以研究性暴力背后隐藏的原因及其症状，但没有成功。性的神经心理学原因依然是最大的谜团。严谨地讲，他从来没有回答《人类性反应》中所强调的最根本的谜团，他承认“关于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有那样的反应这本书没有做出回答”。其他一些欧洲研究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先提出的性反应的4个主要阶段进行了重复和肯定，但并没有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到20世纪90年代，透视及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的出现，使得医生们能够窥见大脑和其他器官的内部运转，这些手段要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在实验室里用过的复杂得多。只要政府放开道德方面的管制并且提供资金，只要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能够重新给他的工作提供人员和支持，马斯特斯相信他们肯定能够解开更多谜团。也许他们通过尝试搜集中风患者、神经疾病患者以及脊髓损伤患者性欲方面的案例，就会给这些病人提供更多的抚慰。

到诊所关闭时，整个国家都在采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模式。正如他们亲自试验的发现推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一样，他们的治疗方法也直接挑战了治疗性问题病人的传统心理分析疗法，使其产生了非常激进的改变。尽管他们的治疗费有了大幅攀升，但比起弗洛伊德疗法还是要便宜得多。“去做两三年的心理治疗，看看那得花你多少钱！”马斯特斯强调。然而到了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疗法的主体——双重治疗组，即一个男治疗师和一个女治疗师共同为夫妇们做治疗的方式——成了受他人操纵的、护理诊疗价格重新评估下医药价格控制的牺牲品。“用两个治疗师的话，成本就要翻一番。”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乐维医生回忆道，他的生活和职业都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了。“现在人们对性宽容多了。所以前来治疗某种特别性问题的夫妇并不在乎(治疗师)是男是女。”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解剖学发现及临床描述进行推介的性问题治疗方法，很快进入了美国药业孕育出来的药物高潮新领域。以前处于性心理研究边缘的大型制药公司，通过卖“伟哥”及其他高度市场化的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赚了一大笔钱。1998年把“伟哥”投入市场的辉瑞公司，10年间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里赚取了高达13亿美元。“如果问题在于焦虑导致的功能障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将是有效、安全的，并且长期来看，是便宜的。”《纽约时报》1998年这样评价道。在该药引进的5年之内，已经有超过1600万人进行了尝试。突然，在这个“‘伟哥’时代”，严肃的医疗用途光环缓解了以往在这类讨论中存在的陈旧的清教主义以及道德禁忌。在电视上充分曝光之后，人们对持续勃起4小时作为这种药物可能引起的痛苦的副作用好像也司空见惯了。如果比尔·克林顿说与白宫实习生的色情事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性态度的一方面——象征着婴儿潮一代来自性革命的放荡气质——那么，他的共和党对手鲍勃·多尔在电视上咕哝“伟哥”解决“勃起功能障碍”上的神奇作用时，则代表了人们将来对性的态度。“每家追求像‘伟哥’这种提升生活质量的药物的公司都这么做，因为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让性健康成为一种合理诉求。”《花花公子》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赞助人意味深长地宣称。性可以通过一种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其物理上的可能性。像马斯特斯曾经呼吁的，“上了年纪之后，你不可能像18岁时那样绕着街区跑步，但你依然可以享受散步。”不过，可以在那个实验室里找到爱的钥匙吗？只要通过预约，就可以使用一家与性有关的大医药公司推出的“伟哥”及其他药片、药膏和药水，从而收到神奇疗效。“向你的医生求助吧。”广告上这样写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上也有所反映，这本书被称为精神健康和健康保险业的《圣经》。但是，他们适用于医疗的方法——治愈率非常高——如今被一种更可靠的瓶装药品替代了。科学家们赶紧回到实验室为性生活需要推动力的女性找一种类似的药物。《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报道，有43%的女性及31%的男性患有某种形式的性功能障碍。半数接受调查的女性在性交中可以规律性地达到高潮，但10%的人从来没有体验过高潮。

到21世纪，许多疑难杂症通过药物依然无法解决。正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职业生涯后期强调的，对肉体功能的认识无法取代心灵的智慧。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谴责营销过程中变态的性画面以及网上泛滥的色情内容——在这类药物出现后的5年内大概形成了10亿美元的规模——使恋人相互的爱与性冲动之间的分离进一步加剧。“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问题要比20世纪70年代更多。”乔伊斯·彭那说。她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理疗师，曾和丈夫克里夫一起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接受过培训。跟他们著名的导师一样，彭那夫妇也夫妻搭档一起写书和工作。他们给保守的基督徒提供关于婚姻生活中性的建议，进行坦诚的交谈，得到了像利克·沃伦等牧师们的祝福。他们报告称，夫妻们非常熟悉怎样做爱的细节，但是常常不能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清楚地对彼此表达性方面的感受。“根据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常常有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期待，认为婚姻生活应该是纵欲的体验。”她解释道。“色情片是非常让人上瘾的，然后你就会在一段关系中期待同样的经历。”

尽管性爱在社会上有点无节制，但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回到对卧室生活一无所知以及无性婚姻的年代。不到半个世纪，性爱在美国几乎于所有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持续的贡献保证了性爱再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时代。他们的诊所关闭了，但一些超越时间的问题依然存在——对真爱的回避、伴侣无法进行情感交流、性角色和期待的不对等以及成年人无法承认及表达自身的自恋情结——这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物学范畴。“一方面，‘伟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药理学上的突破。”露丝·韦斯特海默医生解释说。她是继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性爱研究专家。“但是，问题在于另一方面也必须参与，你不能只给某人一片药说，‘去吧。’”

比尔·马斯特斯在亚利桑那州的生活让他有了幸福的感觉，但身体却越来越弱了。多迪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任劳任怨，如一位忠实的保姆和亲爱的伴侣一般照顾着他。从风格和外貌上看，多迪更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是20世纪50年代的莉比那样微笑着不发出任何疑问的医生妻子形象。当然，多迪不是充满不羁雄心和精准智力的弗吉尼亚·约翰逊。退休后，没有了野心勃勃的研究和排着队的病人名单，马斯特斯不需要更多的挑战了。所有在圣路易斯发生的事都成了过往。曾有很多年，马斯特斯都阻止工作人员在诊所内讨论事情。10年前，他曾经拒绝考虑出回忆录。他在1984年曾告诉一名记者，“我无法想象比看回忆录更无聊的阅读了。”但是，在亚利桑那州过了几年悠闲的生活后，他准备好开展最后一个项目了。1999年，比尔搜集了一些自己职业生涯的点滴，并宣告他准备出一本自传。他打电话给朱迪斯·塞法尔——她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性治疗师，有自己的一系列出版作品，包括指导性的片子——请她代笔写这本书。出于对老导师的感情，塞法尔飞到了图森。在他家的书房里，塞法尔听马斯特斯读了他那语言简要、颇有保留的回忆。她建议他如果不多点坦诚和自省，书是很难卖出去的。

“比尔，你知道，这不是人们爱读的东西，”塞法尔说。

他好像很困惑，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必须围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组织情节，”塞法尔用她急速而带鼻音的西弗吉尼亚方言说，“人们想知道这些东西，比如‘你和弗吉尼亚为什么结婚，为什么又离婚了’。”

他马上皱起眉头。“我可不准备任人窥探隐私。”他咆哮道。

尽管文风浮夸，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然是国际上的畅销作者，不过美国人喜欢他们和盘托出，她解释道。如果塞法尔代笔的话，她需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灵魂。“如果你不够信任我，不能把你故事里人性的一面告诉我，人们就无法知道他们该怎么跟你建立联系。不是说仅仅把你看作一个开拓者，而是要作为一个人、一名父亲去认识你。而且，他们想知道你的弱点和错误——我们都知道，你的弱点和错误也不少哦。”她心照不宣地微笑着补充。

马斯特斯没有让步。

“这就是我想要讲述的东西。”他又说了一遍，抓着自己的手稿，不为所动。

塞法尔离开图森，答应把他的想法传达给一些纽约出版商，尽管她自己比较怀疑其可行性。她联系到豪伊，确定他能接受这个想法，并让他帮忙克服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让吉尼配合，”塞法尔坦陈，“需要有人让比尔明白必须展示他人性的一面。”

“我自己还想看到一点他人性的一面呢。”豪伊说，对这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付之一笑。

最后，没有一个出版社对马斯特斯最后的这个项目感兴趣。不过，他坚持口述自己的想法，手稿已经达到了100多页。以前，拒绝从来不能阻止他。大部分稿子上记录着他早年在性学研究方面的胜利，他是怎样战胜诽谤者的，以及他曾经向听众讲过了几十次的可疑的故事。他回忆了早年的感情和后来与多迪的婚姻，但是略过了与他共度了大部分生活的两个女人。在仅有的关于他和莉比婚姻的那页上，他承认对孩子来说他“不算是个好父亲”，并且把他们的离婚跟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放在整个职业背景之下讲述。(“要么我从时代急需的性学研究项目中退出，要么我们不再继续做夫妻。”他总结道。)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没有太多的回忆。他称赞是她向他解释了“女性的性心理取向”，以及构想出了他们基于医学的治疗，“尽管她没有大学学位”。但是关于他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什么也没说——首先是未结婚的同事，然后是结婚的夫妻，以及占支配性地位的关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先驱性专家。可能是知道约翰逊自己准备写回忆录，他不想透露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写我们的私人关系，”他写道，“我希望她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约翰逊从来没读过他的警告。她甚至不知道有他的回忆录存在。豪伊读了这些手稿，认为父亲不断严重的老年痴呆让这些内容值得怀疑。“后来那些年，他开始写一些材料，因为他没别的事情干。”豪伊说，“但坦白来讲，他写的内容的真实性不那么值得信赖。作为他儿子，我不会让这本书发表。”

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无法逃脱、无可救药的衰退最终于2001年2月16日终止了。在图森一家救济院，他死于帕金森并发症，享年85岁。在身体垮掉之前，他和多迪在亚利桑那州过冬，夏天则在彩虹湖边的贝克小屋度过。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是在卡特琳娜山麓的一家生活协助机构度过的。在头脑清醒的最后时刻，他告诉了多迪自己一直爱着她。

世界各地及自己家乡的讣告作者们都在评估威廉·H·马斯特斯的重要性。《华盛顿邮报》油嘴滑舌地说马斯特斯“用科学的实验室设备监控做爱的敏感动作”。《新闻周刊》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分析过1万4千多次高潮——成为了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窥淫癖者”。他家乡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语气要尊敬一些，称他为“在以前曾被忽略及充满争议的人类性学领域研究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的先驱”。《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讣闻，篇幅相当于通常给总统或君主留的那么长，称马斯特斯“对性在美国被研究、教育及享受的方式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阿尔弗雷德·金赛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基础上，《时代周刊》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半个多世纪里投入到了观察、测量、思考和揭示性交活动的机制中，并回答了怎样使那些无法或者很难享受到性乐趣的夫妇得到更好的性体验这一难题”。参照历史，该报公平地指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揭穿了“瑞士研究者西蒙·安德在1758年得出的自慰会导致失明的论断；伊丽莎白·奥斯古德·威拉德在19世纪提出的高潮比在田地里劳动一天更让人疲倦，以及为享乐的性爱会毁掉健康的说法；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相信阴蒂引起的快感可能反映了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一论断。”

尽管马斯特斯名声很大，拥有畅销书和非常成功的治疗诊所，但他死后几乎没留下什么。翻阅诊所的书籍，豪伊发现了他们曾错过的机会。“如果他们对华尔街的电话留点心，(把他们的疗法)以特许经营方式推广出去，并拥有大一点的公司，他们原本可以挣到几千万美元。但是诊所一直都是一间屋、一把椅子，加上我父亲和吉尼。”儿子解释道，“他们挣的钱马上就又投入到了事业上。我父亲最终离开的时候不名一文。”尽管过去上过很多头条，许多人还是觉得马斯特斯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重要的工作地点——选择忽略他对医学的贡献。不像印第安纳大学那样以金赛的名字建了一个学会，华盛顿大学没有做匾牌、没有设奖学金，甚至在该校的网站上都几乎没有提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在妇产医院3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朋友们和崇拜者们讥讽他们是势利鬼，说是马斯特斯让人们知道了世界上有个华盛顿大学。“在很多年间，华盛顿大学都是通过比尔·马斯特斯被人知道的。”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回忆道。他在这家医学院工作了40年后于1998年退休。“我去参加国际会议时，每个人都知道比尔·马斯特斯。当我提到‘华盛顿大学’，他们会说，‘噢，那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比尔·马斯特斯对他们来说比任何人都熟悉。”

在澳大利亚做一个电视纪录片时，豪伊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他当时其实已经准备离开澳大利亚了，因为几天前母亲刚刚去世了。86岁的伊丽莎白·艾利斯·罗耶尔在康涅狄格州威尔顿的一家私人疗养院去世，那里离她孩提时生活的地方很近。2000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威廉·罗耶尔少将去世后，她离开了缅因州。豪伊先作为家里唯一能够出席的成员在图森停下来参加了私人悼念仪式。“在那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回忆道。“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图森人”，是他父亲晚年认识的。据弗兰·贝克说，马斯特斯的遗体火化了，骨灰用飞机撒到了亚利桑那州以及阿第伦达克山脉的彩虹湖地区。他自己的碎片最终栽种在了他认识多迪的地方。

对比尔·马斯特斯的主要悼念活动是几周后由罗伯特·科罗德尼连同其他朋友和家人组织的，他们在华盛顿大学那里的格雷厄姆教堂举行了追悼会。尽管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诊所，科罗德尼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有一种理想化的崇拜。他在《性研究杂志》上写了篇长文，称比尔为“20世纪性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巨人”。他认为马斯特斯是一名有勇气、严格要求自己的专业人士，他用精准的眼光对人类行为进行不确定的研究开创了先河。但是马斯特斯有时候好像无视自己的个人生活，那些可能引起灾难的冒险以及他本性中有一些会引起深深失望甚至是悲剧的黑暗、冷漠的一面。“他习惯性地隐藏自己的情绪和感觉，至少在我认识他的33年中都是如此。”科罗德尼回忆。“比尔的生活充满了关于他想做怎样的人以及事情应该怎样的幻想。现实则要麻烦很多。”有段时间科罗德尼考虑写本关于比尔的书，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约翰逊主动表示要参加2001年5月20日星期日的追悼会，以及周六晚上在查斯公园广场酒店举行的小型私人晚宴。他们离婚已经8年了。他们一起生活时的朋友和同事，比如佩吉·谢普利、迈克·弗赖曼医生及其夫人、马克·施瓦茨，以及前《花花公子》编辑纳特·莱尔曼，都表示愿意在这次私人聚会中纪念马斯特斯。

就在这次悼念活动前，约翰逊唯一的弟弟拉里因肺癌去世。痛失亲爱的弟弟——无疑也加上她对马斯特斯去世的痛惜——导致她情绪非常低落。“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失去，太可怕了，直到现在都是，因为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她解释道。拉里是一名成功的保险推销员，婚姻幸福，生了几个优秀的孩子，一个比一个聪明。在斯科特和丽莎那里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父亲乔治·约翰逊对孩子置之不理，而比尔·马斯特斯好像忙得顾不上。“他的死对她来说太残忍了。”佩吉·谢普利回忆。“她被他的死摧毁了。”最开始，约翰逊表示她会参加马斯特斯的追悼活动，但是不想发言。在拉里死后，她决定不参加了。

听说约翰逊不准备参加，科罗德尼想要让她改变主意。她的缺席可能会被误读为对比尔依然怀有敌意。“我对她说，‘吉尼，不去的话对你以及遗产的反响不好，可能会有一些记者出席。’”他这样说，希望能够唤起她的公众形象意识。她坚决地拒绝了。唐娜·威尔金森等朋友提出可以护送她到教堂。威尔金森试图说服约翰逊为马斯特斯最后出现一次，“不要拱手让出属于她自己的遗产”。约翰逊打断了她，说自己已经够难过了。

不过，约翰逊无法克制对马斯特斯悼念活动的好奇心。在活动前的晚宴上，当客人们吃完饭在喝咖啡的时候，她的外孙女拉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查斯公园广场。“吉尼派她过去探看一下，告诉她都有谁参加了，她后来这么跟我说。”科罗德尼回忆说，他对吉尼的做法感到沮丧。唐娜·威尔金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马上打电话给约翰逊向她报告情况。“有那么多悼词都是关于比尔所做的伟大工作的，她没去太可惜了。”威尔金森说。“我觉得她感到不自在了。”

仪式结束后，前同事们在一起和老朋友们说起了诊所以后的命运。马歇尔·希勒记得比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计划，当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被誉为治疗界的天才。“比尔退休后，诊所不存在了。”马歇尔回忆说，对它的倒闭依然很懊恼。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太久没联系了，不知道为什么诊所会关闭。

当人群走出教堂时，雨点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但那些依然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感兴趣的人继续热切地谈论着。

“我们去丽思酒店吧，我请你们喝一杯。”马斯特斯最老也是最活跃的朋友弗赖曼对纳特·莱尔曼和另一位在会上谈论了马斯特斯职业遗产的来自纽约的精神病学家说。

在圣路易斯丽思酒店的豪华雪茄俱乐部，几个人在棕色皮革椅子上放松下来，啜饮着马丁尼。他们每个人都见证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多年的亲密互动，他们也参与了向公众传达性学研究方面的消息。然而欲望的秘密——男女之间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对爱无尽的追求——依然是个无法解释的谜题。“这太有趣了，因为结论是没有人知道性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弗赖曼轻声笑着回忆。“认识比尔这些人都参与了研究，但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些什么。这依然是女人们保护得很好的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