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为了回报他的决定，记者说：“您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棒极了。”

儿子递给他一支笔，又说：“有的思想像杀人。”

记者的赞美之词他很是受用，但儿子的比喻他觉得不妥，有些夸张。他说：“很不幸，这一刀，只有一个牺牲品，就是我。因为这篇文章，我再不能为病人做手术了。”

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几乎含有敌意。

为了抹去这小小的不谐之音，记者说（以致歉的神情）：“但您的文章帮了很多人。”

对托马斯而言，从他孩提时起，“帮人”这个词儿仅和一项行为相联系：行医。一篇报上的文章曾帮过什么人？这两个人想让他相信什么？他们把他的整个一生归结为对于俄狄浦斯的微不足道的思考，甚至还要少：归结为对当局发出的一个简单的“不”字。

他说（声音依旧冷冰冰的，而他自己却未意识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帮过什么人。但是，当医生的时候，我倒是救过不少人的命。”

又静了下来。他儿子打破了沉默：“思想同样可以拯救生命。”

托马斯在儿子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思忖着：看见自己的嘴巴说话结结巴巴，倒真滑稽。

儿子继续说，可以感觉到他说话很费力：“你的文章里有种了不起的东西：拒绝妥协。而我们却正在丧失这种明辨善恶的能力。我们不再知道负罪感是个什么东西。人们找到了托辞：斯大林欺骗了他们。谋杀犯竟以母亲不爱他而感到失望为借口。突然，你道出了一切：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人在灵魂和良知上比俄狄浦斯更无辜。然而，看清了自己的所为之后，他惩罚了自己。”

托马斯看着儿子脸上自己的嘴唇，努力将目光从那张嘴唇上移开，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记者身上。他感到不快，想反驳他们。他说：“你们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善与恶的界限极其模糊。我不要任何人受到惩罚，这不是我的初衷。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径。俄狄浦斯神话是很美。然而，以这种方式运用它……”他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他想起他的话有可能正被录下来。他没有丝毫野心被几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援引。他倒是害怕被警察援引。因为警察要求他的，恰恰是对这篇文章的谴责。他不乐意警察听到他亲口说出来。他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于某一天被拿去广播。他闭上了嘴巴。

“是什么令您改变主意？”记者问。

“我倒是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写了这篇文章。”托马斯说。他立刻回想了起来：她就像一个被弃在篮子中的孩子，顺流漂到他的床榻之岸。是的，就因为这个，他找来了那本书，重温了罗慕洛斯、摩西和俄狄浦斯的故事。突然，她出现了，他看到她在他面前，怀里搂着被红围巾包住的乌鸦。这个形象令他为之一振。这个形象的出现，是来告诉他：特蕾莎还活着，此时此刻和他在同一个城市里，除此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记者打破了沉默：“我理解您，大夫。我同样不喜欢惩罚别人。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免除惩罚。”

“我明白。”托马斯说。他知道，几秒钟之后，他可能会做出一项举动，这一举动或许称得上慷慨，但可以肯定毫无用处（因为它根本帮不了政治犯），这一举动就个人而言，还令他不快（因为他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

儿子还说（几乎以恳求的语调）：“你有责任签名！”

责任？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他听到的最糟糕的字眼。特蕾莎双臂搂着乌鸦的形象再次出现在他眼前。他想起来，她告诉他，昨天晚上一个警察来酒吧纠缠她，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也老了。他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她。她，六次偶然的结果；她，是主任坐骨神经痛生成的花朵；她，是所有“es muss sein”的对立面；她，是他惟一真正在乎的东西。

为何还考虑要不要签名？他的所有决定仅依据一个标准：不做任何可能伤害特蕾莎的事情。托马斯不能拯救政治犯，但他可以令特蕾莎幸福。不，就连这个，他也做不到。但是，如果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几乎能肯定，警察骚扰她的次数还会更多，她的手会抖得更厉害。

他说：“挖出被活埋的乌鸦比向主席递交请愿书要重要得多。”

他知道这话令人费解，但自己深感满足。他感到一阵醉意向他袭来，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在向妻子宣布自己不想再看到她和儿子的那一天，他体验到同样的黑色的醉意。在往信箱里投下那封宣布放弃行医的信件的时候，他也体会到同样的黑色的醉意。他完全不能肯定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可以肯定做了自己想做的。

“很抱歉，”他说，“我不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