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磨刀匠常到这里来。马特本来应该注意听着磨刀匠的铃铛声音，然后带着放在厨房备餐台上的刀，下楼找到师傅，最后验货付钱。

在回家的路上，罗斯玛丽看见了那些检查空气质量的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只要是晴天，他们甚至冒着严寒也要出来，站在那里，嘴里冒着热气，顺着阳光的照射角度，慢慢移动位置。她上了楼，看见那些刀还在桌子上，没人动过，刀锋黯然。钱还放在那里，三十五美分磨一把刀，纸币和硬币一分不少。马特坐在起居室的棋盘前，等待布龙齐尼到来。

罗斯玛丽摘下帽子，脱去衣服，走进卧室，看见摆放在小锯木架上的框架。她打开收音机，开始做她的珠子手工。

她知道，那个磨刀匠与杰米是老乡，原来住在附近的一个叫做坎波巴索的小镇。那里是山区，小伙子都会磨刀。

给一件毛衣装饰珠子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你知道的，虽然收音机开着，她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声音从一只耳朵进去，从另一只耳朵出来。她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想着杰米的事情。她曾经努力把他赶出自己的思绪，然而这不可能，对吧？在她心里，他取代了收音机地位。

她问：“那些刀怎么没有磨呀？”

隔壁房间没有回应。

马特说：“他根本没来，我根本没有听到铃铛声。”

她说：“他星期二总是要来的。自从我们搬到这里以后，他每个星期二都来，除了圣诞节之外，从来没有错过时间。”

她等着回答，似乎看见了这样的场景：孩子忿忿不满，默不作声，弱小的身子蜷作一团，一动不动。

“我记错没有，今天是星期二吧？”她说，语气肯定。

她看见，鸽子从街道对面的房顶上猛然惊起，一共五六十只，四下散开，仿佛是绽放的焰火。后来，长长的杆子在露台上摇摆，被自身的重量压弯了。

布龙齐尼先生敲门，马特开门，请他进来。

在这幢公寓楼里，女人大多是意大利人。她们都叫她罗斯，觉得罗斯是她的名字。一个人开始这么叫，其他人全都响应。她没有纠正她们，因为——她反正没有纠正。

没有打招呼。两人刚一见面，立刻聊起了国际象棋的走法，回忆两天以前对弈时使用的策略。有时候，布龙齐尼先生进门先走到棋盘跟前，坐下之后才动手脱外套。

杰米常常说，全权支配。

饲养鸽子的那个男孩站在露台后，没有露面，挥舞着杆子，指挥在空中飞翔的鸽群。

两人面对棋盘，长时间静默思考。后来，他们开始讨论，念念有词，喋喋不休。

她把珠子缝在织物上。

她不想讲述悲惨故事，不想别人怜悯自己，不想自己像扛着一幢房子一样，在生活中背上沉重的负担。

杰米常常说，这里有些钱，该怎么花，由你全权支配。他常常说，我甚至不想知道你怎么用。

她听到一个女人在过道里冲着孩子大声喊叫。那个女人的脑袋伸出房门，冲着飞跑下楼的孩子大喊大叫。

“我在做肉汤哦。”那个女人大声说。

我们为什么这么爱笑呢？我们凑在一起，抱怨自己腰无分文，抱怨背部疼痛，抱怨婚姻并不如意。但是，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又开始笑了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们开始传播一个说法：他能记住每一笔押注的数字。其实，他记不住。她们依然讲述关于他的记忆力的故事：他出没于高耸的楼宇，收集石匠、清洁工和推销员的押注，心里记住每个数字。其实，他记不住，他的衣服口袋里装着小纸片，上面笔迹潦草，密密麻麻地记着押注的金额。

她听到女人们说怎样熬肉汤，有时是给丈夫说，有时是给孩子说。罗斯玛丽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它的弦外之音是，我看你们今天晚上敢不敢回来晚了；它弦外之音是，我是认真的，你应该注意。这是一种特殊的召唤，要人履行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当然，享用喜欢的美味佳肴给人愉悦，让人想起食物的历史，想起吃饭的历史，想起带着大蒜气味的咂嘴声。不过，这也是一种义务，一种要求。家庭这个理念要求每个成员今晚必须准时到场。对这些人来说，共享天伦之乐是一种艺术，餐桌是这种艺术得以表现的具体场所。

她们说：我在做肉汤哦。

她们说：谁的手艺比我的更好？

那天没有出现什么暴力。她根本不相信这个说法：有人把他塞进汽车，把他绑架了。她男人出去买烟，自己走失了。

她不愿让孩子看见她步履艰难，萎靡不振，沉思冥想，忿忿不平，精神空虚。

隐藏，隐藏。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艰难。

她们——住在公寓楼的那些女人们——要她改变发型。她们告诉她，她的发型和童谣中的赫伯老大娘一样。

不，她的内心并不空虚，大多数时间只是紧张而已。她听到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这声音以前没有听到过，是她自己的声音，不过显得急躁，愤怒，单调。

她听到布龙齐尼先生在厨房里说话，说到与棋子位置相关的真理。收音机里播放着系列戏剧，名称是《光明的地平线》，《光明的明天》或者《更光明的日子》。他告诉马特，国际象棋中的每个位置都有真理。你希望的东西是一种深层的真理，而不是肤浅的真理。你希望获得一个值得你奋斗至死的位置。

这种食物，这种家庭大餐，这种肉汤在大锅里油光闪闪，里面有香肠、带肉的猪肋骨、洋葱和大蒜。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忠诚、纽带和幸福。罗斯玛丽上楼时，闻到了在过道里飘逸的香味，有牛肉卷、猪肉丸，还有罗勒香料。那种气味带有讽刺意味，让她觉得非常痛苦。

那时，他——杰米——回家之后，脱下衣服，小纸片从衣服口袋里掉下来。上面用暗语记着押注的情况，笔迹潦草，记下了人们的名字、马匹的名字、参赛团队和具体的金额。

她们说，看你怎么办。

不知怎么的，她听他讲故事，整个晚上笑声不断。有时候，他讲到白天去了成衣街，有时候，他讲到去了托茨·肖的那家有名的餐厅——在另外一个辖区的那家餐厅。托茨·肖和他见面，希望投注，下的赌注大，非常大。有时候，杰米到西五十一大街去，接受托茨·肖的投注。托茨·肖身体肥胖，动作缓慢，五官难看，仿佛在车祸中受了伤。杰米给她讲那些富人的事情，他们出入豪华酒吧，一直喝到凌晨四点。

她们说，我在做肉汤哦。

她供职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因佩拉托律师的妻子一周之内会打两次电话，请转告他，我在做肉汤哦。

她做珠子手工赚得的酬劳属于外快。那些鸽子升上高空，盘旋飞行，长杆子在露台上面不停地晃动。

有的女人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她的男人就是那个人，那个杂种。

因佩拉托先生喜欢拿我们的著名前辈开涮，亚伯拉罕·林肯被他说成是意大利面，乔治·华盛顿被他说成洗衣机。

在天气温暖的日子里，马特坐在棋盘前，脸色苍白，身上只有一件内衣，显得非常瘦小。然而，他两眼炯炯有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棋子。这让她觉得棋盘上有一个精灵，被神派到这里，让这个孩子像着了魔似的。

微妙的一点是，杰米在家时，他并不是家里的中心。她才是中心，不动声色的中心，家人力量的中心。现在，杰米失踪了，她再也无法让自己有不动声色的感觉了，不再有占据中心的感觉了。杰米现在是中心。这就是微妙之处，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杰米是家人的心跳，下落不明的心跳。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履行义务的召唤。请告诉他，我在做肉汤哦。

这是对不听管教的儿子或者女儿的一种威胁。停止不良行为，改变自己的态度。看你怎么办。

她们说：谁能和我相比？

这是一种表述，说明了小小快感具有的重要性，比如，一顿饭、一件配有假毛领的外套、炎热的夏天摆放在风扇前面的一把椅子。

那天没有出现什么暴力。那仅仅是一个走出家门的懦弱男人使用的雕虫小技，没有什么大事。没有男人持枪过来，没有谁把铺路石头捆在某个人的脚踝上，让子弹穿过他的脑袋。那是懦弱男人使用的雕虫小技。

如果你感觉到一种经历的灵魂所在，那么，你就赢得了权利去说谁能和我相比。

杰米会说某种方言，安布鲁泽斯方言。他常常拿着刀下楼，与那个磨刀匠闲聊，觉得使用那种方言很开心。两人聊天，师傅磨刀。如果他经常见到的是来自同一地区的人，杰米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很难与磨刀匠见面，所以愿意和对方聊天，这是他喜欢的一种做法。

她们叫她罗斯。她们——其中的大多数人——很有把握，不乏力量。她们有胆量，有个性，说话声音洪亮，其中大多数人如此。

她做珠子手工，按件计酬，像杰米一样，赚外快。

他一觉睡到天亮，夜里从不起来，哪怕喝了咖啡，照样整夜不醒。他似乎根本不感觉到寒冷，光着脚丫在冰冷的地板上走路，冬天也穿着短裤睡觉。她听到暖气在管道里发出响声，知道这是她起床的信号，该去听弥撒了。

有人在一匹名叫特拉的赛马上押了大笔赌注。那匹马首先冲过终点，他开始担心起来。

她听见马特在分析象棋的位置。他们两人不时停下对弈，讨论应对方式。

他并不是一个大吹大擂的人，常常在深夜轻声讲述诡秘的故事。

隐藏，隐藏。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艰难。

棒球运动员查理·德莱常常赌马，杰米接受他的投注，接受托茨·肖的投注。他在一件外套口袋里放了七百美元，她把那件衣服送去干洗。那件外套是他存放私房钱的小银行，他没有告诉她这件事情。她从干洗店回来之后才知道，外套里还有一个内包，里面放了七百美金，急忙回去询问。干洗店的人说：什么钱呀，夫人？什么钱呀，夫人？

她根据画在织物上的图案，用带有木柄的锥子把珠子安上去。

然而，我俩怎么常常笑声不断呢？就在损失七百美元的那天晚上，我俩怎么还去跳了一夜舞，一直喝酒，说笑？

他不是那种轻率鲁莽的人，不会冒险采取疯狂行动。然而，后来出现风险很大的赌注，他开始感觉到了付款的压力。

她们说：谁能和我相比？

这样的话她可不会说，一定程度上在于性格原因，不过也在于她无法具有过去那样的满足感。她既不觉得自己受到命运青睐，也不觉得有什么事情让她高兴。

他的出走改变了她的生活，她脑子里响起的声音出现了变化，已经不再是他离开之前她常常听到的东西。

然而，就在损失七百美元的那天晚上，我俩怎么去了第八十六大街享用德国大餐，然后到街区那一端的科尔索舞厅跳舞呢？

如今，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少，别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正在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们才叫她罗斯？

尼克在走廊里穿行。圣诞将至，天主教教会学校的孩子们已经离开了，马特也离开了。商业区用彩灯和花环装饰起来，商人们早上5点开始摆放圣诞树，你隔着老远，就能闻到它们发出的清香。鳗鱼打折出售，从纽约州北部运来了云杉和香脂冷杉，一排一排地靠墙摆放。孩子们卸下用板条箱装着的加利福尼亚葡萄，卖给人酿制葡萄酒。

尼克在走廊里漫步，看见雷莫从教室里出来。雷莫下面穿着瘦腿陀螺裤，上身是那件从来不换的艾森豪威尔短上装。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散步。”尼克说。

“在室内散步？”

“你出去了？冷得要命。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我在这里上学呀。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散步。”尼克说。

“我得到许可，要去看医生。”

“看那个护士吧？她才是你想见的人。”

“让我抽一口吧。”雷莫说。

“家政系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可能在那条走廊的尽头。我听说你在打工。”

“在冰淇淋厂。”

“工资高不高？”

“别提了。”

“那么，工作很稳定。”

“你得随时留神，就像在码头上干活，”尼克说，口气中带着一种男子汉的感觉，“一个家伙叫喊着，你，你，你，你。同学们都回家了。”

雷莫露出佩服的神情。

“你吃厂里生产的东西？”

“实际上，你希望知道真实情况。”

“什么真实情况？”

“我们偷冰淇淋出去卖，不过必须动作麻利。”

雷莫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尼克的话。他伸出手来，索要烟蒂，尼克递给他。他接过来，猛吸两口，扔掉烟蒂，用脚踩灭，呼出烟味，然后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铃声响过之后，学生们离开教室。尼克看见洛蕾塔和格罗里亚。她们两人一起出了校门，上了福德姆路。

“阿里的父亲赌赢了。”格罗里亚说。

“我知道，听说了。”

“你信不信，他只花了五美元成本。”

“没错。我可以确认这一点。”

那个年龄稍大的家伙名叫贾斯勃，是一个臭名昭彰的好色之徒，坐在一辆福特敞篷车里。天气这么冷，车篷是放下的，发动机没有熄火，开着收音机。两个姑娘默不作声地走过，两人有了默契，悄声无息，心领神会地交换着眼神。

“谁投注了五美元？”洛蕾塔说，“他们花了五十美分。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运气非常非常非常好，他们会投一美元。”

“他有一个梦想。”尼克说。

“他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

“什么梦想？赌赢的梦想。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梦想呢？”

“花了五美元，”她说，“他当时肯定很有信心。”

“那是肯定的。”

“如果我梦到一个数字，我当天肯定兴奋得要死，”洛蕾塔说，“这个人把五美元交给了一个街头混混。”

“街头混混，什么混混？他把钱交给了安内特·埃斯波西托。”

“埃斯波西托是谁呀？”

“她是天主教教会学校的一个女生，去了我弟弟的小学，”尼克说，“她替她父亲接受赌注，每天都要逛几圈。”

“穿着校服干那种事情。”格罗里亚说。

“客户喜欢与他们信任的人打交道。”

他们路过白色城堡，看见小孩在那里啃汉堡。后来，格罗里亚过了街，进了她家所在的公寓楼。

“你的收音机呢？你常常随身带着收音机的。”洛蕾塔说。

“我车里有收音机，那就是我唯一需要的收音机。”

“最好不要那车了。”她说。

“你觉得最好不要了。”

“这我就放心了，”她说，“那辆车，我的天哪，到处都是毛病，更不必说还是偷来的。”

“难道我们在那辆车里过得不开心？”

“去汽车电影院那一次还不错。不过，停在黑古隆咚的街道上却没有什么可开心的，简直就像犯罪分子。”

“我们就是这样人呀。”他说。

洛蕾塔笑了起来。她有两颗牙齿——两颗门牙——的咬合并不完全对称。他觉得，这让她笑起来显得很性感。

两人转向东面，尼克看见一辆垃圾车，朱朱的父亲正在工作。他从车上跳下来，大步流星，走过人行道，掀开一个垃圾桶盖子，拉到车前，把垃圾倒入粉碎机。

“看见那个男的没有？那是朱朱的父亲。”他说着，声音里带着一种骄傲的语气。

尼克很欣赏朱朱父亲的那种优美动作，欣赏那种连续的肢体活动。他从地下室入口拖着垃圾桶，穿过人行道，拉到车前，全是前臂的力量展示。而且，他还可以毫无顾忌地制造噪音，把垃圾桶弄到车前，开动粉碎机，接着提升，倾倒。这主要是肩部的动作。他掀起桶盖，发出特殊的响声。那个动作带着些许轻蔑，然而却不乏优美。这些东西全是他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

接着，他把垃圾桶放回地下室前面的铸铁栏杆前。尼克觉得，这也是这份工作拥有的一种特殊机会。

他俩到了洛蕾塔所住的公寓楼，一起走了进去。

洛蕾塔站在过道里，转过头来，让他亲吻。他吻她，让她的身体靠着信箱，她的书本在两人身体之间来回晃荡。

“有谁在家？”他问。

“全都在家。”

他把她推进摆放着信箱的角落里，可以听见她的裙子滑过检查信件的金属小孔，发出唰唰的摩擦声。

“你仍然觉得我最好不要那辆车？”

“光天化日之下，把车停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把车放到果园海滩的停车场去。那里只有海鸥和我俩。”

她吻着他。

“那么，再偷一辆吧。”她含糊其辞地说。

他亲吻她时睁开眼睛。她望着他，两只棕色眼睛睁得大大的，脑袋里似乎同时考虑着七件事情。她知道，他与别的女孩上床，手淫，口交，什么花样都有。插入，抽出，插入，顶着，戴套，不戴套，什么情况都有。她还知道那些女孩的名字，有的是华盛顿大道的，有的是瓦伦丁大道的，一个是君王桥路的。有人互相传言，确定诸如此类的情况最终会传到她耳朵里。而且，他也知道，她从格罗里亚与朱朱闲聊中了解到这些事情。这有一点像他母亲在做珠子手工时收听的广播连续剧，一个接着一个。

“你明天和我见面？”她问。

“我明天上班。”

“他们都在家呢。我有什么可说的？”

“我得工作，我有什么可说的？”

“你多长时间没有洗头了？”她问。

他走了一阵，结果一时心血来潮，穿过宽敞的青铜大门，进了动物园。他冒着凛冽寒风，经过海狮馆，那地方几乎看不到人影。他想念那辆废旧的雪佛兰汽车，它没有牌照，没有保险，没有行车执照，变速器吱吱怪叫。每次左转弯时，副驾驶一侧的车门都会突然打开。他只能在夜间驾驶，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大多数时候独自一人，一边抽烟，一边驾驶，车载收音机的声音时有时无。

他忿忿不满，不是针对那辆汽车，也不是针对这个女友，而是别的事情。即便在睡梦中，那事情也在他脑海里时常出现。

他步行半个小时，后来站在水禽池前。上小学时，他曾经和一个名叫马丁·曼尼恩的孩子到动物园来。那天和今天类似，寒风刺骨，游人稀少。马丁·曼尼恩翻越围栏进来。后来，马丁·曼尼恩爬进了水牛展示场地，站在里面，冲着那头水牛挥舞短上装。那头欧洲野牛体型庞大，浑身散发着尿臭，不动声色，冷冷地看着他。马丁·曼尼恩非常生气，掏出阳具，冲着野牛撒起尿来。

天色越来越暗。尼克站在野禽池边，背对寒风，点燃一支香烟。

“他说，叫我阿兰吧。”

“叫我阿兰。”

“我问，阿兰是干什么的？他告诉我，那是我的名字。”

“那是我的名字。”

“我看着他，问他：那怎么是你的名字呢？你本来有名字的。”

“阿方斯这个名字怎么不用了呢？”

“我说：阿方斯这个名字怎么不用了呢？阿方斯这个名字你使用了十六年，你爷爷就叫阿方斯。”

“他们两个人都叫阿方斯。”

“两个爷爷都叫阿方斯。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不是他们。”

“可怜的小斜眼。”

“他说，我不是他们。”

“他是大笨蛋，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说，叫我阿兰。”

“我不是他们。”

“我可以打断他的脊梁。”

“我不是他们。”

“他问，你是谁？”

“他是大笨蛋，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问：如果你不是他们，你是谁呢，白痴？”

朱利奥·贝利萨里奥——朱朱——从来没有见过尸体，包括守灵仪式上尸体，所以对那样的经历很有兴趣。

“如果某个人死了，”尼基问，“就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了。”

“我得麻疹时，非常想念我奶奶。”

“我看了周围的情况，没有发现志愿者。你听说阿里的父亲的事情没有？”

“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吗？”

“什么，他死了？”

“他赌赢了。”

“我那时就这么说过。”

“他买了一辆别克车。头一天他还是卖鱼的，可是第二天就死了。”

“我那时就这么说过。我昨天在市场上还看见了他。他怎么会死呢？”

“人断气需要多长时间呢？”尼基问。

“我只是说说而已。”

“头一天他还在叫卖响螺，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谁能比得上他呢？”朱朱说。

“我开的是大屁股别克车，躲开点，你们这帮农民。”

他们两人在尼基家公寓楼前的一家食品杂货店里。商店老板的妻子人称多纳托的妻子，这就是他们知道的唯一名字。她喜欢尼基的母亲，所以容忍他们两人站在这里闲聊。在商店外面，聚集了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其中一个名叫斯卡尔福，正在其他四个人的怂恿之下跳远。斯卡尔福希望接受体检，他们告诉他，他需要立定跳远六英尺。他站在那里，穿着漂亮的衣服，皱巴巴的裤子，在人行道上练习，看一看自己是否能够跳那么远的距离。

两个年轻人站在店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

“我看见你父亲了。”尼基说。

“他在附近收集垃圾，暂时的。”

“他在垃圾中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

“他能发现什么呢？把什么东西带回家？别指望了。”

“他可能发现非常值钱的东西。”

“我母亲可能立马变得歇斯底里，别指望了。”

多纳托的妻子给了他们一人一片意大利蒜味香肠，他们看斯卡尔福跳远。

马特咬着衬衣袖口，两只眼睛目光闪烁，鬼鬼祟祟的。他看着棋盘对面脸上露出怪异笑容的布龙齐尼先生。

“你将死我了。”阿尔伯特说。

“我看见了所有情况。”

“你来了，你看见了，你出了狠招，把我将死了。”

布龙齐尼先生知道，马特喜欢听到这样的说法，喜欢取得胜利，喜欢听到输家宣布自己死了。他失败了，这就是结果。战胜他的人是马特。

孩子的母亲站在门口看着。

“你用了多少步？哦，不，别告诉我，”阿尔伯特说，“我希望保留一点自尊。”

马特和他母亲十分高兴。

“他开始进行系统思考了，”阿尔伯特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良好的状态将会出现。”

两个大人一起喝了一杯茶，马特待在棋盘前，俨然是一个掌控棋子的神灵。最近，这孩子又输了几局，包括在曼哈顿象棋俱乐部那次惨败。保罗斯神父当时在场，那次比赛让大家非常失望。

来了，看见了，默默无言，转身离开。

过了一会儿，阿尔伯特去了阿瑟大道。在那里，他看见那个叫卖栗子的小贩用车推着炉子。那是一个具有卡通效果的奇妙装置，青烟从弯曲的金属烟囱中冒出来。在炉子的一端，挂着一个大篮子，里面装着没炒的栗子和没烤的红薯。

他买了一点栗子。栗子非常烫，小贩手脚麻利，很快用一张包装纸裹上，简直像是在变戏法。阿尔伯特捧着栗子，踱入小街，进了理发店。

理发师乔治领着他进了里间，两人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下，一边吃着栗子，一边小口喝着辛辣的老先生波士顿牌威士忌。那是一种裸麦威士忌酒，喝名牌酒的人并不知道它。

阿尔伯特知道，乔治的妻子住在某个地方的一幢小房子里，已经结婚的女儿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但是，这个男人除了理发之外，简直乏善可陈。他肥胖，秃顶，不幸个性太强，与理发店里的物品完全融为一体。两把巨大的瓷椅子安放在毛巾加热器旁边；屋顶是印花铁皮天花板；镜子下方是大理石搁板和彩色玻璃柜子，上面摆着骨头手柄剃须刀、磨刀皮带、牛骨梳子、剪刀、推剪、杯子、刷子、刮须皂；金缕梅、发油和爽身粉散发出芳香。

理发师乔治知道他是谁。

“比亚乔赌赢了。”他说。

“谁？比亚乔？”

“他赌赢了，赔率是600比1。”

“就是在市场上卖鱼那个比亚乔？”

“他赌赢了。”乔治说。

栗子吃完以后，乔治重新斟上酒。两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小酌，想到有人赌赢的事情。

“找女人的事情怎么样？”他问阿尔伯特。

“女人。”

“对，婚姻的事情怎么样？”

收音机调到意大利语电台，一个播音员在停止播音之前反复大喊，吻你们大家。一杯威士忌下肚以后，阿尔伯特觉得精神抖擞，听到这样的说法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话题太大了。”

“当然，还有话题呢？”

“太大、太大、太大、太大了。”

“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理发师说。

“我只能说一件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说。”

“每一桩婚姻，每一桩婚姻，而不是我的或者你的婚姻。”

“说的没错。”

“我该怎么说呢，乔治？非常复杂。”

“当然，我们还有另外的说法吗？”

“还有什么新鲜事？”

“还有什么新鲜事？”理发师问。

阿尔伯特伸出舌头，舔着粘在指头上的栗子粉。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孩进来，乔治朝前面走去。阿尔伯特不愿滥用这个男人的盛情招待，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跟在他身后出去。

乔治给小男孩调整座位，阿尔伯特和那女人聊了几句。后来，他戴上帽子，穿上外套，离开了理发店。他在墨索里尼公园停下脚步，与那里的男人聊了几分钟。那个名叫本尼德提的冒牌神父路过这里，穿着一件短茄克衫，头戴黑色四角帽，手里拿着一本每日祈祷书。他的嘴唇嚅动，好像在祈祷，可是放在胸前的那本书却没有打开。

阿尔伯特不得不坐下来。他觉得有点头昏眼花，喝醉了。他坐在长凳上，等这种感觉消失。

其他男人陆陆续续地散去。太阳在临终关怀医院那个方向缓缓移动，天气更冷了，天上飞过一阵雪花。男人们有的走向商店门前的社交俱乐部，有的走进糖果店，有的慢慢回家。

一辆拖吊车飞驰而过，要赶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拖走遭到严重破坏的汽车。

阿尔伯特坐在长凳上，等着脑袋变得清醒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坐下等待，必须有耐心。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呕吐。你经常见到有人站在路缘石上，大口大口地呕吐。他不愿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他坐在那里，感觉好了一些，眩晕感减退了，总的说来不错。他心里说，吻你们大家，吻街道上的每个人。面包师傅、老奶奶们、清洁工人，这些人的面孔在脑袋里变得模糊不清。对，还要亲吻神父，真的和假的都要亲吻。

孩子们管它叫恶心。我觉得我感到恶心了，约翰尼。

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他听到粗哑的声音。那是屠夫在街道对面叫他。

“阿尔伯特，没事吧？”

“喂，乔。圣诞快乐。”

“下雪了，回家吧。”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要搭车吗？”

“你走吧，走吧，走吧。圣诞快乐，我没事儿，再见。”

他听到大约一个街区以外传来的火车进站的声音。他听到列车在弯道上发出刺耳声音，轰隆轰隆驶入车站。他坐在呼啸的寒风中，等着脑袋完全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