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日，星期四。约尼飞往以色列中心城市特拉维夫的时候，在脚下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西奈沙漠，然后是加沙地带和拉齐思内陆郁郁葱葱的果园和田野，最后是海水轻抚着的白色海岸，以及海岸低地杂乱无序的城市街区，还有耸立在城市东面的座座荒山。坐在约尼旁边的是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而过去几天他都和阿维待在一起。甚至过去几年里，这两个人有很长时间都一起共事，每天从早忙到晚，而且天天如此。他们经常忙到周六，在约尼的公寓里，靠着几杯咖啡提神，面前一字摆开着地图和航空照片，起草计划一直到最后一个细节敲定。随着时日渐长，二人除了工作关系又平添了一份温情和对彼此的尊重。

现在，约尼和阿维在飞机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约尼看着地面，思绪如潮。他也许可以尝试打一会儿盹，因为回到侦察营后他就找不到时间休息了。刚刚过去的一周，对他来说有好几夜都不曾合眼，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而接下来的一周，很可能已经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虽然接到新任务的几率实际上接近于零，但这个想法足以让他思绪万千。即使没有任何的来由，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抛开一些局限不谈，如果可以勇敢地一搏，这次行动将会被几代人牢记心中。

整整一个星期，约尼都在关注法航客机遭劫持的事件。直到星期四，他的主要注意力开始转移。他要忙一些其他重要的事务，一些属于机密性而不能对外透露的事务。

6月27日，星期日。在空客飞机被恐怖组织劫持后几个小时，侦察营的一支先遣队进入了日常的警戒状态，属于突发事件后的常规反应。已知的信息比较有限——只限于飞机在欧洲被劫持，该航线是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并且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是以色列人等。飞机是在降落在雅典停留之后的那个下午被劫持的。当时，约尼带着一些士兵远在侦察营基地之外。总参谋部的行动部门告知了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信息，约尼通过电话把指示传达给穆吉·贝奇少校。他是那天侦察营的值班指挥官，也是先遣队的警戒任务的负责人。约尼向他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确保相关的主要军官、士兵和物资都在基地之内。

“听着，”谈话结束时，约尼告诫穆吉，“现在要尽可能把一切能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免措手不及。”

临近午夜，穆吉带着侦察营的应急兵力赶到特拉维夫城外的罗德机场。在那里，他们要为飞机可能折返以色列做好准备。飞机在利比亚着陆之后已经再次起飞了。但是，飞机目前在朝南飞行，先遣队要撤回总部基地。约尼再次拨通穆吉的电话，要求对事情的进展做简要报告。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约尼问。

“我们仍旧处于警戒状态，看看恐怖分子是否会来这里。我们已经接到撤回罗德机场的命令。”

约尼发出命令，侦察营的副指挥官和先遣队一起前往罗德机场，并说自己星期一早晨会从西奈起飞，和他们在那里会合。

后来的结果是，被劫持的飞机那天早晨降落在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于是，在罗德机场和士兵们会合后，约尼回到了总部基地，并召集穆吉、伊夫塔和其他军官开会。他对关于这架航班的突击计划以及参与计划的兵力的布局做了一些修改，以防航班真的返回以色列。会后，约尼继续其他日常事务。除了警戒力量坚守岗位之外，基地的活动如往常一样开展，因为没有人知道飞机是否会停留在乌干达，抑或停留多久。

6月28日，星期一。在这个节骨眼上，由瓦迪埃·哈达德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民革命阵线的劫机分子至今还没有公布他们的要求。但是，很明显，要求很快就会公布。在飞机降落恩德培之后，241名人质已经被劫持在法航客机中长达12小时之久。星期一下午，人质被从客机上转移到了机场的一个旧航站楼的候机大厅里。这栋建筑曾经为进出乌干达的旅客提供飞行服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乌干达工作的以色列人。自1972年开始，独裁者伊迪·阿明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突然掌权之后，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专家被从乌干达驱离。这个机场也进行了扩建，增加了一条更长的新跑道。而且，在旧航站楼一英里外的停机坪的最西侧新建了一座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被荒废和弃用的旧航站楼，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场所。

4名劫机分子中有一名领导这次行动的德国男人和一名德国女人，还有两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后来，又有三名以上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在乌干达加入他们。自此，阿拉伯人成为整个队伍的领导者。与在飞机上的紧张和不安相比，4名恐怖分子此时看上去非常轻松。这次任务中比较困难和危险的部分，也就是劫持飞机，已经取得了成功。现在到了乌干达，他们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威胁。“恐怖分子对自己很有把握，”一位名叫莎拉·戴维森的人质这样回忆，“我们被囚禁在他们手中，就像一只老鼠被困在猫爪之下。”以色列人可能会投降，也可能会解救人质。无论劫持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恐怖分子目前的工作开展起来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这一天，以色列军方试图解救人质的方案几经斟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沙尼中校作为以色列空军大力神C-130运输机飞行中队的指挥官，自发地召集了全体会议来商讨劫机事件。他认为，如果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的飞行中队是必然要参与的。因为大力神飞机是以色列拥有的唯一能飞抵恩德培机场的军事运输机。在飞行中队总部举行的会议很简短，沙尼和军官们主要探讨的是飞行里程和可能的飞行路线。假如以色列到乌干达的距离是大约2200英里，很明显的是，飞行中队只有两架加油飞机能够实现空中加油，只有它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燃料供给完成到乌干达的往返飞行。一般的大力神飞机可以抵达乌干达，但是回程起飞后其燃料只能维持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星期二，6月29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下午晚些时候召集了一个会议，参与者都是内阁的高级部长。他们也是总理在遇到一些重要的国家事务时的咨询对象。恐怖分子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要求，包括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40名恐怖分子，其中有一名加入人民解放组织的日本人冈本公三，曾经于1972年在罗德机场杀害了24人。同时，也要释放关押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大量阿拉伯和德国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把7月1日，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2:00作为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期限。如果名单上的囚犯到时候没有被释放，他们扬言要按照一贯的做法处决人质。看上去，这一次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有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因为人质在远离以色列几千英里外的敌对国家，落入了一群阿拉伯和德国匪徒之手，而且还受控于一位冷酷无情的非洲国家独裁者伊迪·阿明。

因此，拉宾总理召集了军队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中将来开会。他想问古尔，不管机会多么渺茫，是否有可能采取军事化的解决方案。古尔在准备飞往西奈半岛考察军队某部训练之前几分钟接到了拉宾总理的通知。他很快意识到，总理先生为什么召他前去。古尔吩咐他的助理哈盖·瑞格中校与凯垭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位于特拉维夫的规模庞大的总部基地——取得联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瑞格把车停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边，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伊库提·亚当少将致电。他传达了古尔将军的命令，也就是开始对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拉宾总理的提问，总参谋长古尔说道，军方还没有研究过解救人质的方案，但是一般来讲，这样的行动也是可行的。古尔甚至提出了一些如何展开行动的建议。

这次内阁部长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那个时候，以色列政府还认为，法国方面有责任来协助他们寻找解决方案。因为飞机是法国航班，并且大部分乘客都是非以色列国籍。此外，既然恐怖分子在要求中提到了其他一些国家，任何针对这场危机的协商方案都必然要涉及那些国家。

上午9:00，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晤之前，总参谋长古尔召开了有关这次劫机事件的预备会议。自从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天半。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伊库提·亚当、空军司令员本尼·佩拉德少将在内。会议开始前，佩拉德吩咐同僚们把空军能够抵达恩德培的基础数据都提供给他。“我们拥有四个适合参与这次行动的、可以完全调动的大力神飞行班组。”一位空军部门的指挥官伊多·恩巴少将告诉佩拉德。伊多又补充说道，原则上有可能派遣大量的大力神飞机，波音707系列飞机也可以。佩拉德也决定直接跟大力神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通话，就一些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前往恩德培的导航事宜以及飞机在不同荷载量情况下的可飞行里程。

带着这些信息，佩拉德参加了与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他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向恐怖分子屈服。

“你有什么想法？”有人问他。

“我们有能力把超过1000名士兵送到恩德培机场，并且控制那里的局面。”佩拉德说的是一个要持续好几天的大型军事行动。“从我们的角度看，我认为乌干达的空中防卫不会带来麻烦。只有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由于某种原因堵塞的时候，才会有麻烦。比如，恰好有醉酒的司机把卡车停在跑道中央。”佩拉德继续说道，另外的选择就是展开一个局部性的行动，只需要调遣4架大力神飞机，而且飞行人员马上可以就位。

这个想法依然不太全面。比如，人质一旦获救后该怎么办？部队如何返回国内？然而，鉴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空军方面表态能够抵达乌干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空军也对恩德培“软着陆”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考虑，比如没有战机掩护的情况。

总参谋长古尔对这种类型的军事行动特别怀疑，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亚当说，这个建议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除了飞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之外，其他一些可能与行动相关的问题也在会议上向国防部长提出。

也就在那天晚上，与佩雷斯会见之前，亚当已经把研究军事行动可行性的任务分配给了埃胡德·巴拉克上校，然后把他借调到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埃胡德自70年代初期开始，约尼还是副指挥的时候，就一直担任侦察营的指挥官，他拥有大量的策划、执行特殊军事行动的经验。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埃胡德做了大量工作来奠定侦察营的特殊军事地位。他个人曾经指挥过几次类似的军事行动，包括1972年5月在罗德机场解救被劫持的比利时沙比那航空公司的707航班，以及1973年4月在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一次夜间突击行动，而且还击毙了几个人民解放组织的高级军官。

埃胡德在军事行动指挥部被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星期二深夜那里汇集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代表约尼参会的穆吉和伊夫塔。侦察营的代表来参会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类似的行动很明显需要侦察营来扮演主要角色。当然，也有来自于海军指挥部、空军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的代表。黎明来临前，代表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官丹·肖姆龙准将的海姆·奥伦中校也到达了会场。随他一起来的，还有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情报官阿姆农·布莱恩中校。他几年前就开始担任侦察营的情报官，个人对特殊军事行动的情报需求了如指掌。

实际上，整个团队还没有任何关于恩德培的情报。空军部门的恩巴少将将一份用于全球机场的民用航空导航手册带到了会场。整个一周，他将在这次行动的空中力量准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同时也要协调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导航手册给大家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但却至关重要。手册上的一份草图标注了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位置及其长度，还有旧航站楼的方位。穆吉曾经在一次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被短期派往乌干达服役，也还记得那栋建筑。机场修建在维多利亚湖的岸边，这个内海是埃及尼罗河的主要源头，横亘在乌干达的南部和肯尼亚的西部边陲之间。

埃胡德认为，如果可行的话，务必要尝试一次军事行动。参会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很自然，每个参会者都提出了最适合自己部门的行动方案。海军指挥部的代表建议，使用橡皮艇经由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机场；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海姆·奥伦中校提出，将部队空降到该区域；穆吉也提出计谋，使用民用飞机运送救援部队。当然，这些方案都非常的粗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个所以然，因为大家对行动目标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人质是否被关押在旧航站楼还没有得到真正确定，关于导航手册示意图上那个小矩形所代表的旧航站楼之外的信息也不得而知。

也有人提及使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展开全面反攻。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讨论后得出的隐含假设就是，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和他的军队没有与恐怖分子合作，而仅仅是扮演一个他们很乐意忽略掉的“主人”角色。因此，与会的军官们都认为，行动所需的兵力要足够少，只要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就行。他们也推测，行动一旦结束，阿明会允许人质和救援部队安全地离开他的国家。

会议一直持续到了星期三的早晨。结束的时候，达成的决议就是优先考虑在维多利亚湖上用降落伞投送救援部队。到了这个时候，总参谋长古尔也倾向于这个方案，虽然空军方面的指挥官佩拉德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该方案要求空军部门把侦察营士兵和海军突击队员连同橡皮艇一起投送到维多利亚湖上。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士兵会秘密地登陆恩德培机场，发动对恐怖分子的突击。

一整天的时间里，穆吉时不时地返回侦察营，指示留在基地的一个突击小分队的队长，让五位会游泳的士兵做好准备。“我们今晚出发，”他说话的时候，半开玩笑半认真，“准备好突击行动，我们要搭乘飞机、实施空降、以自由泳的方式穿过鳄鱼群。”这位队长四处奔忙，一边准备器械一边通知队员，但几个小时之后，传来的消息是任务被推迟了。

与此同时，拉宾总理驳回了一些呈送给他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将会让局势难以控制。“这将是以色列人的‘猪湾事件’。”他说。

不断有人把各种提出的方案告知约尼。在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的时候，约尼为此多次和埃胡德在电话中沟通。他只想确认，如果要执行军事行动，这个任务是否将委派给侦察营来完成。也许，他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在凯垭会让其他部门抢得先机。到了星期三，约尼飞往西奈半岛。在那里，他只能通过电话来听取穆吉和其他人的情况汇报，并尝试弄清楚凯垭方面的军事主张到底是如何地严肃。

“听着，行动获得通过的几率非常渺茫，”穆吉在电话里告诉他。

“这值得我跑一趟吗？”即使约尼当时几乎不可能回去，他还是这样问。

“我认为不值得。相信我，你手头的事情更加重要。侦察营在这里有代表，对我们来说就是坐下来商讨计划，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

不容置疑，因为不能赶到凯垭亲自推动这次军事行动，约尼有一种被困在这里的感觉。不过，这个回答无疑还是让约尼感到轻松不少。

同时，军事行动指挥部特别行动小组的副指挥希埃·塔姆里上校，请求伊库提·亚当把处理恩德培危机事件的权利从埃胡德移交给他。塔姆里刚刚从一个大规模训练任务中空闲下来。因为对他和顶头上司来说，在这种事务中协调各方的计划需要有正式的程序，亚当同意了这个请求。自埃胡德为行动谋划开始，时间还不到一天。那天下午，也就6月30日，星期三，塔姆里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了前天夜里相关提议的简要汇报。他命令各个部门继续做好计划，并告诉来自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人士要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其中包括使用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行对机场的全面控制。然而，希埃没有对大规模行动做出定论，而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小规模行动的提议上面，这意味着突击队员要通过橡皮艇空降到维多利亚湖，并从那里发动突击。

然而，从空军的角度看，登陆恩德培机场依然是最现实的选择。空军部队对机场每天的运作了然于心，他们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架没有开灯的在夜间着陆的飞机。他们推测，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会立刻知道飞机是什么类型的或者飞机在做什么。等到有人开始怀疑的时候，人质就已经被救出了。那天下午，国防部长佩雷斯召见了亚当和空军指挥官佩拉德，就派遣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的方案询问他们有多大把握。两个人都对此方案表达坚定的信心。来自于总参谋部的其他军官也参加了会议。一个简短的讨论会在佩雷斯的办公室里召开，他们在探讨需要调派多少兵力才可以控制恩德培机场。

当天，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总指挥肖姆龙准将，在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学院接见了刚毕业的学员们。很明显，无论最终决定展开什么类型的军事行动，肖姆龙将指挥地面部队。鉴于他的军职，他要监督所有类似的特殊军事行动。邻近晚上，他在军官学院又会见了他在凯垭会议的代表奥伦和布赖恩，然后一起审核不同的提议。肖姆龙倾向于采取对机场的全面控制行动，而不是局部行动。一天下来，他越来越感觉到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正展开合作。同时，肖姆龙也认为，救援部队在行动中必须要躲过阿明部队的干扰，然后才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获救的人质一起返回以色列。跟佩拉德最初的提议一样，他的看法是使用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机场并实施控制，以防乌干达军队发起反击。这就意味着要运送大批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到达恩德培机场，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

“我们在会场坐了两个小时……厘清了一个行动理念或者构想。我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计划。”布赖恩中校回忆说。这个构想的本质似乎是这样：飞机在主跑道上降落，与旧航站楼还隔着相当远的距离。第一支由侦察营士兵组成的救援部队会首先登陆，然后迅速赶往旧航站楼解救人质。为了避免敌人过早地警觉而使救援行动功亏一篑，搭载增援部队的飞机在突击开始后随即降落。第二支小分队将占领新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这些地方预计不会有敌对武装存在。但是，从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上可以监控机场的主跑道和停机坪，因此我方飞机要一直停在那里，直到突击行动结束。第三只小分队，属于后备力量，将占领新旧航站楼之间的对角线区域。

三个人也讨论了使用某种类型的车辆来运送部队，可能也考虑选择轻型武装人员运输车，以达到防御的目的。除此之外，肖姆龙准将想知道空军的运输机到底能够搭载多少人员。如果所有获释的人质都能够挤到飞机上，他们就可以被带回以色列。至少对他们来说，离开乌干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空军方面早前已经建议过的用恩德培机场的地下油库给其他大力神飞机加油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被提及。

顺便说一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方对谁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缺乏统一意见。“这就是一个罗生门。我确信没有任何人曾经了解真相。”古尔说，他在几年以后采访过相关的人员。“对我来说，没有办法下结论。”古尔列举了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人声称该想法是自己的，然后补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版本……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最终产生了。”

然而，很显然的是，各种想法都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中间的三天时间里提出来的。其中，第一个想法也许是利用大力神运输机空运部队到恩德培机场。同时，这个提议很显然被肖姆龙准将在军官学院的会议上予以额外关注，并且制定了实施这个提议的几个原则。

夜里晚些时候，奥伦中校回到了凯垭，并且把会议的结论递交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塔姆里上校。塔姆里对结论不太满意，吩咐奥伦回去继续谋划。在他看来，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计划听起来模糊不清，也不太成熟。他要求对计划深思熟虑之后再递交上来。然而，直到一天以后，大家才开始思考更加具有实战意义的行动计划。星期四早晨，计划还是没有可操作性。“那段时间，大家对深入研究问题和充实前期谋划一筹莫展，”肖姆龙准将的情报官布赖恩如是说。

同时，星期三刚过，国防部长佩雷斯就更加确信，以色列不得不诉诸军事行动来解决这场人质危机。即使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提出行动的方案，也没有制定真正的计划。前以色列驻乌干达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巴鲁奇·巴列夫，是当时伊迪·阿明总统的私交好友。他一直在国防部给这位乌干达的独裁者打电话，希望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并且发挥一点斡旋作用。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强化了国防部长的一种感觉，阿明正在与恐怖分子合作，而无意于为解救人质提供安全保障。而且，恐怖分子要求释放的囚犯除了来自以色列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使得与他们达成协议是难上加难。星期二晚上，佩雷斯与亚当和佩拉德举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寻求武力解决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会议一致同意，由以色列国防军来主导这次军事行动。到了星期三晚上，空军部门已经开始就空军部队的行动作进一步详尽的规划。如果空军方面不能把救援部队送到恩德培并把部队和获释人质一起带回，这次行动显然也就没有可能展开了。

与此同时，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部在星期三晚上也进行了两栖作战的演练，参与人员有海军突击队和由沙尼指挥的一个大力神飞行班组。这次演练暴露了很多难点，特别是将橡皮艇空投到水面上。星期四中午，第二次演练的成功性更大了一些。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和包括佩拉德在内的其他空军官员一样，对两栖作战计划抱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同时，他也在耐心地等待空军方面准备执行的优选计划——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施占领。

星期三午夜时分，佩雷斯又一次在办公室召开会议，把不同方案重新审核了一遍。由于掌握的情报依然很有限，各方实际上还无法做出可行的行动计划。不过，那一天晚上，约尼接到了侦察营在凯垭的代表穆吉和其他人的电话，被告知军方高层将领开始对考虑展开军事行动有所倾向，至少很轻微的。

“星期三晚上，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跟约尼待在一起的阿维说，“据说命令已经下达，要求侦察营开始做出行动计划。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说话的语气看上去不是太严肃，这种情形依然如此。但是，那天晚上的电话真的很多。大部分都是穆吉打来的，而且当时提到了在维多利亚湖上进行空投的事情。穆吉敦促我们赶过去，因为大家一直在问他，‘约尼什么时候能到这里？’因为大家要求他开始制订计划……每一个电话打来，我都对自己说，‘毕竟现在有些事情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种压力如此的严峻，我们明白第二天的首要任务就是飞回总部。”

所以，天还没亮，约尼就吩咐一位负责后勤事务的军官，在当天的训练任务结束后，要尽快把物资装备等东西准备妥当。“把东西打包好，”约尼告诉他，“有些东西也许要随被劫持的飞机转移。”

在星期四早晨飞往以色列首都的航班上，约尼的脑海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很难知道。他刚刚度过紧张的一周，现在正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崭新的、意义非凡的任务中。飞行途中，他得以有时间作短暂的休息，这几乎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信息，他无法立刻开始制订行动计划；甚至连给侦察营的任务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很明显的是，解救人质的主要任务将会分配给他和队友们。

那个星期，也许是飞行途中，也许是航班起飞前，约尼给女友布鲁莉亚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悲伤的思绪：

“我处在生命的转折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面临着一种内心的危机，它使我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写过的大多数文字，都是以问号结尾。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不会一直苦苦思索、踌躇不前。这太难熬了；在我的生命中，这样难熬的日子真的不多啊……”

“我现在必须停下来，准备离开。立刻，或者是马上。我会这么做，但又不太确定。”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话剧，里面有一个哀伤的、歇斯底里的哭声——‘让世界停下来，我要离开，离开！’”

“但是你不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疯狂世界停止旋转，引力法则也不能让我们摆脱它而获得自由。所以，无论爱与恨，无论生与死（当然，只要可能，我会选择生），你我都无法独善其身。”

约尼没有让下属看出他的忧郁，但忧郁的情绪却不由自主。现在，他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与日俱增的、永无休止的身体倦怠导致了他如今的精神状态。“大部分时间我都太累了，”他在这封信中写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飞行途中这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约尼自由地冥想着，自己身在何处，自己要去哪里。从飞机着陆的那一刻开始，他将不得不汇聚巨大的身体能量、鼓起强大的精神勇气，去克服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紧张。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几乎是48小时连续不断的工作，约尼必须为侦察营规划地面行动，与他的上司及相关各方协调，以及为侦察营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坚定队友们有能力去迎接挑战的信念，必须获得以色列军方和政府官员对自己能力的绝对信任，必须让他们相信侦察营能够成功完成使命。因为失败，将意味着一场国家灾难。

而两天之后，约尼和突击小分队将一起登上大力神运输机，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当天早晨，拉宾总理召集了由内阁高级官员参加的另外一次会议。总参谋长古尔再次重申了前一天他对大家所讲的话：就目前所处的局势来看，他不能建议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解救人质。他说，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解决这一事件的计划。5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即将在当天下午2:00到期。所以，星期四当天早晨的会议作出的决定是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在恩德培机场的人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以色列方面将会与劫机分子启动间接谈判。“我的目的不是利用这个计策或者精明的策略来赢得时间，”拉宾后来写道，“而是进行严肃的谈判，实现以色列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承诺。”这一决定，终于在那天早晨得到了全体内阁成员的支持。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反对派也在名义上支持该计划。在以色列政府公布决定以后，当天中午，恐怖分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宣布，他们已经将最后通牒时间延长到7月4日的星期天。

应该指出的是，截止星期四下午，军方几乎还没有为救援任务的准备工作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空投橡皮艇的第二次实验比前一天要顺利很多，并且对一架飞机最多能搭载的人员数量进行了核算。但就在救援部队飞抵恩德培的前两天，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为行动做真正的准备：部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武器和装备没有准备好，实战行动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坦白地讲，整个战争机器还没有运转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的信息接连传来，第一次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很现实的机会。从恩德培释放的部分人质已经抵达巴黎，他们中有好几位提供了情报。所有被释放的人质都是非以色列国籍。实际上，早在星期二的时候，恐怖分子已经表态，他们把乘客区分为以色列国籍和非以色列国籍。他们把人质分为两组，以色列人和几个来自其他国家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可以从他们的瓜皮帽和头巾来辨别）被关押在航站楼两个较小的候机厅，而其余的乘客继续留在大候机厅。恐怖分子在两个较小候机厅的中间空隙处放置了一台探照灯，他们要求以色列乘客在去另一端的活动区时，弯腰经过探照灯光束的下方。虽然有一些犹太人留在了大候机厅，但我们不太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完全明白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星期三的时候，这种分组的意图变得很清楚了，持枪的恐怖分子开始释放大候机厅的一些人质。到了晚上，第一批人质共计47名被释放，主要是孩子和老人，然后他们乘坐法航租用的一架飞机前往法国。星期四早晨，剩下的大约100名人质也被释放，然后坐飞机离开。恩德培机场还有大部分是以色列国籍的94名犹太人和12名法航机组人员，包括机长米歇尔·巴科斯在内。星期三的时候，当巴科斯听说有一部分人质将要被释放时，他把机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大家都认为，除非最后一名人质被释放，否则他们拒绝离开。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然后巴科斯向恐怖分子传达了这一决定。机组成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被释放，现在还没办法知道。

对于被遗留在那个世界偏远角落的106名人质来说，监狱的围墙似乎比以前高了很多。从他们在飞机上被俘开始已经过去四天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小儿子、一位独自旅行的高中女孩、一对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老夫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的“自由战士”手中。这些持枪匪徒的领袖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将决定怎么来利用这些人体“商品”。在拥挤不堪的、散发着霉味的候机厅里，人质坐在地板上或者四处散落的地垫上，彼此之间小声地交谈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缓慢流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至少，时间在逝去，而没有因为某种恐惧而缩短。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心情，有期待，有绝望，更重要的，还有恐惧。他们中的10多个人会在第二天早晨被拉出去处决以作为谈判开局的筹码吗？他们的尸体会被示众吗？也许这一切就在一个小时以后呢？对于如何沦落到这般地步，他们肯定很纳闷并在心底呐喊：我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遭到如此对待啊！然而，他们似乎犯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罪行，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他们是犹太人。也许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自己祖国长大的以色列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但对于那些手里握着武器、在他们头顶站岗放哨的阿拉伯人和德国人来说，这个罪行太显而易见了，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当那些被释放的人质到达巴黎之后，一些人做了情况汇报，提供了关于恩德培机场局势的第一手信息。人质报告说，乌干达军队控制了那栋大楼并且协助看守被囚禁的人质。很显然，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无疑展开了全面合作。现在，有可能知道人质究竟被挟持在旧航站楼的什么地方，或者至少，人质在星期四早晨以前所处的方位，同时也收集到恐怖分子的一些信息。虽然大部分情报会转交给以色列并予以及时处理，但第一拨琐碎的信息就有可能为解救人质构想出一个更具体的计划。

既然乌干达军队的合作程度很清楚，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认为，任何救援行动一定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便能够孤立乌干达的武装人员，以及从乌干达撤离人质和救援部队。“星期四下午，伊库提跟埃胡德和我见了面，”希埃·塔姆里上校说。“目前，根据可靠的情报，伊迪·阿明在与恐怖分子合作。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现在不可能派遣一小队士兵抵达机场、制服恐怖分子，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乌干达。我们必须要控制机场。”

后来，伊库提·亚当在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办公室召见了更多军官，其中也有步兵和伞兵指挥官肖姆龙。亚当向大家汇报了乌干达局势的严重程度，并且告诉肖姆龙，派遣部队进入恩德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进入准备阶段。肖姆龙宣布了他的计划。亚当的回应是，这个计划需要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面之前，肖姆龙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几位军官一起，把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审查了一遍。“这不是一个正式磋商，仅仅是一个即兴的战略会议……它不涉及具体规划，而是总体探讨。”空军部队的伊多·恩巴少校回忆说。肖姆龙建议，用以色列所有的大力神运输机运送尽可能多的部队到恩德培机场。空军方面的人士则继续强调，空军只有4组处于完全服役状态的大力神机组人员。穆吉也在讲话中表示，支持一个局部性的行动。

与国防部长佩雷斯的会面发生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古尔、亚当、佩拉德和肖姆龙，也有几位中层军官，包括巴拉克、恩巴和亚当的助理阿维格多·本加尔准将。会议上，佩拉德再次倡议，使用军机和部队登陆恩德培。亚当则解释了采用一支救援部队实施夜间登陆的基本想法，务必要消灭恐怖分子，然后把人质转移到救援飞机上。而肖姆龙则向国防部长简要说明了控制整个机场的总体方案，而该方案是前一天在军官学院草拟并在“即兴的战略会议”上讨论过的。空军方面的人士也提出，使用救援部队携带的输油管在恩德培机场给飞机加油是可行的；但又补充说，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备用的加油中转站可供利用。会议也提及了采取最后行动的可能时机，就是要赶在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离这一时间点，只有两天了。

古尔觉得，这些建议还是太笼统，实施起来危险性太大。他也指出，在某些情报仍然缺乏的情况下，他不愿意批准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而且，他继续说道，对已经耳闻的信息他也会推迟做出最后的决断。“唯一坚定地抱有实事求是态度的人就是莫塔·古尔。其充分的理由就是，他是总参谋长并且要对事件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个时候，行动因为情报不精确而搁置了起来，没有哪个负责人敢批准它。”恩巴少校说。然而，亚当和佩雷斯两人都强烈表示支持军事行动，因此会议一致决定开始救援的准备工作。同时，肖姆龙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地面部队指挥官。

除了古尔、亚当和佩拉德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离开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古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太冒险，更重要的是，它不切实际，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情报资料。他还对突击任务能够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前顺利完成表示怀疑。“伊库提当时打断了他的话，”佩雷斯后来写道，“建议我们开始做详细的计划，组织兵力投入训练，并且开展实地演习。假如行动计划在任何时间被取消，也不会造成既定的损失。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

而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以外，依库提·亚当命令相关的军官要马不停蹄地投入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而现在没有时间来征求正常的许可和批准。他告诉军官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除非有明确的命令要求停止计划。亚当又一次表达了对局势的紧迫感，这是他最近两天努力促成军事行动的一贯做派。从星期二古尔吩咐他研究行动的可行性开始，亚当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渴望就没有减少过。“对行动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伊库提，”塔姆里上校说。“尽管阻力重重，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驱动者。”

下午5:00，拉宾总理在办公室与佩雷斯、古尔、军方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施洛莫·格茨等人进行磋商。古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目前构想出的计划不切实际，因此不能核准该计划。正如事后有人这样描述：“这个任务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然而，拉宾指出，要继续努力寻求军事解决方案。“给一些我们可以执行的东西，”总理这样说。自从他的内阁决定向恐怖分子有条件地妥协之后，才只过了几个小时。为了展开谈判，法国要充当调停人。拉宾已经委派他的反恐顾问拉赫夫·泽维赶往巴黎。在这场危机持续的过程中，拉宾的工作同时在两条阵线展开：态度诚恳地展开谈判和准备武力解救人质。拉宾坚持认为，如果救援有实际的可能，并且预期的伤亡人数可以接受，那就再好不过了。否则的话，他也别无选择，只有释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人质。这位所有犹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精神领袖，并不囿于治国方略的条条框框。拉宾认真聆听那些前来拜访他的人质亲属的意见，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他们所爱的亲人。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决定将意味着以色列“不向恐怖主义屈服”的政策的瓦解。这个政策耗费数年才得以确立，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约尼在下午到达凯垭，听取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对事情进展的简短说明。“他的军装上依然布满了尘土，”恩巴少校回忆说，“很显然，他刚刚在战地度过了几个晚上才赶回来。我记得，他非常地疲惫。”约尼和穆吉会面，穆吉把当时收集到的情报和提出的各种建议向他做了简要汇报。然后，约尼就返回了侦察营的总部基地发布命令，要求一些军官和士兵从训练和休假中返回基地。他仍然不知道这次任务需要多少兵力，但是他要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后来，约尼驾车到了伞兵大本营——这是一个位于特拉维夫城外的拉马干市的伞兵俱乐部。晚上8:00，肖姆龙将在那里召开一个有各个部门的指挥官参与的情况通报会。与约尼同去的，有他的情报官阿维，还有他的两个高层行政官：一个是参谋官约哈伊·布瑞纳，一个是营运官拉米·谢尔曼。由肖姆龙指挥的两支队伍也被征召到会议现场，一个是戈兰尼步兵旅，一个是伞兵特战队。但并不是所有人员都到场了，所以约尼和队友抵达的时候，他们还是占到了出席人员的多数。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情报官布赖恩中校是第一个发言的人。指着一副机场示意图，他告诉在座的军官：“人质和恐怖分子大致在这里，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方位或者说大楼里面发生的情况。”

“对于这些我没有太多要说明的，”布赖恩记得。“我只知道，外面有乌干达军队，也许是两个营队，大约1000名士兵。但是，我对他们与恐怖分子的合作程度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人质的具体方位，或者怎样才能接近他们。”

第二个发言的肖姆龙陈述了行动的思想：以色列国防军将派遣地面部队乘坐大力神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解救人质，然后将他们一起带回以色列。虽然肖姆龙也许没有说得非常明确，但真正的战斗很显然将会在旧航站楼展开，那里分布着乌干达军队和恐怖分子。

随后，肖姆龙对各个部队的角色做了一个分工。“我们接到命令：侦察营的任务是攻克旧航站楼。当然，也会有其他部队来保护飞机……以及确保新航站楼的安全……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旧航站楼展开突击，救出人质，然后把他们带到飞机上。”阿维回忆说。侦察营执行任务的区域，是位于机场西边部位的一幢孤立建筑，它与乌干达空军使用的军事基地毗邻。这样，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占领位于机场西边的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保护用来撤离人质的飞机，并担任后备部队。

肖姆龙又一次提到，空军方面要提供尽可能多的大力神运输机来实施登陆任务。他的目的就是把足够强大的部队运送到乌干达，这样行动就会拥有无可置疑的地面优势。但是，反对意见也再次出现。约尼、穆吉和一些官员都认为，这样的行动将会太拖沓笨重，以至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他们看来，实施突击和警戒机场的部队只要刚好够用就可以。“他们说，肖姆龙的行动涉及的兵力太庞大，也不太适用。”阿维说，“需要找到一个更有限的、集约化的方式，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

阿维回忆说，肖姆龙也递交了之前规划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方案，比如空投部队和实施橡皮艇登陆。“每一个细节都仍然有待探讨，”肖姆龙说。

“这些指令太抽象了，”布赖恩说。“约尼提出了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比如需要多少兵力，多少车辆，这些至今还没有答案。所有的事情都还悬而未决。我们完全没有深入到细节，比如谁来参与、需要多少人手、怎样执行以及该做些什么。很显然，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对于侦察营的行动计划，肖姆龙没有过问。他说：‘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我再干涉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天，早晨7:00，肖姆龙说，他将在侦察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布正式的战斗命令。被指定参与行动的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在当天晚些时候集合进行演习。之后，肖姆龙宣布会议结束。

上午10:00，约尼返回了自己的基地。直到现在，这场危机的紧张氛围还没有影响到侦察营。约尼知道，他只有极少的时间让所有人行动起来，为救援做准备。差不多所有的工作都不得不同时展开。他让侦察营总部的秘书给离开基地的参谋发去急电。“某个时候，我接到了约尼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侦察营的信号官塔米尔说。当时，他正在参谋部与侦察营的另外一个行动小组通话。“有人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让我在会议结束之后返回侦察营，因为有些事情亟待磋商。”

然后约尼叫了穆吉和阿维到办公室，策划工作开始了。阿维已经设法抵达情报基地，以便获取未知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且，一位侦察营的前任官员埃米伦·列夫中校，星期四早晨飞往巴黎并于下午抵达。他的任务是通过法国的中间机构收集情报，了解获释人质对于旧航站楼、人质、劫机分子以及乌干达军队状况的看法。简而言之，这类情报对策划突击行动来说非常必要。到了星期四晚上，埃米伦的报告开始缓缓地传回以色列。在阿维带着情报返回侦察营基地后不久，埃胡德·巴拉克也赶到基地并留下来参与部分的策划工作。约尼的助手伊夫塔·雷切尔同样也参与了策划。巴拉克和穆吉从早前的策划会上已经“了解”了机场。几年前，作为访问乌干达的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成员，穆吉就是通过旧航站楼进出那个国家的。

在埃胡德和穆吉出席过的前一轮讨论会上，提出的观点是派遣一小队士兵偷偷潜入囚禁人质的大楼，然后消灭恐怖分子。既然乌干达军队很明显是在与恐怖分子并肩战斗，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侦察营必须要解决由于乌干达军队在场而带来的一些难题，然后控制旧航站楼周围的整个区域，确保机场在行动过程中不受可能会赶赴现场的增援部队的威胁，最后救出人质。

就目前获取的有限情报来看，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人质被挟持在哪两个候机厅、有多少恐怖分子在看守人质、人质是否有炸药、乌干达的兵力有多少以及如何布阵等等，甚至关于机场的一个稍微详细的草图也没有。而约尼办公室的策划小组依然只能依赖杰普森导航手册，上面虽然标明了机场的主跑道位置，但是对它们之间的连接地带都不得而知，而且各个建筑的图案都缺少比例尺或者任何细节。策划小组根据曾经在乌干达服役的以色列士兵的一些回忆，给旧航站楼的一层画了一个简略（但不精确）的示意图。虽然会议期间有额外的资料传来并被运用到行动方案的制订中，基本信息的缺乏还是没能让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完善所有的细节。这也是约尼后来对计划做修正和补充的原因，而且大部分是在星期五下午之前完成的。当然，侦察营在行动准备过程中所习惯使用的那种精确和详尽的情报资料都没有。除了收集到的重要信息之外，救援部队在出发前往恩德培的时候，依然还有很多盲点。

所有的讨论都基于一个普遍的观点，救援部队会使用大力神运输机实施直接登陆。军官们查验了机场示意图，然后商讨部队登陆之后接近目标的方法。至少从一开始，搭载侦察营士兵的飞机不能停靠得离旧航站楼太近——飞机体型庞大、噪音轰鸣，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并且容易受到驻扎在该区域的乌干达军队的偷袭。这就意味着，救援部队要在主跑道上跳下飞机，然后沿着对角线的滑道向旧航站楼推进。但是，从第一架飞机着陆到展开救援中间的时间拖得越久，乌干达军队注意到机场处于偷袭之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航站楼处于控制塔的警戒之下，穿过整个机场所耗费的时间要缩到最短，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来自航站楼里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哨兵的威胁，而且可以确保即使敌人有所警觉也没有时间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并做出反应。如此看来，救援部队必须要装备某种交通工具，可以开车穿过机场。

阿维所收到的情报显示，大约有100名乌干达士兵在航站楼警戒，并且在地面、屋顶和阳台呈现一种安全防护带式的布兵阵势。阿维说，约尼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这个安全带的敌对分子在有利地形上向接近航站楼的一小队以色列士兵开火。如果这些乌干达人阻拦救援部队哪怕一两分钟，恐怖分子就有足够的时间醒悟到救援行动已经开始，然后杀害人质。约尼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标准的正面进攻模式下，救援部队要先攻击乌干达人的防护带然后突破它。不过，这会惊动恐怖分子并可能引发抵抗，从而导致侦察营士兵无法及时接近人质。更重要的是，如果安全防护带的确特别坚固，用一小队以色列士兵进行正面攻击也非常危险。和乌干达士兵一起共事过的穆吉，对他们的战斗力断然表示不屑一顾。但是，约尼还是不能忽视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可能遭受的伤亡。他没有期待乌干达人的行动会像一个有组织的战斗队伍，并且在受到攻击时有序地展开反击。然而，少数惊恐中的乌干达士兵胡乱开几枪，都足以让侦察营的救援力量遭受巨大的损失，使整个行动遭遇惨败。

“约尼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得不找到针对乌干达人安全防护带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阿维说。有人提出意见，可以采用计谋摆脱乌干达人，来争取进入航站楼的关键时间。救援部队要在夜色的掩护下乘车抵达，并且要装扮成一支乌干达军队的模样。事情就这么定了。“有很多曾到访过乌干达的以色列人，包括穆吉在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乌干达所拥有车辆的种类，军装的颜色，如此等等……甚至连乌干达军车的行进顺序这样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比如有像上校这样的重要人物到访时，列队是什么模样的。”这个问题的其他可能也被考虑了进去，比如装扮成一队乌干达警察。而分配给阿维的任务，就是了解以色列部队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如何表现。

军官们首先想到了使用三辆陆虎越野车，但后来又想出一个点子来加强迷惑性：伪装成一个军方车队尾随着伊迪·阿明的座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晚上，阿明总统在毛里求斯主持一个非洲联盟组织的峰会，并且计划从那里飞回乌干达。有报告称，阿明已经好几次去看望过人质。所以，他为什么不会在返回的当晚再去看望人质呢？至少，乌干达军队可能会挥手致意而不是开火。幸运一点的话，也许他们会让“车队”直接通关。所有的车都要开启前灯，这样显得真实，而且灯光也会让黑暗中的敌人很难分辨出车里坐着谁。军事情报部门转交给侦察营的照片显示，阿明偶尔会乘坐一辆奔驰车，并且穆吉提到乌干达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开这样的车。穆吉说，这种奔驰车在乌干达人心中会赢得一种自然的尊重。因此，让奔驰车为救援车队打头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侦察营的队员将穿上同乌干达军队制服类似的迷彩装，以此进一步迷惑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

但是，这个计策是刚想出来的。有人建议以色列士兵涂上黑脸，但是这种做法会增加彼此间辨认对方时出错的风险，因此第二天就被否决了。也有人指出，乌干达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汽车都是靠道路的左边行驶，所以他们的方向盘都在汽车右边。“我们认为，时间应是在晚上，一个人在黑暗中只有在能够讲话的足够近的距离之內，才能看清楚方向盘在右边还是左边……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你也就没有退路，只有开火了。”

无论如何，在救援部队驾车经过机场滑道然后进入通往旧航站楼的跑道时，我们都希望车队能够瞒天过海。约尼和穆吉将会和7名携带轻武器的士兵乘坐第一辆加长奔驰车。两辆陆虎吉普车将紧随其后，里面装满了携带机关枪和火箭弹的士兵。这些重型武器只有当乌干达军队在救援部队行进过程中开火时才会用到，并且在救援行动打响的时候提供火力掩护。因为一架大力神飞机最多可以搭载三辆汽车，额外的吉普车也就不需要了。

首要的目标是尽可能靠近航站楼和“尽可能推迟乌干达军队开火的时间，”阿维解释说。如果乌干达军队被彻底蒙蔽，让救援部队毫不费力地通关，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们真的有所怀疑并试图阻拦以色列士兵，或者他们看起来已经意识到有敌对势力正在靠近，“以色列人必须开火”然后消灭乌干达士兵。而乌干达士兵不能被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会在背后放枪或者拉响警报。如果可能，奔驰车里的士兵将使用带消音器的手枪来对付他们。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乌干达人率先引发枪战，奔驰车里的9名官兵将把战斗任务留给陆虎车里的士兵，然后直奔航站楼，冲出汽车后直捣大楼的两个主厅。即使在没有一个以色列士兵增援的情况下，也要赶在恐怖分子杀害人质之前先消灭他们。

甚至在讨论进行中，约尼也在利用桌上的对讲系统发号施令，召集基层军官前来听命。约尼向每个军官简要介绍了行动的纲领，并且对他们要做的准备工作予以指导。其中有一个叫阿米兹的农家小子，是一名来自于加利里的武器和特殊装备军官。约尼告诉他，检查分配给奔驰车的官兵使用的消音武器的类型，研究在航站楼入口或内部拆除饵雷的方法，以及挑选可用的车辆。约尼也让他准备一些用来炸开障碍通道的小型炸药和一些用来摧毁汽车的中型炸药，如果汽车必须被放弃的话。

同时，约尼办公室的军官们开始讨论如何控制航站楼，以及分配突击小组到大楼的不同部位。夜色越来越深，而越来越详细的情报也逐渐传来，它们涉及恐怖分子看守人质的日常工作、使用的武器、乌干达士兵在大楼里的位置、候机厅的照明情况以及航站楼自身的布局等。这座旧航站楼是一个两层建筑，位于旧控制塔以东大约30英尺。第一层的大厅面朝一个飞机停靠区，并且每个大厅都有从外面进来的入口。在建筑的最西端，是一个为进入乌干达的游客做护照查验和报关的大厅。它的旁边，就是位于大楼中央的最大的一个厅，有两个入口可供进出。这里曾经是离港大厅，就目前所知，至少有一些人质被挟持在这里。穿过大厅，就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厅，这里曾经是贵宾休息厅。在机上乘客被分为两组之后，以色列人质曾被关押在这里，而其中一些人可能仍被关在这里。老照片显示，这栋建筑到这里结束，旁边是一块空地。而到了第二天，发现小厅的旁边还扩建了一个部分，包括休息室和其他房间，而现在都被用作恐怖分子的生活区。

在针对大楼的突击中，占领这些大厅小厅将会是重点。通往三个厅的三个入口处各派遣一支队伍，另外一支在大厅的第二个入口处。其他队伍都被分配到其他房间的主入口和二楼位置，那里是乌干达士兵的生活区。还有一支队伍，由一个指挥官和三辆汽车的驾驶员组成，会留守在大楼外的吉普车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供火力掩护，以此来反击控制塔和大楼顶部等高位警戒点的敌人。

要消灭大楼顶部特别是控制塔上的敌对士兵，机会非常渺茫，尤其在战斗开始的阶段。如果救援部队一开始就布下重火力为靠近大楼的士兵作掩护，这将会给恐怖分子留出时间杀死人质。

“我们都清楚，控制塔构成了一个威胁。约尼针对这一点做了详细说明。有好几次，控制塔都被当作焦点问题提出。”阿维说。“但很明显，我们不能在行动一开始就对控制塔发起猛攻。不过，我们提到在楼顶有火力传来时，用一支队伍准备随时牵制控制塔的敌人，甚至在对大楼展开进攻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采用其他方法开始进攻，过早地开火就会给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以警示。我想，这会造成惨重的损失。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一定也不轻松。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要尝试去占领控制塔，因为渗透到这样的建筑之中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亡。在任何情况下，侦察营也没有作出类似举动所需的兵力。掩护火力必须要足够强大。

包括约尼的指挥小组在内，救援部队的人员数量将刚好30人出头。这也是一辆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所能挤进去的最多的人数，甚至还要改变一下吉普车的内在格局才行。约尼很清楚，就像他的上司早前制定的初步计划一样，一架飞机无法再搭载更多的汽车，而且救援部队也不能等待更多的飞机运送增援部队。如果乌干达人看见大量的飞机登陆，而不是一架，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会被攻击，那么这次任务取得成功所倚仗的出其不意的要素将荡然无存。来自侦察营的增援部队，会在先头部队执行主要任务之后立刻抵达。这样，侦察营的30几位士兵将不得不突破乌干达军队的安全防护带，全歼恐怖分子，占领旧航站楼，并且防范可能隐藏在大楼周围和控制塔里面的乌干达士兵。

现在，策划小组继续讨论，有必要在旧航站楼的更远处调派外围的安全部队，并且由增援力量来担任。“我们很清楚，占领旧航站楼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防卫力量，并且我们有责任来提供这一保障。”在旧航站楼东边不到两百码的地方，就是军事基地。那里驻扎着一个米格战斗机的飞行中队。而在大楼的北边和西边，是无数的小型建筑物，有的和航站楼相连，有的和航站楼只有些许距离。东北方向，在航站楼区域的防护栏之外，就是恩德培小镇的郊区地带。为了覆盖整个地区及周围的建筑，以防有来自乌干达增援部队的任何威胁，最后决定侦察营的增援部队需要补充四辆装甲车，有武器装备就更好。一辆会布置在旧航站楼前面的停靠区，提供近距离防卫和阻止来自于新航站楼方向的敌对武装；另外一辆会布置在军事训练场的东边侧翼担任防卫；还有两辆会在航站楼和与之毗连的北部小型建筑的周围来回穿梭，保障航站楼的后方安全。

运送这些额外的装甲车就要增加两架大力神运输机，每架搭载两辆装甲车。这样总的算来，仅侦察营的行动就需要三架运输机。如果真的只有四架大力神飞机可供调遣，而且一架飞机已经被指派要运送获救人质返回，那么就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戈兰尼士兵和伞兵部队的战车了。实际上，这些士兵在大规模战斗发生之时必须要参与到行动中，而战车对他们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新航站楼，预计不会发生实质性的交火。更重要的是，飞机会把他们运送到足够靠近目标的位置。而对侦察营的任务来说，只需要四架大力神运输机，这符合空军部门的要求。

现在，约尼转向为救援行动挑选队伍的事务上。首先，约尼让穆吉负责指挥对大楼展开突击的小组。事实上，他也会担任侦察营小分队的副指挥。这么多年来，约尼和穆吉在侦察营一起共事，特别是从“赎罪日战争”开始，那时穆吉还是约尼的直接下属。无论是作为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军官，约尼对穆吉的期待都很高。按照规定，其余人员的选择是以他们在侦察营的资历来决定的。关于即将对大楼实施突击的小组，约尼选择了就在几天前刚休完假的一队士兵。他通知秘书把这些士兵和他们的军官阿姆农都召回基地。同时，侦察营的新任副指挥伊夫塔·雷切尔上尉，将负责一个小组来警戒大楼的第二层。约尼的前任助手沙乌勒·莫法兹少校，在几个星期以前由于新的任务离开了侦察营。过去的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与约尼一起工作。现在，由他来负责指挥一个小组，乘坐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登陆机场，并担负起外围警戒的职责。沙乌勒受侦察营的调遣在罗德机场度过了一两天时间，后来在这星期刚开始的时候被侦察营的参谋约哈伊召回了基地，因为他比大多数的侦察营军官有着多得多的战斗经验。在约哈伊看来，尽管约尼为沙乌勒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召回基地感到异常恼火。而结果，约尼对沙乌勒被召回还是颇为满意。

午夜过后，四个人在讨论中作短暂的休息。约尼吩咐秘书给每个在名单上被列出的、还没有返回基地的参战人员打电话。同时，他召见基地的军官做第一次情况通报。在通报会开始之前，约尼穿过基地来到作战车辆停放的地方，并同负责人伊斯瑞攀谈起来。约尼解释说，一个解救人质的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该计划要求检修这些路虎汽车，好让每辆车都能搭载十二名士兵。约尼命令他准备好六到八辆车，但很明显大多数都是为外围的警戒部队所预留的。因为飞机上可能连最小的装甲车都无法搭载，或者最后可能无法使用装甲车。那天晚上，约尼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检查一下工作的进展情况。“我觉得汽车都已经准备妥当的时候，”伊斯瑞说，“我打电话给约尼，他又过来检查，而且这次带了两三个其他军官。他们坐在我安装好的控制板上，然后把车开出了基地。接着来了一个急刹车，以便检查车辆的稳定性。约尼让我把一些地方再次加固，但基本上对车辆维修情况予以肯定。”

凌晨1:00，军官们汇聚在基地的陈列室里参加简要的情况通报会。少数人还不知道这是在策划一个军事行动，并且一直对约尼让他们在基地待命感到很奇怪。在西奈度过紧张而疲劳的一个星期后，这些人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休假了。

在会议室外面的草地上，侦察营士兵在举行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列队仪式，并且聆听着指挥官念那些侦察营阵亡将士的名字。这个陈列室是侦察营的士兵建设起来的，西边的墙上挂着那些逝者的照片。与之相对的墙上摆放着书架。除了用作士兵们悼念战友的一个场所外，这个房间也被那些周末承担警卫任务的士兵当做阅览室和休息室。而此时此刻，在这个夜晚，这个房间被当做了会议室。约尼赶到的时候，军官们已经到齐了。有的坐在地毯上，有的坐在扶椅上。

阿维挂上了一幅非洲地图。当注意到这幅地图的比例尺很大时，一些军官不免脸上露出了笑容。地图的比例是百万分之一。阿维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说道：“请看这里。”这是一个远在两千英里之外，位于沙哈拉沙漠南部腹地的地方。这是一个除了穆吉之外，没有任何人涉足过的完全陌生的地方。正如这位情报官所示，它的西边，与扎伊尔接壤；它的南边，与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接壤；它的北边，与苏丹接壤；它的东边，与肯尼亚接壤。这也是这些国家中唯一一个与以色列保持一丝联系的国家。

约尼简要描述了一下行动的目标——解救人质，他们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余下的是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和法航飞机的机组人员。他解释了突击行动的基本思路，特别指明了行动的对象，然后给出了第二天的日程表。与会的军官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短会很快就告一段落。

大多数的军官在听到有关这次行动的计划时，都在心里偷笑。这个计划太虚幻了，不会被批准的。他们知道，一般的程序就是：他们会去做准备工作，预备武器弹药，然后模拟演习，接着因为时间紧迫，他们会加班加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约尼也明白，计划要得到批准将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但是他跟军官们谈及此事和计划被通过的可能性时，却是带着一种彻底的严肃的语气。作为他们的指挥官，约尼容不得自己有任何反常的举动。也许他说话的口吻还有另一种解释，并且蕴含着更多令人信服的成分。好像仅仅凭借自己的态度和意志，就足以实现他如此期待的目标。

会后，约尼和穆吉、阿维、伊夫塔还有其他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研究作战计划。在工作期间，他收到了来自各个军官的铺天盖地的请求，都提出让自己的队员参与行动。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坚持之前制定的人员名单。侦察营的一位军官丹尼·阿迪蒂回忆说，“就在几分钟以前，约尼向他们简要汇报行动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天上的馅饼，整个事情都是不合理的，实施起来也不切实际，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零。”现在他前来请命，希望自己所有的队员都能无一例外地参与行动。因为他听说，自己有一名队员因为空间不够被剔除了。“你必须告诉你的队员，他不能参加了。”约尼长话短说。丹尼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办公室，当他走下大楼台阶的时候遇到了穆吉。丹尼向穆吉怒陈约尼的决定。穆吉试图让他平静下来，说道：“丹尼，现在别无他法，事情只能这样了。”

穆吉走进约尼的办公室，提议让军官们去睡一会儿觉，因为很多人都劳累了整整一个星期。约尼同意了，所以很多人都上床休息。穆吉也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现在，只剩下约尼一个人。他知道，计划就快要完成了。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好，先期准备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布，人们也已经行动起来。现在，他可以睡上一觉了。他的眼皮如此地沉重，几乎都快不听使唤了。他的身体也的确需要休息。然而，他没有从椅子上起身去睡觉，也许这一觉也是几天以来的头一次。实际上，他仍然趴在桌子上。面对眼前展开的地图和示意图，他又一丝不苟地审核着计划。就像往常一样，最后他不得不独自定夺所有的事情。他需要时间安静地坐着，把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想个遍。然后，完善计划，准备一个针对全体队员的详细的情况通报。他知道，第二天将会非常地忙乱，比如召开情况通报会、做准备工作、参加训练、向上级作汇报等，自己难得有机会做现在这些。第二天早晨之前，约尼准备好了计划。穆吉说：“计划包括了很多我们没有考虑过的细节。他确实成功地完成了计划。他的演示也堪称完美，涉及了每一个细节。”

也许，就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的时候，约尼第一次意识到行动的全部意义以及所暗藏的风险。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以色列人民还处在恢复过程中。在很多方面，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恶化了。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如果全部或者大部分的人质被杀，如果以色列的精英部队在远离国界线的地方被捕或者被杀——带给国家士气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他的首要责任，就是确保人质和手下队员安全返回以色列。除此之外，他也感到对国家所负有的沉甸甸的使命。

“他是如此地、如此地周全，考虑到了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约尼的助手伊夫塔说。“整个晚上他都在思考行动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他对细节执着追求的一个范例，而实际上，这与他更显抽象的思维和高屋建瓴的视角相矛盾。同时，也使得他比其他人更加顾虑重重。”

那天晚上，约尼冷静地思考着这件事，但也对侦察营执行任务的能力有着绝对的信心。同时，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组织部队并且领导他们：不仅要取得行动的成功，而且要确保最小的伤亡。他十分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才华；每个在战斗中见识过他的人也都清楚。“约尼是阵线的先锋，”前参谋官拉斐尔·埃坦说。在被埃坦称之为“终极考验”的“赎罪日战争”中，争夺戈兰高地的战役让他第一次认识了约尼。“如果你把他和同龄的军官相比，无论是过去的伞兵部队的营长还是今天的将军，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他们是伟大的军官，但我不得不说，约尼完全在一个不同的层次。”

约尼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办公室，去检查有关情况，比如吉普车上的工作进展如何。凌晨时分，他简单巡视了附近的军事基地，发现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已经开始为第二天举行的演习在那里集结。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军需官拉米·多坦中校，在那里遇到了约尼。多坦正在基地为即将到来的士兵做准备，急需一些人手来搭建帐篷和搬运武器。他没有办法，只有请求伞兵训练学校的指挥官给他抽调一些正在此地学习跳伞的学员。调遣实习飞行员违背了军队现有的规定，但是与多坦几番理论之后，指挥官只有屈服并调遣学员过来。多坦的工作也包括为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提供战斗装备，并且开始为模拟突击现场准备道具，比如几辆巴士车将用来代替新航站楼。

从约尼在装甲兵部队担任营长的时候起，约尼和多坦彼此就非常了解。那时，多坦正是约尼所在部队的军需官。多坦说，约尼深更半夜跑来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检查其他部门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虽然这不属于他的分内之事。“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对与职责范围直接相关的领域的事情非常关注。”多坦说。“这是我在突击行动之前第一次见他。见面的时间有三四分钟的样子。我们彼此拍着对方的肩膀聊起来，说：‘你好吗？’然后，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你也会有其他的感觉：他已经把整个世界担在肩上了。”

此时，阿维赶往一个情报中心去接收新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会见了几位曾在乌干达服役的人员，而有关方面正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到目前为止，情报部门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雇员，收集任何一个可能的与恩德培机场有关的信息。

夜晚的时候，经过无数次的通话之后，一致确定由步兵和伞兵指挥部为侦察营提供以色列制造的野牛型装甲车，这是唯一适合登上C-130运输机的武装车辆。这些电话交谈作了必要的缩减，因为约尼发布过一道通令，任何从侦察营拨出的电话中，对方都不能表现出知晓恩德培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的事实。为了防止信息泄漏，他也要求话务员不要为士兵转接家里的电话。大约黎明时分，武器负责人阿米兹·科夫里和战略车辆负责人伊斯瑞，与几名司机一起出发去把装甲车从所在的基地运来。然而约尼表示，外围警戒部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路虎车。野牛型装甲车刚刚才投入使用，而侦察营还没有试用过。在最后决定携带这些装甲车前往恩德培之前，约尼想对它们做彻底检查以确保使用无碍。同时，塔米尔在为通信事务而努力。清晨的时候，他会驾车到总参谋部协助准备行动所需的通信网络。

天还没亮，埃胡德也回到了约尼的办公室。几个小时以前，他离开约尼的时候，带着刚刚制定好的预备计划去了一趟凯垭。在那里，他会见了来自空军和其他现役部门的人员，开始制定一个能够协调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计划。凌晨1:00的时候，他和丹·肖姆龙，还有空军部门的伊多·恩巴少校，去了凯垭的总理办公室。他们三人打算把行动计划呈交给拉宾总理。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在总理办公室外接见了他们，并要求他们汇报计划的进展。“我们把地图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陈述各个阶段的任务。渐渐地，古尔开始领悟到，在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下……当前他所审阅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可行的。然后古尔说：‘好吧，这个交给我。我会把计划向总理汇报。你们回去继续工作。’”

当他们走出总理办公室的时候，伊多回忆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凯垭是一片漆黑之地。“外面停放的唯一汽车就是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辆。你在黎巴嫩所见过的任何一次行动，哪怕是最小的一次行动……那都是灯火通明，人人参与。与之相比，这里仅仅有一小队人马在忙碌，而且处在不堪重负的高压之下……由此看来，总参谋部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次行动。”

埃胡德在到访凯垭之后回到了侦察营。前一天下午，约尼几乎还没开始参与行动的时候，肖姆龙就已经任命埃胡德为突击旧航站楼的指挥官，也许这是应埃胡德自己的要求。实际上，那就意味着他会负责指挥侦察营的兵力，而约尼得听命于他。肖姆龙解释说，他几乎不了解约尼，而对埃胡德比较熟悉，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人。当然，约尼被这一举动激怒了。真正与侦察营的行动相关的任何事情都是由约尼来定夺的。他领衔过策划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决议；他召开过侦察营的情况说明会，也将督察实地演习，而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也是由他向队员发号施令。然而，在救援行动中，也存在埃胡德发号施令的可能，或者至少以同样的方式实施监督。就埃胡德来说，他不想错过这次领导一场如此不同凡响的行动的机会。正如一位侦察营的参谋官所言：“谁不想指挥这样一场行动呢？”

约尼原本无意把事情搁置起来。参与恩德培救援行动的真正战斗力全部都由侦察营士兵组成，而作为侦察营的首长，他觉得当务之急是享有对侦察营的唯一指挥权。也是在前一天下午，当穆吉告诉约尼有关埃胡德的任命消息时，约尼说：“我不觉得自己的指挥权有可替代的人。”不错，他很乐意去向一个非常敬重的人征求意见，但是他决心反击，要想办法解除埃胡德的指挥权，甚至是监督权。

塔米尔说，那天晚上的策划会议，他提前到达了约尼的办公室。有那么一会儿，他从约尼的眼神和说话方式上感受到，约尼对埃胡德出席会议表现出了不满。然而，其他军官并没有同样的印象。

现在，埃胡德和约尼单独坐着。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即使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埃胡德和约尼一起审核了整个计划，并提出很多的建议。虽然埃胡德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在凯垭的协调事务和准备工作，他却不愿意就此罢休。至少现在，他负责的是整个行动的关键部分。就他的个性来看，埃胡德想对侦察营的一举一动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关注——不仅是整体监督和发布常规指令——即使他很了解约尼并且知道自己可以依赖他。

在两个人审核完计划之后，他们上了埃胡德的车然后开车回家。他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约尼就在埃胡德的楼下。

回到公寓之后，约尼大约有一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就要返回侦察营。餐桌上，有约尼留下的四张小的笔记本信纸。那个星期早些时候他感觉到心烦意乱，就给布鲁莉亚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弥漫着悲伤的情绪，但是结尾处又流露出对未来的一些期许。

“我相信你，还有我，我们两个人，可以顺利地度过青春年华——你的青春和生命，还有我，我的生命和最后一缕青春。”

“一起都会好起来的。”

这些，就是他在搁笔之时的所思所想。

注释：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