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快又留下新的印记：像每天早上一样，她去拿牛奶。他开了门，她怀里搂着一只裹在她红围巾里的乌鸦，就像吉卜赛女人搂着他们的孩子。他永远也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边，乌鸦那张巨大的嘴仿佛在控诉。

她发现了这只被活埋半截的乌鸦。从前，哥萨克人就是这么对待俘虏的。“是孩子们干的。”她说。这话不仅仅是简单的陈述，还表达了对于人类突然的厌恶。他记得她最近对他说过：“你从不想要孩子，我开始为这个感谢你了。”

就在前一天，她还向他抱怨，有个家伙在她工作的酒吧侮辱她。他扯着她廉价的项链，一口咬定那是她卖淫赚来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托马斯思忖着，比事情本身要严重得多。想到两年来见她的时候如此少，他甚至不再有机会紧握她的双手让它们停止颤抖，他突然难受起来。

早上，他满脑子里都是那些念头，来到公司办公室，一个职员在那儿给清洗工安排一天的活儿，一个私人主顾特别要求他们派托马斯去洗窗户。他心境恶劣，前往指定的地点，害怕叫他的又是个女人。他只想着特蕾莎，艳遇对他已经没有诱惑。

门开了，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个微微驼背的高个子男人。男人长着又长又尖的翘下巴，让他想起某个人。

“请进，大夫。”他微笑着说，并领他进了客厅。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他。他站着，满脸通红，看着托马斯，试图挤出笑容。

“你们二位，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做介绍了吧。”男人说。

“是的。”托马斯板着脸说。他把手伸向年轻人，那是他儿子。

翘下巴男人终于介绍了自己。

“明白了，您让我想起了某个人！”托马斯说，“肯定的！我当然知道您！知道您的名字。”

他们坐在扶手椅上，中间隔着一张矮桌子。托马斯想，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他的创造物，尽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妻子逼他生了这个儿子，警察审讯他，逼他描绘出这个驼背高个子男人的外貌。

为了扫除这些念头，他说：“好吧！从哪扇窗户开始呢？”

对面两个男人开怀大笑起来。

是的，很明显，这跟窗户完全没有关系。请他来，不是叫他洗窗户，他被请入了一个圈套。他从没跟儿子说过话，握手也是头一回。他只清楚他的长相，也不想了解他别的方面。关于儿子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知道，并希望儿子对他也抱有这种想法。

“漂亮的招贴画，不是吗？”记者指着一张大幅镶框画说。那画就挂在托马斯对面的墙上。

进门后，托马斯第一次抬起头。墙上挂满了有趣的画，有不少照片和招贴画。记者指的那张刊登在周刊一九六九年年末的某期上，那时杂志还没被俄国人查禁。它模仿一九一八年俄国内战时号召群众加入红军的一张著名宣传画：一个头戴红五星军帽、目光极其严峻的战士直逼着你的眼睛，一手的食指指着你。俄文原文写着：“公民，你还没有参加红军？”这话被替换成下面的捷克文字：“公民，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

这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书》是布拉格之春的第一个重大宣言，要求共产党制度彻底民主化。一批知识分子在上面签了名，接着是普通民众，签名如此之多，数都数不清。当红军入侵波希米亚，政治清洗开始时，摆在公民面前的一个问题便是：“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凡承认签过名的，当场被解雇。

“漂亮的画。我还记得。”托马斯说。

记者微微一笑：“希望红军战士没在听我们说话。”

他以严肃的口吻补充道：“要清楚，大夫，这里不是我家。这公寓是朋友的。说不准警察这时候正在听我们说话。这完全有可能。如果您到我家里，就大可放心了。”

接着，他的口气又轻松下来：“可我认为我们也没什么要藏着掖着的。此外，想想吧，未来的捷克历史学家从中还可以得到好处！他们能在警察的档案里找到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平，那全都被录在磁带上了！您知道，一个文学史家为重构伏尔泰、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性生活要费多大的力气？而捷克作家却丝毫不用担心，一切都记录下来了。哪怕是最轻微的一声叹息。”

接着，他转向想象中藏匿在墙里的麦克风，提高声音说道：“先生们，在这样的场合，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并谨以我个人以及所有未来历史学家的名义感谢你们。”

三个人都笑了，接着，记者开始长时间地谈论他的周刊被禁的始末，谈起当初构思这幅漫画的画家如今在干什么，谈起捷克其他画家、哲学家、作家如今在干什么。俄国入侵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工作，成了擦洗玻璃的、看停车场的、门房守夜的、给公共建筑烧锅炉的，最好的是开出租车的，因为这还需要门路。

记者说的一切并非没有意思。然而托马斯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到他的话上。他在想他的儿子。他想起近几个月来，他常在路上遇到他。显然，那不是偶然的。让他吃惊的是，儿子愿跟受迫害的记者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自然而然地推断儿子一定是受了她的影响。他对他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他跟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当着陌生人的面提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陈述：“说到底，我们心想该做点什么了。”

“你们想干什么？”托马斯问。

儿子这当儿插了进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儿子说话。他惊奇地发现儿子说话结巴。

“根据我们的了解，”他说，“政治犯受尽了折磨。有几个人的情况极其危急。于是，我们想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知名的、目前说话还有一定分量的知识分子签名，这或许是件好事情。”

不，这不是结巴，更像是在打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无意中像是在强调。他自己也显然觉察到了，因为两颊刚恢复到正常颜色，顷刻间又变得通红。

“你们是希望我向你们指出几个我行当里的人选，你们好去找？”托马斯问。

“不，”记者笑了，“我们要的不是您出主意，而是您的签名！”

他再次觉得荣幸！他再次感到幸福，人们还没忘记他是个外科大夫！他谦逊地推辞道：“听着！他们把我赶了出来，这并不就代表我是个有名的大夫啊！”

“我们不会忘记您发表在我们周刊上的文章。”记者微笑着对托马斯说。

儿子低声说：“没错！”话中含着热情，托马斯可能没有觉察。

“我不认为，”托马斯说，“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能帮助政治犯。应该让那些还没失宠的，对当权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影响的人来签名。您不这样看吗？”

“他们当然应该签名！”记者说，说罢一笑。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那是已经相当明察事理者的笑：“只是，这些人绝不会签名！”

记者紧接着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找他们！不让他们出丑，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心肠，”他说，“我想让您听听他们的理由，真是妙极了！”

儿子笑了，以示赞同。

记者接着说：“显而易见，他们会声称赞同我们的所有行为，只是，他们说，要采用别的方式：采用一种更理智、更谨慎的策略。他们害怕签名，如果不签，又怕我们觉得他们不好。”

儿子和记者一起笑了。

记者递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文字简短，以相当谦恭的口吻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政治犯。

托马斯试图很快理出个思绪：赦免政治犯？很好。难道某些被当局抛弃的人（潜在的政治犯）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政治犯就能获得赦免？这类请愿书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犯不会被赦免，即便当局碰巧打算释放他们。

思路被儿子打断了：“主要目的是要让人明白，这个国家里还有一帮男女无所畏惧，要表明谁跟谁站在一起，要好麦与毒麦分清楚。”

托马斯在思索：是的，没错，但这和政治犯有何干系？要求大赦和分清好麦与毒麦，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您在犹豫，大夫？”记者问。

是的，他在犹豫。但他害怕说出来。战士在对面墙上用指头威胁他，说：“你还在为加入红军而犹豫？”或是说：“你还没在《两千字书》上签名？”或者：“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或者还有：“你不愿在大赦请愿书上签名？”无论说的是什么，都是在威胁。

对于那些认为应该赦免政治犯，却寻求千般借口不愿签名的人，记者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理由只是托辞，后面潜藏着怯懦。那么，托马斯能说什么呢？

沉寂许久，这回是托马斯笑着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墙上的画，说：“瞧这家伙，他在威胁我，问我要不要签名。在他的目光下很难思考！”

三个人笑了一阵。

托马斯接着说：“很好。我要考虑考虑。咱们过几天再见面？”

“我很乐意见您，”记者说，“但请愿书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想明天把它递交给总统。”

“明天？”

托马斯想起胖警察，他曾递给他一纸文书，要他告发的恰正是个翘下巴的男人。大家都逼迫他签名，在不是他自己写的东西上签名。

儿子说：“既然如此，没有必要再考虑了！”

言词逼人，语调却近乎恳求。这一次，他们相互对视，托马斯注意到，当儿子专注地看东西时，上唇左角会微微翘起。这一翘，他很熟悉，当他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胡子有没有刮干净时，在自己的脸上常见这种表情。看到它出现在别人的脸上，一种不快的感觉油然而生，他难以抑止。

一个人要是一直和孩子在一起生活，彼此的相似之处，早已习以为常，有时注意到了，也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会觉得有趣。但，这是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和儿子说话！在坐在对面的人嘴上见到这一翘，他还真的不习惯！

假设您的一只手被截下来，移植给别人。一天，某人在您对面坐下，用这只手对着您的鼻子指指划划，您大概会觉得那东西很可怖。尽管您很熟悉它，尽管那是您自己的手，您还是怕它碰到您。

儿子紧接着说：“我希望，你站在受迫害者一边。”

整个谈话过程中，托马斯一直在琢磨儿子会用“您”还是用“你”来称呼他。儿子也一直字斟句酌，避免选择。这次，他终于作出了选择。他用的是“你”，托马斯突然间确信，整个这场戏，跟赦免政治犯毫无关系，儿子是个赌注：如果他签了名，二者的命运就此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多多少少不得不和他接近。如果他不签，他们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就像从前一样，但，这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而是儿子的意思，由于父亲怯懦而不再认他。

他仿佛一个棋手，无法挽回败局，惟有放弃。不管怎样，签还是不签，结局都完全一样。这不会使他的命运有丝毫改变，政治犯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把它给我。”他说，说着拿过了那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