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一张像是行军床之类的东西上，不过离地面更高一些，他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似乎有比平时更强的灯光正好照在他脸上。奥布兰站在他旁边，目不转睛地俯视着他。在他的另一侧，站着个身穿白大褂、手持注射器的人。

即使睁开眼睛后，他仍然只是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他有种印象：他是从一个很不相同的世界游进了这房间，那里有点像是个在房间之下很深的水下世界。他不知道在那里已有多久，自从他们逮捕他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黑夜或者白天。另外，他的记忆也不连贯，有时他的意识完全停止了，就连睡觉时也是，然后在一段空白期后又重新拥有，然而他无从得知间隔究竟是几天、几周还是只有几秒钟。

从第一次肘部被打以来，噩梦便开始了。后来，他意识到当时发生的全部，只是个前奏而已，是差不多每个囚犯都须经过的常规审问。罪行很广泛——间谍、破坏之类——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都会坦白。坦白是种例行手续，拷打则是实实在在的。他不记得他被殴打过多少次以及每次殴打持续多久，总有五六个身穿黑制服的人在同时殴打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警棍，有时用钢棍，有时用皮靴。很多次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像头牲畜一样不知羞耻地将身体扭来扭去，一直在企图躲避脚踢，然而没用，那样只不过招致更多踢打，就在肋骨、腹部、肘部、小腿、腹股沟、睾丸、尾骨等地方。有许多次，这种毒打没完没了，到最后对他来说，残酷邪恶、无法原谅的事情不是看守不停殴打他，而是他无法强迫自己变得不省人事。许多次他完全吓破了胆，以至于甚至在毒打开始前，就喊着求饶，只是看到一个拳头往回收准备击打时，也能让他一股脑坦白出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罪行。有许多次，他决心什么也不说，每个字只能在他忍疼吸气的间隙从他嘴里挤出来。还有许多次，他软弱无力地想妥协，会对自己说：“我会坦白，但不是现在。我一定要坚持到疼痛变得不可忍受时。再被踢三下，再被踢两下，我就会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事。”有时他一直被殴打到几乎无法站立，然后像袋土豆一样，被扔到牢房的石头地板上，让他恢复几个小时，然后又被拖出去再次殴打。还有些时候恢复的时间较长一些，他只是隐约记得，因为在那些时候，他要么在睡觉，要么处于昏迷中。他记得住进过一间牢房，里面有张木板床，一个从墙上突出来的类似搁板的东西，洗脸盆，还吃到了有热汤、面包和偶尔有咖啡的几顿饭。他记得有个粗鲁的理发匠来给他理发剃须，另外还有些身穿白大褂的公事公办、缺乏同情心的人，他们量他的脉搏，测试他的反应，翻开他的眼皮，用粗糙的手指摸索他有无骨折，还往他手臂上打针，让他入睡。

殴打没那么厉害了，而主要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在他的回答让人不满意时，随时会继续殴打他的恐惧感。审讯他的不再是身穿黑制服的暴徒，而是党员知识分子，都是些动作敏捷、戴着亮闪闪眼镜的矮胖男人，他们轮番审他，一次持续——他觉得有，没办法肯定——十到十二个小时。这些后来的审讯者确保他处于不厉害的疼痛中，但他们也并非主要靠让他疼痛来折磨他。他们抽他耳光，扭他耳朵，让他单足站立，扯他的头发，不允许他去小便，用炫目的电灯照射他的脸，直到他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羞辱他，并摧毁他争辩和推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残酷无情地对他审讯个没完没了，一小时接一小时，提出迷惑性的问题，让他说出不想说的话，给他设置陷阱，歪曲他所讲的一切，证明他每次都在撒谎和说话自相矛盾，直到他既是因为羞愧，也是因为精神疲劳而哭了起来，有时在一次审讯中，他会哭上十几次。几乎每次审讯时，他们都会高声辱骂他，每次回答得迟疑时，都会威胁要把他交回给看守。有时他们却突然改变语气，称他为同志，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向他恳求，不无伤感地问他即使到了现在，他是否还留有对党的足够忠诚，希望洗刷自己的罪恶。经过几小时审讯，他的神经已处于崩溃状态时，就连这种恳求的话，也能让他涕泪交流。到了最后，那种唠唠叨叨的声音跟看守的皮靴及拳头比起来，能让他垮掉得更彻底些。简而言之，他成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嘴巴，让他签什么就签什么的一只手。他唯一关心的，是发现他们想让他坦白什么，然后在凌辱再次开始前很快坦白出来。他坦白自己刺杀了党的高级干部、散发煽动性的小册子、贪污公款、出卖军事秘密、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等等。他坦白早至一九六八年，他就是东亚国的间谍。他坦白自己是个宗教信徒，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和性变态者。他坦白自己杀害了妻子，尽管他知道，审讯他的人肯定也知道，他的妻子还活着。他坦白许多年来，他跟戈斯坦因保持个人联系，还是某地下组织的成员，几乎包括所有他认识的人。坦白一切，牵连所有人，这样也较为容易，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没错。没错，他是党的敌人，在党看来，思想和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也出现了另外一些记忆，孤立地出现在他脑海里，就像一圈全是黑色的照片。

他是在一间不知是明是暗的牢房里，因为除了一双眼睛看不到别的。近在咫尺，有台仪器正缓慢而有规律地滴滴答答走着。那双眼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从座位上漂浮起来，跳进那双眼睛便被吞没。

他被绑在一张周围都是仪表的扶手椅上，就在炫目的电灯之下，一个白大褂正在读仪表。从外面传来沉重的皮靴声，铁门当的一声打开，那个长着蜡像脸的警官走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看守。

“一〇一房间。”那个警官说。

那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没转身，也没看温斯顿，只是在看仪表。

他正转动轮椅通过一条极阔的走廊，它有一公里宽，被灿烂的金色光线照彻。他用最大的嗓门哈哈大笑，并喊叫着坦白的话。他什么都坦白，甚至把被拷打时挺住没说的话也坦白了。他在把他一生的全部历史讲给一个已全部知悉的听众听。跟他在一起的有看守、其他审讯者、那个白大褂、奥布兰、茱莉娅、查林顿先生等，他们全都一起在走廊里转动轮椅往前走，在大喊大笑。某种隐藏在未来的恐怖的东西被略过了，没有发生。一切顺利，不再有疼痛，他生命里最为微末的细节都暴露出来，他被理解并被原谅了。

他从木板床上向上瞪着，不太肯定他是否听到了奥布兰的声音。整个审讯过程中，虽然从未看到过他，但温斯顿感到奥布兰就在旁边，只是他看不见而已。是奥布兰在操纵一切，是他派来看守殴打温斯顿，又不让他们把他打死。是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应该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让他的痛苦暂缓，什么时候该给他东西吃，什么时候让他睡觉，什么时候把药物注射进他的胳膊，是他提问并提示问题的答案。他是折磨者，保护者，审讯者，也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不知道自己是处于药物作用下的睡眠中还是在正常的睡眠中，要么甚至在没有睡着时——有个声音在他耳边低语：“别担心，温斯顿，你在我的照料之下。我观察你已经七年了，现在到了转折点。我会拯救你，我要让你变得完美。”他不肯定那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但跟向他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的声音一样，那是在另一次梦中，七年前的事。

他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先是一段黑暗期，然后就到了现在所住的牢房或者说房间里，他这时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他几乎完全平躺着，无法移动身体。他身体的每个主要部位都被绑紧了，甚至后脑勺也不知怎样被固定住了。奥布兰在俯视着他，严肃并且相当悲伤。从下往上看，他的脸庞显得粗糙而衰老，眼下有眼袋，从鼻子到下巴有一些劳累留下的皱纹。他比温斯顿想象的还要老，可能有四十五或者五十岁。他的手下面有个控制盘，上面有个控制杆，盘上还有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布兰说，“我们再次见面的话，会是在这里。”

“对。”温斯顿说。

没有警告，只是奥布兰的手轻轻一动，一波疼痛感就袭过他的身体。这是种令人恐惧的疼痛，因为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承受某种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承受那种伤害，也不知道那种效果是否由电流造成，但他的身体扭曲得变了形，关节正被慢慢扯开。虽然那种疼痛让他的前额冒出汗珠，但最糟糕的是害怕他的脊椎会喀嚓一声扭断。他咬紧牙关，用力通过鼻孔呼吸，试图尽量久地保持沉默。

“你害怕了，”奥布兰看着他的脸说，“害怕再过一会儿什么东西就会断掉，你最害怕的是你的脊椎骨会扭断。你脑子里有幅生动的图像，就是你的脊椎喀嚓一声断掉，脊髓从里面流出来。这就是你正在想的，对不对，温斯顿？”

温斯顿没回答。奥布兰扭回控制盘上的控制杆，那种疼痛之波去得几乎和来时一样迅速。

“那是四十。”奥布兰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盘上最高的数字是一百。请你记好了，在我们的全部谈话时间里，我能随心所欲地随时用任何一种级数让你疼痛。你说任何谎话，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搪塞我，甚至显得比你的一般智力水平更低些，你就会马上疼得叫起来。明白吗？”

“明白。”温斯顿说。

奥布兰的举止没那么严肃了，他沉思地推了下眼镜，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既温柔又耐心。他有种医生或是教师，甚至是牧师的样子，苦口婆心地想解释或者说服别人，而不是惩罚。

“我在为你费神，温斯顿。”他说，“因为你值得。你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毛病，你已经认识到了好几年，尽管你试过想否认。你精神不正常，有记忆缺失的毛病。你记不住真正的事件，你还说服了自己，认为你记得别的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幸好你可以被治好。你自己从来没将自己治好，因为你不愿意那样做。你需要在意志上再努力一点，可是你不想那样做。即使到现在，你仍然抱着你的病症不放，自以为那是种德行，我很清楚。现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下。目前，大洋国在跟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捕时，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

“跟东亚国，好。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对不对？”

温斯顿吸了口气，他张口想说却没说出来，他没办法不看控制盘。

“请说实话，温斯顿，你的实话。告诉我你自以为记得什么。”

“我记得直到我被捕前一星期，我们根本不是在跟东亚国打仗，而跟他们是盟国。战争是跟欧亚国打的，已经持续四年。在那之前——”

奥布兰用手势制止了他。

“再举个例子吧。”他说，“几年前你有过确实很严重的错觉。你以为名叫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三个曾经是党员的人——他们在对其罪行完全供认不讳后，因为叛国罪和破坏行为而被处决了——你以为他们没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你相信你看到了确凿无疑的文件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坦白都是假的。有一张让你产生了幻觉的照片，你以为你真的在手里拿过。那是张像这样的照片。”

奥布兰的手指间拿着一片长方形的报纸，在也许有五秒钟时间里，从温斯顿的角度能看到它。是张照片，是哪张照片毋庸置疑，就是那张照片，另外一张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在纽约进行党务活动的照片，他在十一年前碰巧看到过，但马上就毁掉了。它在他眼前一晃，然后又看不到了。但是他已经看到，毫无疑问他是看到了！他极度痛苦地拼命想把上身挣脱，可是不管向哪个方向，移动一厘米都不可能。他暂时忘记了控制盘。他想做的，只是把那张照片再次拿在手里，或者至少再看一眼。

“它存在的！”温斯顿叫道。

“不。”奥布兰说。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对面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兰掀起盖子，那薄薄的一片纸没看到就被一股暖气流卷走，在火焰一闪之际消失了。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过身。

“成灰了，”他说，“甚至不是可以辨认出来的灰，是尘土。它不存在，从来没存在过。”

“可是它存在过！现在也存在！它在记忆里存在。我记得，你也记得。”

“我不记得。”奥布兰说。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这就是双重思想，他有了种彻底无助的感觉。如果他能肯定奥布兰在撒谎，那就似乎有其重要性，但完全有可能奥布兰真的忘了那张照片。真的如此，那么他也会忘记他否认过记得那张照片，然后又忘记忘记这一行为本身。你怎么能肯定这仅仅是个花招而已？也许大脑的疯狂混乱状态真的有可能发生，正是这想法打败了温斯顿。

奥布兰若有所思地低头看他。更有甚于以往，他有了种教师的样子，正在不辞辛苦地教一个任性但仍有希望的孩子。

“党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关于对过去的控制的，”他说，“可以的话，请为我重复一下。”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奥布兰点着头说，算是终于表示了认可。“温斯顿，以你看来，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吗？”

无助感再次笼罩了温斯顿。他用眼睛扫了一眼控制盘，他不知道“是”或者“不是”这两种回答哪种能让他免遭疼痛之苦，甚至也不知道哪种回答他相信是正确的。

奥布兰微微一笑。“你可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家，温斯顿。”他说，“直到这会儿，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说得更准确一点吧。过去是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中吗？有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由实物构成的世界，在那里，过去仍在进行中？”

“没有。”

“过去存在的话，会存在于哪里？”

“档案里，那是书面的。”

“档案里，还有呢？”

“脑子里，在人们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说得很好。可是我们，也就是党，控制所有的档案，我们也控制所有的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对不对？”

“可是你们怎么能阻止人们记东西？”温斯顿叫道，他再次暂时忘了控制盘。“那是不由自主的，个人控制不了的。你怎么能控制记忆？你还没能控制我的记忆呢！”

奥布兰的态度又变得严厉。他把手放在控制盘上。

“恰恰相反，”他说，“是你没能控制住它，所以让你到了这儿。你之所以到了这儿，是因为你在谦恭和自律上做得不够，没能做到服从，这是为理智而付出的代价。你宁愿当个疯子，当一个人的少数派。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相信现实是客观和外在的东西，是独立存在的，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不言自明。当你让自己迷惑，以为自己看到什么东西时，你设想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它不在个人的头脑里，个人的头脑会犯错，而且无论如何，很快就会消亡。现实仅仅存在于党的头脑里，那是集体性的，也是不朽的。无论如何，只要党认为对，它就是对的。除非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则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必须重新学习，这就是事实。它需要自毁行为和意志上的努力。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谦恭，然后才能变得理智。”

他停顿了一阵子，好像是让他所说的被领会。

“你记得吗？”他又说道，“你在日记里写过‘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布兰举起左手，手背对着温斯顿，拇指藏着，伸出四根指头。

“我伸的是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如果党说不是四根而是五根——那么是几根？”

“四根。”

说出这个词后他马上痛苦地抽了一口气，控制盘的指针一下子跳到了四十五。温斯顿猛地出了一身汗。他使劲吸着气，呼出来时，是低沉的呻吟声，即使牙关紧咬也控制不住。奥布兰看着他，仍然伸着四根手指。他把控制杆又复了位，这一次，疼痛只是稍微减轻了些。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指针达到了六十。

“四根！四根！还用说吗？四根！”

指针一定是更高了些，但他没看到，他看到的，只是那张阴沉严厉的脸庞和四根手指。几根手指柱子一样矗立在他眼前，巨大而模糊，好像在摇晃着，但无疑是四根。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停下来，停下来！你怎么能不停下来？四根！四根！”

“几根手指，温斯顿？”

“五根！五根！”

“不，温斯顿，这样没用。你在撒谎，你还在想着有四根。说吧！有几根手指？”

“四根！五根！四根！你想是几根就是几根，可是停下来吧，别让我受罪了！”

突然，他靠着奥布兰搭在他肩膀的手臂想坐起来。他也许有几秒钟昏了过去，绑着他的绳子松开了。他感到很冷，在控制不住地颤抖，牙齿咬得咔嗒咔嗒响，眼泪在顺着脸颊往下流。有那么一阵子，他像个婴儿似的抱紧了奥布兰，奇怪的是，那双抱着他肩膀的粗壮手臂给了他安慰。他有种奥布兰是他保护者的感觉，疼痛是外来的，来自别人，而奥布兰会让他免受疼痛。

“你学得很慢，温斯顿。”奥布兰和蔼地说。

“我能怎么办？”他哭哭啼啼地说，“我怎么会看不到在我眼前的东西？二加二等于四。”

“有时候是，温斯顿。有时候二加二等于五，有时候等于三，有时候三种答案都对。你一定要再努力一点，变得理智是不容易的。”

他把温斯顿放回床上，温斯顿的四肢又被绑紧，但疼痛感已经退去，他也不再颤抖了，只剩下虚弱和冰冷的感觉。奥布兰向那个身穿白大褂的人点头示意，那人在整个过程中一动不动地站着。白大褂弯下身子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摸了摸他的脉搏，耳朵贴在他心口听，到处敲了敲，然后向奥布兰点点头。

“再来。”奥布兰说。

疼痛掠过温斯顿的身体，指针一定到了七十或者七十五。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还在那里，还是四个。唯一重要的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死，要坚持到疼痛结束。他不再留意自己哭了还是没哭。疼痛又减轻了一些。他睁开眼睛，奥布兰把控制杆又复了位。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我想是四根，我能看到五根就会看到五根了。我正在努力看到五根。”

“你希望的是什么：说服我你看到五根还是真的看到五根？”

“真的看到五根。”

“再来。”奥布兰说。

也许指针到了九十五，温斯顿只是断断续续记得为何会感到疼痛。他紧闭上眼睛之后，一片手指的森林跳舞般动来动去，时而交织，时而分开，一根遮挡着另一根，接着又重新显露出来。他在试图数数那是多少，不记得为什么要数，只知道不可能数清，而不知何故，那是由于四和五之间的神秘特性。疼痛又消失了，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仍在看着同样的东西：数不清的手指就像移动的树木，正向两个方向不断掠过，交叉，分开。他又闭上眼睛。

“我伸着几根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那么做我要死了。四根，五根，六根——一丝一毫也不骗你，我不知道。”

“有进步。”奥布兰说。

一个针头刺进温斯顿的手臂，几乎就在同时，一种令人极其愉快、能让人康复的温暖感扩展到了他的全身，疼痛几乎已经忘了一半。他睁开眼睛，感激地看着奥布兰，看着那张阴沉而有皱纹的脸——非常丑陋，但又非常聪明——他心里好像在翻腾着。如果能够活动身体，他会伸出一只手搭在奥布兰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真挚地爱着奥布兰，原因不仅是奥布兰让他不再疼痛。那种旧感觉又回来了，就是说到底，奥布兰是朋友还是敌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也许和被人爱比起来，人们更想要的是被理解。奥布兰把他折磨得快疯了，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会把他送上死路，但那无关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感情比友谊还要深厚，他们是至交。总存在那么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面对面交谈，虽然真正要说的话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奥布兰在俯视着他，那种表情说明在他自己心里，可能有着同样的想法。他开口时，是种平易近人的谈话式语气。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温斯顿？”他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猜得到，是在仁爱部。”

“你知不知道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觉得有几个月。”

“在你看来，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呢？”

“让他们坦白。”

“不对，不是那个原因。再想想看。”

“惩罚他们。”

“不对！”奥布兰大叫一声。他的声音变化很大，他的脸庞突然变得既严厉又表情生动。“不对！不仅仅是为了掏出你的供词，也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你。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好吗？为了治愈你！让你变得理智！我们带到这里的每个人没有谁在离开时还没被治好。你明白吗，温斯顿？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的罪行不感兴趣。党对公然的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只是思想。我们不只是消灭敌人，我们还把他们改变过来。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他向温斯顿弯着身子。由于距离近的关系，他的脸庞看来奇大无比，而且极为丑陋，因为是从下往上看到的。除此之外，这张脸上还洋溢着得意和狂热。温斯顿的心再次抽紧了。如果可能，他会在床上再往下缩一些。他很有把握地认为奥布兰正要完全是随心所欲地扭动指针。但就在此时，奥布兰转过身子，来回走了几步，然后以没那么激动的语气继续说道：

“你首先要明白的是，在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你读过以前的宗教迫害。中世纪有过宗教裁判所，那是失败之举。它以铲除异教为目标，结果却让异教永远扎下了根。在火刑柱上烧死一个异教徒，会有几千个人站出来。怎么会这样？因为宗教裁判所公开把敌人杀死。是在他们还没有悔悟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掉的。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不肯悔悟而被杀掉。他们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真正的信念。自然，所有的光荣都归于受害者，所有的耻辱都归于把他们烧死的人。到后来，二十世纪出现了所谓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是德国纳粹和俄国的共产党。俄国人对异端的迫害比宗教裁判所还要残酷。他们想象自己已经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至少知道不能制造烈士。在对受害者进行公审时，决意摧毁他们的尊严。他们通过拷打和单独关押击垮受害者，直到受害者变成人所不齿、畏畏缩缩的无耻之徒，让他们坦白什么就坦白什么，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互相指责，拿别人当替罪羊，呜咽着请求原谅。然而仅仅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烈士，他们曾经名誉扫地的历史被忘记了。还是那个问题，怎么会这样？首先，因为他们的坦白显然是逼供出来的，不真实。我们不会犯下这种错误。在这里，所有坦白都是真实的，我们让它是真实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反对我们。你必须别再想象后世会为你平反，温斯顿。后世会从来不曾听说过你，你在历史的河流中完全消失干净。我们会把你变成气体，把你注入平流层。你一丁点儿也不会留下，档案里不会有你的名字，活人的脑子里也没有一点关于你的记忆。你在过去和未来的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将永远不曾存在过。”

那干吗要费事来折磨我？温斯顿想，一时感到了痛苦。奥布兰停下脚步，就好像温斯顿把这个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他那张大而丑陋的脸庞又凑近一些，眼睛略微眯了起来。

“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有意彻底毁灭你，那么你所说或者所做的不会有任何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干吗要费事先审讯你？你想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对。”温斯顿说。

奥布兰微微一笑：“你是图案上的一个瑕疵，温斯顿，你是个必须清除的污点。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和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负面的服从，即使是最奴性的服从也不满足。最后当你向我们屈服时，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我们不是因为异端分子反抗我们而消灭他，而是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在处死他之前，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对我们来说，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个错误的念头，不管它是多么秘密和无力。即使在处死一个人时，我们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离经叛道之处。过去，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时，仍然是个异教徒，同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即使那些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他们走过过道等着挨子弹时，他的脑袋里仍然有反抗思想。但是我们在把大脑崩掉之前，先要让它变得完美。旧专制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不许怎么样’，极权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我们的命令是‘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跟我们为敌，每个人都洗干净了。就连那三个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叛国者——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到最后也被我们击垮了。我参加了审讯工作，我看到他们一步步垮掉，呜咽着求饶，在地上爬——到最后他们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惧，而是悔悟之心。到我们结束对他们的审讯后，他们只是徒具人形。除了对他们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别无其他，看到他们那么热爱老大哥，我真感动。他们恳求尽快被枪决，以便死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干净。”

他的声音变得几乎像是梦呓一般，那种兴奋和狂热之情仍然挂在他脸上。温斯顿想，他没有装扮，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他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词。最折磨温斯顿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不如他。他看着那具巨大然而优雅的躯体踱来踱去，一会儿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一会儿不在。奥布兰哪方面都比他强，他有过或者可能会有的想法没有一样不是奥布兰早就想到、思考并摈弃过的。他的头脑包容了温斯顿的。但既然如此，奥布兰又怎么会是疯狂的呢？一定是他，温斯顿，才是疯狂的。奥布兰停下脚步俯视着他，他的声音再次变得严厉。

“温斯顿，不管你向我们屈服得多彻底，你都别心存可以活命的妄想。走入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会被放过，就算我们决定让你尽享天年，你还是跑不出我们的手心。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将永远抹不掉，你得先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把你收拾得永世不得翻身，就算你活上一千年，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还会让你永远无法忘记。你永远不会再有普通人的情感，你内心的一切全会死掉，你永远无力再拥有爱、友谊、生的欢乐、好奇心、勇气或正直心。你将是空心的，我们把你挤空了，然后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他停下来向那个白大褂示意。温斯顿意识到某种很沉重的器械在他脑袋后面被推到位。奥布兰在床边坐了下来，那让他的脸庞和温斯顿的处于同等高度。

“三千。”他向站在温斯顿头后面的那个白大褂说。

两个感觉稍微有点湿的软垫夹着温斯顿的太阳穴。他感到恐惧，感到疼痛——这是种新的疼痛。奥布兰用一只手抚慰地，也几乎是慈祥地把手放在温斯顿的手里。

“这次不会疼。”他说，“盯住我的眼睛。”

就在此时，传来一声毁灭性的爆炸，或者说好像是爆炸，不过也说不准是否真的有什么声音。但无疑有过一道炫目的光亮。温斯顿没感觉到疼痛，只是被放平了。虽然在发生之际，他也在仰面躺着，但他有种奇特的被打到那个位置的感觉。没有痛感的可怕一击把他打得平躺着了。他的脑子也受到了某种影响。他的眼睛重新能看清东西时，他记起了自己是谁，身处哪里，也认出了正盯着他看的那张脸。但在某个地方，有块很大的空白，似乎他的脑子被取走了一块。

“很快就不疼了。”奥布兰说，“看着我的眼睛。大洋国正在跟哪个国家打仗？”

温斯顿想了想。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然而不知道谁跟谁在打仗，事实上，他意识不到有什么战争。

“我想不起来了。”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现在你想起来了吧？”

“对。”

“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从你出生开始，从建党开始，从有史可查以来，战争一直没间断地进行着，一直是同一场战争。你想起来了吗？”

“对。”

“十一年前，你编造了一个关于三个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之人的传奇故事。你自以为你看到了能证明他们无辜的一片报纸。但是不存在这样一片报纸，是你虚构出来的。后来你就越来越信以为真。你现在还记得你第一次虚构的那一刻，记得吗？”

“对。”

“刚才我向你举起我的手指。你看到了五根手指，记得吗？”

“对。”

奥布兰举起左手伸出手指，只是把拇指弯了起来。

“这儿是五根手指，你看到五根手指了吗？”

“对。”

有那么一瞬间，在他头脑里的景象变化之前，他确实看到了。他看到五根手指，每根都伸直着。然后一切又都恢复正常，那种过去有过的恐惧、仇恨和困惑再次纷至沓来。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不知道有多久，也许有半分钟——是清清楚楚、很有把握的一刻。在那时，奥布兰的每个新暗示都填充了那块空白，成为绝对的真实。在那时，二加二很容易可以根据需要等于五，也可以等于三。那一刻在奥布兰把手拿开之前就已经结束。虽然他无法再次体验那一刻，但他仍然记得，如同一个人会生动地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经历，而当时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

“你现在看到了，”奥布兰说，“不管怎么样那是可能的。”

“对。”温斯顿说。

奥布兰带着满足的神情站了起来。在他左边，温斯顿看到那个白大褂打破一支针剂，抽了一针管药。奥布兰面带笑容地转向温斯顿，几乎跟以前一样，他推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

“你在日记里写过，”他说，“不管我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没关系，因为我至少是个能理解你、可以跟你交谈的人，还记得吗？你写得没错，我喜欢跟你谈话。你的头脑让我感兴趣，跟我的类似，只不过你刚好是精神失常的。我们结束这节谈话之前，如果你愿意，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问什么都可以？”

“任何问题。”他看到温斯顿的眼睛在看控制盘，“已经关掉了。你想先问什么？”

“你们把茱莉娅怎么样了？”

奥布兰又微笑起来。“她背叛了你，温斯顿，迅速而且彻底，我还从来没见到有谁那么快就投向我们。你见到她的话会几乎认不出她。她的反叛性，欺骗性，愚蠢，肮脏思想——一切从她身心里消除干净了，是种完美的转变，教科书式的。”

“你拷打过她吗？”

奥布兰避而不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存在吗？”

“他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体现。”

“他像我一样存在吗？”

“你不存在。”奥布兰说道。

那种无助感再次向他袭来。他知道，或者说他能想象到证明他不存在的理由，但都是胡说八道，是文字游戏。像“你是不存在的”这句话，难道没包含一种逻辑上的荒谬之处？不过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处？想到奥布兰可能用以把他驳得一败涂地的那些疯狂理由，他的头脑陷入枯竭的状态。

“我想我是存在的，”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出生，我将死去，有胳膊有腿，在宇宙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没有另外一个固体跟我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在这种意义上，老大哥存在吗？”

“这无关紧要，他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呢？下一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这个嘛，温斯顿，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就算我们把你审完后决定释放你，就算你活上九十岁，你仍然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还是‘不对’。只要你活着，它就是你脑子里的不解之谜。”

温斯顿不说话躺在那儿，他的呼吸急促了一些。他还是没有问他最先想到的那个问题。一定要问，但好像他的嘴巴说不出话。奥布兰的脸上有一丝开心的样子，连他的眼镜也似乎闪着嘲弄的光芒。他知道，温斯顿突然想，他知道我要问什么！想到这里，他脱口而出：

“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

奥布兰脸上的表情仍然没变，他冷冷地说：

“你知道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温斯顿。谁都知道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

他向白大褂举起一根手指，显然这节谈话到此为止。一个针头突然刺进温斯顿的手臂，他几乎马上就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