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先是在布拉格八十公里外的一家乡村诊所找了份工作。每天乘火车来回赶，下班回到家，都快累瘫了。一年以后，他好不容易又在郊区一家诊所找到了个差使，虽说省了点劲，但位置很低。他再不能专攻外科，只能做点普通内科大夫的事。候诊室里总是挤满了人，三五分钟，就得处理一个病人，给他们开点阿司匹林，开张病假条，再不就是打发他们去专业诊所。在他看来，自己简直已经成了办公室的小职员，再也不是什么医生。

一天，门诊结束后，他接待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男人的来访，此人体态肥胖，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是国家内务部某办公室主任，请托马斯到对面咖啡馆里坐一坐。

他要了一瓶葡萄酒，托马斯不肯喝：“我还要开车，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扣驾照了。”这位内务部官员微微一笑，说：“如果您遇到麻烦，就跟他们提我的名字。”说着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名字（肯定是假名）和部里的电话号码。

接着，他开始向托马斯细加解释说他一直非常敬重他，说像托马斯这样一位能干的外科大夫却委屈在乡下诊所开阿司匹林，部里的人都感到惋惜。他甚至，尽管没敢大声说出来，委婉地向托马斯暗示，把一些专家无情地从他们的职位上赶走，连警察部门也表示遗憾。

托马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夸他了，于是非常专心地听着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说话，很吃惊地发现矮个子对他外科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连细节都清清楚楚。面对奉承，谁也挡不住！托马斯也一样，禁不住把内务部的人所说的也当真了。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因为他太没经验。面对一位友善、礼貌又对自己十分恭敬的人，很难时刻提醒自己对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一句是诚的。要想做到不去相信（而且是持续地、执拗地、毫不犹豫地），不仅要作巨大的努力，还得经过特别训练，比如经常接受警察审讯什么的。但托马斯正缺这样的训练。

内务部的人接着说：“大夫，我们都知道，您在苏黎世情况很好，但您回国来，我们非常欣赏，您这可是做对了，因为您知道您的位置是在这里。”然后他又好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了句：“可是您的位置应该是在手术室啊！”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托马斯说。

一阵短暂的沉默。内务部的人又继续以一种难过的声调说道：“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真的认为应该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吗？难道您不觉得这话出自您的嘴巴很奇怪吗？您可是给众多患者带去健康的！”

“我那没什么别的意思，”托马斯反驳，“您好好读读我的文章吧。”

“我读过。”内务部的人说，那声音想显出悲哀来。

“那我是不是说要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呢？”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内务部人回答道，声调越来越悲哀了。

“如果您读过我当初写的全文，您就根本不会这样想的。我那篇文章被砍掉了一些。”

“什么？”内务部的人竖直了耳朵，“他们登出的文章不是您原来的那样？”

“他们把它砍了。”

“多吗？”

“差不多三分之一。”

内务部人看上去真的愤怒了：“他们这样做实在太不道德了！”

托马斯耸耸肩。

“您得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啊！应该立即要求他们更正！”

“那又能怎么样呢？文章发表后不久俄国人就到了，谁都有别的事要烦。”托马斯回答说。

“但是为什么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一位像您这样的大夫会希望别人变成瞎子？”

“算了吧！我那篇文章也就是杂志后面读者来信中的一篇。没人会在意的。当然除了苏联大使馆，因为这篇东西显然对他们有用处。”

“您可别这样说，大夫！我本人和很多人讨论过您的文章，他们对您会这样写都感到吃惊。不过现在听了您的解释，我就明白多了，登出来的，并非完全是您写的那篇文章。那么是不是有人暗示您写的呢？”

“没有，”托马斯说，“是我主动寄去的。”

“您认识那些人吗？”

“哪些？”

“那些登出您文章的人。”

“不认识。”

“您从没跟他们说过话？”

“我只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我去编辑部一趟。”

“为什么事？”

“就为这篇文章。”

“那么您当时是跟谁谈的？”

“一个记者。”

“他叫什么名字？”

托马斯这才明白他是在接受盘问。他于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给别人造成危险。当然他很清楚那个记者的名字，但是他说：“我不知道。”

“您看您看，大夫！”那人觉得托马斯缺乏真诚，极为不满地说，“他当时总作了自我介绍吧！”

滑稽又可悲的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所接受过的良好教育恰恰成了警察的帮凶。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扯谎。从小爸爸妈妈就喝令我们“说实话”，结果弄得我们一撒谎就自觉耻辱，即使是在审问我们的警察面前也一样。跟警察吵甚至当面骂（虽然这毫无意义）倒比撒谎（而这才是惟一该做的）要容易得多。

听到内务部的人责备自己没有诚意，托马斯几乎感到是个罪过；他好不容易克服了某种道德障碍，才得以继续往下乱说：“他恐怕作过自我介绍，但是那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过就忘掉了。”

“那他长什么样子？”

当初找托马斯的记者是个小个子，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把板刷。托马斯于是就专挑相反的特征描述：“他个子挺高，黑头发，很长。”

“是吗？”内务部的人说，“是不是长着又长又尖的下巴？”

“对。”托马斯附和着。

“那家伙背有点驼。”

“对。”托马斯重复道。他开始明白内务部的人已经确定了某个人。这下托马斯不仅出卖了另一个倒霉的记者，而且他的揭发还是个纯粹的谎言。

“那么他让您去做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

“他们想把文中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

这样的回答着实让人觉得是个可笑的遁词。内务部的人又再一次对托马斯不肯说真话而表示不满：“您看，大夫！您刚跟我说过他们把您的文章砍去了三分之一，现在又说他们要您去只是探讨句子结构！这总不符合逻辑吧！”

这下，托马斯回答就容易多了，因为他所说的完全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情就是这样的，”他笑着回答说，“他们问我是否允许他们把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但是后来他们砍了文章的三分之一。”

内务部的人再次摇了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这样不道德的行为。他说：“这些人对您太不像话了。”

他喝掉杯里的酒，一锤定音：“大夫，您是某些人操纵下的牺牲品，让您和您的病人来为此付出代价，那真太遗憾了。我们非常了解您的人品，大夫。看看能为您做些什么。”

他向托马斯伸出手，友好地告退。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然后各自上了自己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