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到了。她起床后，悄悄穿好衣服，免得吵醒夏尔，怕他劝她不要这么早起来。然后她在房里走来走去；站在窗前，望着广场。曙光在菜场的柱子之间流通，药房的窗板还没有打开，在朦胧的晓色中，隐约可以看出招牌上的大写字母。

等到座钟的针指到七点一刻，她就到金狮旅店去，阿特米斯打着呵欠来给她开门。女佣人为夫人把埋在灰烬里的木炭剔出来。艾玛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她不时走出去看看。伊韦尔在不慌不忙地套车，一面听勒方苏瓦大娘吩咐。老板娘戴着棉布睡帽，把头从卖票的小窗口伸了出来，不厌其烦地交代解释，要是别人早听得不耐烦了。艾玛的靴后跟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走得咯咯响。

伊韦尔喝了羹汤，披上粗毛大衣，点起烟斗，拿起马鞭，悠闲地坐到马车夫的位子上。

燕子号开车时跑小步，前四分之三古里，总是走走停停，好让旅客上车；有些旅客站在大路边上，自家院子的栅栏门前，等候车来。有时旅客头一天订了座，反而要车等人；有人甚至还在床上睡大觉。伊韦尔又叫又喊又骂，还不得不离开车座，去打鼓似地敲门。冷风吹进了车窗的裂缝。

然而，四条长凳渐渐都坐满了人，马车也滚滚前进了，一行苹果树，一棵一棵地往后倒退；大路两边有两条长沟，里面都是黄泥浆水，远远望去，路离天边越近，就越窄了。

艾玛在大路上来来去去，把路都走熟了；她知道走过了牧场，有一根标杆，然后是一棵榆树，一个仓库，或者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工棚；有时，她甚至闭上眼睛，期望开眼时能看到意外的东西。但是眼睛一睁开，她总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还有多少路要走。

最后，马车离砖砌的房屋越来越近了，车轮也在土路上响了起来，燕子号穿过了路两边的花园，看得见栅栏围着的雕像。搭着葡萄架的土台，剪齐了的紫杉，还有秋千。然后，再一眨眼，城市就在望了。

城市由高而低，好像一个圆形剧场，笼罩在朦胧的雾色中，过了桥后，城区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乱。再过去又是单调起伏的旷野，越远越高，最后和遥远的灰色天边，模模糊糊地连成一片了。这样从高处望过去，整个景色好像一幅动也不动的图画；抛锚停泊的航船成堆地挤在一个角落里；河道弯弯曲曲，流过青翠的小山脚下，椭圆形的小岛似乎是些在水面上定居的黑色大鱼。工厂的烟囱喷出一大团、一大团褐色的浓烟，正如没有根的羽毛，随风飘散。听得见炼铁厂的轰隆声，还有直立在雾中的教堂钟楼发出的叮当声。马路两旁的树木脱了叶子，夹杂在房屋丛中，看起来像紫色的荆棘，屋顶上的雨水还没有干，随着房屋的高低起伏，反射出参差不齐的亮光。有时，一阵强风吹来，把浮云吹到圣·卡特琳岭的悬崖峭壁之前，仿佛空气凝成了波浪，一声不响地触上了暗礁，立刻泡沫四溅。烟消云散了。

对她说来，人成了堆的地方，会放射出令人头晕目眩的生活气息，充满她的心头，仿佛住在这里的十二万人，心一跳动，就会使她感到热情洋溢的热气。她的爱情也随着空间而扩大了，把一片热热闹闹、模模糊糊、越来越高的喧哗声也吸收进去。然后，她又把这一片热闹倒了出来，倒在广场上，林荫道上，街头巷尾，而这座诺曼底的古城，呈现在她眼前，好像成了无边无际的京都，仿佛她正在走进巴比伦古国似的。她把双手靠着车窗，吸着窗外的微风；三匹马快步跑，跑得泥浆里的石头嗄吱响，马车左右摇晃，伊韦尔老远就叫路上的小货车让路，在吉约姆森林别墅过了夜的阔老板，坐着家庭自备的小马车，安安逸逸地跑下坡去。

班车在栅栏前停住了；艾玛解开了木底皮鞋的扣子，换了手套，披好肩巾，不等燕子号往前再走二十步，就下了车。

这时，全城才算醒了，有些伙计戴着希腊小帽，在擦铺面的橱窗，有些妇女腰间挎着篮子，隔一会儿就在街角吆喝一声。艾玛眼朝下，挨着墙走，高兴得在黑面纱下微笑。

她怕人看见，平时不走最近的路，她钻进阴暗的小街小巷，满身是汗，走向国民街街口，走到喷水池边。这是剧院林立，布满了咖啡馆，妓女出没的地区。她常碰到拉着布景的大车，晃晃荡荡地走过。有些系着围裙的伙计，把沙子撒在绿色小树丛之间的石板路上。闻得到苦艾酒、雪茄烟和牡蛎的气味。

她转过一条街，一眼就认出了那个鬈发露在帽子下面的人是他。

莱昂还在人行道上走。她跟住他一直走到旅馆；他上了楼，打开房门，走了进去……多么热烈的拥抱！

接吻之后，千言万语涌出嘴来。他们倾吐了一星期的相思挂念，等信的焦急不安；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过去，他们面对面，你看我，我看你，心醉神迷地笑着，亲亲热热地喊着。

床是一张桃花心木的船形大床。红绸帐子从天花板上挂了下来，快到床头方才束紧，张开了一个喇叭口罩着枕头板——紫红色衬托着她棕色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她不好意思，两条裸露的胳膊靠拢，两只手遮住脸。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了。

房间温暖如春，有隔音的地毯，装饰显得轻佻，光线非常柔和，似乎是情人幽会的好地方。壁炉栏杆上的箭头，圆铜花饰和大铜球，只要阳光一照进来，都会闪闪发亮。壁炉上两个烛台之间，放着两个玫瑰色的大螺壳，俯身耳一听，还可以听到海浪的澎湃声。

他们多么爱这个寻欢作乐的温室，虽然它的光辉有点褪色了！他们总发现家具原封不动地摆在老地方，有时，她上个星期四忘记带走的头发夹子，也会放在座钟脚下。他们在壁炉旁，在一张镶嵌着贝壳的独脚红木小圆桌上吃午餐。艾玛把肉切好，一片一片放在他盘子里，一面卖弄风情；当香槟洒倒满了轻巧的玻璃杯，泡沫溢了出来，溅在她的戒指上时，她就浪荡地高声大笑。他们完全沉醉在你欢我爱之中，竟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安乐乡，以为可以恩爱到死。做一对长生不老的情侣。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安乐椅”，她甚至把莱昂送她的花哨礼物叫做“艾玛的拖鞋”。那是一双粉红色的缎子鞋，有天鹅绒毛镶边。当她坐在他的膝盖上时，她的腿短了一点，悬在半空中，小巧玲珑的拖鞋没有后跟，就只套在她赤脚的趾头上。

他是头一次尝到女性的难以言传的娇媚之美。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温存体贴的语言，见过这种引人入胜的装束，这种白鸽酣睡的娇态。她的心灵深不可测，她的花边裙子难以看透，都令人倾倒。再说，难道她不是一朵“倾城的名花”，一个有夫之妇！总而言之，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么！

由于她的脾气变化无常，有时神秘，有时高兴，有时喋喋不休，有时默默无语，有时生气，有时随和，无论怎样，她都会引起他的无穷欲望，唤醒他的本能或者记忆。她就是所有小说中的情人，所有剧本中的女主角，所有诗集中泛指的“她”。他在她的肩头看到了“土耳其入浴宫女”的琥珀色皮肤；她有封建城堡女主人的细长腰身；她也像西班牙名画中“脸色苍白的女人”，但是说来说去，她总是个天使！

他常常盯着她看，觉得自己的灵魂似乎出了窍，化为一层波浪，顺着她头脑的轮廓往下流，被吸进了她白净的胸脯。有时他坐在地上，面对着她，两条胳膊放在她膝头，仰起脸来，笑眯眯地端详。

她也弯下身子，仿佛心醉神迷得透不出气来，悄悄对他说道：“呵！不要动！不要说话！瞧着我吧！你眼睛里流出来的脉脉温情，使我说不出的舒服！”

她叫他做“孩子”：

“孩子，你爱我吗？”

她还没有听见他的回答，他的嘴唇已经捷足先登，封住了她的口。

座钟上有一个爱神的小铜像，他撒娇似地弯着两条胳膊，举起一个镀金的花环。他们一看就笑，笑了好几回，但等到他们要分别的时候，就笑也笑不出了。

他们一动不动，面面相觑，翻来覆去地说：

“下星期四再见！……下星期四再见！……”

突然一下，她用双手搂住他的头，迅速地吻了他的前额，喊了一声“再见！”就冲下楼梯了。

她走到剧院街，去一家理发店整理鬓发。天黑了，店铺里都点起了煤气灯。

她听见剧院的铃响，叫演员准备上演；她看见对面走过一些脸色白皙的男子，一些服装褪了色的女人，都从后台的旁门走了进去。

理发店的房子又低又小，倒很暖和，在油头粉脸和假发中间，火炉烧得噼噼啪啪地响。烙铁的气味，梳头的那一双油手，不久就使她昏昏沉沉，披着梳头罩衫朦胧睡了一会。小伙计给她理发时，老问她要不要化装舞会的门票。

最后，她走了出来！她又走上大街小巷，来到红十字旅馆前上车；她把早上藏在长凳底下的木底皮鞋取了出来，穿在脚上，和等得不耐烦的旅客挤在一起。有些旅客到山坡下就下了车。车里只留下她一个人。

车一转变，就看得见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仿佛一片朦胧的闪烁星光，笼罩着参差不齐的房屋。艾玛跪在软垫子上，迷离的眼光失落在茫茫的夜色中。她呜咽了，叫着莱昂的名字，说了几句温柔的情话，送了几个飞吻，但都随风消逝了。

山坡上有一个可怜的流浪汉，拄着一根木棍，在马车之间走来走去。一堆破布披在他的肩头，一顶头通底落的狸皮帽，像脱了底的圆面盆似的，遮住了他的脸，但是只要他一脱帽，就看不见他的眼皮，只见两个血红的眼眶。脸上的肉松得像红色的破布；脓液一直流到鼻子边上，凝成了绿色的脓疮，黑色的鼻孔呼吸起来也像抽筋似的。要对人说话，他总是仰起头来傻笑；那时他淡蓝色的眼珠，连续不断地朝太阳穴方向转动，一直转得碰到疮疤为止。

他上坡跟着马车跑，口里唱着一支小调：天气热得小姑娘做梦也在想情郎。

接着就歌唱小鸟、太阳、树荫。

有时，他突然一下，光着头出现在艾玛背后。她吓得叫起来，忙往后退。伊韦尔拿他开心，要他去圣·罗曼赶集时当众出丑，或者笑着问他的相好怎么样了。

往往马车在走，车窗忽然夹住了他的帽子，他就用一只胳膊抓住脚凳，让车轮溅得他满身是泥。他的叫声开始微弱，像婴儿哭，却越来越尖了。叫声拖得很长，夜里听来，仿佛是无名的痛苦发出模糊的哀鸣；在铃铛声中，加上风吹树动，空车轰响，叫声显得遥远，使艾玛心烦意乱。这些声响沉入了她灵魂的深处，就像一阵旋风卷入了深渊，把她带进了无边无际的忧伤世界。不过伊韦尔发现马车失去了平衡，就挥动长鞭，拼命打瞎子。鞭梢抽到他的烂疮，他倒在泥浆里，痛得号叫。

燕子号的乘客到底睡着了，有的张嘴，有的低头，靠住旁边人的肩膀，或是抓住皮带，随着马车颠簸，摇来晃去；车灯也在外面摇摆，照着辕马的屁股，又透过褐色布帘，把血红色的影子撒在沉睡的旅客身上。艾玛沉醉在凄凉中，直打寒噤，觉得脚越来越冷，好像进了地狱。

夏尔在家里等她回来；碰到星期四，燕子号老是误点。夫人总算到家了！她勉强亲了一下小女儿。晚餐还没做好，那没关系！她也不怪厨娘。现在似乎一切都随女佣人的便。

往往丈夫觉得她脸色苍白，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没什么，”艾玛说。

“不过，”他反问道，“你今天晚上怎么不对头呀？”

“哪里？没什么！没什么！”

有些日子，她甚至一到家就上楼去卧室；朱斯坦在楼上，他不声不响地转来转去，小心在意地服侍她，比起头等的女佣人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把火柴，烛台和一本书摆好，拿出她的睡衣，摊开她的被子。

“好了，”她说，“行了，你走吧！”

因为他还站在那里，两手垂下，两眼睁开，仿佛给突如其来的如梦似幻的千丝万缕缠住了似的。

第二天的日子真难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因为艾玛迫不及待地要重温她的幸福——她的贪恋，加上如漆似胶的回忆，就像干柴烈火一样燃烧起来。等到了第七天，一见莱昂，自然变成热情奔放的拥抱了。他的热情却掩盖在无限的惊异之下，不尽的感激之中。艾玛全神贯注，却又有分寸地享受这种爱情，她利用温存体贴的千姿百态，想把感情维持得天长地久，但想到有朝一日，爱情会烟消云散，就难免不寒而栗了。

她往往脉脉含情，用忧郁的声音对他说：

“唉！你呀！你会离开我的！……你总要结婚的！……你和别的男人一样。”

他问道：

“哪些男人？”

“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她答道。

然后，她又故作伤感地把他推开，加一句：

“你们都没有良心！”

一天，他们有点哲学意味地谈到人世希望的破灭，她要试试他是不是妒忌，或者也许是为了需要倾吐衷情，她随便对他谈起，在他之前，她还爱过一个男人。“自然不象爱你这样！”她连忙说，并且用她女儿的头做保证：“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年轻人信以为真，但还是不免要问问：“他”是干什么的？“我的朋友，他是一个船长。”

这就可以避免他再追问下去，同时也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因为一个经风历险、受人敬仰的船长居然拜倒在她裙下，这不说明了她多么有魅力吗？

于是实习生自惭形秽了。他也羡慕肩章，勋章，头衔。她当然喜欢这一套：看她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其实，艾玛还有一大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想法没有说出口来，比如说，她来卢昂，想坐一辆自备的蓝色的马车，驾一匹英吉利骏马，还要有一个穿翻口长筒靴的马夫。是朱斯坦引起她这个想法的，他要求做她的侍仆；没有自备马车虽然不会减少她每次去幽会的乐趣，但却肯定会增加她回家的痛苦。他们时常在一起谈到巴黎，她最后总是自怨自艾地说：“啊！要是我们住在那里，该多么好！”

“难道我们现在不幸福吗？”年轻人温情脉脉地反问她，一面用手摸她的鬓发。

“对，我们幸福，”她说，“我都幸福得要发疯了。吻吻我吧！”她对丈夫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好，她为他做“阿月浑子”奶酪，晚餐后给他弹华尔兹舞曲。他觉得自己是世上运气最好的人，艾玛也过得无忧无虑，但是一天晚上，突然间，他问道：

“是不是朗珀蕾小姐给你上钢琴课？”

“是的。”

“我下午碰到她，”夏尔接着说，“在列亚尔太太家。我对她说起你来，她却说不认识你。”

这好像是雷轰头顶。不过，她还是若无其事地答道：“啊！恐怕是她忘了我的名字！”

“也许在卢昂，”医生说，“不止一个朗珀蕾小姐教钢琴吧？”

“这也可能。”

然后，她赶紧说：

“不过我有她的收据。等等！我找来给你看。”

于是她走到书桌前，搜遍了所有的抽屉，翻乱了所有的文件，结果还是昏头胀脑，没有找到，夏尔尽力劝她不必劳神，为这些无所谓的收据伤脑筋。

“嗯！我会找到的，”她说。

的确，到了下星期五，夏尔在不见阳光的衣帽间换皮靴的时候，在皮子和袜子之间摸到了一张纸条，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着：

兹收到三个月学杂费六十五法朗整，此据。

音乐教师费莉西·朗珀蕾

“这鬼收条怎么钻到我靴子里来了？”

“那恐怕是，”她答道，“装发票的旧纸盒里掉出去的，盒子不是放在木板边上吗！”

从这时起，她的生活成了用谎话纺织起来的艺术品，她把她的爱情掩藏在面纱的包装之下。

说谎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嗜好，一种乐趣。到了这种地步，如果她说昨天上街她靠右走，你就得相信其实她是靠左走的。一天早上，像平常一样，她穿得相当单薄，动身到卢昂去了，不料忽然下起雪来；夏尔正在窗口看天气，一眼看见布尼贤神甫坐着杜瓦施市长的马车，要去卢昂。于是他跑下蒌，拿了一条厚围巾交给神甫，拜托他一到红十字旅馆，就转交给他太太。神甫一到就问旅馆老板娘：荣镇的医生夫人住哪间房子。老板娘说：她很少光顾。因此，到了晚上，神甫在燕子号班车上碰到包法利夫人时，就说起这件为难的事，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他接着就谈起一位在大教堂的传道师来，说他口若悬河，阔太太都听得不肯走。没有关系，他并没有寻根问底，但谁知道别人会怎样说呢。于是她想，以后还是每次在红十字旅馆下车更稳当，镇上的正派人上下楼看见她，就不会起疑心了。

不料有一天，勒合先生碰到她挽着莱昂的胳膊，从布洛涅旅馆里走出来，她吓坏了，以为他会张扬出去。其实，他哪里会那样傻！不过，三天之后，他走进了她的房间，关上房门，说道：“我等钱用。”

她说她拿不出钱来。于是勒合唉声叹气，说他帮过她多少忙。的确，夏尔签过字的两张借据，直到目前，艾玛只付了一张，至少第二张呢，商人在她请求之下，答应换成两张借条，但是借款的日期却大大提前了。叹气后，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没有付款的帐单来，其中有窗帘、地毯、沙发套的料子、几件衣服、还有梳妆打扮的各种用品，加起来总数大约有两千法朗。

她低下头，他却接着说：

“你没有现钱，但有‘房产’呀。”

于是他指出在巴恩镇有一座旧房子，坐落在奥马尔附近，没有多少收益。房子原来是归田庄的，但包法利老爹把小田庄卖了，勒合对这些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知道占地多少公顷，邻居姓甚名谁。

“我要是你呀，”他说，“卖掉房子还清债，还有多余的钱好用呢。”

她怕不容易找到买主；他说也有可能找得到；她就问他怎样才能卖掉。

“你不是有委托书吗？”他答道。

这句话有如一阵清风，吹到她的脸上。

“把帐单留下吧，”艾玛说。

“哎！你何必麻烦呢！”勒合答道。

下个星期他又来了，并且自我吹嘘，说是大费周折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个什么朗格瓦，他早就打那座房子的主意，但不知道打算出什么价钱。

“价钱没有关系！”她叫了起来。

正相反，他倒不急，说要等等，试试这个家伙。这笔买卖值得跑一趟，既然她不能去，他主动提出效劳。去和朗格瓦当面打交道。他一回来，就说买主愿出四千法郎。

艾玛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心花怒放。

“凭良心说，”他又加了一句，“出价不低。”

她马上拿到一半现款，当她要还清欠帐的时候，商人却说：“说老实话，看到你一下子花完这么一大笔款子，我都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她看着钞票，想到这两千法郎可以用来付多少风流帐呵！“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她结结巴巴地说。

“啊！”他装出一个老实人的样子，笑着说，“要是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不记帐呢？难道我不会替你精打细算么？”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手里拿着两张长纸条，在手指中间转来转去。最后，他打开皮夹子，拿出四张期票放在桌上，每张票面上是一千法郎。

“签个字吧，”他说，“钱给你了。”

她生气了，叫了起来。

“不过，如果我把余额给你，”勒合先生满不在乎地答道，“这不是帮你的忙吗？”

于是他拿起笔来，在帐单底下写道：“收到包法利夫人四千法郎整。”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因为六个月后，你就可以拿到卖房子的欠款，而且我把最后一张期票的日期，写成欠款付清之后。”艾玛算来算去，有点搞糊涂了，耳边只听见丁当声，仿佛金币撑破了口袋，围着她在地板上滚似的。最后，勒合对她解释：他有一个朋友叫做万萨，在卢昂开银行，可以给这四张期票贴现，扣掉她实际的欠款之后，他会亲自把余额给她送来。

但是他送来的不是两千法郎，而只有一千八，因为他的朋友万萨“理所当然”扣下了二百法郎，作为佣金和贴现费。接着，他就顺便要张收条。

“你知道……做买卖……有时候……唉！请写日期，写上日期。”

艾玛眼前出现了梦想可能实现的前景。不过她还算小心，留下了一千金币，等头三张期票到期时，用来付款；但是第四张不凑巧，偏偏在星期四送到家里，夏尔莫名其妙，只好耐心等妻子回来再问清楚。

虽然她没有告诉他期票的事。但那是为了免得他为家事操心呀；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又是亲他，又是哄他，说了一大堆即使赊帐也非买不可的东西。

“说到底，你也得承认，这样一大堆东西，价钱不算太高呀！”夏尔没有法子想，只好去找永远少不了的勒合帮忙，勒合赌咒发誓，一定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医生给他另外签两张期票，一张是七百法郎，三个月内付款。为了有法子还债，夏尔给他母亲写了一封动情的家信。

母亲没有回信，亲自来了。艾玛问夏尔有没有挤出点油水：“钱有，”他答道，“不过她要查帐。”

第二天天一亮，艾玛就跑到勒合先生那里去，求他另外做份假帐，不能超过一千法郎，因为她要是拿出四千法郎的帐单来，那就得承认她已经还了三分之二的帐，这不是要招供卖房子的事吗？而这笔买卖是商人瞒着她家里做成的呵。

虽然每件东西都很便宜，包法利奶奶还是嫌开销太大。“你就不可以少买一条地毯吗？为什么沙发要换新套子呢？在我那个时候，一家只有一张沙发，还是给老人坐的，——至少，在我母亲家里是这样，她可是个正派人呢，告诉你吧。——世界上并不是个个人都有钱！再有钱也经不起流水似地乱花呵！要是像你这样贪舒服，我真要羞死了！而我上了年纪，本来要人照顾……你看！你看，这样喜欢打扮，这样摆阔！怎么！两法郎一尺的绸夹里！……印度纱只要十个苏，甚至八个苏一尺，不是一样管用么！”艾玛仰卧在长沙发上，尽量压住脾气说：

“唉！奶奶，够了！够了！……”

奶奶却继续教训她，预言他们到头来怕要进收容所。不过，这都怪包法利。幸而他答应收回委托书……

“怎么？”

“啊！他起了誓的，”奶奶答道。

艾玛打开窗子，把夏尔叫了来，可怜的男人只得承认是母亲逼他答应收回的。

艾玛走了，马上就转回来，神气十足地拿出一张厚纸来给奶奶。

“我谢谢你，”奶奶说。

她就把委托书丢到火里去。

艾玛大笑起来。笑得刺耳，哄动，持久：她的神经病又发作了。“啊！我的天呀！”夏尔喊了起来。“唉！妈！你也不对，一来就跟她吵！……”

母亲耸耸肩膀，硬说这是“装疯卖傻”。

但夏尔这一次可不听话了，他为妻子辩护，气得奶奶要走。第二天她就走了，走到门口，儿子还想留她，她却答道：“不必了，不必了！你要老婆不要老娘，这是人之常情，天下事都是这样的，不过，这好不了，你等着瞧吧！……好好保养身体……因为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再来跟她吵了。”

夏尔得罪了母亲，也得罪了艾玛，夫妻一面对面，妻子就尽情发泄她的怨恨，骂他背信弃义；他不得不再三恳求，她才答应再接受他的委托，并且由他陪着去吉约曼先生事务所，重新签订一份一模一样的委托书。

“这很容易理解，”公证人说，“一个搞科学的人哪能为这些生活琐事操心呢！”

夏尔听了这曲意奉承的话，觉得松了一口气，公证人仿佛能点石成金，给他的弱点披上了高尚使命的光辉外衣。

下一个星期四，在他们旅馆的房间里和莱昂在一起的时候，她是如何心花怒放呵！她又笑又哭，又唱歌又跳舞，又要果汁又要香烟，他觉得她太过份了，但是风流可爱。

他不知道她的生命起了什么变化，居然越来越拚命追求生活的享受。她变得容易发脾气，贪吃好东西，越来越放荡；她同他在街上走，头抬得高高的，她说，不用怕人家说三道四。不过，有时她想到万一碰到罗多夫呢，不由得颤抖起来；因为他们虽说一刀两断了，她似乎还不能完全甩开对他的依恋。

一天晚上，她没有回荣镇。夏尔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小贝尔特没有妈妈不肯睡觉，呜呜咽咽，哭得胸脯时起时落。朱斯坦到大路上去碰碰运气。奥默先生也为此离开了药房。

最后，到了十一点钟，夏尔实在耐不住了，就驾起他的马车，跳上车去，使劲抽打牲口，在早晨两点钟左右，到了红十字旅馆。人不在那里。他想起实习生也许见到过她，但他住在哪里呢？幸而夏尔记得他老板的地址，他跑去了。

天朦朦亮。他看出了一家门上有几块牌子；他去敲门。门没有开，回答问话的人又说又骂，咒骂那些深更半夜吵得人睡不着的人。

实习生住的房子既没有门铃，也没有门环，还没有门房。夏尔举起拳头，重重地捶了几下窗板。一个警察走过来了，于是他吓得赶快走开。

“我真傻，”他自言自语，“当然是洛尔摩先生留她吃晚餐了。”洛尔摩家已经不再住在卢昂。

“她恐怕是留下来照顾杜伯伊太太了吧。唉！杜伯伊太太已经死了两个月了！……那么，她在哪里呢？”

他忽然有了主意，他到一家咖啡馆去查当地的《年监》，很快找到了朗珀蕾小姐的名字，她住在皮匠街七十四号。

他走进街口，就看见艾玛从另外一头走过来了；他与其说是拥抱她，不如说是扑在她身上，并且喊道：

“昨天谁留住你呐？”

“我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你住在哪里？……这是怎么搞的？……”

她用手摸摸额头，答道：

“在朗珀蕾小姐家里。”

“当然是她家！我正要去呢。”

“啊！不必去了，”艾玛说。“她刚出去。不过，以后，你也不用再担心了。要是我晓得回家晚一点。会把你急成这个样子，你看，我就不方便在外边走动了。”

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以后她就可以毫无拘束地离开荣镇了。因此，她就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只要她起了念头，想见莱昂，随便找个借口，她就走了，但是，那天他不会在旅馆等她，她就索性找到事务所去了。

头几回他们过得很快活，但是不久之后，他就不能再掩饰真相了，只得老实告诉她：老板讨厌有人无事打扰。

“算了！去他的吧，”她说。

于是他就溜之大吉。

她要他穿一身黑衣服，下巴上留一撮尖尖的胡子，看起来好像路易十三的画像。她想看看他住的地方，发现房子太差劲了；说得他满脸通红，她却毫不在乎，反倒劝他买些和她家里一样的窗帘。等到他说价钱太贵时，她就笑着说：

“哈！哈！你舍不得你那几块小金币啦！”

她每回都要莱昂讲清楚，自从上次幽会之后，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她要他写诗，要求他写一首献给她的“情诗”；他才写到第二行就押不了韵，只好从纪念册上抄一首十四行诗，敷衍了事。这与其说是爱面子，还不如说是要讨她欢喜。她说什么，他从来不争辩；她喜欢什么，他都全盘接受；仿佛她不是他的情妇，而他反倒成了她的情妇似的。她说起话来温情脉脉，吻起他来。叫他销魂失魄。她这套勾魂摄魄的本领是哪里学来的？真是高深莫测，真假难分，差不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