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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里满是从阿尔法换瓶间里来的人。列宁娜一进门就有好几个人向她点头微笑，打着招呼。这个姑娘人缘很好，几乎和他们每个人都偶尔睡过觉。

都是些可爱的小伙子，她回答他们的招呼时心想。迷人的小伙子！不过，她仍然希望乔治·艾泽尔的耳朵没有那么大（他也许是在三百二十八公尺时多接受了一点甲状腺素？），而看见本尼托·胡佛时，她又不禁想起他脱光衣服后身上过多的毛。

她转过因想起本尼托拳曲的黑毛而显得不高兴的目光，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伯纳·马克思瘦削的身躯和忧郁的脸。

“伯纳！”她向他走近了一步，“我刚才还在找你。”她清脆的声音压过了电梯的嗡嗡声。别人好奇地转脸看着他们。“我想和你谈谈我们去新墨西哥的计划。”她在眼角扫见了本尼托·胡佛惊讶得张大了的嘴，那嘴叫她心烦。“他没有想到我没有再约他去！”她心想。然后她放开了嗓子，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地说：“我真喜欢在六月份跟你去待一个礼拜。”她说下去。（总之，她在公开表示出对亨利的不忠实，范尼应该高兴了，即使表示的对象是伯纳。）“没有错，”列宁娜对他露出了她最含情脉脉的美妙的微笑，“如果你还想要我的话。”

伯纳苍白的脸泛起了红晕。“干吗脸红？”她有些莫名其妙，也惊讶，却也为自己的魅力引来的这种礼赞所感动。

“我们俩另外找个地方谈谈如何？”他结结巴巴地说，表情不自然得可怕。

“好像我说了什么吓人的话似的，”列宁娜想道，“哪怕我开了个肮脏的玩笑——比如问起他的母亲是谁什么的，他也不会更生气的。”

“我的意思是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列宁娜的笑很坦然，毫无恶意。“你多么好笑！”她说，她的的确确觉得他好笑，“请你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我，好吗？”她换了一种口气，“我估计我们是乘蓝色太平洋号火箭。从查令T字街大厦起飞，是吗？要不然是从汉普斯特德起飞？”

伯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电梯已经停了。

“屋顶到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叫道。

电梯工长得像猴，小个子，穿黑短褂，那是半白痴艾普西龙减们穿的。

“屋顶到了！”

他砰的一声打开大门，午后阳光的温暖和明亮让他一震。“哦，屋顶到了！”他再次带着狂欢的口气说，仿佛猛然从人事不省的昏沉里快活地醒了过来，“屋顶到了。”

他抬头望着客人们的脸笑了，带着有所期待的崇拜，像条狗。客人们说说笑笑地走进阳光里。电梯工望着他们。

“是上屋顶吧？”他疑问地重复了一句。

一声铃响，电梯天花板上传出扩音器的声音，发出了命令，十分轻柔却也威严。

“下行！”那声音说，“下行。十八楼。下行，下行。十八楼。下行……”

电梯工砰的一声关上门，一按按钮，电梯立即往梯井里嗡嗡响着的暗处掉了下去，那是他所习惯的黑暗。

房顶温暖而明亮。直升机嗡嗡地飞，飞得夏日的午后睡意蒙眬。火箭飞机从五六英里外的晴朗的天空急速掠过，虽然看不见，它那更加深沉的轰鸣却仿佛是在抚摩着柔和的空气。伯纳·马克思做了一个深呼吸，抬头看了看天空，再看了看四周蓝色的地平线，最后看到了列宁娜的脸。

“多么美丽呀！”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她带着最为深沉的同情对他理解地笑了。“玩障碍高尔夫再好也没有了，”她欢快地回答，“现在我要飞了，伯纳，老叫亨利等着是会惹他生气的。定好了日期可要及时通知我哟。”她挥着手迈过平坦广阔的屋顶向飞机库走去。伯纳站着，望着离去的白袜的闪光；望着她那晒黑的膝盖矫健地伸直，弯曲，再伸直，再弯曲；望着玻瓶绿的短外衣下那裹身的灯心绒短裤。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我要说她真漂亮。”他身后一个声音快活地叫道。

伯纳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本尼托·胡佛正低着他那胖乎乎、红扑扑的脸望着他笑——显然是发自内心的笑。本尼托是以温和著名的，大家都说他大概一辈子不必使用唆麻。坏心眼呀，怪脾气呀，能弄得别人非休假不可的东西对他却从来不起作用。在本尼托面前现实永远阳光灿烂。

“而且有灵气。多有灵气！”然后他换了一个调子，“可是我说，”他接下去，“你确实一脸忧郁，你需要的是一克唆麻，”他右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小瓶子，“只需吞下一小片，十种烦恼都不见……可是我说！”

伯纳已突然转身匆匆走掉了。

本尼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感到茫然，摇了摇头，认定关于那可怜家伙的代血剂里放进了过多酒精的故事是真的，“影响了脑袋，我看是。”

他放开了唆麻瓶，掏出了一包性荷尔蒙口香糖，塞了一片到嘴里，一边纳闷一边慢慢走向飞机库。

亨利·福斯特已经把他的飞机从机库里推出，列宁娜来到时，他已坐进了驾驶舱等候着。

“晚了四分钟。”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她上了飞机，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亨利发动引擎，直升机螺旋桨挂上了挡。飞机垂直射入天空。亨利一加速，螺旋桨尖叫起来，轰鸣声从大黄蜂变成了黄蜂，再从黄蜂变成了蚊子。速度计表明他们正以大约每分钟两公里的速度上升。伦敦在他们身下猛然缩小。几秒钟之内巨大的平顶建筑便如一片片几何图形的蘑菇，挺立于公园和花园的绿色之上。其中有一个小一点的细茎蘑菇，更高更长，向空中擎起一个亮闪闪的水泥圆盘，那就代表查令T字街大厦。

他们头上是巨大蓬松的云朵，犹如几个神话力士的模糊的胴体垂在蔚蓝的空中，高耸在他们头上。一个鲜红的小虫突然嗡嗡鸣叫着从一个力士身子里往下降落。

“那就是红色火箭，”亨利说，“刚从纽约飞到。”他看看表，“迟到了七分钟，”他摇了摇头补充道，“这些大西洋航班——的确误了点，太丢脸了。”

他一松脚下的加速器，头顶上螺旋桨的轰鸣声降低了八度半，从大黄蜂变成了黄蜂、蜜蜂、金龟子、鹿角虫。飞机上升的冲刺减缓下来，不一会儿他们便一动不动地悬在了空中。亨利推了一根杠杆，咔的一声，他们前面的螺旋桨开始了旋转。起初很缓慢，渐渐变快，最后眼前便成了一片圆形的光雾，悬浮平飞的高速风叫得越发尖厉了。亨利的眼睛盯住转速盘，见那指针指到一千二，便松开了上升螺旋桨。飞机已有足够的前冲量靠机翼维持飞行。

列宁娜透过两腿之间的地板窗户看下去。他们正在六英里的公园地带上空飞过，那一地带把伦敦中心区和第一卫星郊区分隔开来。绿色地带上的缩小了的人群像是蛆虫。树林里闪亮着无数汪汪狗崽离心游戏塔，犹如森林。牧人灌木丛附近，两千对贝塔减正在进行黎曼曲面网球混合双打。从诺丁山到维尔施登的干道两旁是五号自动扶梯球场。依林运动场上一场德尔塔体操表演和社会歌曲演唱正在进行。

“卡其色是多么丑陋的颜色。”列宁娜表达了她从睡眠教育获得的阶级偏见。

杭斯洛感官片摄制厂占地七公顷半，附近有一支穿黑色卡其制服的劳动者队伍正为西大路重新铺设玻璃而忙碌。他俩飞过时，一个坩埚刚好打开，熔化的玻璃发出刺目的强光滚滚流向路面。石棉压路机碾来碾去，绝缘洒水车后蒸腾起一片白雾。

布冷福德的电视机工厂简直像一个小市镇。

“他们准是在换班。”列宁娜说。

淡绿色的伽马姑娘和黑衣的半白痴们像蚜虫和蚂蚁一样在门口挤来挤去，有的在排队，准备上单轨电车。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的是桑葚色的贝塔减。主楼顶上直升机或升或降，一片繁忙景象。

“说心里话，”列宁娜说，“幸好我不是个伽马。”

十分钟后他们已来到斯托克波吉，玩起了第一局障碍高尔夫。

2

伯纳匆匆走过屋顶，眼睛大体望着地下，偶然见了人也立即悄悄躲开。他像是被敌人追捕，却不愿意看见追捕者，因为怕他们的样子比预想的更可怕。这就把他自己弄得更为内疚，更加无可奈何地孤独。

“那个可怕的本尼托·胡佛！”可那人的用心原本是好的，这就使他的处境更糟糕。用心良好的人跟居心不良的人做法竟然完全一样，就连列宁娜也让他痛苦。他记得那几星期畏怯犹豫的日子，那时他曾经希冀、渴望有勇气问问她，却又绝望了。他有勇气面对遭到轻蔑拒绝的羞辱吗？可她如果竟然同意了，他又会狂喜到什么程度！好了，她现在已经对他明确表态了，可他仍然难受——因为她居然认为那天下午最好是用来打障碍高尔夫，而且跟亨利·福斯特一溜烟跑掉了。他不愿在公开场合谈他俩之间最秘密的私事，她居然觉得好笑。总之，他难受，因为她的行为只像个健康的、有道德的英格兰姑娘，毫无其他独特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打开自己的机库，叫来两个闲逛着的德尔塔减随从把他的飞机推到屋顶上去。机库的管理员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多生子，一模一样地矮小、黧黑、狰狞。伯纳像一个对自己的优越性不太有把握的人一样发出命令，口气尖厉，带着几分傲慢，甚至有些气势汹汹。伯纳对跟种姓低的人打交道有非常痛苦的经验，因为不管原因何在，伯纳的身体并不比一般的伽马好。关于他代血剂里的酒精的流言大有可能是确有其事，因为意外总是会发生的。他的个子比标准阿尔法矮了八公分，身体也相应单薄了许多。跟下级成员的接触总让他痛苦地想起自己的这种身体缺陷。“我是我，却希望没有我。”他的自我意识很强烈，很痛苦。每一次他发现自己平视着（而不是俯视着）一个德尔塔的脸时便不禁感到受了侮辱。那家伙会不会以对待我的种姓应有的尊重对待我？那问题叫他日夜不安，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伽马们、德尔塔们和艾普西龙们经过一定程度的条件设置，总是把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和个子的大小挂钩。实际上，由于睡眠教育，有利于大个子的偏见普遍存在，因此他追求的女人嘲笑他，跟他同级的男人拿他恶作剧。种种嘲笑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既以局外人自居，他的行为举止也就像个局外人了，这就更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偏见，加剧了他身体缺陷所引起的轻蔑和敌意，从而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局外感和孤独感。一种怕被轻视的长期畏惧使他回避他的同级人，使他在处理下级问题时产生很强烈的自尊意识。他多么妒忌亨利·福斯特和本尼托·胡佛呀！那些人要一个艾普西龙服从时，并不需要大喊大叫，把自己的地位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种姓制度里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没有自我意识，对自己环境的优越和舒适也熟视无睹。

他仿佛觉得那两个随从把他的飞机推上屋顶时有点不大情愿，动作慢吞吞的。

“快点！”伯纳生气地说。有个随从瞟了他一眼。他从那双茫然的灰白的眼里觉察到的是一种畜生般的藐视吗？“快点！”他喊叫得更大声了，声音里夹着一种难听的干涩。

他上了飞机，一分钟后已向南边的河上飞去。

几个宣传局和情绪工程学院都在舰队街一幢六十层的大楼里。那楼的地下室和下面几层由伦敦的三大报纸《每时广播》（一种供高种姓阅读的报纸）、浅绿色的《伽马杂志》和卡其色的全部使用单音节字的《德尔塔镜报》的印刷厂和办公室占用。往上分别是电视宣传局、感官电影局和合成声与音乐局——一共占了二十二层。再往上是研究实验室和铺设软地毯的房间——是供录音带写作的作家和合成音乐作曲家精心推敲的地方。最上面的十八层楼全部由情绪工程学院占用。

伯纳在宣传大厦楼顶降落，下了飞机。

“给下面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打个电话，”他命令门房的伽马加，“通知他伯纳·马克思在屋顶上等候。”

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

电话打来时，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正在写作。

“告诉他我立刻就来，”他说毕挂上了话筒，然后转身对秘书说，“我的东西就交给你收拾了。”他对她那明媚的微笑不予理会，仍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着话，同时站起身子，迅速来到了门边。

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身体壮实，深厚的胸膛，宽阔的肩头，魁梧的个子，可是行动迅速，步履矫捷而富于弹性。他的脖子像一根结实的圆柱，撑起一个轮廓美丽的头。他有着深色的鬈发，五官棱角分明，的确漂亮非凡，引人注目。正如他的秘书不知疲倦地重复的那样：每一公分都是个阿尔法加。他的职业是情绪工程学院写作系的讲师，业余又从事教育活动，是个在职的情绪工程师。他定期为《每时广播》写稿，写感官片脚本，而且精通写口号和睡眠教育顺口溜的奥妙。

“能干，”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是，“也许，”说到此他们便摇摇头，含义深刻地放低了嗓门，“过分能干了一点。”

是的，过分能干了一点，他们没有错。智力过高对于赫姆霍尔兹·华生所产生的后果跟生理缺陷对于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后果颇为相似。骨架太小肌肉太少让伯纳和他的伙伴们疏远了。从一切流行标准看来，那种疏远都是心灵所难以承受的，于是他和他们之间疏远得更厉害了。而使赫姆霍尔兹极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孤独的，则是他的过分能干。两人共同的感觉都是孤独。可是有生理缺陷的伯纳感到孤独的痛苦已经有一辈子；而赫姆霍尔兹·华生意识到自己过分聪明、跟周围的人形成差异却是新近的事。这位自动扶梯手球冠军，这位不知疲倦的情人（据说他四年不到就有过六百四十个不同的姑娘），这位可敬的委员、交际能手最近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游戏、女人、社交对他而言只能算是第二等的好事。实际上（也是根本上）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正是伯纳要来跟他讨论的问题——或者说，要来听他再谈谈的问题，因为谈话的永远是赫姆霍尔兹。

赫姆霍尔兹一跨出电梯便受到三个迷人的姑娘的拦路袭击——她们刚踏出了合成声宣传局。

“哦，赫姆霍尔兹，亲爱的，晚饭时一定到老荒原来吧，跟我们一起野餐。”她们缠住他乞求道。

他摇摇头，从姑娘们中挤了出来。“不行，不行。”

“别的男人我们一个都不请。”

但就连这样动人的承诺也打不动赫姆霍尔兹。“不行，”他仍然说，“我有事。”说完便径直走掉了。姑娘们跟在他身后，直到赫姆霍尔兹上了伯纳的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才放弃了追逐。她们对他并非没有抱怨。

“这些女人！”飞机升上天空，赫姆霍尔兹说，“这些女人，”他说话时摇着脑袋，皱起眉头，“真叫人吃不消！”伯纳假惺惺地表示同意，说话时倒恨不得也像赫姆霍尔兹一样能够有那么多姑娘，那么少烦恼。一种自我吹嘘的迫切需要突然攫住了他。“我要带列宁娜到新墨西哥州去。”他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

“是吗？”赫姆霍尔兹毫无兴趣地回答，稍停之后他又说了下去，“前一两周我谢绝了所有的委员会会议和所有的姑娘。姑娘们为了这个在学院里大吵大闹，那场面你简直难以想象。不过，倒还是值得的。其结果是……”他犹豫了一下，“总之，她们非常奇怪，非常奇怪。”

生理上的缺陷可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过分负担，那过程似乎也能够反过来起作用。心理上的过分负担为了它自身的目的也可能蓄意孤立自己，从而造成自觉的盲目和聋聩，人为地产生禁欲主义的性无能。

短暂的飞行剩下的部分是在沉默里度过的。他俩来到伯纳的房间，在气垫沙发上舒舒服服地伸展开来之后，赫姆霍尔兹又开始说话。

话说得很慢。“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没有，”他问道，“你身子里好像有了什么东西，一直等着你给它机会宣泄。某种过剩的精力，你不会使用的精力——你知道，就像所有的水都流成了瀑布，并没有冲动涡轮，你有过这种感觉没有？”他带着疑问望着伯纳。

“你是说，如果情况不同人们可能产生的感觉？”

赫姆霍尔兹摇摇头。“不完全是。我想的是我有时候产生的一种奇怪感觉，一种我有重要的话要说，也有力量说它的感觉——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重要的话，那力量也使不出来。如果能够用什么不同的话把它描述出来的话……或是用别的什么办法写出来的话……”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了，“你看，”他终于又说，“我还是擅长说话的——我说的话能够刺激得你猛然蹦起来，几乎像坐到了针尖上。我的话似乎那么新，那么尖锐，虽然都是些睡眠教育里的明显道理。可那似乎还不够，光是词句好还是不够的，还得意思好才行。”

“可是你说的东西都是好的，赫姆霍尔兹。”

“哦，行得通的时候倒还好，”赫姆霍尔兹耸了耸肩，“可是我的话不大行得通。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话并不重要。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要重要得多。是的，是些我更为迫切地、强烈地想做的事。可那是什么事？我是说：什么东西更重要？别人要求你写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你迫切得起来？话语就像X光，使用得当能穿透一切。你一读就被穿透了。那是我努力教给学生的东西之一——怎样写作才能够入木三分。可是叫一篇论《本分歌》或是写香味乐器最新改进的文章穿透，又有什么意思！而且，写那些玩意，你的话真能够入木三分吗？真能够像最强烈的X射线吗？没有意义的东西你能写出意义来吗？我的意思归根到底就是这样。我曾经一再努力……”

“小声点！”伯纳突然伸出一根指头警告，两人听了听。“我相信门口有人。”他低声说。

赫姆霍尔兹站了起来，踮起脚尖穿过房间，猛然甩开了大门。当然没有人。

“对不起，”伯纳说，他感到难堪、不自然，满脸尴尬，“我大概是精神负担过重。别人怀疑你，你也就会怀疑别人的。”

他用手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声音很伤感，他在为自己辩解。“你要是知道我最近受到的压力就好了。”他几乎要流泪了，一种自怜之情犹如泉水一样汹涌而出，“你要是知道就好了！”

赫姆霍尔兹·华生带着某种不安听着。“可怜的小伯纳！”他心想，同时也在为他的朋友感到惭愧，他希望伯纳能表现出更多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