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既无应干的事，又无想干的事。我是特意前往海豚宾馆的，但魂梦所系的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徒呼奈何，别无良策。

不管怎样，我先下到大厅，坐在那神气活现的沙发上制订今天一天的计划。但计划无从制订。一来我不想逛街，二来没地方要去。看电影打发时间倒不失为一策，可又没有想看的电影。况且特意跑来札幌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未免荒唐可笑。那么，干什么好呢？

没什么好干。

噢，对了，我突然想起理发。在东京时工作忙得连去理发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已经将近一个半月没有理发了。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而又健全的念头。因为有时间，所以去理发——这一设想完全合乎逻辑，任凭拿到哪里都理直气壮。

我走进宾馆理发室，里面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本来指望人多等一会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当然没有什么人。青灰色的墙壁上挂着抽象画，音响中低声传出杰克·罗西演奏的巴赫乐曲。进这样的理发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已经不宜再称为理发室。时过不久，说不定可以在洗澡堂里听见格里高里圣歌，在税务署接待室里听见权本龙一的歌。为我理发的是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理发师。他不甚了解札幌的情况。我说这座宾馆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宾馆来着，他只是“啊”了一声，显得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怎么都无所谓。冷淡！何况他竟穿着新潮“乞丐”衫。不过他手艺还不坏，我颇为满意地离开那里。

走出理发室，我又返回大厅考虑往下干什么好。刚才不过消磨了45分钟。

一筹莫展。

无奈，只好坐在沙发上久久地茫然四顾。昨天戴眼镜那个女孩儿在总服务台出现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马上显得有点紧张。什么原因呢？莫非我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么不成？莫名其妙。不一会儿，时针指向11点，到了完全可以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刻。我走出宾馆，边走边思考去哪里吃饭，但哪家饭店都不能使我动心。实际上我根本就上不来食欲。没办法，便随便走进眼前一家小店，要了碗细面条和凉拌菜，喝了点啤酒。本来看天色像要马上下雪，却迟迟未下。云块一动不动，如同《格利佛游记》中出现的飞岛，沉甸甸地笼罩着都市的上方。地面上的东西一律被染成了灰色。无论刀叉还是凉拌菜、啤酒，统统一色灰。碰上这种天气，根本想不出什么正经事。

归终，我决定拦辆出租车到市中心，去商店买东西消磨时间。我买了袜子和内衣，买了备用电池，买了旅行牙膏和指甲刀。买了三明治做夜宵，买了小瓶白兰地。哪一样都不是非买不可之物，买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如此总算打发掉了两个钟头。

之后我开始沿着大街散步。路过商店橱窗，便无端地窥看不已，看得厌了便走进饮食店喝杯咖啡，读上一段杰克·伦敦传记。如此一来二去，好歹暮色上来。这一天过得活像看了一场又长又枯燥的电影。看来消磨时间简直是活受罪。

返回宾馆从服务台前经过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那个负责接待的戴眼镜女孩儿，是她从那里叫我。我走过去，她把我领到稍离开服务台的角落里。那里是租借服务处，标牌旁堆着很多小册子，但没有人。

她手中拿支圆珠笔，来回转动不已。转了一会儿，用似有难言之隐的神色看着我。她显然有些困窘，加上羞赧，一时不知所措。

“对不起，请做出商量借东西的样子。”说着，她斜眼觑了一下服务台，“这里有规定，不准同顾客私下交谈。”

“可以。”我说，“我打听东西的租金，你回答，算不得私下交谈嘛。”

她脸微微一红：“别见怪，这家宾馆，规定啰嗦得很。”

我笑了笑，说：“你非常适合戴眼镜。”

“失礼？”

“这眼镜非常适合你戴，可爱极了。”我说。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下眼镜框，旋即清了清嗓子。她大概属于容易紧张那种类型。“其实是有点事想问您，”她强作镇定，“是我个人方面的。”

可能的话，我真想抚摸她的脑袋，使她心情沉静下来。但我不能那样，便默默注视她的脸。

“昨天您说过，说这里以前有过一家宾馆，”她低声说道，“而且同名，也叫海豚……那是一座怎样的宾馆呢？可是地道的吗？”

我拿了一份租借指南的小册子，装出翻阅的模样。“所谓地道的宾馆是什么含义呢，具体说来？”

她用指尖拉紧白衬衫的两个襟角，又清了清嗓子。

“这个……我也说不大好，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奇特因缘呢？我总有这种感觉，对那个宾馆。”

我细看她的眼睛。不出所料，那眼睛确很漂亮，一清见底。我盯视的时间里，她又泛起红晕。

“你所感觉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我捉摸不大清楚。但不管怎样，我想从头说来三言两语是完不了的。而在这里说恐怕又不大方便，对吧？你看样子又忙。”

她眼睛朝同事们工作的服务台那边忽闪了一下，露出整洁的牙齿，轻轻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后，俨然下定决心，点点头。

“那么，我下班后可以同您谈谈吗？”

“你几点下班？”

“8点。不过在这附近见面不成，规定限制很死。远点倒可以。”

“远点要是有个能够慢慢说话的地方，我去就是。”

她点头想了想，随即在台面备用的便笺上用圆珠笔写下店名，简单勾勒出方位图，说：“请在这里等我，我8点半到。”

我将便笺揣进短大衣口袋。

这回是她盯视我的眼睛：“请别以为我这人有什么古怪，这样做是头一次，头一次违反规定。实在是没办法不这样做，原因过会儿再讲。”

“谈不上有什么古怪，只管放心好了。”我说，“我不是坏人，虽然算不得很让人喜欢，但做事还不至于使人讨厌。”

她快速转动手中的圆珠笔，沉思片刻。但似乎未能完全领会我话里的含义，嘴角浮现出暧昧的微笑，又用食指触了下眼镜框。“一会见。”说罢，对我致以营业用的点头礼，折回服务台。好一个妩媚的少女，一个情绪略有不安的女孩儿。

我回到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吃着从商店地下食品柜买来的烤牛肉三明治，吃了一半。好了，我想，这回总算有事干了。齿轮进了变速挡，尽管不知驶向哪里，但情况终究在缓缓变化，不错！

我走进浴室，洗脸，刮须，默默地、静静地，不哼任何小曲地刮。尔后我抹擦了剃须润肤霜，刷磨了牙齿。然后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脸，我已经好久没照过镜子了。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也没有透出多少英风豪气，一如往日。

7点半，我离开房间，在大门口钻进出租车，把她那张便笺递给司机。司机默然点头，把我拉到那家咖啡店前停下。路不太远，车费才1千元①。咖啡店位于一座五层楼的地下，小巧整洁。一开门，里面正播放杰里·马利昂的旧唱片，恰到好处的音量回荡在房间里，杰里·马利昂流行得较早，当时正时兴留平头，穿领口带扣的衬衫。切特·贝克和勃姆·布尔克迈尔过去我也常听。那时，这间什么“亚当·安东”咖啡店还没有问世。

①日元，下同。

亚当·安东。

何等无聊的名字！

我在台前坐下，一边欣赏杰里·马利昂抑扬有致的歌声，一边慢慢悠悠地啜着对水的J＆B②。8点40分时她还没有出现。但我不大在意，大概是工作脱不开身吧。这间店气氛不错，再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消磨时间。我边听音乐边喝酒，一杯喝罢，又要了一杯。由于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只好盯住面前的烟灰缸。

②J＆B：一种美国威士忌的名称，有人译为“珍宝”。

她到来时已将近9点5分。

“请原谅，”她语气急促地道歉，“给事务缠住了。一下子多成一堆，加上换班的人又没准时到。”

“我无所谓，别介意。”我说，“反正我总得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她提议去里边座位，我拿起酒杯移过去。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围巾，脱掉灰大衣，露出黄色的薄毛衣和暗绿色的毛料裙。只剩得毛衣后，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预想的丰满得多。耳朵上坠一副别致的金耳环。她要了一杯玛莉白兰地。

酒端来后，她先啜了一口。我问吃过饭没有，她答说还没有，不过肚子不饿，4点钟稍吃了一点。我喝口威士忌，她又啜了口白兰地。她像是路上赶得很急，用半分钟时间默默地调整呼吸。我捏了一粒坚果，看了一会儿，投进嘴里咬开，然后又捏了一粒看罢咬开，如此周而复始，等待她心情平复下来。

最后，她缓缓地吁了口气，特别长的一口气。或许她自己都觉得过长，随后抬起脸来，用有点神经质的眼神看着我。

“工作很累？”我问。

“嗯。”她说，“是不轻松。一些事还没完全上手，而且宾馆开张不久，上头的人总是吆五喝六的。”

她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合拢。只有小手指上戴着一枚很小的戒指，一枚质朴自然、普普通通的银戒指。我俩看这戒指看了好半天。

“原来那座海豚宾馆，”她开口了，“不过，你这人大概不至于和采访有关吧？”

“采访？”我吃了一惊，反问道：“怎么又是这话？”

“随便问问。”她说。

我缄口不语。她仍旧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点。

“情况像是有点复杂，上头的人对舆论神经绷得很紧，什么土地收买啦等等，明白么？那事要是被捅出来，宾馆可吃不消，影响名声，是吧？毕竟是招揽客人的买卖。”

“这以前被捅出过？”

“有一次，在周刊上。说同渎职事件不清不白，还说雇用流氓或右翼团伙把拒绝转卖地皮的人赶走……”

“那么说，这些啰嗦事同原来的海豚宾馆有关？”

她微微耸下肩，呷了口血色玛莉：“有可能吧。所以每当那家宾馆的名字出来的时候，老板才那么紧张，我想。也包括你那次，紧张吧，是不？我确实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只不过听说过这宾馆之所以叫海豚，是同原来的宾馆有关。听别人说的。”

“听谁？”

“一个黑皮人。”

“黑皮人？”

“就是穿黑制服的那些人。”

“是这样。”我说，“此外可还听说过有关海豚宾馆的传闻？”

她连连摇头，用左手指摸弄着右手小指上的戒指。“我怕，”她自语似的悄声说，“怕得不行，不知怎么才好。”

“怕？怕被杂志采访？”

她略微摇了下头，嘴唇轻轻贴着酒杯口，许久没动，看样子颇为踌躇，不知如何表达。

“不，不是的，杂志倒怎么都无所谓，反正那上面写什么都和我无关，对吧？发慌的只是上头那些人。我要说的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是整个宾馆里面的。就是说，那宾馆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不地道……不正派的地方。”

她不再做声。我一口喝干威士忌，又要了一杯，并给她要了第二杯玛莉白兰地。

“你觉得它怎样不正派，具体来说？”我试着询问，“我是说要是有什么具体东西的话。”

“当然有。”她意外爽快地说道，“有是有，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至今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感觉到的非常具体，可是一旦要使它形成语言，那种类似具体性的东西就好像很快七零八落了，我觉得，所以表达不好。”

“像一场真实的梦？”

“和梦还不同。梦那东西我也常做，但时间一长，也就淡薄了。但这个不是那样，时间多长都毫无变化，哪怕时间再长再久、再久再长，都还是那么实实在在，永远存在，一晃从眼前浮现出来。”

我默然。

“好吧，我说说看。”说着，她啜了口酒，用纸巾擦了下嘴，“那是1月份，1月初，新年过完没几天的时候。那天我值晚班——我很少值晚班，但那天缺人没办法——反正下班已经是半夜12点了。那个时间下班，都由宾馆叫出租车，把每人轮番送回家去，电车已经没有了。这样，我12点前处理完事务，然后换上常服，乘上职工专用电梯上去十六楼。因为十六楼有职工小睡室，我有本书忘在那里。本来明天取也可以，但刚刚读个开头，加上和我同车回去的女孩儿手头事情没完，就想随便上去取下来。十六楼有职工专用设施，如小睡室，喝口茶休息一会儿的房间等。这和会客室不同，所以时常上去。”

“这么着，电梯门打开后，我就像往常那样，不假思索地从里面走出。你说，这种情况常有吧？事情一旦做熟，或地方一旦去熟，行动时往往不加思考，条件反射似的，对吧？我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一步跨出——现在记不起了，但脑袋里是思考什么来着，肯定。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到走廊才突然发现，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一愣，回头看时，电梯门已经合上。我想大概是停电，当然，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首先宾馆里有万无一失的独立发电设备。一旦发生停电，马上就会接应上去，自动地、一下子、瞬间地。我也参加过那种演习，完全晓得。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停电现象。更何况，就算自备发电机出了故障，走廊里还有应急灯射出绿色灯光，而不至于一团漆黑。无论怎样考虑，情况都只能是这样。

“不料，那时走廊里的确漆黑一团。看得出光亮的，只有电梯按钮和楼层显示的红色数字。我当然按了按钮，但电梯直线下降，不肯返回。我心里叫苦，四下张望。不用说，很怕，但同时也觉得是一场麻烦。这个你可明白？”

我摇摇头。

“就是说，变得这么黑暗，无非意味着宾馆功能上出了问题，对吧？机械上的，或结构上的。这样一来，势必折腾一场。又是连续加班，又是成天演习，又是受上司训话，这苦头早已吃够了，这才刚刚安稳下来呀。”

我点头称是。

“想到这里，我渐渐气恼起来，同害怕相比，气恼更占了上风。于是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慢慢地，试着走了两三步。这一来，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就是脚步声和平时不一样。当时我穿的是平底鞋，但脚底的感觉和平时不同，不是平时踩地毯的感触，而要粗糙得多。我对这个很敏感，不会弄错，真的。而且空气也和平时不同，怎么说好呢，好像有点发霉，和宾馆的空气根本不一样。我们宾馆，完全用空调控制，空气讲究得很。不是普通的空调，而是制造新鲜空气输送进来。它不同于其他宾馆那种干燥得使鼻孔发干那样的空气，而是自然界里的那种。因此，不能想像有什么发霉气味。而当时那里的空气，吸上一口就知道是陈旧的空气，几十年前的空气，就像小时候去乡下祖父家里玩时打开老仓库嗅到的那股气味——各种陈腐味儿混在一起，沉淀在一起，一动不动。

“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电梯，这回连开关显示灯也消失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死了，彻底死了。这下我可怕了，还能不怕？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真叫害怕。不过也怪，周围竟是那样的静，死静死静的，半点声息也没有，怪不？因为平时停电变黑，人们肯定大吵小嚷的吧？况且宾馆里住得满满的，出这种事不可能不叫苦连天。然而却静得很，静得叫人毛骨悚然，这下更把我槁糊涂了。”

这时侍者把酒端来，我和她各自啜了一口。她放下杯，扶了扶眼镜。我默默无语，等她继续说下去。

“我这些感觉你可明白？”

“大致上明白。”我点点头说，“在十六楼下的电梯，四下漆黑，气味不同，静得要命，情况异常。”

她叹息一声，说：“不是我夸口，我这人还真不怎么胆小。起码在女孩儿里算是勇敢的，不至于因为停电就像别的女孩儿那样扯着嗓子叫个不停。怕固然怕，但我想不能怯阵，无论如何要看个究竟。所以我就用手摸索着在走廊里前进。”

“朝哪边？”

“右边。”说罢，她抬起右手，表示不会记错。“是的，是向右边走，一步一步地。走廊是笔直的，顺着墙壁走了一会，便向右拐弯。这当儿，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实在微弱得很。看样子是蜡烛光从尽头处泻出的。我估计是有人找到了蜡烛点起来，打算上前看看。走近一看，发现烛光是从微微裂开的门缝里泻出来的。那门很奇特，从没有见过，我们宾馆应该没有那样的门，但反正光是从那里泻出的。我站在那门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里面有谁，担心出来怪人，再说门又完全没有见过。这么着，我就试着小声敲了敲门，声音小得几乎不易听见，‘橐橐’。结果因四周太静了，那声音却比我预想的大得多。里面没任何反应。10秒、20秒……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不知所措。不一会儿，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怎么说呢，就像一个穿着很多衣服的人从床上爬起时的动静。接着传出脚步声，非常非常迟缓，‘嚓……嚓……嚓……’像是穿着拖鞋，拖鞋拖着地面，一步一挪地朝门口靠近。”

她似乎想起了那声响，眼睛看着空间，摇了摇头。

“听见那声响的一瞬间，我浑身不寒而栗，觉得那恐怕不是人的脚步声。根据倒没有，但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人的足音。也只是这时我才晓得所谓脊梁骨冻僵是怎么一种滋味，那可真叫冻僵，不是修辞上的夸张。我拔腿就跑，一溜烟地。中间可能摔了一两跤，因为长统袜都破了。但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跑啊跑啊，能记得起来的只有跑。跑的时间里脑袋里想的尽是电梯仍然不动可怎么办。幸好电梯还动，楼层显示灯也还亮着。我见它停在一楼，猛按电钮，电梯开始向上动。但上的速度慢得要死，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二楼……三楼……四楼……我在心里一个劲儿祷告快点、快点，可是不顶用，它偏偏那么磨磨蹭蹭，像是有意让人着急似的。”

她停了一下，呷了口白兰地，不停地转动着戒指。

我静等下文。音乐停了，有人在笑。

“不过那脚步声是听得清楚的。‘嚓……嚓……嚓……’地走近前来，很慢，但一步是一步。‘嚓……嚓……嚓’迈出房间，走到走廊，朝我逼近。真怕人，不，也还不是什么怕，是胃一下一下地往上蹿，一直蹿到嗓子眼。而且浑身冒汗，冒冷汗，味儿不好闻，凉飕飕的，活像有蛇在皮肤上爬来爬去。电梯还是没上来，七楼……八楼……九楼……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她停顿了二三十秒，仍然不紧不慢地转动戒指，像是在调整收音机波段。酒柜那边的座位上女的说着什么，男的又笑出声来。怎么还不快放音乐呢，我心里直急。

“那种恐怖感，不亲身体验是不可能知道的。”她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

“等我注意到时，电梯门已经开了。”她说着，耸了耸肩，“门开着，熟悉的电灯光从里面射出。我一头扎了进去，哆哆嗦嗦地按下一楼电钮，回到大厅，大家都吓了一跳。可不是，我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差点儿说不出话来。经理过来问我怎么搞的。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始解释，说十六楼有点不对头。经理刚听这一句，当即叫过一个小伙子，和我一共3人上到十六楼，确认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料十六楼什么都没发现。灯光通明，更没什么怪味儿，一切照常。去小睡室问那里的人，那人一直没睡，说根本没有停电那回事。为慎重起见，把十六楼那里走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反常之处，简直走火入魔了似的。

“回到楼下，经理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间。我认为他肯定发脾气，但他没有，而叫我把情况详详细细说一遍。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括嚓嚓响的脚步声，尽管觉得有点荒唐。我认为他保准取笑我一番，说我白日做梦。

“但他没笑。不仅没笑，还一副分外严肃认真的神情。他这样对我说：‘刚才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还用和蔼的语气叮嘱似的说：‘可能出了什么差错，但弄得其他人都战战兢兢的也不好，别声张就是。’我们那经理，原本不是个和风细雨的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脑地训人一顿。因此当时我想，说不定经历这种事的我是第一个。”

她止住话。我把她的话在头脑里归纳一番。看这气氛，我该问一点什么才好。

“我说，你没有听见其他人讲起过这样的事？”我问，“例如同你这经历相类似的不一般的事、蹊跷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哪怕风言风语也好。”

她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想没有。但感觉是有的，总觉得宾馆里有什么东西不同寻常。经理听我讲述时的表情就是这样。而且里边悄悄话也实在够多的。我说是说不大好，但总觉得有些反常。我以前工作过的那家宾馆就绝对不一样。虽然规模没这么大，情况也有不同，但这方面毕竟太悬殊了。那家宾馆也有离奇古怪的传闻——哪家宾馆都多少免不了——我们都一笑了之。但这里不行，这里没有一笑了之的气氛，所以也才格外害怕。当时要是经理一笑置之或大发雷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说不定也会以为真的是自己闹出了差错。”

她眯缝起眼睛，出神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以后还去过十六楼？”我问。

“好几次。”她淡淡地说，“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不乐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于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种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经跟上头说了，明确说我不愿意。”

“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4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老板，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您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涨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那种话难道不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而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23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训练，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满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啰，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可以？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的女孩儿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子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对？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有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34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雄狮’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10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觉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对不起，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间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5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编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做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做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时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15厘米宽的缝，她闪过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有时会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间，我开始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后悔起来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3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饼店，吃了两张黄油甜松饼，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饼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换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儿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10月20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后，进到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坛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可谓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在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上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6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联合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集团公司、电影公司、食品集团公司、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定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不好，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什么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怅的恶棍不知从何处胃出。庞大的企业集团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去。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细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恓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管理人，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正值女侍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